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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巨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北京举行慈善晚宴，引起了中国对于富豪进行慈善活动的一番关注和讨论。尽管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强调，他们这次来中国并不是为了向中国的富豪们施压而捐款的，但是收到邀请的50多位中国的富豪当中，依然有很多人表示不会出现在这个晚宴上。这场晚宴到底是不是某些人口中所说的“鸿门宴”呢?2010年9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朱文辉先生接受了凤凰卫视《时事开讲》的邀请，针对主持人任韧提出的问题，对慈善晚宴进行了特别的解读。
一、从“巴比宴”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个慈善晚宴邀请的都是富豪，对这些富豪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动力去向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讨教怎么样挣更多的钱，也没多少吸引力，因为钱对这些富豪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在中国挣的钱，他们挣钱的一些技巧，恐怕巴菲特也教不了他们，或者巴菲特教给他们的那些技巧，在中国大概也挣不了太多的钱。所以首先这就是一个对他们吸引力有限的晚宴。但是，除了因为这个晚宴的吸引力有限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要捐款。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原意是要捐款，后来因为发现反响不是像他们原来想的那样，就慢慢地改了口风，到最后传出来的消息，他们已经不要求富豪们在晚宴上捐款了，以免大家为了不捐款而很尴尬。
朱文辉先生认为，其实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捐款是一件很难的事。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中国这些富豪即使答应捐款的话，是捐给盖茨基金吗?好像不太可能。因为盖茨基金的总部不设在中国。如果说比尔·盖茨想在中国设立一个基金的话，理论上可以把中国的这些富豪的捐款投入中国的那个盖茨基金里头去，但是比尔·盖茨得从外面再调一笔钱进来。而从中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如果说外国人要在中国搞一个慈善基金，在操作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很多其他相关方面的制约，所以从种种安排上来看，这场慈善活动就是一个公关活动，而不是为了能获得多少捐款。
在这些受到邀请的中国富豪当中，有很多人明确表明，一定会去参加这个晚宴的，比如说像陈光标，还有很多地产的大亨。
陈光标自己本身在国内就有很多捐款，所以他首先考虑自己不需要捐给盖茨那个基金，去那个场合主要是为自己的基金来做宣传。他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和世界首富、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的老板在一块谈谈慈善、谈谈生意经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还有一些就是跟巴菲特或者盖茨有生意关系的，像比亚迪，当然他得去捧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去慈善晚宴的目的主要是看看热闹。从这个事件发展来看，虽然媒体将这个晚宴娱乐化了，但它给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
中国经过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当前中国这么大的经济规模里面，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财富，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手中的财富该怎么用呢?我们对比一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100年前，美国的经济发展得也特别快，那时正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高峰期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的富豪，我们现在历史上数得出来的，包括现在很多占据“世界500强”的企业，比如说福特、洛克菲勒，都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那个时候美国国内压力也非常大，美国政府对一系列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所以那个时候被称为“进步的时代”。
当时很多美国的富豪把自己的身家捐出来，成立基金会。这些成立了基金会的公司，有很多现在仍然在“世界500强”之列，这些基金会在全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一种软实力的代表，这些基金会对美国的贡献，甚至可能比它们对应的那些占据“世界500强”的公司还要大。比如说洛克菲洛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中国的一些社会科学者，包括朱文辉先生，他们的研究活动都得到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些美国富豪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慈善目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美国，慈善事业是和税收直接相关的，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财富捐给基金会之后，基金会可能是由他来管理，至少第一代是由他来管理的。他每年把自己得到的利润的一部分，交给社会上做社会公益事业，做慈善事业，就可以获得相应金额的免税的优惠。这样他在公益事业所花掉的钱，都相应地作为其一份新的事业的投入，所以我们看到近十年来，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富豪也开始这样做了。比如说李嘉诚先生就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李嘉诚基金会。他把这个基金会说成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而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富豪，是不是也到了把钱捐出来交给基金会管理的时候了?对此，朱文辉先生的判断是中国很多富豪有兴趣也有动力去做这件事，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不完善。
