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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雄的崇拜可以说是人类永恒不灭的情结。在英雄身上，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自己旺盛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志。
人格境界
英雄情结驱使作家为人类寻求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而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定位。一般说来，中国作家对人定位的着眼点在于“做人”，故英雄心态往往聚焦于“人格境界”上。如在儒家理想人格中，向外的经世致用、垂范后世、创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向内的心性尽心、诚意近仁、务求自我完善，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追求，一直是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作家的最高人格境界。毫无疑问，这个内外双向度的人文理想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的英雄主义，使之必然成为一种道德完善、伦理和谐而至死不渝的殉道献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人物的原初典型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等故事的主人公。他们都是解救民生疾苦的英雄。他们为人类征服自然、战胜灾难，也为人类谋取福泽、创造安乐。他们既向自然索取、开战，又向自然献祭、讲和。他们的殉难牺牲里虽不乏艰险困苦，但终归顺应历史进步与弘扬人伦理想是互为一致的生命追求。
如果说汲取儒家的理想人格所造就的是“显性”的英雄理想人格，那么以“逍遥游”为特征的庄子的理想人格则开启了另一扇英雄智慧之门。庄子说“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无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这就是说，圣人领悟了万物一体的本真情状，把握到人生命运的真谛，他的体貌虽与常人无异，但心灵却已毫无得失利害的忧虑，保持着微妙难测的“天机”，充盈着最大的欢乐，即一种超言绝象，无法用语言表达和描述的欢欣。庄子的理想人格最本质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超越一切生存局限，在与自然的吻合中取得真正的愉悦。庄子的理想人格提供给作家的是“隐性英雄”的理想人格。
儒道两家理想人格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作家往往把文学创作，尤其是塑造英雄形象视作自身人格理想的对象化表征。在突现英雄理想人格的光辉中蕴藏着影响读者大众主体人格的威慑力，期求达到拯世的目的。自古至今名垂青史的中国作家中，其典型的英雄心态无不聚焦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信条崇拜
自古至今，中国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中一般都信守既定的人生信条，对这些信条的合理性绝少加以怀疑，可称得上“信条崇拜”。比如古代作家对于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信条的恪守和信仰，其核心是“礼”;个体价值信条如“恭”“敬”“忠”“信”，其核心价值信条是“仁”。“仁”一方面表现为“克己”，即用一种伦理原则约束自己并达于自觉;另一方面表现为“爱”，即用博大的爱心对待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五四以来，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等价值信条又充盈着作家的价值观，谁能把社会价值信条与个体价值信条统一起来，谁就是英雄，就会成为人们钦羡的对象。基于这种信念心态，中国文化形成了崇尚群体型英雄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作用，个人对群体、组织以及权威保持绝对的顺从和依赖。“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家族关系网上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一举一动都要按照这个位置的要求，……” “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中国文化这一群体性的精神品格和性格特征，对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中，“做”一个英雄的情结非常浓。“做”必须面对社会、群体，表现为圆环的整体向心，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帅和群体利益的维护。集体主义可以说是中国英雄民族认同的身份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观念充分表达了中国英雄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性价值取向。无论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还是汉朝儒学、宋代理学、一直到明清，这种价值取向贯穿始终。这就形成了中国人英雄情结中以“群体性”为重的精神内核。《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实际上指出了一条英雄成功道路，即道德感化。如舜因孝道继承了帝尧之位，商汤、文王因积德行仁而有天下。在中国，英雄必须先“修身”即道德培养，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立足于仁义道德，整部《孟子》充满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德信念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节。可见，中国人的英雄情结特别推崇以德凝聚亲族、宗族、民族的仁者。
柔韧抗争
