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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士子鲍照，才秀人微，湮没于当时，故为其立传者甚少。其交游及由此产生的诗歌唱和，亦鲜有所存。本文拟选取鲍照好友王僧达，立足史料和文学作品，考析二人间的诗歌唱和情状，旨在探究诗人交游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学界对鲍照的研究，多侧重对其作品研究，而对其交游及诗歌唱和的研究却甚少，仅有丁福林先生所撰《鲍照交游考略》及其两篇续文，通过爬梳史料记载，将与鲍照有交集的人物逐一作简要介绍，但较少论及诗歌唱和。诗歌唱和有其特殊的创作语境，与不同对象的交游，唱和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情感表达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鲍照一生，与多人皆有交往，其中不乏帝王文士、才子贵胄，亦有方外僧侣。探究其交游情形，一方面可以了解刘宋时代的社会情况，另一方面，管窥交游对诗人思想性格、人生际遇及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亦是鲍照文学研究的新角度。鲍照与当时琅琊王氏僧达的交游就是与才子贵胄交游的典型，对他的思想性格、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鲍照一生著有诗、文、赋等247篇，今有钱仲联为其所作注《鲍参军集注》。王僧达的诗现存五首，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文五篇，其中，《祭颜光禄文》被《文选》所收录。《隋书·经籍志》录有《王僧达集》10卷，现已佚。梳理相关文献，可知鲍照与王僧达两位门第悬殊的才子，因相互欣赏才情而交往密切，且在交往过程中，二人有诗歌唱和。尽管诗歌数量有限，王僧达的诗也大都亡佚，但通过仅存的诗篇，依然可窥二人珍贵的友情和交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唱和诗
诗歌上的互相唱和是鲍照与王僧达交游的主要表现方式。元嘉二十五年（448）春，王僧达因为母丁忧，而辞去太子洗马一职，两年后出为宣城太守，两人在京都相见，临别时，鲍照临作《送别王宣城》诗以赠别：
发郢流楚思，涉淇兴卫情。既逢青春盛，复值白苹生。
广望周千里，江郊蔼微明。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
颍阴腾前藻，淮阳流昔声。树道慕高华，属路伫深馨。
这是他们交游而作的第一首诗歌，整首诗充分表达了二人的深情厚谊。诗发端二句，便以“发郢”“涉淇”所引起的鄉思暗示送别的主题，表现送别时的难舍之情。郢为楚国国都，淇水是流经卫国的一条大河，离开郢都，渡过淇水，以空间距离之广阔来表达为了友情，不辞路途遥远、行路艰难。“楚思”“卫情”，暗用屈原的衷情与《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深情，抒发对好友的思念。“既逢”二句，化用《礼记》“季春之月，苹始生”语，点明送别的时间。“青春盛”则暗示僧达正值青春盛年之时，劝勉之意不言而喻。中间四句，通过送别之地江郊树木繁密，昏暗微明的凄凉景色，引出别宴举杯惆怅的感叹，以致吹奏的乐曲和吟唱的曲调都带有凄凉的情调，表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时的难舍难分和对友人的无限留恋。末四句则是正面写送别，用苏辙、汲黯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说僧达治理宣城，将会像黄霸、汲黯一样以仁义为本，取得良好的政绩。既是对友人的临别祝愿，也表达了他对友人治理才能的信心，显示了二人深厚的友情。
在这首送别诗中，鲍照在抒发真挚友情的同时，也对友人的前程寄予热忱的期望，表示良好的祝愿。唯有知己，方有如此盈盈情谊和真诚祝福。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云：“此诗章法明整，可谓赠送之则。起二句兴，‘青春’二句入题，‘广望’四句叙送别，‘颍阴’四句陪宣城。”方评可谓中的之语，四句叙别情，四句祝友人，此可谓用心、用情。
元嘉二十九年（452），王僧达在义兴郡担任义兴太守。同年，鲍照自江北南返回京都建康之后，于六七月间乃有义兴之行。他到达南徐州义兴郡后，去看望好友王僧达，二人在七夕唱和作诗，王僧达作有《七夕月下诗》一首：
远山敛氛寝，广庭扬月波。
气往风集隙，秋还露泫柯。
节期既己孱，中宵振绮罗。
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分河。
这首诗可称得上是情景相融的佳作，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七夕月色的清冷幽雅之美，以此来烘托牛郎织女相聚时短暂的美好时光，暗传对二人友情的珍重。中国文化中，自汉代开始，七夕富有独特的含义，是牛郎织女相逢诉衷情的时刻。《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被阻隔的爱情悲剧，抒发人世间不如意的爱情。后世多有以七夕为题抒发爱情的诗词，宋代秦观的《鹊桥仙》堪为典范。且不论鲍照与王僧达相遇日子确为七夕，但是，以七夕为题抒发情感，足见二人真挚的友情。
