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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高校对“走教”实行“严格管理”。所谓“严格管理”，就是在学校开设讲座需要层层审批，在哪间教室开、谁来出面主持等都要走很多繁琐程序，哪一个环节犹豫或迟疑都能让讲座“黄”掉。本来，大学开设各种各样的讲座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以说多多益善，但这种管理却使得此事变得困难重重，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够开设讲座。
今年1月初，武汉探路高校教师“走教”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据介绍，本学期，华中农业大学的教师将“送课上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设《葡萄酒文化与鉴赏》《蘑菇与人类生活》《转基因食品与安全》等7门课程，涉及动植物、食品、生物学等领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将选派教师，在华中农业大学开设《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之道》《生活中的管理会计》《国际大案》等10门具有鲜明学科优势和特色的通识课程。
武汉是中国高校较为密集的一个城市，面临与京、沪及珠三角高校的竞争。武汉的高校本身应该形成一个多所学校互补、多种教学需求相互满足的大环境。从大学产生的历史来看，有“学生大学”和“先生大学”两种：前者是指有共同学习需求的“学生”可以去聘请一个对应领域的“先生”;后者是指有某一门精深学问的“先生”可以去招收对这门学问感兴趣的“学生”。但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武汉高校的教师，其身份和岗位只能限定在某一所大学，这是当下的一个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供求不能衔接的情况——
其一，高校有自己的发展定位，但这种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种制约。比如某些定位为文科高校，某些定位为理科或者工科高校。文科高校招聘的教师主要从事文科教学，而理科、工科高校拥有的则主要是理工科专业的教师。从高校的专业设置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健全人的成长与发展，不能只局限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理工科教师需要具有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文科教师也需要某一项理工类技能和理工科思维作为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基础。而现有的高校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在满足这两种需求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体制性的分隔。
其二，对学生的身份与学业课程限定太多。在计划招生体制里，当学生被某所学校录取后，就只能在这所学校上课，而且课时通常安排得很满，其中大部分为必修课，学生少有灵活支配的时间，也很少跨校听课。跨校听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很常见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大学密集的城市也很常见，但如今在中国内地大学却很难见到，这主要是因为大学对学生身份归属的约束过多，大学生被安排的时间也过多，自主学习严重不足。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两种状况，就需要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着手，建立开放、规范的大学学分制和选课制，在学校管理体制层面支持学校学科优势与学生学习需求的自主组合，如此也就没有了“走教”的必要。但需要强调的是，课程设置要有专业积累，不能临时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而要经过专业评估，合格才能开，以保证课程的质量。
当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许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供求不能衔接的现状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人文类的高校可以在校内设置一些相应的讲座，开放地接纳听众。这在北大、清华都有过。比如，可以邀请多位教授针对同一个主题开讲，讲法与内容不同，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另一种，就是出现在武汉的这种教师“走教”。教师“走教”，反映出的问题可能就是某些学校较多的学生有相同的学习需求，但学校又缺少相应的师资。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有某一主题学习需求的学校自行开设一些讲座。讲座的主讲人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领域的不同教师。相对来说，根据话题的差异，邀请不同教师来讲，学生的受益面更广。第二种方式是拥有某种学科优势的高校自行举办讲座，比如一些高校曾经主办过人文讲堂、科学讲堂，提前宣传，本城市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自主参加。
武汉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现“走教”，客观上是各高校在举办讲座上受到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弹。讲座原本是大学正常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讲座的时间、地点、主讲人、参与者等受限过多，從而造成主办方、主讲人、听讲者的积极性大为下降，使得讲座的教学功能难以发挥，也缺少替补，于是出现了“走教”。
整体来看，武汉高校出现的“走教”是大学知识学习供求不匹配的外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体制的改进和完善。“走教”是不同学校之间相互满足需求的一种方式，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学生的求学需求与教师服务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学校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有效配合。如果说不同高校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么，高校之间就可以寻求设立一些机制，促进自下而上的完善。拥有丰厚教学资源的学校，可以设置更多开放型的讲座，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可以共享这些资源。
另外，在一所高校内部，也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设置一些讲座，交由学生主办，吸纳更多不同专业、不同方向的教师开讲。这样一来，能更加有效地服务学生。
现在很多高校对“走教”实行“严格管理”。所谓“严格管理”，就是在学校开设讲座需要层层审批，在哪间教室开、谁来出面主持等都要走很多繁琐程序，哪一个环节犹豫或迟疑都能让讲座“黄”掉。本来，大学开设各种各样的讲座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以说多多益善，但这种管理却使得此事变得困难重重，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够开设讲座。我在北师大读博期间任研究生会的学术部长，总共组织主持了40多场讲座，每次组织讲座都是先了解研究生的需求，然后找相应领域里有专长的人来讲，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包括北师大、北大、清华，这类讲座也都越来越少了，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本应是常态的东西却没能够长期存在，现在出现的“走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非常态的临时性安排。这种“走教”事实上也只能够满足少数学生的部分需求，很难多角度地、灵活地充分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依然未能充分发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不能仅仅看到一个局部的点，而应建立相当于“空气”和“水分”的一种机制，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有机会获得多样性的学习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成长与发展，这也是完善高校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香玉