从中国文化品格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比较崇尚阴柔型英雄，并具有浓厚的母系社会传统和诗性智慧的色彩：强调和谐统一，信奉中庸之道，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宽厚、静穆、和合的民族性格。这一民族性格使其英雄情结中阴柔性色彩非常浓烈。细数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我们不难发现：阳刚时常逊于阴柔。如廉颇逊色于蔺相如、项羽逊色于刘邦一样。从《西游记》中孙悟空受控于唐僧、梁山好汉受控于宋江故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英雄情结的价值取向。究其原因，汲取中国古文化营养的中国文人不会不受到老庄哲学中阴柔精神的浸润，而《老子》一书里贯穿始终的“弱胜强，柔胜刚，秘胜抗”看法即是这种尚柔情结的最好注解。世上万物莫“阴”于水，可老子硬要人们像“水”一样的贵柔守雌，可见老子的英雄策略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阴柔策略;孔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潜话语也是推崇英雄谋略的;而《孙子兵法》则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推上战争的至高境界;法家孜孜追求的不外乎为君王提供“南面御臣”阴谋权术。这些先秦大家的内敛性理论品格，很早就为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注入了阴柔为重的精神内核。中国作家英雄心态推崇的不是激越的“力”的爆发，而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式韧的战斗，这种“柔韧”的品格，貌似不激进，但在锲而不舍的点滴奋进中蕴藏着坚不可摧的伟岸力量。它以保全自身精神世界的完满为目标，一般情况下不以蛮力对抗，避免发生强烈的正面冲突，但在现实环境逼迫难耐的情况下，这种“韧”的伟力积累到一定时刻，也会突然转化为熊熊烈火而发生正面的冲突。即使从现实的斗争结果看，可能归于形式上的失败，但是胜利的旗帜仍会在坚定信念构筑的围墙上永恒地飘扬。 ？筵 信而直行
“柔韧”是中国作家英雄心态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对于“力量观念”的取向。而在对困境的超越性“行动”上，中国作家的英雄心态贮藏的多为“信念伦理”，充满的是“信而直行”的勇气。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往往 “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即使预见到行动会带来不利结局，仍会挺而直行，只要这行动契合其信条原则。他们完成的是具有中国英雄色彩的“人格的悲壮”。冯友兰先生在谈到孔子的“知命”观时曾这样说：“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的理论依据。这种英雄主义的选择在历史规律与人伦理想的冲突中，极其安闲地将历史还给了历史，将捍卫人伦的道德英雄置于审美理想的崇高境界予以尽情地讴颂。正如同《精忠旗》中的岳飞虽然一出场便自语道：“从出身，只辨得一副刚肠，恐头颅未易安顿。”岳夫人也悲观地告诫积极准备抗金的丈夫说：“妾观天时人事，还是多败少成。”岳飞却仍然坚定地回答：“须知是尽了人谋方可言天数。”大理寺丞李若朴面对权奸秦桧请议岳飞案时也说：“我想人生在世，终是一死，若只图这现在的荣华，却不赊下了死后的报应？况忠良陷害，千古奇冤，我李若朴莫说拼了这个官，便拼了性命，骨头也是香的。”所以，李若朴拒绝了秦桧的要求并毅然决然地说：“教我李若朴去杀人、媚人，怎么使得？我不如将此官诰还官家去罢。秦桧、秦桧，我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最后，李若朴抛掷纱帽、扬长而去。这种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的审美理想里，包含着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复杂矛盾的审美超越性。
罗曼·罗兰曾这样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面向现实的英雄主义。”中国作家英雄心态尽管有着种种不同于异质文化的特色，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人类不断向前发展与完善的推进力量，其精神底蕴均是寻求与终极相关的自我价值的确认。正是由于这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才促进了不同民族人民心灵的亲近，以及文学之果的丰富与映照。也正是因为这殊途同归的表达，人类发展的路上，我们会看见并肩前行的身影而不再孤独！
人格境界
英雄情结驱使作家为人类寻求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而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定位。一般说来，中国作家对人定位的着眼点在于“做人”，故英雄心态往往聚焦于“人格境界”上。如在儒家理想人格中，向外的经世致用、垂范后世、创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向内的心性尽心、诚意近仁、务求自我完善，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追求，一直是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作家的最高人格境界。毫无疑问，这个内外双向度的人文理想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的英雄主义，使之必然成为一种道德完善、伦理和谐而至死不渝的殉道献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人物的原初典型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等故事的主人公。他们都是解救民生疾苦的英雄。他们为人类征服自然、战胜灾难，也为人类谋取福泽、创造安乐。他们既向自然索取、开战，又向自然献祭、讲和。他们的殉难牺牲里虽不乏艰险困苦，但终归顺应历史进步与弘扬人伦理想是互为一致的生命追求。
如果说汲取儒家的理想人格所造就的是“显性”的英雄理想人格，那么以“逍遥游”为特征的庄子的理想人格则开启了另一扇英雄智慧之门。庄子说“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无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这就是说，圣人领悟了万物一体的本真情状，把握到人生命运的真谛，他的体貌虽与常人无异，但心灵却已毫无得失利害的忧虑，保持着微妙难测的“天机”，充盈着最大的欢乐，即一种超言绝象，无法用语言表达和描述的欢欣。庄子的理想人格最本质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超越一切生存局限，在与自然的吻合中取得真正的愉悦。庄子的理想人格提供给作家的是“隐性英雄”的理想人格。
儒道两家理想人格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作家往往把文学创作，尤其是塑造英雄形象视作自身人格理想的对象化表征。在突现英雄理想人格的光辉中蕴藏着影响读者大众主体人格的威慑力，期求达到拯世的目的。自古至今名垂青史的中国作家中，其典型的英雄心态无不聚焦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信条崇拜