鲍照随作和诗一首，即《和王义兴七夕诗》：
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
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
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
赞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这首诗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鲍照与王僧达交游的第一首和诗。虽然，他们后来还写有许多互相唱和的诗歌，但由于王僧达的诗歌大多数都已经亡佚，因此，这两首唱和诗就显得意义非凡，对于我们研究考据他们当时的交往情形非常有帮助。
与王僧达的《七夕月下诗》在情景交融中略重于写景不同的是，鲍照的《和王义兴七夕诗》这首诗虽亦情景相融，但重在抒情，这就颇有意味。作为寒门弟子，鲍照在情感上，对贵胄王僧达深沉，在心理上，也更依赖。诗中的“偶影有双夕”一句，也运用了牛郎织女的典故，但突出“双”的意义。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有注，“曹植《九咏》注曰：‘牛女为夫妇，七月七日得一曾同也。’”紧接着诗人还运用了《汉书·韩信传》中韩信与刘邦“金兰交”的典故，赞美了他们间的义结金兰，以此来衬托他与王僧达之间的金兰之交。“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这两句则以“思妇”自比，抒发内心的孤独寂寞，“泣征客”进一步将自己刻画为泣涕涟涟的形象，表达对友人的难舍难分之情。
此外，这首诗在抒情写景方面颇有妙处，其既避免了情与景的背离，也极好地做到了情景相融与相得益彰。王夫之就曾评价说：“役心极矣，而绝不汍澜，引满之余，大有忍力。‘宵月向掩扉’，苦于索景，杜陵每于此诣入。此等语洗露难，函盖尤不易，此杜陵之所以终不及鲍也。” 元嘉三十年（453），王僧达因支持刘骏而官运亨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护军将军。同年秋，鲍照在建康与王僧达相遇，并相唱和，有《和王护军秋夕诗》：
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惊飙西北起，孤鴈夜往还。
开轩当户牖，取琴试一弹。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
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泉涸甘井竭，节徙芳岁残。
生事各多少，谁共知易难。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
愿托孤老暇，觞思暂开餐。
根据诗歌题目可知王僧达先作诗一首，然后鲍照紧接着和诗一首，王僧达的原诗已亡佚。诗中“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这四句诗反映出在金秋肃杀背景之下，诗人对自身处境的担忧。“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两句，则借用吕安与嵇康交友的典故，意指自己与王僧达的友情。《晋书·嵇康传》载：“吕安与康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审视诗人与王僧达的生平，可知就在他们这次见面之后的两三年里，王僧达就因事被罢官后又被赐死，这其实是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不难从诗歌中看出鲍照此时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和内心隐约的惶恐。
二人间的唱和诗虽不多，但都充分表现了鲍照与王僧达是事业上的知己、文学上的知音、生活中的佳友。
二、学陶诗
元嘉四年（427），鲍照十二岁，这一年大诗人陶渊明卒。鲍照对陶渊明非常仰佩，故于元嘉二十九年（452）七八月间作有《学陶彭泽体诗》五言诗一首，钱仲联《鲍参军集注》注云：“奉和王义兴。”王义兴，即义兴太守王僧达。可见，此诗亦为鲍照与义兴太守王僧达相唱和之作。诗歌创作之因，缘自僧达作诗学陶而鲍照见而和之，诗云：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
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叹息望天河。
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
王僧达的学陶诗今已不存，唯有鲍照的和诗，这不仅是文学史上学陶的第一首诗，也是了解王僧达学陶诗的窗口。丁福林先生在《鲍照年谱》中考据此诗，认为鲍照的这首学陶诗“摹拟不如江淹之几乎乱真，然而竟有不‘直为田家语’的‘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直接用萧统所认为‘白璧微瑕’的《闲情赋》中‘泛清瑟’‘悲罗襟’的丽句，确是在学陶彭泽体而运用自如，不损害其为现存的最早的一首”。
