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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的小学是在一所周围长满蒹葭的祠堂里读的，也许冥冥之中这就注定了我走传统文化教育推广这条路。
祠堂就是村里的祖厝。祖厝斑驳的墙壁上没有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而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等字样。祖厝前是一块热闹的空地，叫“祖厝口”，类似澳门的“妈祖口”称呼。“祖厝口”是我们课间玩耍的地方，类似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有地摊出租“小人书”，我们叫它“郎阿册”。闽南语里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读音，“人”叫“郎”，“书”叫“册”。“小人书”很多都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连载，我们看得津津有味。这也许是我最早接触的传统文化。
我的小学语文启蒙老师是黄辉兰，教拼音生字等基本功还比较扎实。后来她生病了，乡下缺老师，五年级毕业班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印象中数学老师教语文的办法就是一直做练习，而我常常在课上偷看借来的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后来初考我竟然考了全校第一，成了村里唯一被录取到乡里读正规中学的学生。
乡里的正规中学叫康美中学，路途远，只得寄宿。我当时13岁，长得瘦瘦小小的，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宽裕，还有三个弟妹在读书，我又是女孩子，当时农村仍重男轻女，很多女孩子已经在“敲石子”帮家里赚钱了。我母亲没什么文化，可是最后她说：“我自己没文化很‘歹命’，我女儿能读书，我就一定要栽培她，让她读！”所以她用扁担一头挑着一个小皮箱，一头挑着棉被脸盆等日用品，带着我步行十几公里到康美中学，流着眼泪把我拜托给学校老师。自此，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涯。寄宿生活很苦，每周我从家里带米、咸菜到学校，三餐都是蒸饭，饭罐有时丢了没饭吃，只好就着萝卜干冲开水吃。开水也很稀罕的，经常打不到，得拿着牙缸向老师讨开水，老师总是笑眯眯地给我们倒开水，有时人多挤来挤去，我的手还被开水烫起过泡。
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可是我在学习上却很刻苦。我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勤奋学生，熄灯了还点蜡烛看书。有次看书困了，书页燃到蜡烛，还引燃了蚊帐，把全宿舍的人都惊醒了，大喊“着火啦！”教师宿舍的老师们还赶紧来救火。后来学校不让点蜡烛，我就用手电筒看书。当时学校没图书馆，也没课外书，我们就是死读教科书。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叫黄文龙，刚从泉州师专中文系毕业。比起小学语文老师的无趣，黄文龙老师简直是才华横溢，语文课上得有生活味道，有时还会针砭时弊。我最爱听他课前的“啰唆”，比讲课本有趣多了。由于喜欢语文老师的课，爱屋及乌，课文我都是篇篇背的，所以考试成绩总不错。有次还被选去参加县里“生字词”比赛，相当于“汉字听写大赛”。但由于学校没有图书馆，方圆十里也没书店，我的课外知识贫乏，比赛没拿到奖次。当时课外书真的少得可怜，更没有关于传统文化的书籍，我从热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里知道“郭靖”“杨康”的名字取自“靖康耻，犹未雪”，这才知道了岳飞，知道了《满江红》，知道了中国有那么美的诗词。从此，我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转眼初中毕业了，我又以全校第一的分数踌躇满志地报考了中师。中师就是中等师范，招的人多，比较容易考上。当时的梦想很简单很实际，就是考上中专，可以农转非，变成居民户口。谁知，那一年的招生政策改变了，高分的去读普高，低分的才读中专。我的中专梦破灭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期望落空了。我妈为此伤心了好几天，连饭也吃不下。我的梦其实是家长的梦，是希望我早点工作支撑家庭的梦！
