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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霞光也走
1966年，刘绍棠告别妻儿，从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大运河畔通县儒林村。13岁发表作品，15岁到《河北文艺》当编辑，17岁作品入选高中课本，离开家乡时，他是“神童作家”。而今回到家乡，30岁的他因为发表一些言论，被视为“青年作家堕落的典型”，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在付印前被退回。
从天之骄子到成为接受劳动教育的对象，刘绍棠内心的惶恐和失落可想而知。第一天上工，他对着群众鞠了一躬，队伍里，有个女孩心里一激灵。多年后，这女孩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形象：“穿一身劳动布料的衣服，戴一个大草帽，脚上穿的是黑松紧口塑料底的布鞋，高高大大，干干净净。”
女孩叫杨广芹，15岁，正读初二。从小，爷爷口中的运河故事伴她长大，对同样歌咏乡土的刘绍棠，她自然地景仰崇拜。传说中的大作家突然以落魄姿态出现在眼前，她内心五味杂陈。
刘绍棠想借劳动重塑自己，奈何“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亲人远离，独自住在黑乎乎、冷冰冰的屋子里，他常常听着房檐下滴水的声音一直到天亮。
1968年，杨广芹离开学校，回到村里在菜园卖菜。下工后，买菜人多，刘绍棠自觉地躲在最后，轮到他时，往往什么也没有了。杨广芹便提前给他把菜留好，有时让他上门来取，有时给他送到家中。一天，刘绍棠独自走在路上，杨广芹从对面走了过来。她挎着柳条篮，两条大辫子有节奏地甩来甩去，金色的夕阳照在身上，她走，霞光也走。一时之间，他竟看呆了。
一来二去，两人交谈多了，不出工时，他经常去她家。她忠厚的父母留他吃饭，陪他聊天，在人生暗夜，她的家是他唯一感到轻松和温暖的地方。当他叹息着说“日子就像这个夜”时，她安慰他：“总有天亮的时候，你喜欢写就继续写吧。”伴随着她的欢笑，他头顶的乌云仿佛镶上了金边。
像桅顶一样给他希望
信念被重新点燃，刘绍棠开始偷偷写小说，一周后，描写校园爱情的小说《知己》写完了。杨广芹看完后，直言不讳地说：“这篇小说写得不好，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热爱的运河故事，他当然想写，可他不敢，怕又犯了言论不当的错误。
“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她天真的一句话让他湿了眼眶。他认真地答应她：“你想看什么，我给你写！”几天后的上工路上，他塞给她一张纸条后转身跑开了，上面是六个字：“我是你的阮湄。”“阮湄”是《知己》中主人公的名字。他希望他们互为知己。
他开始不停地给她写信，几乎每天都写。她调离菜园，看不到她，他在信中生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慨。
自19岁在父母催促下结婚生子，他对妻子更多的是责任，而“芹妹子”的纯真善良、勇敢无畏触动了他的心。从她身上，他获得了力量。他把她当作精神依靠、力量源泉。得知她家里给她安排相亲时，他紧张又害怕，恳求她说：“你答应我，不要走。”
尽管她从未想过要破坏他的家庭，但相处日久，他滚烫的心让她无法拒绝。得到她肯定的回答，他很兴奋，拿出未完成的《狼烟》手稿说：“有你的支持，我能写出好的小说，我会把这部残稿整理出来。”
受他影响，她也开始读书写作。四面漏风的小屋里，他们一起谈《静静的顿河》，谈鲁迅，谈《红楼梦》……他不再自暴自弃，决定构思小说《桅顶》。他动情地对她说：“你就是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的人。”
《桅顶》的主人公叫“飘香”，意为“三秋桂子，十里飘香”。而她的小名，就叫“桂香”。能带给他动力，她无比振奋，“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抚，笔下画卷徐徐展开。每写完几段，他都会念给她听，她说不好的，他立刻修改;她抚掌称赞时，他就高兴地绕着她转圈。她该离开了，失落的他捧着几张稿纸恋恋不舍地盯着她。
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路口，在他迷惘和茫然时，她的鼓励让他望见了地平线上的桅顶。“我要在我们家乡的土地上，完成我少年时代的宏愿——写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他想以她为主角，让她在小说中“更丰富，更放大，更完美，更可爱，更理想”。
发乎性情止乎现实
因为工作能力强，有文化基础，杨广芹被推选为广播员、团支部书记，村干部对她寄予厚望。1973年，村里推荐她报考大学，条件是“带头斗斗刘绍棠”。她没有服从，换来的结果是“再考察考察”。连续三年，年年如此。为了保护他，她三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得知后，心中无比痛苦和自责。
她的牺牲远不止于此，流言蜚语、世俗压力接踵而来，她一一顶住。他无以为报，只有更勤奋地创作。她给他讲村里的故事，为小说增加灵感与素材;她不在时，他就对着她的照片写作。有一天，他脱口而出：“你当我的妻子吧！”面对她的错愕，他真诚地说：“在这人世间，你有了一个知音知心的人，有了一个同呼吸同命运的人，有了一个在精神上比骨肉还亲的人，就像两棵枝干缠结、难解难分地生长在一起的合抱树。两颗心贴在一起，连在了一起，铸成了一个。我是你精神上的丈夫，你是我精神上的妻子。”
然而，只有惆怅涌上她的心头，“我不同意，你妻子独自含辛茹苦地拉扯三个孩子长大，你对得住她？”她知道，他们的爱，只能发乎性情，止于现实。
有她的鞭策和保护，他的文学事业没有荒废，相继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绍棠重返文坛，回到北京。而那时，杨广芹已经28岁。他依然渴望和她组建家庭，甚至设想了婚后的理想生活。
他需要时，她挺身而出;他命运好转，她悄声而退。1980年底，她悄悄嫁人了。得知消息后，他气呼呼地来到她的家，但看到她生活幸福时，他释然了。后来，他创作了小说《乡风》，里面那个被丈夫宠爱的娟妹子，原型就是她。
“我的乡土小说，多半取材于本村，人有原型，事有出处，芹妹子是亲历目睹的见证人，凡是我写的缺欠不足之处，她都帮我充实、丰富、饱满。”“芹妹子”是他永远的创作灵感，包括《蒲柳人家》在内的引起文坛轰动的一系列作品里，都有她的影子。
他成為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创立者，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而她默默祝福，从不宣扬和他的关系。怕给他的家庭带来困扰，他的来信，她也一字不复。直到1996年收到他患重病的消息，她才回复了几十年来唯一一封信：“如果年龄能够交换，病体能代替，我愿接受病魔的挑战，替你战胜疾病，弥补你痛失的青春岁月……”
几个月后，刘绍棠去世。“我在儒林村的生活，你了解很多，希望你写一写，刊登出来。”这是他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他的遗愿，她一直记着，2013年，《心安是归处——我和刘绍棠》出版，青春情感、苦难彷徨仍历历在目，所有的付出与成全，她无怨无悔。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