陶淵明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是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成就巨大。他以恬淡自然淳厚的诗风，在魏晋诗歌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陶渊明在生前及相当一段时间内，少有知音，不被重视，并不在魏晋诗歌发展的主流之内。当时对其景慕者，包括像王弘、檀道济等刺史，亦是仰慕其文人，敬重其隐者之风，而非诗文。陶渊明卒后，沈约撰《宋书》，为之立传，传入《隐逸传》而非《文苑传》，可知沈约亦主要视陶渊明为隐士，而非诗人。传文对陶渊明行事叙之甚详，而于文章书籍了无评语。唐代房玄龄等撰《晋书》，李延寿等撰《南史》，皆仿沈约之例，将他列入《隐逸传》。沈约之外，钟嵘《诗品》叙陶诗也于“中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历数“晋世群才”及于“宋初文咏”，包括“张、潘、左、陆”等人，终不言陶。凡此之类，皆表明在南朝时期，陶诗作为文学，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直到唐宋，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等人皆咏陶、和陶，陶诗才真正受到重视。
段熙仲《鲍照五题》论鲍照的这首《学陶彭泽体诗》云：“渊明卒后，当时诗人及史臣都不甚重视陶诗，直至梁代，才入《诗品》。而在渊明卒后二十五年就有王僧达作诗学陶体而明远和之。”这足以表现出二人极高的文学眼光。王僧达作学陶诗，而鲍照和之，说明二人在认同陶诗这方面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二人文学创作观念的相似。
刘宋时期因流行华靡绮丽文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陶诗诗风自然浑朴，得不到时人推重，亦是必然。然而，因王僧达、鲍照二人较早学陶，再到萧统编《文选》既录陶诗，并且为陶集作序，称“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美;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推崇独至。倡始者的影响，历久而大，从文学史上对陶渊明的接受来看，意义深远。
三、结语
鲍照与王僧达志趣相投，打破士庶壁垒，以文义交往数年之久。这些珍贵的唱和诗歌以及学陶、和陶之诗，不仅是二人友情的见证，也引起了当时文坛仿陶之风的盛行，对研究陶渊明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接受情况，多有裨益。
学界对鲍照的研究，多侧重对其作品研究，而对其交游及诗歌唱和的研究却甚少，仅有丁福林先生所撰《鲍照交游考略》及其两篇续文，通过爬梳史料记载，将与鲍照有交集的人物逐一作简要介绍，但较少论及诗歌唱和。诗歌唱和有其特殊的创作语境，与不同对象的交游，唱和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情感表达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鲍照一生，与多人皆有交往，其中不乏帝王文士、才子贵胄，亦有方外僧侣。探究其交游情形，一方面可以了解刘宋时代的社会情况，另一方面，管窥交游对诗人思想性格、人生际遇及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亦是鲍照文学研究的新角度。鲍照与当时琅琊王氏僧达的交游就是与才子贵胄交游的典型，对他的思想性格、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鲍照一生著有诗、文、赋等247篇，今有钱仲联为其所作注《鲍参军集注》。王僧达的诗现存五首，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文五篇，其中，《祭颜光禄文》被《文选》所收录。《隋书·经籍志》录有《王僧达集》10卷，现已佚。梳理相关文献，可知鲍照与王僧达两位门第悬殊的才子，因相互欣赏才情而交往密切，且在交往过程中，二人有诗歌唱和。尽管诗歌数量有限，王僧达的诗也大都亡佚，但通过仅存的诗篇，依然可窥二人珍贵的友情和交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唱和诗
诗歌上的互相唱和是鲍照与王僧达交游的主要表现方式。元嘉二十五年（448）春，王僧达因为母丁忧，而辞去太子洗马一职，两年后出为宣城太守，两人在京都相见，临别时，鲍照临作《送别王宣城》诗以赠别：
发郢流楚思，涉淇兴卫情。既逢青春盛，复值白苹生。
广望周千里，江郊蔼微明。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
颍阴腾前藻，淮阳流昔声。树道慕高华，属路伫深馨。
