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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明确承诺。承认国有法人股的实际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澳新不谋求成为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及其第一大股东的特殊权利
中国银行业开放前夜，2006年11月21日，几乎是花旗争购广发行水落石出的同时，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澳新出资人民币约20亿元(折合2．52亿美元)，入股上海农商银行19．9％的股份。
2006年12月28日，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李秀仑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详细披露整个引资过程，以及引进合资之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农商银行如何为大都市的经济发展、社区居民服务，为转型中的农村经济服务。
澳新银行和上海农商银行门当户对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农商银行是怎么选择澳新银行做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在整个引资过程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李秀仑：澳新银行和我们三年前就有合作的意向。澳新银行的市场定位、经营理念跟我们比较接近，特别是澳新在零售业务和农村金融方面的业务很有专长。
据我们了解，澳新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其他大的外资银行不同，它在和中资银行合作中不谋求控股地位，而是谋求通过技术输出和业务合作，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市场。
对于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而最大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在选择战略合作对象的时候，我们看中了澳新。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业务互补性强。
《瞭望东方周刊》：澳新入股，最终的价格和股份占比，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谈判过程?
李秀仑：我们的考虑的确是有些变化的。上海农商银行在2005年8月15日改制成功，当时考虑过邀请澳新做发起人，而且对其发行的发起人股价格肯定不会低。但是因为发起阶段就让外资参与没有先例，又涉及原农信资产的重估、风险补偿等复杂问题，最后我们没有提出方案。我们想还是先“打扫好屋子”再谈，时机更合适更成熟一点。
我们认为，既然是战略合作，外资投入越大，就会越关注农商银行的发展。这样，一方面澳新的整个资产规模可以得到放大，而另一方面，上海农商银行经营的好坏，将直接在澳新银行集团的报表上体现，特别是在澳新亚太区。所以，澳新非常坚持19．5％这个比例，我们也乐于澳新由此将更加关注支持我们的发展。
我们谈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符合农商银行的实际，既考虑了现状，也兼顾了它的未来发展：2．715元每股。分为两块，一块是股价2．66元，剩下的合计4100万人民币作为技术支持基金支付。既没有让它捡便宜，也没有要价过高。
《瞭望东方周刊》：澳新与上海农商银行已经接触三年，到了2006年的年底才达成协议。谈判是不是也挺艰难的?
李秀仑：不是的。合作意向早就有了，但是进入实质性谈判，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在排他性协议的基础上，双方讨论协议具体条款的时候，曾经谈得很紧张。但是现在回头看，总的谈判进程还是很顺利的。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本行改制后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谈判的时候，我们谈判班子腰杆子很硬，整个谈判双方的地位是很平等的。2006年是我们改制后开局的第一年，全年经营计划完成得很好，特别是拔备前利润原计划提升50％，计划达到11亿，现在能超过17亿。对方也看到了我们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第二，大势很好。中国经济处于成长阶段。我们是身处上海的一家地方银行。外资入股总部在上海的商业银行，我们是四家中的最后一家了，谈完了，就没了。加上汇率不断变化，人民币不断升值，时间拖一点就意味着对方要掏更多的美金。
第三，我们有一个比较强、比较专业的谈判团队，吸取了之前中资银行引资谈判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对于推动整个进程很有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澳新入股19．9％之后，从单一股东持股来讲，属于第一大股东了，将来在主控权、人事方面，管理层是怎么考虑的呢? 李秀仑：上海国际集团等前几家国有企业股东加起来持有上海农商银行超过50％的股份。改制组建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他们单个的持股比例都没超过10％。澳新入股19．9％之后，名义上讲它似乎是第一大股东了。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在我们与澳新的协议里，澳新明确承诺，承认国有法人股的实际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澳新不谋求成为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及其第一大股东的特殊权利。这也就是说，澳新入股不改变我们的地方国有控股银行的性质。
从参与机制看，协议规定澳新有两名董事的提名权，当时对方也比较担心，希望直接进来两位董事，还希望进来一位副行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本行的章程，董事必须经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所以协议里规定的仅仅是提名权。至于安排一位副行长，我们觉得没意义，这里有中国的国情。