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父母亲犹豫不决，要不要让我上高中？要上高中嘛，万一考不上大学就白白浪费三年时光，要知道同村的同龄女孩子只有我还在读书，其他的人都已经在“敲石子”赚钱贴补家用了。日子在洗衣服和做饭中一天天过去。当时我父亲在外工作，赚点微薄的工资，母亲在家干农活，是家里的强劳力，而我自然而然成了母亲的“贤内助”，有时还要帮忙干农活。
有一天，初中的数学老师到我家来送南安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得知我妈在犹豫要不要让我上高中时，就说：“你让她上高中吧，我保证她能考上大学！”我妈幽幽地说：“既然能考上大学，那就去读高中吧！”别人是千方百计地要考上县一中，而我是被县一中录取了还在犹豫去不去。
到了南安一中也是过寄宿生活，但眼界开阔了。县城里各种商店都有，包括新华书店，我就从生活费中节省一点钱去买书，先买了《唐诗三百首》。每天早操做完，别的同学去吃饭了，我就拿着《唐诗三百首》在操场上大声朗读，读完《唐诗三百首》，就读《宋词三百首》。当时老师没有要求要读，也没有指导我们应该读什么，我是纯自觉地没有考试压力、也没有功利地去读，感觉读诗词成了一种享受。当时也不懂去看赏析，就是觉得字词读起来很美，也没有去细究内容到底写的什么，真是“少年不识词滋味”，更没接触到吟诵。就这样，自己坚持在清晨的曦光中朗读，竟然也把语文读得不错，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既然读了高中，就要有一番作为。我的梦想不再是乡村小学老师了，而是国际大律师！1986年正好是改革开放浪潮最猛的时候，有关金融、经济、外贸类的大学最吃香，我也立志要考名牌大学读“国际经济法”，而考“国际经济法”必须是外语类的考生，因此高二选读了文科。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数学和英语上，语文就靠早上那点可怜的时光诵读诵读课文，没再去管什么诗词了，以致课外阅读没有什么积累。最后高考数学、英语几乎满分（数学满分120分，我考了117分，只错了一个选择题；英语满分100分，我考了93分），语文当然不理想啦，满分120分，我考了76分，勉强及格。可是加上史地政的分数，我的总分还是遥遥领先，原始分在南安县所有考生中排前10名，获“李印桐奖学金”1500元港币。李印桐原是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店里的伙计。李光前是南安人，在南安梅山创办了国光中学，其建筑风格和厦大一样。李印桐也是南安人，后来在南洋也成了实业家，回乡捐资奖学，而我就拿到了这个奖学金。据说我是排第四名，再加上我高中体育成绩出色，高中三年校运会都是铁饼冠军，标枪成绩也不错，曾参加过两届泉州市中学生运动会，拿过好名次。 这么优秀的成绩按道理可以考上名牌大学的“国际经济法”专业吧，可命运又偏偏和我开了个玩笑，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云变化，很多大学招生计划被取消，考前填报的志愿又不算，只好考后又重新填报一次，我们八九届考生是唯一一届填报两次志愿的。而大学招生的混乱，让我被漳州师院录取。如果选师范，当时我的成绩足以读全国一流的师范大学，可是偏偏落到这所刚刚升格为本科的院校，心里多少有点不甘呀！更有意思的是，我是外语类的考生，而漳州师院的外语系还是专科，总不能让超过本一线几十分的学生去读专科吧，后来我被调到中文系——从外语类变成文史类，命运又一次被改写。而八九级像我这样遭遇的学生还有很多。
据说我们八九级中文系，共73人，报考这所师范志愿的只有1人，其余72人都是被“抓壮丁”一样调剂来读的。女生读师范还好接受一点，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男生很多都受不了，他们大喊：“我们是北大的料子，却做了师院的裤子！”他们天天在教学楼喝酒摔酒瓶，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半个学期之后，渐渐地，他们怨恨的心理平静了，可是这影响是巨大的，大家无心读师院，认为师院没什么好读的，混到毕业算了。
我虽出生在南安的穷乡僻壤，可六岁前是跟随奶奶曹幼英在泉州聚宝街度过的。泉州是一个文化古城，在宋代是个大港口，海水丝绸之路的起点，有开元寺、清净寺、承天寺、九日山、洛阳桥、老君岩等数不过来的文化名胜古迹，文化底蕴深厚，触目皆是文化，脚踩都是底蕴。可是到了漳州，其文化底蕴远不如泉州，失落之情再一次把心掏空，本已颓废的情绪又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大学时的我完全没有读书的积极性了。
