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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的一起离婚案对今天法制中国仍有重要参考意义，那肯定有人反对，因为古今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上差别实在太大了。
古代男尊女卑，男人要闹离婚通常是很简单的，只要指责妻子犯了“七出”之过，不用什么证据就能办到，而且根本不需要对方同意，这今天能参考吗？
然而，古代也有一种人要离婚绝非如此简单，这种人叫皇帝。
皇帝自个儿也是政治牺牲品
自古以来，皇帝要想离婚，几乎都要被剥层皮的。原因无它，古代人的心目中，皇帝是大君，皇后是小君，一阴一阳，都是国家的象征。那时候的人相信天人感应，俗话说天家无小事，—旦阴阳不调，弄到要离婚的份儿上，那简直是会引起地震或者海啸一类自然灾害的恐怖事件，当然不能让它发生。
更现实的原因是皇上的婚姻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所以，如果皇帝露出廢后也就是要离婚的口风，便会有无数自认有节操的大臣前去谏阻，甚至前仆后继，皇帝要和整个朝堂打擂台，如果不是心肠如铁石的乾隆或者背后有武则天这样的心机女操作，这种事儿是很难干成的。即便真的办成了，得罪士林，对皇帝的名声也颇有不良影响。可见，虽然与今天的离婚官司有本质的区别，但皇帝要离婚一样要受到很多制约。
然而，宋朝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离婚案却是处理得比较成功的，基本了结得风平浪静——明道二年，这位皇帝因与皇后感情不和要求离婚，最后真的离成了，而且舆论普遍还站在了仁宗一边。
当然，要是找个愣头青的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会觉得这案子好办。单从法律角度来说，宋仁宗是占理的。他和郭皇后两人并不是自由恋爱，而且办结婚手续的时候仁宗并不情愿。选择皇后的时候，仁宗更喜欢一位张氏小姐，但仁宗养母、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却选中了后来的郭皇后，仁宗是不得不从。而此后郭皇后的表现也酷似一个小辣椒，不让宋仁宗跟别的妃嫔多交往，还时不时给刘太后打小报告——这整个儿一个藏在皇帝身边的女间谍啊。
刘太后在的时候，仁宗也就忍了。等太后过世仁宗亲政了，此时提离婚，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的法制角度都有自己的道理。以当时的法律而言，皇帝多近嫔妃是一种责任，这样才能及早产生继承人。皇后阻止皇帝接近其他嫔妃，属于违法行为、“七出”之一。以现在的法律而言，这属于包办婚姻，感情破裂，调解不成，也得判离的。
然而，从当时的情况看，宋仁宗发起离婚案，怎么看怎么都是输面居多。
只要仔细看历史，就会发现这位皇帝和皇后的关系从一开始便不正常。郭皇后从辈分上说竟然是仁宗的表姨！
这并不是编造历史，宋史中对于名人都有家谱记载的，郭皇后的父亲郭守磷和仁宗的爷爷、宋太祖赵光义是连襟，娶了同一对姐妹，郭皇后当然是仁宗的表姨！按照今天的婚姻法，从婚检的时候就会拒绝发结婚证了，古代人虽然对近亲结婚不敏感，但辈分问题肯定是个大事儿……
既然如此，怎么能让两个人结婚呢？
这就是出于政治考虑了。刘太后选中郭皇后，一个原因大概是觉得都是女汉子，这丫头能帮自己看好皇帝不惹事，另一个原因便是其家世显赫。郭皇后的祖父郭崇威出身北方酋长，是北宋初年和契丹交战时的一员大将，代表着北方将门。北宋时皇室结好将门是一种国策，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便是联姻，所以宋仁宗和郭皇后这个不甚合理法的婚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若是两人离婚，很容易让将门误解为皇室对自己的疏远，所以，这件事无法完全按法律解决问题。
好在仁宗有大律师吕夷简
皇帝要离婚，从来不是自己下决心就行的，所谓天家无私事，过不了朝臣这一关，那根本就不要想。仁宗要离婚的原因是感情不和，从朝臣的角度来看皇帝离婚从来都是政治问题，这明显是把个人放在了国家之上嘛，他们的理念是面对涉及国家安定的大事，皇上应该要相忍为国才对，所以如果不是皇后淫荡或是谋反，他们天生就是女方的律师团。
宋朝的大臣和明清不同，是和皇帝坐着讨论朝政的，战斗力超强，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偏偏仁宗不是一个强势的皇帝，却有一批强悍的朝臣。有一次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也就是选后时仁宗喜欢的那位张小姐想让自己老爹张尧佐升个官，枕头风吹了无数，临上朝的时候还在谆谆嘱托，结果仁宗一提出来便遭到众官喊打喊杀。仁宗吃不消了准备跑路，竟还被包拯抓住衣袖苦苦劝谏，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这位皇帝回去也只是叨唠了一句“险被臭汉熏杀”也就没了下文。在朝堂这个大法庭上，作为原告，一贯好脾气的仁宗皇帝怎么能打得赢这一朝穷凶极恶的皇后律师团呢？