现在的参与机制除了提名董事外，澳新承诺派专家和技术主管，支持业务合作。合作涉及风险管理、零售银行、贸易融资、中小企业、金融市场、人力资源等方面，其实就是全面合作了。技术支持可能会比较具体，业务合作是开放性的，双方承诺互相以对方为优先选择的合作对象，至于哪些项目还要再落实。有些目前还是想法，譬如发行联名信用卡等。
我们在“引资”和“引智”，特别是业务合作、技术支持方面有实际的、迫切的需求，也有一套合作的机制作为保障，现在在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成果，同时，还有专门的基金支持。因此我说，请大家予以关注，可能我们会很成功的。
银行业开放，间接影响很大
《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向外资开放，你觉得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将面临怎样的冲击? 李秀仑：上海农商银行2005年的改制和现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说是也为了应对未来国际化的竞争，我们要比较快、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
开放之后，外资银行对我们农村商业银行，目前还没有带来直接的冲击，各有各的定位、市场。外资的客户和我们的客户总体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定位在“服务于三农和市郊经济的社区零售银行”。
但是未来间接的影响肯定很大。比如随着开放，利率管制将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将直接考验一家银行的定价能力、成本承受能力，无疑将面临着客户的选择。无论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还是高层次的品牌竞争，我们都要接受挑战。大银行为吸引客户，贷款利率调低，对它来说，可能是毛毛雨，而我们业务就会受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迅速提升品质的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媒体纷纷报道你的一个说法：上海农商银行三年之后就要上市?
李秀仑：我的原话是这样的，和澳新达成合作之后，会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用三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使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达到社会公众持股的公司的标准。标准达到了，我们就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
我说这句话，与其说是说了一个目标，不如说是说了一个标准，与其说是说了一个结果，不如说是说了一个过程。我这样说，当然也是引导公众对我们这家银行未来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关注和预期，同时因为员工持有股票，这样说也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更好地工作，使得银行的股票未来上市能卖个好价格。这也就是说，上市将使得员工的利益与股东利益、银行的利益一致起来。我们大家都以此为目标。
中国银行业开放前夜，2006年11月21日，几乎是花旗争购广发行水落石出的同时，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澳新出资人民币约20亿元(折合2．52亿美元)，入股上海农商银行19．9％的股份。
2006年12月28日，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李秀仑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详细披露整个引资过程，以及引进合资之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农商银行如何为大都市的经济发展、社区居民服务，为转型中的农村经济服务。
澳新银行和上海农商银行门当户对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农商银行是怎么选择澳新银行做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在整个引资过程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李秀仑：澳新银行和我们三年前就有合作的意向。澳新银行的市场定位、经营理念跟我们比较接近，特别是澳新在零售业务和农村金融方面的业务很有专长。
据我们了解，澳新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其他大的外资银行不同，它在和中资银行合作中不谋求控股地位，而是谋求通过技术输出和业务合作，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市场。
对于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而最大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在选择战略合作对象的时候，我们看中了澳新。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业务互补性强。
《瞭望东方周刊》：澳新入股，最终的价格和股份占比，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谈判过程?
李秀仑：我们的考虑的确是有些变化的。上海农商银行在2005年8月15日改制成功，当时考虑过邀请澳新做发起人，而且对其发行的发起人股价格肯定不会低。但是因为发起阶段就让外资参与没有先例，又涉及原农信资产的重估、风险补偿等复杂问题，最后我们没有提出方案。我们想还是先“打扫好屋子”再谈，时机更合适更成熟一点。
我们认为，既然是战略合作，外资投入越大，就会越关注农商银行的发展。这样，一方面澳新的整个资产规模可以得到放大，而另一方面，上海农商银行经营的好坏，将直接在澳新银行集团的报表上体现，特别是在澳新亚太区。所以，澳新非常坚持19．5％这个比例，我们也乐于澳新由此将更加关注支持我们的发展。
我们谈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符合农商银行的实际，既考虑了现状，也兼顾了它的未来发展：2．715元每股。分为两块，一块是股价2．66元，剩下的合计4100万人民币作为技术支持基金支付。既没有让它捡便宜，也没有要价过高。
《瞭望东方周刊》：澳新与上海农商银行已经接触三年，到了2006年的年底才达成协议。谈判是不是也挺艰难的?
