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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种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神性，把人从庸常生活中超拔出来，而艺术就在这其中得到滋养，生根开花
在个展的前夜，孙逊在美术馆的墙上点了一把火。数千根密密麻麻的火柴已经事先被安插在了墙上，火苗疾走，烧成五个大字：谶语实验室。
观众看到这些字的时候，火苗早已熄灭，留下未燃尽的火柴茬，像收割过又烧过荒的庄稼地，烟熏痕留在墙上，硫磺味飘散在空气里，提示着已经发生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仿佛神秘学和宿命论。
“你预言了克里米亚？这算是你的一种‘谶语’？”
“其实并没有。我提了乌克兰，但我也提了拜占廷，提了伊斯坦布尔……其实是类比。为克里米亚这地方太重要了，不光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在拿破仑之后，俄国人成为了欧洲警察。英国的国际策略一直是离岸政治平衡，于是它联合法国一起跟俄国开战，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它第一次有战地医院，第一次有战地护士，第一次有无线电，它是现代战争的雏形。在克里米亚，英法联合打败了俄国人，法国重新变成欧洲的强国。克里米亚的首府是塞瓦斯托波尔，而法国把红灯区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大街。他们回去之后在这个街上庆祝胜利，这是男人的大街，这都是对战败国的羞辱。所以普京一定要把克里米亚拿回来，这里面的恩怨深着呢。”
对不起我给不了你要的答案 这个作品刚做完，他又来到德国，在当年的一个宗教监狱改造的地方做艺术项目，当时那里是关押马丁·路德的地方……地球的历史会给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创作灵感，旅行成为他的养料来源，正如卡夫卡所说：人只有通过旅行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永远无法拥有的、什么是自己拥有的，然后才能回到自己。
他常常选择在现场开放性地即席创作，迄今为止已经做了二十多个开放现场的项目。在不同国家现场创作，艺术家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不同国家观众的不同反应。从日本到欧洲，从印度到乌克兰，从英国到欧洲，观者的文化经验和国情不同，观看作品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虽然有时候也会遭遇误读和误解，“文化是一种控制的力量，它给你一套标准。大众思维有种暴力，人们提问的时候常常是带着答案的，在国外常常就是政治问题，如果你给不了让他们满意的故事，他们会失望。而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位老太太采访他，说你的片子用的都是素描的方式，为什么。孙逊说，我们从小学素描，觉得这个审美跟主题也很匹配。结果老太太接着问道：你怎么理解你们从小都得学西方素描，但我们西方就不学你们的水墨画？
“我说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从技术训练上来讲是世界一流的，我们不但学西方，也学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从小练书法。反而你们不仅不学东方水墨，你们连自己西方的一套也不学，我们是什么都学，你们是什么都不学。我去你们的美术馆，看到你们的年轻人在那临摹名作，我当笑话看的，画得太差了。”
老太太合上笔记本，直接站起身来，走了。
短片导师卓别林
孙逊对文化偏见格外敏感，但偏见可能是无处不在的。纽约艺术评论家及独立策展人芭芭拉·波拉克回忆起她和孙逊同游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孙逊仔细观看每一样展品并拍了照之后，对她说：“这是一座非常美国式的博物馆。”
孙逊在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一个本来应该是中性的场所看出了文化偏见，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动物标本，成为时间的横截面。博物馆中呈现的自然界是一种梳理过的自然，而这种梳理的背景是美国文化，是美国人看待的自然。这个经历在几年后成为了他纽约个展《时间公园》的灵感。
