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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上半年，恐怕将在中国电影产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电广传媒与狮门影业的3年15亿美元协议，到华谊兄弟与STX的3年“不少于18部”，多家中国公司更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宣布了国际合作计划。
虽然张艺谋在7月也公布了他的首部英文魔幻片《长城》，但和资本层面的合作相比，一部影片的合作计划已经很难激起波澜。
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新世纪初叶香港电影人在CEPA背景下北上的“华语电影”以及中外合作大片，可以看做合拍片的1.0和2.0时代，正在到来的中国电影国际计划，形成了中外合拍片的第三次浪潮。近年来《敢死队2》 《环形使者》等点缀中国元素的好莱坞合拍片，只不过是它的前奏。
虽然中国人挟有资本优势，但外方更关注的还是在全球一枝独秀的中国电影市场。博弈之下，谁会成为“合拍片3.0”的赢家？
莫妮卡的中国买家
在2015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年初“春节档”更是在28天内实现票房收入40.5亿元人民币，在这个时段内超越美国市场，位居全球第一。
在整个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接近300亿元人民币，保持着30%以上的快速增长，同年北美票房出现下滑，相对2013年出现5%跌幅。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球电影市场整体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全球观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看电影了。”
在他看来，这个变化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开始，美国电影市场增长几乎停滞，2011年、2014年还出现了负增长。
到2014年底，好莱坞六大公司全部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
也正是在2008年之后，资本蜂拥进入中国影视行业成为共识。由此，资本外溢至国外电影行业“是一种必然”，周铁东说，“就像这里的钱淤了，必然要有一个流向”。
“现在去莫妮卡到处都是熟人。”电广传媒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沙白口中的“莫妮卡”，是好莱坞影片交易市场，每年都会有大批中国人去购买影片，拿回国内以“批片”形式代理发行。
所谓批片就是买断片。中国每年有数十部引进片配额，一部分为分账片，由中影集团、华夏电影引进发行;剩余配额可以由其他公司买断在中国国内的放映权。
刘沙白注意到，3年内批片价格几乎翻了三倍，“之前50万美元的片子现在150万美元也拿不下”。
“投资电影与投股市、投房地产、投收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是资本正常的趋利行为。由于在国内投资电影风险高，而好莱坞影片票房更好，即便无法进入中国，也可以全球分账。”不过他坦言，对于好莱坞“中国的资本并不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冉冉上升的中国市场”。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来说，有没有中国资本、中国公司并不重要。
坚持的美国人
华谊兄弟自1999年开始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展开合作，合拍了《大腕》《天地英雄》《功夫》《可可西里》等多部影片。
董事长王中军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十几年前的合作，有些许得意，“华谊本身受益最大，但是作为哥伦比亚公司是失败的，那个公司也解散了。”
正是在合作中，王中军认识了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公司亚洲区制作总监的陈国富。陈国富后来出任华谊兄弟制作总监，其监制电影的累计票房超过40亿元人民币。
华谊兄弟也是中国电影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大腕》是中国第一部实现全球票房的影片，中外合作的方式除了给华谊兄弟带来票房收益，也使之在海外发行渠道方面大有收获。2005年华谊兄弟电影国际发行公司成立，直接对外营销自己公司的电影。
虽然新世纪初期外国电影公司就借政策放宽进军中国合拍片市场，但获益恐怕难称丰厚。
2004年，华纳兄弟、中影集团、横店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了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这也是首家中外合资电影公司。它后来推出的《面纱》《玉战士》等合拍片市场反响微弱，用周铁东的话说，“实际上名存实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周铁东认为是时机不成熟，“当时与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同。”
同时，合拍片要在中国政策与外方游戏规则之间行走。
合拍片要求双方共同投资，投资低的一方不能低于20%;共同创作，故事要与中国“有机地相关”;中国演员需要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
然而在与好莱坞的合作中，美方往往占据着主导权：电影、编剧、导演和制片人都来自好莱坞，中国人要遵守好莱坞的游戏规则。
“能不强势吗？”王中军反问，“你进华纳影城，简直像王国一样。这是百年的积累，能那样，我也挺傲气。”
王中军的话也许刺耳，却指出了事实。
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更需要了解外国人的说话方式，“要明白他在说什么”。他举例当年去戛纳，“别人看完你的电影，起立鼓掌，还跟你拥抱半天，你以为就能当哥们了？那只是一个表示。”
近年来合拍片市场的典型例子是2012年的《环形使者》。这部其实是动作片的科幻片，被认为用“‘四个现代化’景片和许晴的没头没脑的情节”试图获得合拍片的身份，最终未能实现，只能申请引进片名额。
美国电影金融（中国）有限公司（FFI）总裁叶禾卿曾经担任《环形使者》中方制片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中方参与了美术、外联、服装道具等工作，“戏也不是很多。” 类似情况还包括《钢铁侠3》《敢死队2》等，均因主管部门加强审查而未能获得合拍片身份。
无论如何，这一轮以好莱坞为主要合作对象的合拍片潮，充分反映了美国人突破引进片限制、进入中国市场的急切。
虽然中国公司公布了一系列以投资为主的国际合作计划，但“投资与制作是两个层面的事”。