说起来，仁宗皇帝的案子也不是没指望，也有一个大律师是支持他的，这就是当朝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出身名门，北宋初年的名相吕蒙正是他的叔父。不过他能够当上宰相，并不是因为家世，而是确有治世之才，后来的宰相王珪称赞他“聪明亮达，规模宏远”。但他也以善于权谋、工于心计著称。
不是说大臣们天生都是皇后的律师团吗？吕夷简怎么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他和皇后有私怨。刘太后去世的时候仁宗亲政，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要换上自己的班底，而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的大臣张耆、夏竦、晏殊等则纷纷被下放外地，这件事便是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商议处理的。然而，仁宗回到宫里，小辣椒郭皇后听了此事却不以为然地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意思是吕夷简难道不也是依附太后的人吗？他只不过是比较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而己。这么一说，仁宗觉得也有道理，第二天传达下放人员名单的时候，便在里面把吕夷简也放进去了。吕夷简听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吓得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吕夷简在宫中的好友宦官阎文应给他打听，才弄明白是郭皇后说的坏话。
吕夷简是社稷之臣，不久仁宗觉得离了他还真不方便，又把他召回来当宰相，但老吕和皇后的梁子自然是就此结下。
不过，吕夷简虽然位居宰相，堪称“大律师”，但面对废后这样的事儿他也只能暗中帮忙，没办法力挽狂澜，否则肯定被政敌骂成猪头的——不要说吕夷简，就是诸葛亮，如果刘备要废皇后他也不敢轻易站边的。 皇帝赢面极低，无奈甩出了被家暴的实锤
明眼人看来，皇上有理，皇后有势，律师团里有内应，但总的来说对皇帝不利。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仁宗能让律师团们都站到自己一边来，否则这官司能打赢的概率实在不高。
结果，仁宗皇帝在召见重臣们讨论离婚的事情时，一个小人物给他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彻底扭转了局面。
这个小人物，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宦官阎文应，面对随时可能来哭谏甚至死谏的大臣们，阎文应对皇上说——您把领口解开给各位宰辅看看。
让皇上当众脱衣，这是什么行为艺术啊？宋仁宗又不是浪子燕青。而当皇上真的把衣服一脫，结果简直是满堂皆惊，鸦雀无声，人人心中不由自主嘀咕一句网络名言——那啥，不作不死啊。
其实宋仁宗闹离婚，本身就是件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那是因为这位皇帝性格宽和，并不是睚眦必报的性子。他和郭皇后固然有种种矛盾，但这么多年夫妻过下来，也不是没有感情的，甚至听了郭皇后的话能把吕夷简给罢免了，说明他还是挺信任自己这个老婆。怎么突然一下就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呢？是什么让这么个能凑合的皇帝也受不了呢？
很简单，那就是家暴。
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摄像头，皇上说皇后嫉妒、口多言，都没有证据，所有目击者都与原告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属于法律层面无法采信的证据。那么，皇上说皇后对自己家暴，能有证据吗？要知道，即便是今天，老婆对老公实施家暴的案例也是不多的。
还真是有证据的——元刻版《宋史全文仁宗卷》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宫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尚氏常于上前出不逊语侵后，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亦起救之，后误批上颈”——仁宗宠幸宫中的尚美人和杨美人，尚美人恃宠而骄，经常在皇帝面前说对皇后不恭敬的话，皇后不胜愤怒，起来打她的嘴巴，仁宗赶紧跳起来去救（惜香怜玉，果然多情种子），皇后误打中了皇帝的脖子。
