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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作为一个政治修辞或是一种治理模式，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建构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文章通过对中国民主化进程进行分析，指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给中国式民主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进而阐释中国式民主政治如何在当前稳定的共产党执政权威中凸显出来，使得权威与民主更为契合。
【关键词】单一政党执政 权威 民主
单一政党执政的不可或缺性
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发展路径及复杂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民主化的首要问题是要讨论单一政党领导多元政党参与合作的执政模式能否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兼容，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现代民主是否存在契合之处。学者李普赛特对于民主的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一种社会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务竞争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存在着一组执政的政治领导人。
笔者认为，是否存在民主，主要在于一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官员更换机制，能否让人民在官员更换的过程中做出能够影响决策的有效选择，如果能的话，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亨廷顿指出，后发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根除国内的政治动荡与政治衰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民主政治的建立则是国内政治秩序稳定及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过程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因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任务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产党应该继续保持其作为全国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来领导国家。
政党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社会分化出来的多元利益诉求能够得到有组织、有秩序的表达，进而对政治系统的输出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对于政党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哪一种政党制度能够使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得到有效且有秩序的表达。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以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形式延续下来，乃在于西方社会长久存在的理性多元主义为各种社会力量规定了活动的线路与规范，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多元主义。在缺乏一个超越于各种社会力量之上的稳定政府时期总是伴随着亨廷顿所谓的“政治衰朽”，其危害远远大于现行政党体制的弊端。所以从现阶段来看，单一政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整合及社会秩序的延续性是不可或缺的。
民主的“领航者”
亨廷顿指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①因此，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应该将秩序置于首位。观察中国的民主化历程，由于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自由市场体系，而自由市场体系对于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又是不可或缺的节点，那么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建构也就成为题中之义。
纵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发现其政治体制的现代走向都曾经历一个通过政治权威来稳定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时期：英国的都铎王朝，美国及印度的殖民地政权都充当了其现代化的护航者。因此，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是消除个人发展自由的障碍，为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乃是革命时代的延续，当今的政治结构无论在价值取向还是实用经验上都不可能变动不居，但同时使国家分裂、公共权威贬值的邦联分裂思想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权力过于集中会影响个人发展自由，而权力过于分散又不足以维系一个使个人充分发展的国度。因此，建构一个使公共权威有效集中以维护社会稳定，将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且不是影响而是保障个人发展自由的政治模式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此，单一政党执政对于一个走向现代民主的国家来说，必须走在自由民主的前面。
转型环境下的“民主”
西方从原教旨民主到代议制民主的发展历程表明，民主需要一些限制性条件，民主对于其他政体的优势并不在于其会使国家变得多么强大富有，而是因为民主适宜于处理冲突，能将社会的各种冲突制度化。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民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发展出一系列科学的限制性条件，使人民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当家作主的感觉。
中国同任何先发国家一样，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弥散在社会之中，这需要我们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体制。中国既然已经开启了“民主的冒险之旅”，就必须面对如何利用民主来制度化地解决各种社会冲突，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分重视人民合法利益之发展与维护。党的权威并不是集中在某个个体的手上，而是领导集团内部经相互协商而形成的政治权威。由于党通过权力的有效集中来维护发展人民的合法权益，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基础逐渐形成并巩固，在外部推动政治体制的发展。因此，现今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种业已经形成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发展中的体制，因为在自由与民主结婚之前必有一段权威统治与自由的磨合期。中国的权威稳定的单一政党执政模式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终点，其不断完善及发展的过程乃是中国国情下民主政治的建构过程。