“东方也一样，木简、竹简就是刮掉以后再写过的历史。而《新华字典》代表的就是1949年以后新中华对世间种种的官方解释。”孙逊把找来的《新华字典》与在树皮纸上创作的墨水画作结合呈献，看似一卷卷被摊开的水墨书画。作品被装进玻璃木柜中，观者在一盏黄色灯泡下欣赏画作，像是在俯瞰历史。同样的思维方式，更换一个主体，就成为他的另一个展览《隐者之书》，来自拉丁文“Palimpsest”（隐页），那是西方最早写在羔羊皮上的读物，寫了读过就被刷掉。
“在今天的中国，随处都能捡到灵感。作为艺术家而言，灵感在这儿实在是太廉价了，我每天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审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否比我的作品还具有想象力和感染力。”
政治寓言、文化身份自省、历史叙事的反思是孙逊作品的基调。《黑色咒语》《日常乌托邦》《魔术师的谎言》《安魂曲》……他作品里的压抑、深邃和荒诞是一目了然的。那些相似的角色和反复出现的元素：魔术师、蚊子、乌鸦、龙……背后都是象征性和实验。
孙逊并不承认肯特里奇对他的影响，虽然他对这位大师赞不绝口。他更愿意举的例子是卓别林：卓别林有一个短片讲革命，一辆大卡车，拉着一群游行的人，每个人都举着小旗子在挥舞，他们在革命。突然一面小旗子掉地上了，看热闹的卓别林跑过去，捡起了那面旗子，在那里摇，意思是你的东西掉了。然后他后面一群举着旗子的人轰的一声就把他给淹没了。卓别林还在中间摇着旗子，这时过来两个警察，抓走了他。“这就是高级的语言，给革命的定义，背后给你多少层东西，绝不是喜剧那么简单。”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孙逊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选择版画，是因为这个专业最为自由。大学四年，他只交了20幅左右的版画，其余时间，都在鼓捣他的动画，“中国美院的第一个动画是我做的。”
他是那种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人，作为艺术家的自觉，他萌生得很早。还在读美院附中的时候，因为旷了九十多节课，他差点被开除，最后是专业老师联名把他“保”了下来。“我旷课也没干别的，就是每天拎着画材到处去写生画画。专业老师就跟学校说，作为一个美术学校，怎么能开除这么爱画画的一个孩子？”最后的通融办法是，学校取消了他某次绘画比赛的特等奖，但保住了他的学籍。大学毕业之前，他因为专业成绩优异被确定留校，但谁也没能想到，因为没有参加四六级考试，他最后竟然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英语挂科五次。四六级考试我连报名都没报，因为报名费要30元，我留着这钱买烟抽。”
关于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当时在同学中有过一场争论，孙逊的态度是，“我们是美术学院，将来惟一可能频繁使用英语的机会就是出国做展览。如果你艺术水平不够，英语背得再好没有用武之地也会忘记。如果艺术水平足够，需要到全球去做展览，逼也能把你逼会。甚至你足够牛逼，自然会为你配备翻译。”同学都觉得他太偏激，但他践行了自己的观点，如今他在全世界做展览，“已经成为我们班所有同学里英文最好的一个。”
谁能保证威尼斯
破格留校任教一年后，他辞职了，创立了自己的动画工作室“π格”。做动画的起因，是想做电影，但拍摄电影，太多条件受制于人，学美术的人最凑手的方法，就是把想拍的电影场景一帧一帧地画出来。他给好些人看过《21克》的原始素材，包括他的老师们，所有人都劝他放弃，因为画得太细，每一帧都靠手绘，工作量太庞大了。他也试着拉过赞助，找到全国第一线的一家动画公司，条件谈得很逗，他开口要30万制作费，同时许诺打对方的公司名，动画做出来后参加五个国际电影节。
“然后人家问，你如何来保证呢。我说我一刚毕业的学生，你让我拿什么保证？我也没参加过电影节，但我觉得可以。他说那不行，你得有个保证机制，没有保证机制的事我们不干。”赞助黄了，孙逊咬咬牙成立工作室自己做，前后四年，投入了近五百万，做了27分钟的动画片。 “我从出道以来，所有赚的钱全部给了那部片子，结果那个片子最终完成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千把块钱。你知道你把所有的你的信仰、你的兴趣、你的要求统统都放在里面，是一个承载了特别大梦想的片子。”最多的时候，工作室五十多个人都靠孙逊一个人卖作品来养。片子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传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大哭了一场。