今年1月初，武汉探路高校教师“走教”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据介绍，本学期，华中农业大学的教师将“送课上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设《葡萄酒文化与鉴赏》《蘑菇与人类生活》《转基因食品与安全》等7门课程，涉及动植物、食品、生物学等领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将选派教师，在华中农业大学开设《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之道》《生活中的管理会计》《国际大案》等10门具有鲜明学科优势和特色的通识课程。
武汉是中国高校较为密集的一个城市，面临与京、沪及珠三角高校的竞争。武汉的高校本身应该形成一个多所学校互补、多种教学需求相互满足的大环境。从大学产生的历史来看，有“学生大学”和“先生大学”两种：前者是指有共同学习需求的“学生”可以去聘请一个对应领域的“先生”;后者是指有某一门精深学问的“先生”可以去招收对这门学问感兴趣的“学生”。但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武汉高校的教师，其身份和岗位只能限定在某一所大学，这是当下的一个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供求不能衔接的情况——
其一，高校有自己的发展定位，但这种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种制约。比如某些定位为文科高校，某些定位为理科或者工科高校。文科高校招聘的教师主要从事文科教学，而理科、工科高校拥有的则主要是理工科专业的教师。从高校的专业设置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健全人的成长与发展，不能只局限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理工科教师需要具有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文科教师也需要某一项理工类技能和理工科思维作为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基础。而现有的高校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在满足这两种需求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体制性的分隔。
其二，对学生的身份与学业课程限定太多。在计划招生体制里，当学生被某所学校录取后，就只能在这所学校上课，而且课时通常安排得很满，其中大部分为必修课，学生少有灵活支配的时间，也很少跨校听课。跨校听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很常见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大学密集的城市也很常见，但如今在中国内地大学却很难见到，这主要是因为大学对学生身份归属的约束过多，大学生被安排的时间也过多，自主学习严重不足。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两种状况，就需要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着手，建立开放、规范的大学学分制和选课制，在学校管理体制层面支持学校学科优势与学生学习需求的自主组合，如此也就没有了“走教”的必要。但需要强调的是，课程设置要有专业积累，不能临时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而要经过专业评估，合格才能开，以保证课程的质量。
当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许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供求不能衔接的现状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人文类的高校可以在校内设置一些相应的讲座，开放地接纳听众。这在北大、清华都有过。比如，可以邀请多位教授针对同一个主题开讲，讲法与内容不同，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另一种，就是出现在武汉的这种教师“走教”。教师“走教”，反映出的问题可能就是某些学校较多的学生有相同的学习需求，但学校又缺少相应的师资。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有某一主题学习需求的学校自行开设一些讲座。讲座的主讲人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领域的不同教师。相对来说，根据话题的差异，邀请不同教师来讲，学生的受益面更广。第二种方式是拥有某种学科优势的高校自行举办讲座，比如一些高校曾经主办过人文讲堂、科学讲堂，提前宣传，本城市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自主参加。
武汉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现“走教”，客观上是各高校在举办讲座上受到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弹。讲座原本是大学正常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讲座的时间、地点、主讲人、参与者等受限过多，從而造成主办方、主讲人、听讲者的积极性大为下降，使得讲座的教学功能难以发挥，也缺少替补，于是出现了“走教”。
整体来看，武汉高校出现的“走教”是大学知识学习供求不匹配的外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体制的改进和完善。“走教”是不同学校之间相互满足需求的一种方式，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学生的求学需求与教师服务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学校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有效配合。如果说不同高校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么，高校之间就可以寻求设立一些机制，促进自下而上的完善。拥有丰厚教学资源的学校，可以设置更多开放型的讲座，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可以共享这些资源。
另外，在一所高校内部，也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设置一些讲座，交由学生主办，吸纳更多不同专业、不同方向的教师开讲。这样一来，能更加有效地服务学生。
现在很多高校对“走教”实行“严格管理”。所谓“严格管理”，就是在学校开设讲座需要层层审批，在哪间教室开、谁来出面主持等都要走很多繁琐程序，哪一个环节犹豫或迟疑都能让讲座“黄”掉。本来，大学开设各种各样的讲座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以说多多益善，但这种管理却使得此事变得困难重重，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够开设讲座。我在北师大读博期间任研究生会的学术部长，总共组织主持了40多场讲座，每次组织讲座都是先了解研究生的需求，然后找相应领域里有专长的人来讲，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包括北师大、北大、清华，这类讲座也都越来越少了，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本应是常态的东西却没能够长期存在，现在出现的“走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非常态的临时性安排。这种“走教”事实上也只能够满足少数学生的部分需求，很难多角度地、灵活地充分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依然未能充分发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不能仅仅看到一个局部的点，而应建立相当于“空气”和“水分”的一种机制，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有机会获得多样性的学习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成长与发展，这也是完善高校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