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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代表团
架伊尔62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协代表团正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在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4月14日晚九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他第一句话就问下棋子没有。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集训。“三通用”的七兄弟是集训队的主力，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这些人已成为棋坛老将了。我们所有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敬爱的周总理。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流莫过于“手谈”。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我由衷地高兴。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被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我以前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
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西园寺公一身为接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九场，他居然观看了八场。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七年未下棋了，免不了有些生疏。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此意义不小。日方对此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曾在1962年访问我国，那时他虽只是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加藤已是七段，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与石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
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 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作“天煞星”，这足以说明他棋风的凶狠。日本的职业高手和加藤对局，稍有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杀得火星进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取胜。局后大竹英雄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什么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比赛那天，日本业余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棋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要求，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代表团到大阪后又进行了多场比赛，我一局接一局地失利，心中说不出地难受。有几局棋输得实在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解，到了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而且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惜在关键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棋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五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七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自己并没有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七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
访日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我多年的梦想。5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警车，十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十倍地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地不安。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期的吴先生了，如果我在十年前胜了他，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因素，吴先生的棋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将越来越少了。
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仍是围棋史上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术大师。
(待续)
架伊尔62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协代表团正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在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4月14日晚九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他第一句话就问下棋子没有。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集训。“三通用”的七兄弟是集训队的主力，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这些人已成为棋坛老将了。我们所有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敬爱的周总理。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流莫过于“手谈”。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我由衷地高兴。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被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我以前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
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西园寺公一身为接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九场，他居然观看了八场。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七年未下棋了，免不了有些生疏。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此意义不小。日方对此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曾在1962年访问我国，那时他虽只是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加藤已是七段，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与石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
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 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作“天煞星”，这足以说明他棋风的凶狠。日本的职业高手和加藤对局，稍有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杀得火星进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取胜。局后大竹英雄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什么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比赛那天，日本业余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棋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要求，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代表团到大阪后又进行了多场比赛，我一局接一局地失利，心中说不出地难受。有几局棋输得实在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解，到了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而且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惜在关键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棋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五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七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自己并没有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七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
访日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我多年的梦想。5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警车，十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十倍地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地不安。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期的吴先生了，如果我在十年前胜了他，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因素，吴先生的棋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将越来越少了。
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仍是围棋史上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术大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