孙逊说，在艺术界，很多人都习惯于“曲线救国”，曲线绕得太远，最后把救国给忘了。“很多艺术家都说，我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我再实现我的艺术理想。最后他一辈子都在解决生存问题。曲线刚兜到一半，他的国都亡了。美院学生里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孙逊一边卖作品，一边自己养作品，一开始，市场很好，很多老外来到杭州，自报“我们是哪個哪个美术馆的，对你来说很重要，希望能以比较合适的价格收藏你的作品”。卖了几单之后，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很难核查他们的身份，我不能图好卖，市场卖脏了，后面路会非常难走。我说我不能这么干，我得去找画廊。”他很严谨地打印了所有作品的价格和流向清单，找到香格纳画廊的劳伦斯。“我说我们合作吧，我现在需要一笔钱，这作品我也不卖，都给你了。之前的记录我也全都给你，你看行不行？”劳伦斯只沉吟了几秒钟，就答应了。跟香格纳的合作，为他制作动画的稳定来源奠定了基础。
乌托邦的幻灭
在他成立π格工作室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机构竟然成为他剖析社会运转机制的一个切片。成立之初，他洋洋洒洒写下了一堆关于工作室的管理办法，写得充满骑士精神。牛逼手册写完，发给员工，员工说，老板，你看过西点军校校规没有，里面有很多条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完全是巧合，等于我自己默写了一篇西点军校校规。”
军队的管理是分等级、讲服从、重奖惩的，但孙逊试图用平等的、乌托邦的方式来管理的工作室，却很快陷入了混乱。“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有人画得好，有人画得差，画得好的你会交给他一个复杂的活，他一天只能画一张，而画得差的只能画简单的任务，结果一天可以画五张，而他们每张的报酬是平等的。结果反而是画得差的人薪水高。”
他以为这种无私互助的平等精神，可以感化、激发出落后者的上进心，结果很崩溃，落后者反而更加安于落后，而优秀者却流失了。“我因为相信人性美好，会见贤思齐，结果实际上却是鼓励了恶。”他去看了勒庞的《乌合之众》，也因为自己对小型社会模型的摸索而加深了对近代史的理解。他举了瑞士的例子，全民公决是否要规定每人每月最低收入五千，精英们反对，但底层却很拥护。“底层人恨不得一个月五千，但如果你真的通过了这个法案，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大公司搬离瑞士。是，你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定了五千，但是没人雇你，你连一分都没有，社会才是真的悲惨。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背后都是这个（乌合之众）在起作用。”
一个数字和它所代表的真理
“π格”代表了孙逊的某种世界观，绝对真理之存在，对他而言是不容怀疑的，几乎是一种信仰，但真理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只能试图去无限接近。在他小学的时候，他曾经尝试着做过二三十个飞机模型，这比跟着老师学画画更接近他心目中艺术行为的本质。
“我自己找飞机画册，量比例，底下怎么安机关，怎么控制它的重量……做了三十多架，没一架能飞，有绕圈的，有翻跟头的，有往地上扎的。所有失败的可能性都拥有，就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时候也不懂物理，只能不断地试错。其实你并不是在做一架飞机，你在试图去了解世界，试图跟世界建立一种联系。”长大以后他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情，觉得那种不断求索、不断试图接近真理但永远也不可到达的过程，类似宗教体验。
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在试图构建自己的小宇宙，那个宇宙有完足的体系和规律，是大千世界的模型，这是人向神性致敬的方式。孙逊是有神论者，但他对神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具体某个宗教里的偶像，他相信每个人的头顶都有一个自己的神明、自己的老天，或者自己的精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处，高处不胜寒，你在那个点上是非常非常孤独的，必须有一个东西来伴随你，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就是你自己的信仰。”正是这种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神性，把人从庸常生活中超拔出来，而艺术就在这其中得到滋养，生根开花。
这也是他把工作室命名为“π格”的原因，他可以一口气把圆周率这个神奇的无限不循环背到小数点后好多位，“假如π是一个真理的数字，那真理有没有？如果说有，那为什么π永远到不了头？如果说没有，那你又何以能够不停地接近呢？”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个可以一口气把圆周率默写满一黑板的少年被大家叫作“π”，其实也在阐述着相似的隐喻。