中国并不缺乏做慈善的传统，缺的是一种慈善的机制。在谈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时，朱文晖先生就提出，应该自上而下地出台一整套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我们应该借鉴100年来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它会吸引那么多的富豪把自己的身家捐献出来，放在“自己新的儿子”——基金会里边，这个基金又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可以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稍做改变，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方式。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应该有很多人参与进来，而不是通过几个特定的团体或者说是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基金来做。朱文晖先生认为，这些都是这次“娱乐化”的晚宴带给我们的思考。
二、后危机时代：不可过度炒作汇率战
在谈到汇率战的问题时，朱文晖先生指出，巴西财政部长提出警告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巴西的汇率非常强势，已经升值近20％了，但是它背后是巴西的经济的良好表现。因为巴西是一个资源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拿铁矿为例，在中国大多是贫铁矿又往往在山区，开采难度大，而在巴西直接从山上把石头运下来就是富铁矿所以巴西向中国出口的铁矿石很多，巴西还是大豆和其他一些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巴西汇率上升不仅是因为现在的经济表现好，而且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预期。巴西成功申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巴西经济现在有点像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的表现，一路地往前冲，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得也非常好。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近期完成了700亿美元的增发，增发新股规模成为世界之最。所以就这些情况来看，巴西的汇率走强绝对是有原因的。
但是巴西财政部长对于汇率升高仍非常紧张。他提出了“汇率大战”这个说法。对于“汇率大战是否存在”的问题，朱文晖先生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它非常符合报纸的需求。尤其是一些财经报纸就非常喜欢炒作“汇率大战”、“货币大战”，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批评日本去人为地压低汇率的做法的行列中。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地角度来看，美国的国会众议院马上就要表决有关美国的贸易伙伴汇率的法案，其实主要是针对人民币，这就相当于给了美国财政部一个工具，如果判断一个国家操控汇率的话，它就会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当中，去附加一个反补贴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世 界汇率都非常关注，对于这个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是防止汇率出现大波动，就像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当然保持汇率的静止也是不好的，而是要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不能叫干预汇率。第二个角度是人为地压低汇率。比如说汇率已经升上去了，要让它降下来，这是很多国家现在要做的。我们也看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它现在很难承受其他国家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从金融危机以前美元和其他国家汇率来看，美元现在并不是处在一个像美国所说的不利的汇率状态下。比如说当时的美元与欧元的汇率为1欧元＝1.51美元，而现在的汇率是1欧元＝1.4043美元。所以美元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价位。但是美国为什么现在对这件事看得那么重，给人民币的压力那么大，把这个矛头针对中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特别是众议院，因为马上要面临中期全面的改选，而在过去一年当中，奥巴马的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并没有使经济得到明显的改善。当然首先考验的不是奥巴马本人，因为他还没有到换届选举的时候，考验的是民主党的众议院全体的议员，因为全部都要重选，所以这些人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必然要在政策上给选民以好处。而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很多是工会的成员，特别是制造业工会，他们发的声音自然就体现到国会那边去了，国会那边就出台了这个法案。
朱文晖先生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法案，并不需要十分担心，因为就算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还会到参议院，现在有消息说参议院看来不会在中期选举以前去表决这个事情，而参议院可能会在法案中加入新的内容，新的参议院应该是在三分之一改选完成以后再来讨论这个事情。而即使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个法案，还要看美国总统是不是签署。从法案中的相关条款来看，最终的决定权是在美国的财政部手上，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通过成为法律了，用不用它是由财政部来衡量的。一旦财政部衡量之后决定采用这个法案，那么受害的国家还可以向世贸组织投诉，这个法案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法律?如果这一切都真的发生了，真全世界的贸易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贸易伙伴这么做了，然后制定一条法律，这样的做法基本上颠覆了全球过去五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贸易的秩序和制度安排。