于是阎文应让皇帝解衣，给重臣们看脖子上的抓痕——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史全文》肯定是用了春秋笔法，谁家夫妻没打过架啊？哪有误触一下就留下抓痕的？这分明是皇后愤怒之下连抓带挠，说不定还使出武将家的功夫对皇帝施暴，才会有此后果！
难怪仁宗要离婚，这实在是受不了啊。要知道男人多少都好面子，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屡次被老婆家暴，有一次连胡子都被扯下一绺，也还要百般掩饰，留下“家中的葡萄架子倒了”这样的典故。把老婆抓伤的地方给大臣们看，仁宗这也是豁出去了。
为给皇后留面子，将离婚理由改成了“无子”
从法律角度看，这是典型的用足证据、用好证据的法庭案例。皇帝脖子上的抓痕无法伪造，这一直接证据，就像犯罪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的指纹一样，绝对是致命的一击。在婚姻中，无论古今家暴都属于不能容忍的事情。
而看到皇帝脖子上抓痕的大宋臣子们，恐怕也不敢再替皇后辩论了——都是男人，如果给社会树立这么一个母老虎的典型，自己家的葡萄架子会不会倒？！
这可是比政治问题更加严重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一众宰辅瞠目结舌之下，吕夷简当即发难，要求接受皇帝的离婚请求。
大概是平时被群臣欺负惨了，皇上还有点儿战战兢兢——“仁宗疑之”，但吕夷简马上发表了雄辩的公诉：“汉光武帝刘秀可算明主啦，他也有一个郭皇后，只是因为怨怼就被废掉，何况您这一位伤了陛下的脖子呢？”
北宋是男权社会，谁在这个问题上站错了队，那就是人民公敌，吕夷简这时候站出来，一点儿都不用担心官司打不赢。
果然，这件事很快在重臣中便达成了共识，唯一给郭皇后留面子的，便是将离婚理由从“家暴”改成了“无子”。这一消息传出去之后，倒是有几个不明真相的言官出来打抱不平，而皇帝这回底气足了，只是让他们自己去见宰相们，由宰辅们向其说明真相——皇上也不能见谁都脱衣服吧？结果好几个言官因为这事儿被下放外地——考虑到被下放的都是吕夷简的政敌，恐怕这里面还有这位大律师顺水推舟打击政敌的因素在内。
将门会不满吗？当然不会，难道他们家里没有葡萄架子吗？而仁宗皇帝定下的新皇后是大将曹彬的孙女，也是将门之后，大家自然更不会说什么了。
于是，这起离婚案顺利通过。
这件事还有后续——仁宗是个重感情的皇帝，离婚后再娶了曹皇后，过了一段时间偶然走过宫中，看到郭皇后用过的轿子，不觉想念起来，于是派人探望已经废为净妃、幽居长宁宫的郭皇后，赐以乐府，此后还想召她回宫。结果，这位郭前皇后回答说：“若再见召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这么一来，宋仁宗也不好做什么了。于是，这件事只能就此作罢。（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
古代男尊女卑，男人要闹离婚通常是很简单的，只要指责妻子犯了“七出”之过，不用什么证据就能办到，而且根本不需要对方同意，这今天能参考吗？
然而，古代也有一种人要离婚绝非如此简单，这种人叫皇帝。
皇帝自个儿也是政治牺牲品
自古以来，皇帝要想离婚，几乎都要被剥层皮的。原因无它，古代人的心目中，皇帝是大君，皇后是小君，一阴一阳，都是国家的象征。那时候的人相信天人感应，俗话说天家无小事，—旦阴阳不调，弄到要离婚的份儿上，那简直是会引起地震或者海啸一类自然灾害的恐怖事件，当然不能让它发生。
更现实的原因是皇上的婚姻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所以，如果皇帝露出廢后也就是要离婚的口风，便会有无数自认有节操的大臣前去谏阻，甚至前仆后继，皇帝要和整个朝堂打擂台，如果不是心肠如铁石的乾隆或者背后有武则天这样的心机女操作，这种事儿是很难干成的。即便真的办成了，得罪士林，对皇帝的名声也颇有不良影响。可见，虽然与今天的离婚官司有本质的区别，但皇帝要离婚一样要受到很多制约。
然而，宋朝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离婚案却是处理得比较成功的，基本了结得风平浪静——明道二年，这位皇帝因与皇后感情不和要求离婚，最后真的离成了，而且舆论普遍还站在了仁宗一边。
当然，要是找个愣头青的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会觉得这案子好办。单从法律角度来说，宋仁宗是占理的。他和郭皇后两人并不是自由恋爱，而且办结婚手续的时候仁宗并不情愿。选择皇后的时候，仁宗更喜欢一位张氏小姐，但仁宗养母、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却选中了后来的郭皇后，仁宗是不得不从。而此后郭皇后的表现也酷似一个小辣椒，不让宋仁宗跟别的妃嫔多交往，还时不时给刘太后打小报告——这整个儿一个藏在皇帝身边的女间谍啊。
刘太后在的时候，仁宗也就忍了。等太后过世仁宗亲政了，此时提离婚，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的法制角度都有自己的道理。以当时的法律而言，皇帝多近嫔妃是一种责任，这样才能及早产生继承人。皇后阻止皇帝接近其他嫔妃，属于违法行为、“七出”之一。以现在的法律而言，这属于包办婚姻，感情破裂，调解不成，也得判离的。