当时除了几个立志考研究生改变命运的人还会去图书馆以外，其他的大部分同学如同木偶僵尸，机械地上课，机械地考试，机械地打发时间。有些人天天打球，有些人天天打牌。我不会打牌，只好天天做家教，既可赚点零用钱，又可摆脱无聊，就这样混了三年。大四时学校老师看我们无心读书，素质也过得去，就为我们联系了“顶岗实习”这种差事。晋江石狮这个当时小商品生意特别发达的地方，教师资源是严重缺乏的，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多本地的教师不甘于清贫的职业，选择“跑路”去“下海”做生意。
“顶岗实习”就是代替学校“跑路”的老师上课，时间为一学期。名为实习，实际上是代课，也有安排带教老师，但那都是形式上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自己备课，上课，没有被要求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顶岗实习”非常自由，教学完全是靠自己摸索，实际上也没有学到教师的基本功。下学期时我们都在联系工作单位，更无心读书了。感觉四年的大学生涯像做梦一样虚空。
《礼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工作以后我又去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攻读在职教育硕士，恶补了一些专业知识。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蒹葭就是芦苇。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我的学生时代，是一个文化虚空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虚空的时代，更是一个国学虚空的时代，甚至是国学断层的时代。我深感自身文化底蕴的不足，也深感社会文化底蕴的不足，因此从教后一直致力于两岸国学教育交流。我梦想唤醒我们这代人去自觉补充国学的能量，并且梦想把这种国学能量传递给下一代，去唤醒他们的灵魂，滋润他们的心田，使我们的社会不再是文化的荒漠，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在民族土壤温良深厚的社会中修身齐家，安身立命。
祠堂就是村里的祖厝。祖厝斑驳的墙壁上没有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而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等字样。祖厝前是一块热闹的空地，叫“祖厝口”，类似澳门的“妈祖口”称呼。“祖厝口”是我们课间玩耍的地方，类似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有地摊出租“小人书”，我们叫它“郎阿册”。闽南语里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读音，“人”叫“郎”，“书”叫“册”。“小人书”很多都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连载，我们看得津津有味。这也许是我最早接触的传统文化。
我的小学语文启蒙老师是黄辉兰，教拼音生字等基本功还比较扎实。后来她生病了，乡下缺老师，五年级毕业班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印象中数学老师教语文的办法就是一直做练习，而我常常在课上偷看借来的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后来初考我竟然考了全校第一，成了村里唯一被录取到乡里读正规中学的学生。
乡里的正规中学叫康美中学，路途远，只得寄宿。我当时13岁，长得瘦瘦小小的，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宽裕，还有三个弟妹在读书，我又是女孩子，当时农村仍重男轻女，很多女孩子已经在“敲石子”帮家里赚钱了。我母亲没什么文化，可是最后她说：“我自己没文化很‘歹命’，我女儿能读书，我就一定要栽培她，让她读！”所以她用扁担一头挑着一个小皮箱，一头挑着棉被脸盆等日用品，带着我步行十几公里到康美中学，流着眼泪把我拜托给学校老师。自此，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涯。寄宿生活很苦，每周我从家里带米、咸菜到学校，三餐都是蒸饭，饭罐有时丢了没饭吃，只好就着萝卜干冲开水吃。开水也很稀罕的，经常打不到，得拿着牙缸向老师讨开水，老师总是笑眯眯地给我们倒开水，有时人多挤来挤去，我的手还被开水烫起过泡。