权威与民主的契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内部官僚机制高度发达且具有高度行动力的政党与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孕育出来的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将党内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嵌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党与国家社会相互嵌入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作为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难以按照环境的要求对所有事物进行同一化逻辑意义上的理论说明。加之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及私人资源以供在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中进行分配，政治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妥协和宽容的原则将会得到提倡。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政治权力资源也将更加广泛地分配到社会各个竞争性利益群体当中，使得任何集团都无法通过强力压制竞争者而维持其霸权地位。在此条件下，当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能够自由选择最能代表其利益的政治代表参与决策，中国模式的民主政治渐趋在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权威稳定模式中凸显。 民主概念的保护带不断拓展是因经济冲动而不断产生政治诉求的结果，这源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政治开始了现代性转型。中国共产党开始把精英以吸纳—输送的方式嵌入到国家政权的各个系统当中，这一过程是双向“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党一方面通过行政体系将中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党员身份的知识—技术型官僚，另一方面将其输送到各级国家政权中的官僚机构当中。在国家政权因经济结构的高度分化而扩张的过程中，嵌入到国家政权体系的执政党权逐渐变为一种匿名性权力，党通过逐渐建构起来的国家官僚机构来施加其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力。这一过程似乎是对“寡头统治铁律”的一种解构：集权的政党通过使自身有组织的弥散到整个国家社会当中来完成有序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其自身的组织架构中的非民主因素将因与国家社会的渐趋同构而消解。这种双向作用使得公共权力能够以中国共产党为载体向整个社会弥散，而不会因党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放权而造成“权威的流失”。
民主之所以被证明为最优秀的历史社会模式乃在于其接纳并保留不确定性，并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越发凸显。党通过走向社会而进行权力的下放，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其自革命时期形成的庞大而严密的官僚化组织“移植”到国家社会并服务于“经济实效合法性”的建构当中。同时随着各种非政治社团在党与社会相嵌入的模式下共同发展，将逐渐产生了一种同自由市场经济相得益彰且不同于党主导下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第二文化”，这种文化将会与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相融合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这一领域充分汲取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而先进的官僚组织、知识—技术型精英及政策输出系统，同时这一领域的“第二文化”克服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单向度输入，通过业已建立的官僚机构向政治系统输入其多元化政治性的价值诉求，进而通过政策输出系统实现冲突的制度化解决，中国所希图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将从这一最初作为“异化物”的领域中凸显出来，实现政党权威向国家社会权威的“保值”转移。因此有理由期望一种与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出现。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①[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陈振川：“中西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单一政党执政 权威 民主
单一政党执政的不可或缺性
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发展路径及复杂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民主化的首要问题是要讨论单一政党领导多元政党参与合作的执政模式能否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兼容，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现代民主是否存在契合之处。学者李普赛特对于民主的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一种社会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务竞争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存在着一组执政的政治领导人。
笔者认为，是否存在民主，主要在于一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官员更换机制，能否让人民在官员更换的过程中做出能够影响决策的有效选择，如果能的话，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亨廷顿指出，后发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根除国内的政治动荡与政治衰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民主政治的建立则是国内政治秩序稳定及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过程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因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任务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产党应该继续保持其作为全国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来领导国家。
政党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社会分化出来的多元利益诉求能够得到有组织、有秩序的表达，进而对政治系统的输出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对于政党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哪一种政党制度能够使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得到有效且有秩序的表达。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以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形式延续下来，乃在于西方社会长久存在的理性多元主义为各种社会力量规定了活动的线路与规范，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多元主义。在缺乏一个超越于各种社会力量之上的稳定政府时期总是伴随着亨廷顿所谓的“政治衰朽”，其危害远远大于现行政党体制的弊端。所以从现阶段来看，单一政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整合及社会秩序的延续性是不可或缺的。
民主的“领航者”
亨廷顿指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①因此，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应该将秩序置于首位。观察中国的民主化历程，由于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自由市场体系，而自由市场体系对于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又是不可或缺的节点，那么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建构也就成为题中之义。