在个展的前夜，孙逊在美术馆的墙上点了一把火。数千根密密麻麻的火柴已经事先被安插在了墙上，火苗疾走，烧成五个大字：谶语实验室。
观众看到这些字的时候，火苗早已熄灭，留下未燃尽的火柴茬，像收割过又烧过荒的庄稼地，烟熏痕留在墙上，硫磺味飘散在空气里，提示着已经发生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仿佛神秘学和宿命论。
“你预言了克里米亚？这算是你的一种‘谶语’？”
“其实并没有。我提了乌克兰，但我也提了拜占廷，提了伊斯坦布尔……其实是类比。为克里米亚这地方太重要了，不光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在拿破仑之后，俄国人成为了欧洲警察。英国的国际策略一直是离岸政治平衡，于是它联合法国一起跟俄国开战，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它第一次有战地医院，第一次有战地护士，第一次有无线电，它是现代战争的雏形。在克里米亚，英法联合打败了俄国人，法国重新变成欧洲的强国。克里米亚的首府是塞瓦斯托波尔，而法国把红灯区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大街。他们回去之后在这个街上庆祝胜利，这是男人的大街，这都是对战败国的羞辱。所以普京一定要把克里米亚拿回来，这里面的恩怨深着呢。”
对不起我给不了你要的答案 这个作品刚做完，他又来到德国，在当年的一个宗教监狱改造的地方做艺术项目，当时那里是关押马丁·路德的地方……地球的历史会给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创作灵感，旅行成为他的养料来源，正如卡夫卡所说：人只有通过旅行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永远无法拥有的、什么是自己拥有的，然后才能回到自己。
他常常选择在现场开放性地即席创作，迄今为止已经做了二十多个开放现场的项目。在不同国家现场创作，艺术家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不同国家观众的不同反应。从日本到欧洲，从印度到乌克兰，从英国到欧洲，观者的文化经验和国情不同，观看作品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虽然有时候也会遭遇误读和误解，“文化是一种控制的力量，它给你一套标准。大众思维有种暴力，人们提问的时候常常是带着答案的，在国外常常就是政治问题，如果你给不了让他们满意的故事，他们会失望。而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位老太太采访他，说你的片子用的都是素描的方式，为什么。孙逊说，我们从小学素描，觉得这个审美跟主题也很匹配。结果老太太接着问道：你怎么理解你们从小都得学西方素描，但我们西方就不学你们的水墨画？
“我说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从技术训练上来讲是世界一流的，我们不但学西方，也学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从小练书法。反而你们不仅不学东方水墨，你们连自己西方的一套也不学，我们是什么都学，你们是什么都不学。我去你们的美术馆，看到你们的年轻人在那临摹名作，我当笑话看的，画得太差了。”
老太太合上笔记本，直接站起身来，走了。
短片导师卓别林
孙逊对文化偏见格外敏感，但偏见可能是无处不在的。纽约艺术评论家及独立策展人芭芭拉·波拉克回忆起她和孙逊同游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孙逊仔细观看每一样展品并拍了照之后，对她说：“这是一座非常美国式的博物馆。”
孙逊在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一个本来应该是中性的场所看出了文化偏见，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动物标本，成为时间的横截面。博物馆中呈现的自然界是一种梳理过的自然，而这种梳理的背景是美国文化，是美国人看待的自然。这个经历在几年后成为了他纽约个展《时间公园》的灵感。
“东方也一样，木简、竹简就是刮掉以后再写过的历史。而《新华字典》代表的就是1949年以后新中华对世间种种的官方解释。”孙逊把找来的《新华字典》与在树皮纸上创作的墨水画作结合呈献，看似一卷卷被摊开的水墨书画。作品被装进玻璃木柜中，观者在一盏黄色灯泡下欣赏画作，像是在俯瞰历史。同样的思维方式，更换一个主体，就成为他的另一个展览《隐者之书》，来自拉丁文“Palimpsest”（隐页），那是西方最早写在羔羊皮上的读物，寫了读过就被刷掉。
