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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是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之父，早年随传教士留学美国耶鲁大学。他看到西方的富强，回国后，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一员，经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初创，尤其是推动了中国的留学事业。
然而，留学事业最终却被守旧派破坏，他一度心灰意冷。但失望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又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他认为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建设。为此，他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还没有国家近代银行，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还根本不知近代银行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早将美国的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条陈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券票，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方案，使国人闻所未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专门召见了他，翁在日记中说容：“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买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正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新、奕劻、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他。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宣怀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其利益也表反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使容闳的筑路计划胎死腹中。
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行否。他以为客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报效，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贪渎无度、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
然而，留学事业最终却被守旧派破坏，他一度心灰意冷。但失望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又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他认为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建设。为此，他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还没有国家近代银行，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还根本不知近代银行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早将美国的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条陈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券票，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方案，使国人闻所未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专门召见了他，翁在日记中说容：“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买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正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新、奕劻、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他。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宣怀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其利益也表反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使容闳的筑路计划胎死腹中。
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行否。他以为客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报效，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贪渎无度、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