自古至今，中国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中一般都信守既定的人生信条，对这些信条的合理性绝少加以怀疑，可称得上“信条崇拜”。比如古代作家对于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信条的恪守和信仰，其核心是“礼”;个体价值信条如“恭”“敬”“忠”“信”，其核心价值信条是“仁”。“仁”一方面表现为“克己”，即用一种伦理原则约束自己并达于自觉;另一方面表现为“爱”，即用博大的爱心对待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五四以来，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等价值信条又充盈着作家的价值观，谁能把社会价值信条与个体价值信条统一起来，谁就是英雄，就会成为人们钦羡的对象。基于这种信念心态，中国文化形成了崇尚群体型英雄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作用，个人对群体、组织以及权威保持绝对的顺从和依赖。“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家族关系网上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一举一动都要按照这个位置的要求，……” “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中国文化这一群体性的精神品格和性格特征，对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中，“做”一个英雄的情结非常浓。“做”必须面对社会、群体，表现为圆环的整体向心，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帅和群体利益的维护。集体主义可以说是中国英雄民族认同的身份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观念充分表达了中国英雄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性价值取向。无论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还是汉朝儒学、宋代理学、一直到明清，这种价值取向贯穿始终。这就形成了中国人英雄情结中以“群体性”为重的精神内核。《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实际上指出了一条英雄成功道路，即道德感化。如舜因孝道继承了帝尧之位，商汤、文王因积德行仁而有天下。在中国，英雄必须先“修身”即道德培养，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立足于仁义道德，整部《孟子》充满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德信念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节。可见，中国人的英雄情结特别推崇以德凝聚亲族、宗族、民族的仁者。
柔韧抗争
从中国文化品格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比较崇尚阴柔型英雄，并具有浓厚的母系社会传统和诗性智慧的色彩：强调和谐统一，信奉中庸之道，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宽厚、静穆、和合的民族性格。这一民族性格使其英雄情结中阴柔性色彩非常浓烈。细数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我们不难发现：阳刚时常逊于阴柔。如廉颇逊色于蔺相如、项羽逊色于刘邦一样。从《西游记》中孙悟空受控于唐僧、梁山好汉受控于宋江故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英雄情结的价值取向。究其原因，汲取中国古文化营养的中国文人不会不受到老庄哲学中阴柔精神的浸润，而《老子》一书里贯穿始终的“弱胜强，柔胜刚，秘胜抗”看法即是这种尚柔情结的最好注解。世上万物莫“阴”于水，可老子硬要人们像“水”一样的贵柔守雌，可见老子的英雄策略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阴柔策略;孔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潜话语也是推崇英雄谋略的;而《孙子兵法》则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推上战争的至高境界;法家孜孜追求的不外乎为君王提供“南面御臣”阴谋权术。这些先秦大家的内敛性理论品格，很早就为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注入了阴柔为重的精神内核。中国作家英雄心态推崇的不是激越的“力”的爆发，而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式韧的战斗，这种“柔韧”的品格，貌似不激进，但在锲而不舍的点滴奋进中蕴藏着坚不可摧的伟岸力量。它以保全自身精神世界的完满为目标，一般情况下不以蛮力对抗，避免发生强烈的正面冲突，但在现实环境逼迫难耐的情况下，这种“韧”的伟力积累到一定时刻，也会突然转化为熊熊烈火而发生正面的冲突。即使从现实的斗争结果看，可能归于形式上的失败，但是胜利的旗帜仍会在坚定信念构筑的围墙上永恒地飘扬。 ？筵 信而直行
“柔韧”是中国作家英雄心态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对于“力量观念”的取向。而在对困境的超越性“行动”上，中国作家的英雄心态贮藏的多为“信念伦理”，充满的是“信而直行”的勇气。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往往 “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即使预见到行动会带来不利结局，仍会挺而直行，只要这行动契合其信条原则。他们完成的是具有中国英雄色彩的“人格的悲壮”。冯友兰先生在谈到孔子的“知命”观时曾这样说：“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的理论依据。这种英雄主义的选择在历史规律与人伦理想的冲突中，极其安闲地将历史还给了历史，将捍卫人伦的道德英雄置于审美理想的崇高境界予以尽情地讴颂。正如同《精忠旗》中的岳飞虽然一出场便自语道：“从出身，只辨得一副刚肠，恐头颅未易安顿。”岳夫人也悲观地告诫积极准备抗金的丈夫说：“妾观天时人事，还是多败少成。”岳飞却仍然坚定地回答：“须知是尽了人谋方可言天数。”大理寺丞李若朴面对权奸秦桧请议岳飞案时也说：“我想人生在世，终是一死，若只图这现在的荣华，却不赊下了死后的报应？况忠良陷害，千古奇冤，我李若朴莫说拼了这个官，便拼了性命，骨头也是香的。”所以，李若朴拒绝了秦桧的要求并毅然决然地说：“教我李若朴去杀人、媚人，怎么使得？我不如将此官诰还官家去罢。秦桧、秦桧，我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最后，李若朴抛掷纱帽、扬长而去。这种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的审美理想里，包含着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复杂矛盾的审美超越性。
罗曼·罗兰曾这样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面向现实的英雄主义。”中国作家英雄心态尽管有着种种不同于异质文化的特色，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人类不断向前发展与完善的推进力量，其精神底蕴均是寻求与终极相关的自我价值的确认。正是由于这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才促进了不同民族人民心灵的亲近，以及文学之果的丰富与映照。也正是因为这殊途同归的表达，人类发展的路上，我们会看见并肩前行的身影而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