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可是我在学习上却很刻苦。我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勤奋学生，熄灯了还点蜡烛看书。有次看书困了，书页燃到蜡烛，还引燃了蚊帐，把全宿舍的人都惊醒了，大喊“着火啦！”教师宿舍的老师们还赶紧来救火。后来学校不让点蜡烛，我就用手电筒看书。当时学校没图书馆，也没课外书，我们就是死读教科书。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叫黄文龙，刚从泉州师专中文系毕业。比起小学语文老师的无趣，黄文龙老师简直是才华横溢，语文课上得有生活味道，有时还会针砭时弊。我最爱听他课前的“啰唆”，比讲课本有趣多了。由于喜欢语文老师的课，爱屋及乌，课文我都是篇篇背的，所以考试成绩总不错。有次还被选去参加县里“生字词”比赛，相当于“汉字听写大赛”。但由于学校没有图书馆，方圆十里也没书店，我的课外知识贫乏，比赛没拿到奖次。当时课外书真的少得可怜，更没有关于传统文化的书籍，我从热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里知道“郭靖”“杨康”的名字取自“靖康耻，犹未雪”，这才知道了岳飞，知道了《满江红》，知道了中国有那么美的诗词。从此，我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转眼初中毕业了，我又以全校第一的分数踌躇满志地报考了中师。中师就是中等师范，招的人多，比较容易考上。当时的梦想很简单很实际，就是考上中专，可以农转非，变成居民户口。谁知，那一年的招生政策改变了，高分的去读普高，低分的才读中专。我的中专梦破灭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期望落空了。我妈为此伤心了好几天，连饭也吃不下。我的梦其实是家长的梦，是希望我早点工作支撑家庭的梦！
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父母亲犹豫不决，要不要让我上高中？要上高中嘛，万一考不上大学就白白浪费三年时光，要知道同村的同龄女孩子只有我还在读书，其他的人都已经在“敲石子”赚钱贴补家用了。日子在洗衣服和做饭中一天天过去。当时我父亲在外工作，赚点微薄的工资，母亲在家干农活，是家里的强劳力，而我自然而然成了母亲的“贤内助”，有时还要帮忙干农活。
有一天，初中的数学老师到我家来送南安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得知我妈在犹豫要不要让我上高中时，就说：“你让她上高中吧，我保证她能考上大学！”我妈幽幽地说：“既然能考上大学，那就去读高中吧！”别人是千方百计地要考上县一中，而我是被县一中录取了还在犹豫去不去。
到了南安一中也是过寄宿生活，但眼界开阔了。县城里各种商店都有，包括新华书店，我就从生活费中节省一点钱去买书，先买了《唐诗三百首》。每天早操做完，别的同学去吃饭了，我就拿着《唐诗三百首》在操场上大声朗读，读完《唐诗三百首》，就读《宋词三百首》。当时老师没有要求要读，也没有指导我们应该读什么，我是纯自觉地没有考试压力、也没有功利地去读，感觉读诗词成了一种享受。当时也不懂去看赏析，就是觉得字词读起来很美，也没有去细究内容到底写的什么，真是“少年不识词滋味”，更没接触到吟诵。就这样，自己坚持在清晨的曦光中朗读，竟然也把语文读得不错，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既然读了高中，就要有一番作为。我的梦想不再是乡村小学老师了，而是国际大律师！1986年正好是改革开放浪潮最猛的时候，有关金融、经济、外贸类的大学最吃香，我也立志要考名牌大学读“国际经济法”，而考“国际经济法”必须是外语类的考生，因此高二选读了文科。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数学和英语上，语文就靠早上那点可怜的时光诵读诵读课文，没再去管什么诗词了，以致课外阅读没有什么积累。最后高考数学、英语几乎满分（数学满分120分，我考了117分，只错了一个选择题；英语满分100分，我考了93分），语文当然不理想啦，满分120分，我考了76分，勉强及格。可是加上史地政的分数，我的总分还是遥遥领先，原始分在南安县所有考生中排前10名，获“李印桐奖学金”1500元港币。李印桐原是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店里的伙计。