所以在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已表态，指出干预汇率市场不会有任何好处，不会发生全球的货币战。我们应该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汇率的正常波动，而不应该对这件事进行恶意的炒作，避免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不断地重申，其他的财政官员也发表了对人民币的汇率立场，我们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中国汇率的走势，要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然后逐步地去适应市场发展的趋势，去反映市场发展的趋势。
一、从“巴比宴”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个慈善晚宴邀请的都是富豪，对这些富豪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动力去向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讨教怎么样挣更多的钱，也没多少吸引力，因为钱对这些富豪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在中国挣的钱，他们挣钱的一些技巧，恐怕巴菲特也教不了他们，或者巴菲特教给他们的那些技巧，在中国大概也挣不了太多的钱。所以首先这就是一个对他们吸引力有限的晚宴。但是，除了因为这个晚宴的吸引力有限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要捐款。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原意是要捐款，后来因为发现反响不是像他们原来想的那样，就慢慢地改了口风，到最后传出来的消息，他们已经不要求富豪们在晚宴上捐款了，以免大家为了不捐款而很尴尬。
朱文辉先生认为，其实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捐款是一件很难的事。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中国这些富豪即使答应捐款的话，是捐给盖茨基金吗?好像不太可能。因为盖茨基金的总部不设在中国。如果说比尔·盖茨想在中国设立一个基金的话，理论上可以把中国的这些富豪的捐款投入中国的那个盖茨基金里头去，但是比尔·盖茨得从外面再调一笔钱进来。而从中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如果说外国人要在中国搞一个慈善基金，在操作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很多其他相关方面的制约，所以从种种安排上来看，这场慈善活动就是一个公关活动，而不是为了能获得多少捐款。
在这些受到邀请的中国富豪当中，有很多人明确表明，一定会去参加这个晚宴的，比如说像陈光标，还有很多地产的大亨。
陈光标自己本身在国内就有很多捐款，所以他首先考虑自己不需要捐给盖茨那个基金，去那个场合主要是为自己的基金来做宣传。他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和世界首富、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的老板在一块谈谈慈善、谈谈生意经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还有一些就是跟巴菲特或者盖茨有生意关系的，像比亚迪，当然他得去捧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去慈善晚宴的目的主要是看看热闹。从这个事件发展来看，虽然媒体将这个晚宴娱乐化了，但它给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
中国经过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当前中国这么大的经济规模里面，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财富，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手中的财富该怎么用呢?我们对比一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100年前，美国的经济发展得也特别快，那时正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高峰期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的富豪，我们现在历史上数得出来的，包括现在很多占据“世界500强”的企业，比如说福特、洛克菲勒，都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那个时候美国国内压力也非常大，美国政府对一系列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所以那个时候被称为“进步的时代”。
当时很多美国的富豪把自己的身家捐出来，成立基金会。这些成立了基金会的公司，有很多现在仍然在“世界500强”之列，这些基金会在全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一种软实力的代表，这些基金会对美国的贡献，甚至可能比它们对应的那些占据“世界500强”的公司还要大。比如说洛克菲洛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中国的一些社会科学者，包括朱文辉先生，他们的研究活动都得到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些美国富豪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慈善目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美国，慈善事业是和税收直接相关的，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财富捐给基金会之后，基金会可能是由他来管理，至少第一代是由他来管理的。他每年把自己得到的利润的一部分，交给社会上做社会公益事业，做慈善事业，就可以获得相应金额的免税的优惠。这样他在公益事业所花掉的钱，都相应地作为其一份新的事业的投入，所以我们看到近十年来，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富豪也开始这样做了。比如说李嘉诚先生就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李嘉诚基金会。他把这个基金会说成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而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富豪，是不是也到了把钱捐出来交给基金会管理的时候了?对此，朱文辉先生的判断是中国很多富豪有兴趣也有动力去做这件事，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不完善。
中国并不缺乏做慈善的传统，缺的是一种慈善的机制。在谈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时，朱文晖先生就提出，应该自上而下地出台一整套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我们应该借鉴100年来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它会吸引那么多的富豪把自己的身家捐献出来，放在“自己新的儿子”——基金会里边，这个基金又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可以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稍做改变，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方式。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应该有很多人参与进来，而不是通过几个特定的团体或者说是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基金来做。朱文晖先生认为，这些都是这次“娱乐化”的晚宴带给我们的思考。