这是他们交游而作的第一首诗歌，整首诗充分表达了二人的深情厚谊。诗发端二句，便以“发郢”“涉淇”所引起的鄉思暗示送别的主题，表现送别时的难舍之情。郢为楚国国都，淇水是流经卫国的一条大河，离开郢都，渡过淇水，以空间距离之广阔来表达为了友情，不辞路途遥远、行路艰难。“楚思”“卫情”，暗用屈原的衷情与《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深情，抒发对好友的思念。“既逢”二句，化用《礼记》“季春之月，苹始生”语，点明送别的时间。“青春盛”则暗示僧达正值青春盛年之时，劝勉之意不言而喻。中间四句，通过送别之地江郊树木繁密，昏暗微明的凄凉景色，引出别宴举杯惆怅的感叹，以致吹奏的乐曲和吟唱的曲调都带有凄凉的情调，表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时的难舍难分和对友人的无限留恋。末四句则是正面写送别，用苏辙、汲黯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说僧达治理宣城，将会像黄霸、汲黯一样以仁义为本，取得良好的政绩。既是对友人的临别祝愿，也表达了他对友人治理才能的信心，显示了二人深厚的友情。
在这首送别诗中，鲍照在抒发真挚友情的同时，也对友人的前程寄予热忱的期望，表示良好的祝愿。唯有知己，方有如此盈盈情谊和真诚祝福。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云：“此诗章法明整，可谓赠送之则。起二句兴，‘青春’二句入题，‘广望’四句叙送别，‘颍阴’四句陪宣城。”方评可谓中的之语，四句叙别情，四句祝友人，此可谓用心、用情。
元嘉二十九年（452），王僧达在义兴郡担任义兴太守。同年，鲍照自江北南返回京都建康之后，于六七月间乃有义兴之行。他到达南徐州义兴郡后，去看望好友王僧达，二人在七夕唱和作诗，王僧达作有《七夕月下诗》一首：
远山敛氛寝，广庭扬月波。
气往风集隙，秋还露泫柯。
节期既己孱，中宵振绮罗。
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分河。
这首诗可称得上是情景相融的佳作，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七夕月色的清冷幽雅之美，以此来烘托牛郎织女相聚时短暂的美好时光，暗传对二人友情的珍重。中国文化中，自汉代开始，七夕富有独特的含义，是牛郎织女相逢诉衷情的时刻。《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被阻隔的爱情悲剧，抒发人世间不如意的爱情。后世多有以七夕为题抒发爱情的诗词，宋代秦观的《鹊桥仙》堪为典范。且不论鲍照与王僧达相遇日子确为七夕，但是，以七夕为题抒发情感，足见二人真挚的友情。
鲍照随作和诗一首，即《和王义兴七夕诗》：
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
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
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
赞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这首诗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鲍照与王僧达交游的第一首和诗。虽然，他们后来还写有许多互相唱和的诗歌，但由于王僧达的诗歌大多数都已经亡佚，因此，这两首唱和诗就显得意义非凡，对于我们研究考据他们当时的交往情形非常有帮助。
与王僧达的《七夕月下诗》在情景交融中略重于写景不同的是，鲍照的《和王义兴七夕诗》这首诗虽亦情景相融，但重在抒情，这就颇有意味。作为寒门弟子，鲍照在情感上，对贵胄王僧达深沉，在心理上，也更依赖。诗中的“偶影有双夕”一句，也运用了牛郎织女的典故，但突出“双”的意义。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有注，“曹植《九咏》注曰：‘牛女为夫妇，七月七日得一曾同也。’”紧接着诗人还运用了《汉书·韩信传》中韩信与刘邦“金兰交”的典故，赞美了他们间的义结金兰，以此来衬托他与王僧达之间的金兰之交。“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这两句则以“思妇”自比，抒发内心的孤独寂寞，“泣征客”进一步将自己刻画为泣涕涟涟的形象，表达对友人的难舍难分之情。
此外，这首诗在抒情写景方面颇有妙处，其既避免了情与景的背离，也极好地做到了情景相融与相得益彰。王夫之就曾评价说：“役心极矣，而绝不汍澜，引满之余，大有忍力。‘宵月向掩扉’，苦于索景，杜陵每于此诣入。此等语洗露难，函盖尤不易，此杜陵之所以终不及鲍也。” 元嘉三十年（453），王僧达因支持刘骏而官运亨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护军将军。同年秋，鲍照在建康与王僧达相遇，并相唱和，有《和王护军秋夕诗》：
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惊飙西北起，孤鴈夜往还。
开轩当户牖，取琴试一弹。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
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泉涸甘井竭，节徙芳岁残。
生事各多少，谁共知易难。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