然而，从当时的情况看，宋仁宗发起离婚案，怎么看怎么都是输面居多。
只要仔细看历史，就会发现这位皇帝和皇后的关系从一开始便不正常。郭皇后从辈分上说竟然是仁宗的表姨！
这并不是编造历史，宋史中对于名人都有家谱记载的，郭皇后的父亲郭守磷和仁宗的爷爷、宋太祖赵光义是连襟，娶了同一对姐妹，郭皇后当然是仁宗的表姨！按照今天的婚姻法，从婚检的时候就会拒绝发结婚证了，古代人虽然对近亲结婚不敏感，但辈分问题肯定是个大事儿……
既然如此，怎么能让两个人结婚呢？
这就是出于政治考虑了。刘太后选中郭皇后，一个原因大概是觉得都是女汉子，这丫头能帮自己看好皇帝不惹事，另一个原因便是其家世显赫。郭皇后的祖父郭崇威出身北方酋长，是北宋初年和契丹交战时的一员大将，代表着北方将门。北宋时皇室结好将门是一种国策，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便是联姻，所以宋仁宗和郭皇后这个不甚合理法的婚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若是两人离婚，很容易让将门误解为皇室对自己的疏远，所以，这件事无法完全按法律解决问题。
好在仁宗有大律师吕夷简
皇帝要离婚，从来不是自己下决心就行的，所谓天家无私事，过不了朝臣这一关，那根本就不要想。仁宗要离婚的原因是感情不和，从朝臣的角度来看皇帝离婚从来都是政治问题，这明显是把个人放在了国家之上嘛，他们的理念是面对涉及国家安定的大事，皇上应该要相忍为国才对，所以如果不是皇后淫荡或是谋反，他们天生就是女方的律师团。
宋朝的大臣和明清不同，是和皇帝坐着讨论朝政的，战斗力超强，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偏偏仁宗不是一个强势的皇帝，却有一批强悍的朝臣。有一次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也就是选后时仁宗喜欢的那位张小姐想让自己老爹张尧佐升个官，枕头风吹了无数，临上朝的时候还在谆谆嘱托，结果仁宗一提出来便遭到众官喊打喊杀。仁宗吃不消了准备跑路，竟还被包拯抓住衣袖苦苦劝谏，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这位皇帝回去也只是叨唠了一句“险被臭汉熏杀”也就没了下文。在朝堂这个大法庭上，作为原告，一贯好脾气的仁宗皇帝怎么能打得赢这一朝穷凶极恶的皇后律师团呢？
说起来，仁宗皇帝的案子也不是没指望，也有一个大律师是支持他的，这就是当朝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出身名门，北宋初年的名相吕蒙正是他的叔父。不过他能够当上宰相，并不是因为家世，而是确有治世之才，后来的宰相王珪称赞他“聪明亮达，规模宏远”。但他也以善于权谋、工于心计著称。
不是说大臣们天生都是皇后的律师团吗？吕夷简怎么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他和皇后有私怨。刘太后去世的时候仁宗亲政，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要换上自己的班底，而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的大臣张耆、夏竦、晏殊等则纷纷被下放外地，这件事便是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商议处理的。然而，仁宗回到宫里，小辣椒郭皇后听了此事却不以为然地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意思是吕夷简难道不也是依附太后的人吗？他只不过是比较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而己。这么一说，仁宗觉得也有道理，第二天传达下放人员名单的时候，便在里面把吕夷简也放进去了。吕夷简听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吓得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吕夷简在宫中的好友宦官阎文应给他打听，才弄明白是郭皇后说的坏话。
吕夷简是社稷之臣，不久仁宗觉得离了他还真不方便，又把他召回来当宰相，但老吕和皇后的梁子自然是就此结下。
不过，吕夷简虽然位居宰相，堪称“大律师”，但面对废后这样的事儿他也只能暗中帮忙，没办法力挽狂澜，否则肯定被政敌骂成猪头的——不要说吕夷简，就是诸葛亮，如果刘备要废皇后他也不敢轻易站边的。 皇帝赢面极低，无奈甩出了被家暴的实锤
明眼人看来，皇上有理，皇后有势，律师团里有内应，但总的来说对皇帝不利。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仁宗能让律师团们都站到自己一边来，否则这官司能打赢的概率实在不高。
结果，仁宗皇帝在召见重臣们讨论离婚的事情时，一个小人物给他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彻底扭转了局面。