二、后危机时代：不可过度炒作汇率战
在谈到汇率战的问题时，朱文晖先生指出，巴西财政部长提出警告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巴西的汇率非常强势，已经升值近20％了，但是它背后是巴西的经济的良好表现。因为巴西是一个资源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拿铁矿为例，在中国大多是贫铁矿又往往在山区，开采难度大，而在巴西直接从山上把石头运下来就是富铁矿所以巴西向中国出口的铁矿石很多，巴西还是大豆和其他一些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巴西汇率上升不仅是因为现在的经济表现好，而且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预期。巴西成功申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巴西经济现在有点像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的表现，一路地往前冲，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得也非常好。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近期完成了700亿美元的增发，增发新股规模成为世界之最。所以就这些情况来看，巴西的汇率走强绝对是有原因的。
但是巴西财政部长对于汇率升高仍非常紧张。他提出了“汇率大战”这个说法。对于“汇率大战是否存在”的问题，朱文晖先生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它非常符合报纸的需求。尤其是一些财经报纸就非常喜欢炒作“汇率大战”、“货币大战”，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批评日本去人为地压低汇率的做法的行列中。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地角度来看，美国的国会众议院马上就要表决有关美国的贸易伙伴汇率的法案，其实主要是针对人民币，这就相当于给了美国财政部一个工具，如果判断一个国家操控汇率的话，它就会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当中，去附加一个反补贴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世 界汇率都非常关注，对于这个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是防止汇率出现大波动，就像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当然保持汇率的静止也是不好的，而是要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不能叫干预汇率。第二个角度是人为地压低汇率。比如说汇率已经升上去了，要让它降下来，这是很多国家现在要做的。我们也看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它现在很难承受其他国家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从金融危机以前美元和其他国家汇率来看，美元现在并不是处在一个像美国所说的不利的汇率状态下。比如说当时的美元与欧元的汇率为1欧元＝1.51美元，而现在的汇率是1欧元＝1.4043美元。所以美元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价位。但是美国为什么现在对这件事看得那么重，给人民币的压力那么大，把这个矛头针对中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特别是众议院，因为马上要面临中期全面的改选，而在过去一年当中，奥巴马的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并没有使经济得到明显的改善。当然首先考验的不是奥巴马本人，因为他还没有到换届选举的时候，考验的是民主党的众议院全体的议员，因为全部都要重选，所以这些人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必然要在政策上给选民以好处。而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很多是工会的成员，特别是制造业工会，他们发的声音自然就体现到国会那边去了，国会那边就出台了这个法案。
朱文晖先生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法案，并不需要十分担心，因为就算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还会到参议院，现在有消息说参议院看来不会在中期选举以前去表决这个事情，而参议院可能会在法案中加入新的内容，新的参议院应该是在三分之一改选完成以后再来讨论这个事情。而即使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个法案，还要看美国总统是不是签署。从法案中的相关条款来看，最终的决定权是在美国的财政部手上，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通过成为法律了，用不用它是由财政部来衡量的。一旦财政部衡量之后决定采用这个法案，那么受害的国家还可以向世贸组织投诉，这个法案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法律?如果这一切都真的发生了，真全世界的贸易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贸易伙伴这么做了，然后制定一条法律，这样的做法基本上颠覆了全球过去五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贸易的秩序和制度安排。
所以在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已表态，指出干预汇率市场不会有任何好处，不会发生全球的货币战。我们应该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汇率的正常波动，而不应该对这件事进行恶意的炒作，避免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不断地重申，其他的财政官员也发表了对人民币的汇率立场，我们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中国汇率的走势，要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然后逐步地去适应市场发展的趋势，去反映市场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