“在今天的中国，随处都能捡到灵感。作为艺术家而言，灵感在这儿实在是太廉价了，我每天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审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否比我的作品还具有想象力和感染力。”
政治寓言、文化身份自省、历史叙事的反思是孙逊作品的基调。《黑色咒语》《日常乌托邦》《魔术师的谎言》《安魂曲》……他作品里的压抑、深邃和荒诞是一目了然的。那些相似的角色和反复出现的元素：魔术师、蚊子、乌鸦、龙……背后都是象征性和实验。
孙逊并不承认肯特里奇对他的影响，虽然他对这位大师赞不绝口。他更愿意举的例子是卓别林：卓别林有一个短片讲革命，一辆大卡车，拉着一群游行的人，每个人都举着小旗子在挥舞，他们在革命。突然一面小旗子掉地上了，看热闹的卓别林跑过去，捡起了那面旗子，在那里摇，意思是你的东西掉了。然后他后面一群举着旗子的人轰的一声就把他给淹没了。卓别林还在中间摇着旗子，这时过来两个警察，抓走了他。“这就是高级的语言，给革命的定义，背后给你多少层东西，绝不是喜剧那么简单。”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孙逊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选择版画，是因为这个专业最为自由。大学四年，他只交了20幅左右的版画，其余时间，都在鼓捣他的动画，“中国美院的第一个动画是我做的。”
他是那种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人，作为艺术家的自觉，他萌生得很早。还在读美院附中的时候，因为旷了九十多节课，他差点被开除，最后是专业老师联名把他“保”了下来。“我旷课也没干别的，就是每天拎着画材到处去写生画画。专业老师就跟学校说，作为一个美术学校，怎么能开除这么爱画画的一个孩子？”最后的通融办法是，学校取消了他某次绘画比赛的特等奖，但保住了他的学籍。大学毕业之前，他因为专业成绩优异被确定留校，但谁也没能想到，因为没有参加四六级考试，他最后竟然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英语挂科五次。四六级考试我连报名都没报，因为报名费要30元，我留着这钱买烟抽。”
关于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当时在同学中有过一场争论，孙逊的态度是，“我们是美术学院，将来惟一可能频繁使用英语的机会就是出国做展览。如果你艺术水平不够，英语背得再好没有用武之地也会忘记。如果艺术水平足够，需要到全球去做展览，逼也能把你逼会。甚至你足够牛逼，自然会为你配备翻译。”同学都觉得他太偏激，但他践行了自己的观点，如今他在全世界做展览，“已经成为我们班所有同学里英文最好的一个。”
谁能保证威尼斯
破格留校任教一年后，他辞职了，创立了自己的动画工作室“π格”。做动画的起因，是想做电影，但拍摄电影，太多条件受制于人，学美术的人最凑手的方法，就是把想拍的电影场景一帧一帧地画出来。他给好些人看过《21克》的原始素材，包括他的老师们，所有人都劝他放弃，因为画得太细，每一帧都靠手绘，工作量太庞大了。他也试着拉过赞助，找到全国第一线的一家动画公司，条件谈得很逗，他开口要30万制作费，同时许诺打对方的公司名，动画做出来后参加五个国际电影节。
“然后人家问，你如何来保证呢。我说我一刚毕业的学生，你让我拿什么保证？我也没参加过电影节，但我觉得可以。他说那不行，你得有个保证机制，没有保证机制的事我们不干。”赞助黄了，孙逊咬咬牙成立工作室自己做，前后四年，投入了近五百万，做了27分钟的动画片。 “我从出道以来，所有赚的钱全部给了那部片子，结果那个片子最终完成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千把块钱。你知道你把所有的你的信仰、你的兴趣、你的要求统统都放在里面，是一个承载了特别大梦想的片子。”最多的时候，工作室五十多个人都靠孙逊一个人卖作品来养。片子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传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大哭了一场。
孙逊说，在艺术界，很多人都习惯于“曲线救国”，曲线绕得太远，最后把救国给忘了。“很多艺术家都说，我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我再实现我的艺术理想。最后他一辈子都在解决生存问题。曲线刚兜到一半，他的国都亡了。美院学生里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孙逊一边卖作品，一边自己养作品，一开始，市场很好，很多老外来到杭州，自报“我们是哪個哪个美术馆的，对你来说很重要，希望能以比较合适的价格收藏你的作品”。卖了几单之后，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很难核查他们的身份，我不能图好卖，市场卖脏了，后面路会非常难走。我说我不能这么干，我得去找画廊。”他很严谨地打印了所有作品的价格和流向清单，找到香格纳画廊的劳伦斯。“我说我们合作吧，我现在需要一笔钱，这作品我也不卖，都给你了。之前的记录我也全都给你，你看行不行？”劳伦斯只沉吟了几秒钟，就答应了。跟香格纳的合作，为他制作动画的稳定来源奠定了基础。