愿托孤老暇，觞思暂开餐。
根据诗歌题目可知王僧达先作诗一首，然后鲍照紧接着和诗一首，王僧达的原诗已亡佚。诗中“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这四句诗反映出在金秋肃杀背景之下，诗人对自身处境的担忧。“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两句，则借用吕安与嵇康交友的典故，意指自己与王僧达的友情。《晋书·嵇康传》载：“吕安与康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审视诗人与王僧达的生平，可知就在他们这次见面之后的两三年里，王僧达就因事被罢官后又被赐死，这其实是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不难从诗歌中看出鲍照此时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和内心隐约的惶恐。
二人间的唱和诗虽不多，但都充分表现了鲍照与王僧达是事业上的知己、文学上的知音、生活中的佳友。
二、学陶诗
元嘉四年（427），鲍照十二岁，这一年大诗人陶渊明卒。鲍照对陶渊明非常仰佩，故于元嘉二十九年（452）七八月间作有《学陶彭泽体诗》五言诗一首，钱仲联《鲍参军集注》注云：“奉和王义兴。”王义兴，即义兴太守王僧达。可见，此诗亦为鲍照与义兴太守王僧达相唱和之作。诗歌创作之因，缘自僧达作诗学陶而鲍照见而和之，诗云：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
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叹息望天河。
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
王僧达的学陶诗今已不存，唯有鲍照的和诗，这不仅是文学史上学陶的第一首诗，也是了解王僧达学陶诗的窗口。丁福林先生在《鲍照年谱》中考据此诗，认为鲍照的这首学陶诗“摹拟不如江淹之几乎乱真，然而竟有不‘直为田家语’的‘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直接用萧统所认为‘白璧微瑕’的《闲情赋》中‘泛清瑟’‘悲罗襟’的丽句，确是在学陶彭泽体而运用自如，不损害其为现存的最早的一首”。
陶淵明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是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成就巨大。他以恬淡自然淳厚的诗风，在魏晋诗歌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陶渊明在生前及相当一段时间内，少有知音，不被重视，并不在魏晋诗歌发展的主流之内。当时对其景慕者，包括像王弘、檀道济等刺史，亦是仰慕其文人，敬重其隐者之风，而非诗文。陶渊明卒后，沈约撰《宋书》，为之立传，传入《隐逸传》而非《文苑传》，可知沈约亦主要视陶渊明为隐士，而非诗人。传文对陶渊明行事叙之甚详，而于文章书籍了无评语。唐代房玄龄等撰《晋书》，李延寿等撰《南史》，皆仿沈约之例，将他列入《隐逸传》。沈约之外，钟嵘《诗品》叙陶诗也于“中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历数“晋世群才”及于“宋初文咏”，包括“张、潘、左、陆”等人，终不言陶。凡此之类，皆表明在南朝时期，陶诗作为文学，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直到唐宋，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等人皆咏陶、和陶，陶诗才真正受到重视。
段熙仲《鲍照五题》论鲍照的这首《学陶彭泽体诗》云：“渊明卒后，当时诗人及史臣都不甚重视陶诗，直至梁代，才入《诗品》。而在渊明卒后二十五年就有王僧达作诗学陶体而明远和之。”这足以表现出二人极高的文学眼光。王僧达作学陶诗，而鲍照和之，说明二人在认同陶诗这方面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二人文学创作观念的相似。
刘宋时期因流行华靡绮丽文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陶诗诗风自然浑朴，得不到时人推重，亦是必然。然而，因王僧达、鲍照二人较早学陶，再到萧统编《文选》既录陶诗，并且为陶集作序，称“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美;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推崇独至。倡始者的影响，历久而大，从文学史上对陶渊明的接受来看，意义深远。
三、结语
鲍照与王僧达志趣相投，打破士庶壁垒，以文义交往数年之久。这些珍贵的唱和诗歌以及学陶、和陶之诗，不仅是二人友情的见证，也引起了当时文坛仿陶之风的盛行，对研究陶渊明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接受情况，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