李光前是南安人，在南安梅山创办了国光中学，其建筑风格和厦大一样。李印桐也是南安人，后来在南洋也成了实业家，回乡捐资奖学，而我就拿到了这个奖学金。据说我是排第四名，再加上我高中体育成绩出色，高中三年校运会都是铁饼冠军，标枪成绩也不错，曾参加过两届泉州市中学生运动会，拿过好名次。 这么优秀的成绩按道理可以考上名牌大学的“国际经济法”专业吧，可命运又偏偏和我开了个玩笑，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云变化，很多大学招生计划被取消，考前填报的志愿又不算，只好考后又重新填报一次，我们八九届考生是唯一一届填报两次志愿的。而大学招生的混乱，让我被漳州师院录取。如果选师范，当时我的成绩足以读全国一流的师范大学，可是偏偏落到这所刚刚升格为本科的院校，心里多少有点不甘呀！更有意思的是，我是外语类的考生，而漳州师院的外语系还是专科，总不能让超过本一线几十分的学生去读专科吧，后来我被调到中文系——从外语类变成文史类，命运又一次被改写。而八九级像我这样遭遇的学生还有很多。
据说我们八九级中文系，共73人，报考这所师范志愿的只有1人，其余72人都是被“抓壮丁”一样调剂来读的。女生读师范还好接受一点，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男生很多都受不了，他们大喊：“我们是北大的料子，却做了师院的裤子！”他们天天在教学楼喝酒摔酒瓶，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半个学期之后，渐渐地，他们怨恨的心理平静了，可是这影响是巨大的，大家无心读师院，认为师院没什么好读的，混到毕业算了。
我虽出生在南安的穷乡僻壤，可六岁前是跟随奶奶曹幼英在泉州聚宝街度过的。泉州是一个文化古城，在宋代是个大港口，海水丝绸之路的起点，有开元寺、清净寺、承天寺、九日山、洛阳桥、老君岩等数不过来的文化名胜古迹，文化底蕴深厚，触目皆是文化，脚踩都是底蕴。可是到了漳州，其文化底蕴远不如泉州，失落之情再一次把心掏空，本已颓废的情绪又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大学时的我完全没有读书的积极性了。
当时除了几个立志考研究生改变命运的人还会去图书馆以外，其他的大部分同学如同木偶僵尸，机械地上课，机械地考试，机械地打发时间。有些人天天打球，有些人天天打牌。我不会打牌，只好天天做家教，既可赚点零用钱，又可摆脱无聊，就这样混了三年。大四时学校老师看我们无心读书，素质也过得去，就为我们联系了“顶岗实习”这种差事。晋江石狮这个当时小商品生意特别发达的地方，教师资源是严重缺乏的，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多本地的教师不甘于清贫的职业，选择“跑路”去“下海”做生意。
“顶岗实习”就是代替学校“跑路”的老师上课，时间为一学期。名为实习，实际上是代课，也有安排带教老师，但那都是形式上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自己备课，上课，没有被要求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顶岗实习”非常自由，教学完全是靠自己摸索，实际上也没有学到教师的基本功。下学期时我们都在联系工作单位，更无心读书了。感觉四年的大学生涯像做梦一样虚空。
《礼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工作以后我又去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攻读在职教育硕士，恶补了一些专业知识。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蒹葭就是芦苇。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我的学生时代，是一个文化虚空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虚空的时代，更是一个国学虚空的时代，甚至是国学断层的时代。我深感自身文化底蕴的不足，也深感社会文化底蕴的不足，因此从教后一直致力于两岸国学教育交流。我梦想唤醒我们这代人去自觉补充国学的能量，并且梦想把这种国学能量传递给下一代，去唤醒他们的灵魂，滋润他们的心田，使我们的社会不再是文化的荒漠，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在民族土壤温良深厚的社会中修身齐家，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