好莱坞制作公司Bliss media 的CEO韩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电影作为一项工业是有门槛的，不是有钱就能做，资本应该做的是把整个产业的专业度带动起来。”
Bliss media与中国的麒麟影业正在合作总投资4000多万美元的《日月人鱼》，而且在中国设立了分公司。
跳出熟悉的框框
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首席执行官佐虹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阐述说：“我们的重点是解决怎么拍。其实中国的故事非常非常多，比美国多多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很好的作品去打全球市场，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训练出怎么拍电影的人。”
海润影业副总裁韩肯对中外专业水平方面的差距更加直言不讳：“我们去国外拍片，发现三个人做的事还顶不上人家一个人。”
海润影业正与美国威秀电影合作《喊山》，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纯粹中国故事，但有跨国制作班底。
威秀电影曾投资制作《黑客帝国》《十一罗汉》《快乐的大脚》《大侦探福尔摩斯》等系列，也参与过《西游·降魔篇》《101次求婚》《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等多部中国影片。
《喊山》现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海润影业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宣布与威秀电影进入“战略合作阶段”，并公布了5部新的电影合作计划。
合拍行为看似是在引入外国技术，但更大程度上是想获得一种国际视野。韩肯希望把《喊山》拍成“不一样”的农村题材影片，甚至在太行山里搭建了一个桃花源般与世隔绝的村庄。
“我们想跳出一般人对中国农村的概念，所以整个景是自己搭出来的。美术是马来西亚人，之前拍的都是商业大片。从他的角度来看农村，除了非常有电影感之外，还很好看，又不失真。摄影以前在意大利学油画，所以他的每一个画面的感觉都像油画一样。”韩肯说。
海润影业不是没有考虑过国内团队。“担心他们看的农村太多了，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农村用实景就好了。对农村太了解，跳不出那个框框。”韩肯补充说。
据万达文化集团副总裁叶宁透露，将与韦恩斯坦影业共同出品一部英文影片《左撇子》，原因是“我们参与了每一个环节，我要知道每一个环节是怎么做的”。
曾成功运作《如果爱》、《叶问》、《小时代》系列等的金牌制片人安晓芬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现在正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有大批的人才回国，到时又会带来新的变化。除了海外留学的方式，通过合拍也可以培养一批主创团队。”
她目前正在拍摄的《飞虎月亮花》——描写飞虎队飞行员与中国女子爱情的电影——拥有《碟中谍》系列前三部制片人葆拉·瓦格纳、金球奖编剧娜奥米·芳娜。
“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来自好莱坞，他下面带的人都来自中国，那么通过摄制过程，就把中国团队带出来了。”安晓芬说，“我们不可能整个团队都在好莱坞请，那就贵死了。现在就像当年我们与香港合拍，带出了国内一大批制作团队。”
中国人的期望现实吗
在华谊兄弟与STX的合作中，也包含了剧本的共同开发与制作，此外按投资份额享有合资影片的著作权，也就是拥有电影版权在国内的开发权。
“到今天为止，中国所有影视公司和好莱坞的合作，没有一个能超过我们这个合约。”王中军自信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在电广传媒与狮门影业的合作中，电广传媒也期望自己的电影依靠狮门影业进入海外市场。
刘沙白认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没有吸引力的原因，除了讲故事能力不足，就是渠道匮乏。他相信，借助狮门影业的海外销售渠道，“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同时，“与狮门的合作将不单纯是电影上的，其他方面的合作已经进入谈判阶段。”刘沙白透露，这包括主题公园、网络游戏、影视剧方面的合作。
另一方面，据电广聘请的调研机构之一艺恩咨询的研究报告：“在狮门最新出品的24部影片中，盈利的高达22部。狮门影业的毛利率基本维持在48%左右，过去3年的整体回报率达36.63%。根据数据测算，电广传媒与狮门影业此次合作的投资收益率预计在30%以上，由此，电广传媒影业将步入10倍增长的发展期。”
技术、渠道、盈利，以及“走出去”的野心，让人眼花缭乱。但多位受访者认为，国内才是合拍片的首要市场。
“我们立足国内，肯定首先是希望在国内成功，海外是能走多远走多远。”安晓芬说。
“如果外国公司要来跟中国合作，那么他们聚焦的应该都是中国市场，无论是希望在中国市场有一些利润的分成，还是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品牌。”韩肯也说。
曾经是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的周铁东说，“中国电影走出去目前还不是电影公司的诉求。”
究其根本，在内容方面中国电影没有很好的“海外卖相”。“中国人讲的重在人情，人家重在讲人性。”周铁东直言，一些中国电影“讲的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东西”。
至于“走出去”，韩肯认为应打造情节强度较高的影片，“比如动作片，或者惊悚、悬疑片。相反，喜剧、爱情这类，文化差异较大。这些方面，台湾地区与大陆在价值观上都是有差别的，东西方差别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较难走出去。”
好莱坞著名制作人蒂姆·摩尔曾制作了奥斯卡获奖影片《百万宝贝》和《美国狙击手》，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重要是要找到适合两国文化并能将两国文化有机结合的‘有机电影’。同时我们仍希望能够感动观众。我认为，电影中能感动人的元素应该是共通的，无论是在巴西、中国，还是在南非、加州。”
安晓芬说：“我们的编剧是美国编剧，她会有一个全球视角，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但故事本身是面对全球观众的。中国观众接受好莱坞片子没有问题，但我们的电影从来没真正到达过其他地方，所以在讲述方式等方面，国外观众很难接受，很难与外国观众交流。”
在她看来，“用美国团队来讲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可能会在全世界更为通行。”
“用康德的语言讲孔子，用尼采的语言讲老子。”这是周铁东的建议，但确实很难，“李安做到了，拍什么是什么。”
对于中国来讲，最便捷的方式依然是“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