纵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发现其政治体制的现代走向都曾经历一个通过政治权威来稳定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时期：英国的都铎王朝，美国及印度的殖民地政权都充当了其现代化的护航者。因此，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是消除个人发展自由的障碍，为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乃是革命时代的延续，当今的政治结构无论在价值取向还是实用经验上都不可能变动不居，但同时使国家分裂、公共权威贬值的邦联分裂思想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权力过于集中会影响个人发展自由，而权力过于分散又不足以维系一个使个人充分发展的国度。因此，建构一个使公共权威有效集中以维护社会稳定，将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且不是影响而是保障个人发展自由的政治模式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此，单一政党执政对于一个走向现代民主的国家来说，必须走在自由民主的前面。
转型环境下的“民主”
西方从原教旨民主到代议制民主的发展历程表明，民主需要一些限制性条件，民主对于其他政体的优势并不在于其会使国家变得多么强大富有，而是因为民主适宜于处理冲突，能将社会的各种冲突制度化。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民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发展出一系列科学的限制性条件，使人民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当家作主的感觉。
中国同任何先发国家一样，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弥散在社会之中，这需要我们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体制。中国既然已经开启了“民主的冒险之旅”，就必须面对如何利用民主来制度化地解决各种社会冲突，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分重视人民合法利益之发展与维护。党的权威并不是集中在某个个体的手上，而是领导集团内部经相互协商而形成的政治权威。由于党通过权力的有效集中来维护发展人民的合法权益，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基础逐渐形成并巩固，在外部推动政治体制的发展。因此，现今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种业已经形成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发展中的体制，因为在自由与民主结婚之前必有一段权威统治与自由的磨合期。中国的权威稳定的单一政党执政模式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终点，其不断完善及发展的过程乃是中国国情下民主政治的建构过程。
权威与民主的契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内部官僚机制高度发达且具有高度行动力的政党与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孕育出来的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将党内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嵌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党与国家社会相互嵌入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作为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难以按照环境的要求对所有事物进行同一化逻辑意义上的理论说明。加之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及私人资源以供在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中进行分配，政治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妥协和宽容的原则将会得到提倡。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政治权力资源也将更加广泛地分配到社会各个竞争性利益群体当中，使得任何集团都无法通过强力压制竞争者而维持其霸权地位。在此条件下，当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能够自由选择最能代表其利益的政治代表参与决策，中国模式的民主政治渐趋在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权威稳定模式中凸显。 民主概念的保护带不断拓展是因经济冲动而不断产生政治诉求的结果，这源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政治开始了现代性转型。中国共产党开始把精英以吸纳—输送的方式嵌入到国家政权的各个系统当中，这一过程是双向“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党一方面通过行政体系将中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党员身份的知识—技术型官僚，另一方面将其输送到各级国家政权中的官僚机构当中。在国家政权因经济结构的高度分化而扩张的过程中，嵌入到国家政权体系的执政党权逐渐变为一种匿名性权力，党通过逐渐建构起来的国家官僚机构来施加其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力。这一过程似乎是对“寡头统治铁律”的一种解构：集权的政党通过使自身有组织的弥散到整个国家社会当中来完成有序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其自身的组织架构中的非民主因素将因与国家社会的渐趋同构而消解。这种双向作用使得公共权力能够以中国共产党为载体向整个社会弥散，而不会因党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放权而造成“权威的流失”。
民主之所以被证明为最优秀的历史社会模式乃在于其接纳并保留不确定性，并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越发凸显。党通过走向社会而进行权力的下放，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其自革命时期形成的庞大而严密的官僚化组织“移植”到国家社会并服务于“经济实效合法性”的建构当中。同时随着各种非政治社团在党与社会相嵌入的模式下共同发展，将逐渐产生了一种同自由市场经济相得益彰且不同于党主导下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第二文化”，这种文化将会与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相融合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这一领域充分汲取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而先进的官僚组织、知识—技术型精英及政策输出系统，同时这一领域的“第二文化”克服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单向度输入，通过业已建立的官僚机构向政治系统输入其多元化政治性的价值诉求，进而通过政策输出系统实现冲突的制度化解决，中国所希图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将从这一最初作为“异化物”的领域中凸显出来，实现政党权威向国家社会权威的“保值”转移。因此有理由期望一种与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出现。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①[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陈振川：“中西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