李秀仑：不是的。合作意向早就有了，但是进入实质性谈判，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在排他性协议的基础上，双方讨论协议具体条款的时候，曾经谈得很紧张。但是现在回头看，总的谈判进程还是很顺利的。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本行改制后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谈判的时候，我们谈判班子腰杆子很硬，整个谈判双方的地位是很平等的。2006年是我们改制后开局的第一年，全年经营计划完成得很好，特别是拔备前利润原计划提升50％，计划达到11亿，现在能超过17亿。对方也看到了我们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第二，大势很好。中国经济处于成长阶段。我们是身处上海的一家地方银行。外资入股总部在上海的商业银行，我们是四家中的最后一家了，谈完了，就没了。加上汇率不断变化，人民币不断升值，时间拖一点就意味着对方要掏更多的美金。
第三，我们有一个比较强、比较专业的谈判团队，吸取了之前中资银行引资谈判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对于推动整个进程很有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澳新入股19．9％之后，从单一股东持股来讲，属于第一大股东了，将来在主控权、人事方面，管理层是怎么考虑的呢? 李秀仑：上海国际集团等前几家国有企业股东加起来持有上海农商银行超过50％的股份。改制组建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他们单个的持股比例都没超过10％。澳新入股19．9％之后，名义上讲它似乎是第一大股东了。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在我们与澳新的协议里，澳新明确承诺，承认国有法人股的实际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澳新不谋求成为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及其第一大股东的特殊权利。这也就是说，澳新入股不改变我们的地方国有控股银行的性质。
从参与机制看，协议规定澳新有两名董事的提名权，当时对方也比较担心，希望直接进来两位董事，还希望进来一位副行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本行的章程，董事必须经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所以协议里规定的仅仅是提名权。至于安排一位副行长，我们觉得没意义，这里有中国的国情。
现在的参与机制除了提名董事外，澳新承诺派专家和技术主管，支持业务合作。合作涉及风险管理、零售银行、贸易融资、中小企业、金融市场、人力资源等方面，其实就是全面合作了。技术支持可能会比较具体，业务合作是开放性的，双方承诺互相以对方为优先选择的合作对象，至于哪些项目还要再落实。有些目前还是想法，譬如发行联名信用卡等。
我们在“引资”和“引智”，特别是业务合作、技术支持方面有实际的、迫切的需求，也有一套合作的机制作为保障，现在在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成果，同时，还有专门的基金支持。因此我说，请大家予以关注，可能我们会很成功的。
银行业开放，间接影响很大
《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向外资开放，你觉得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将面临怎样的冲击? 李秀仑：上海农商银行2005年的改制和现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说是也为了应对未来国际化的竞争，我们要比较快、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
开放之后，外资银行对我们农村商业银行，目前还没有带来直接的冲击，各有各的定位、市场。外资的客户和我们的客户总体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定位在“服务于三农和市郊经济的社区零售银行”。
但是未来间接的影响肯定很大。比如随着开放，利率管制将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将直接考验一家银行的定价能力、成本承受能力，无疑将面临着客户的选择。无论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还是高层次的品牌竞争，我们都要接受挑战。大银行为吸引客户，贷款利率调低，对它来说，可能是毛毛雨，而我们业务就会受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迅速提升品质的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媒体纷纷报道你的一个说法：上海农商银行三年之后就要上市?
李秀仑：我的原话是这样的，和澳新达成合作之后，会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用三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使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达到社会公众持股的公司的标准。标准达到了，我们就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
我说这句话，与其说是说了一个目标，不如说是说了一个标准，与其说是说了一个结果，不如说是说了一个过程。我这样说，当然也是引导公众对我们这家银行未来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关注和预期，同时因为员工持有股票，这样说也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更好地工作，使得银行的股票未来上市能卖个好价格。这也就是说，上市将使得员工的利益与股东利益、银行的利益一致起来。我们大家都以此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