乌托邦的幻灭
在他成立π格工作室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机构竟然成为他剖析社会运转机制的一个切片。成立之初，他洋洋洒洒写下了一堆关于工作室的管理办法，写得充满骑士精神。牛逼手册写完，发给员工，员工说，老板，你看过西点军校校规没有，里面有很多条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完全是巧合，等于我自己默写了一篇西点军校校规。”
军队的管理是分等级、讲服从、重奖惩的，但孙逊试图用平等的、乌托邦的方式来管理的工作室，却很快陷入了混乱。“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有人画得好，有人画得差，画得好的你会交给他一个复杂的活，他一天只能画一张，而画得差的只能画简单的任务，结果一天可以画五张，而他们每张的报酬是平等的。结果反而是画得差的人薪水高。”
他以为这种无私互助的平等精神，可以感化、激发出落后者的上进心，结果很崩溃，落后者反而更加安于落后，而优秀者却流失了。“我因为相信人性美好，会见贤思齐，结果实际上却是鼓励了恶。”他去看了勒庞的《乌合之众》，也因为自己对小型社会模型的摸索而加深了对近代史的理解。他举了瑞士的例子，全民公决是否要规定每人每月最低收入五千，精英们反对，但底层却很拥护。“底层人恨不得一个月五千，但如果你真的通过了这个法案，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大公司搬离瑞士。是，你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定了五千，但是没人雇你，你连一分都没有，社会才是真的悲惨。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背后都是这个（乌合之众）在起作用。”
一个数字和它所代表的真理
“π格”代表了孙逊的某种世界观，绝对真理之存在，对他而言是不容怀疑的，几乎是一种信仰，但真理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只能试图去无限接近。在他小学的时候，他曾经尝试着做过二三十个飞机模型，这比跟着老师学画画更接近他心目中艺术行为的本质。
“我自己找飞机画册，量比例，底下怎么安机关，怎么控制它的重量……做了三十多架，没一架能飞，有绕圈的，有翻跟头的，有往地上扎的。所有失败的可能性都拥有，就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时候也不懂物理，只能不断地试错。其实你并不是在做一架飞机，你在试图去了解世界，试图跟世界建立一种联系。”长大以后他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情，觉得那种不断求索、不断试图接近真理但永远也不可到达的过程，类似宗教体验。
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在试图构建自己的小宇宙，那个宇宙有完足的体系和规律，是大千世界的模型，这是人向神性致敬的方式。孙逊是有神论者，但他对神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具体某个宗教里的偶像，他相信每个人的头顶都有一个自己的神明、自己的老天，或者自己的精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处，高处不胜寒，你在那个点上是非常非常孤独的，必须有一个东西来伴随你，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就是你自己的信仰。”正是这种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神性，把人从庸常生活中超拔出来，而艺术就在这其中得到滋养，生根开花。
这也是他把工作室命名为“π格”的原因，他可以一口气把圆周率这个神奇的无限不循环背到小数点后好多位，“假如π是一个真理的数字，那真理有没有？如果说有，那为什么π永远到不了头？如果说没有，那你又何以能够不停地接近呢？”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个可以一口气把圆周率默写满一黑板的少年被大家叫作“π”，其实也在阐述着相似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