这个小人物，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宦官阎文应，面对随时可能来哭谏甚至死谏的大臣们，阎文应对皇上说——您把领口解开给各位宰辅看看。
让皇上当众脱衣，这是什么行为艺术啊？宋仁宗又不是浪子燕青。而当皇上真的把衣服一脫，结果简直是满堂皆惊，鸦雀无声，人人心中不由自主嘀咕一句网络名言——那啥，不作不死啊。
其实宋仁宗闹离婚，本身就是件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那是因为这位皇帝性格宽和，并不是睚眦必报的性子。他和郭皇后固然有种种矛盾，但这么多年夫妻过下来，也不是没有感情的，甚至听了郭皇后的话能把吕夷简给罢免了，说明他还是挺信任自己这个老婆。怎么突然一下就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呢？是什么让这么个能凑合的皇帝也受不了呢？
很简单，那就是家暴。
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摄像头，皇上说皇后嫉妒、口多言，都没有证据，所有目击者都与原告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属于法律层面无法采信的证据。那么，皇上说皇后对自己家暴，能有证据吗？要知道，即便是今天，老婆对老公实施家暴的案例也是不多的。
还真是有证据的——元刻版《宋史全文仁宗卷》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宫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尚氏常于上前出不逊语侵后，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亦起救之，后误批上颈”——仁宗宠幸宫中的尚美人和杨美人，尚美人恃宠而骄，经常在皇帝面前说对皇后不恭敬的话，皇后不胜愤怒，起来打她的嘴巴，仁宗赶紧跳起来去救（惜香怜玉，果然多情种子），皇后误打中了皇帝的脖子。
于是阎文应让皇帝解衣，给重臣们看脖子上的抓痕——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史全文》肯定是用了春秋笔法，谁家夫妻没打过架啊？哪有误触一下就留下抓痕的？这分明是皇后愤怒之下连抓带挠，说不定还使出武将家的功夫对皇帝施暴，才会有此后果！
难怪仁宗要离婚，这实在是受不了啊。要知道男人多少都好面子，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屡次被老婆家暴，有一次连胡子都被扯下一绺，也还要百般掩饰，留下“家中的葡萄架子倒了”这样的典故。把老婆抓伤的地方给大臣们看，仁宗这也是豁出去了。
为给皇后留面子，将离婚理由改成了“无子”
从法律角度看，这是典型的用足证据、用好证据的法庭案例。皇帝脖子上的抓痕无法伪造，这一直接证据，就像犯罪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的指纹一样，绝对是致命的一击。在婚姻中，无论古今家暴都属于不能容忍的事情。
而看到皇帝脖子上抓痕的大宋臣子们，恐怕也不敢再替皇后辩论了——都是男人，如果给社会树立这么一个母老虎的典型，自己家的葡萄架子会不会倒？！
这可是比政治问题更加严重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一众宰辅瞠目结舌之下，吕夷简当即发难，要求接受皇帝的离婚请求。
大概是平时被群臣欺负惨了，皇上还有点儿战战兢兢——“仁宗疑之”，但吕夷简马上发表了雄辩的公诉：“汉光武帝刘秀可算明主啦，他也有一个郭皇后，只是因为怨怼就被废掉，何况您这一位伤了陛下的脖子呢？”
北宋是男权社会，谁在这个问题上站错了队，那就是人民公敌，吕夷简这时候站出来，一点儿都不用担心官司打不赢。
果然，这件事很快在重臣中便达成了共识，唯一给郭皇后留面子的，便是将离婚理由从“家暴”改成了“无子”。这一消息传出去之后，倒是有几个不明真相的言官出来打抱不平，而皇帝这回底气足了，只是让他们自己去见宰相们，由宰辅们向其说明真相——皇上也不能见谁都脱衣服吧？结果好几个言官因为这事儿被下放外地——考虑到被下放的都是吕夷简的政敌，恐怕这里面还有这位大律师顺水推舟打击政敌的因素在内。
将门会不满吗？当然不会，难道他们家里没有葡萄架子吗？而仁宗皇帝定下的新皇后是大将曹彬的孙女，也是将门之后，大家自然更不会说什么了。
于是，这起离婚案顺利通过。
这件事还有后续——仁宗是个重感情的皇帝，离婚后再娶了曹皇后，过了一段时间偶然走过宫中，看到郭皇后用过的轿子，不觉想念起来，于是派人探望已经废为净妃、幽居长宁宫的郭皇后，赐以乐府，此后还想召她回宫。结果，这位郭前皇后回答说：“若再见召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这么一来，宋仁宗也不好做什么了。于是，这件事只能就此作罢。（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