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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家兼爱思想包含着现代博爱思想的因子，用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能够看出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伦理方面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关键词：墨家；兼爱；价值
B224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子强调“爱”是关爱，相爱，行爱。兼爱表达的是无差别无等级的关爱，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身若视其身。”要像对待自己国家一样对待别国，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对待别人的家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兼爱”的“兼”具有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尽爱、俱爱、周爱，这四者意义是相通的，强调把爱推及到人的外延的全部。由此可知，兼爱要求无条件的爱所有的人而不是有选择的去爱某一部分人。 “兼爱”不但是平等的爱人，更是平等的去爱所有人，不论亲疏远近。总之，兼爱的内涵就是无差别的爱人，互爱互利；“兼爱”的外延则周延所有人，不受地域远近亲疏的影响。[1]
一、兼爱与仁爱
墨子的兼爱观是以孔子的仁爱观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在儒学中“仁”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信”为基础，与理想联系，人人皆有“仁爱”。“仁爱”是由己及人，由近到远，由亲到疏的有差别的爱。孔子把“仁”作为判断个人道德的最高标准，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与此同时提出“孝弟也，其为人之本”《论语·学而》，认为人的终极目标不是“仁”而是“孝”。这导致在“仁”“孝”发生冲突时，孔子也陷入了为了维护特殊血缘阶级而否定了已普遍发展的仁者爱人的学说的漩涡之中，于是出现了“三年无改”“父子相隐”的做法。[2]
墨子兼爱观在发展孔子仁爱观的基础上成功消除了后者的自我悖论，自我矛盾，墨子主张以兼爱为本推出“慈孝”。“若是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失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之有。”○4《兼爱上》这种见解不仅在理论上更有逻辑的内洽力，而且还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克服孔子仁孝悖论所导致的恶果。“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以赋人之身。”○5它批判了凭借血亲团体体系否定普遍群体性的“损人利亲”的现象。由此可得知，墨子的兼爱观比孔子的仁爱观更深刻合理，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兼爱与博爱
博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因为博爱的对象是全人类，所以程度上绝对不会和“爱情”中的“爱”一样简单而狭窄。
博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这所需要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人平等”、“有一颗热忱的心”。但是，博爱的“爱”是有着程度的限制，这种爱因为范围的广泛，所以只能是一种“泛泛的爱”。最简单的对博爱的定义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热忱的心，去帮助所有需要关心的人”“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区别。爱是恒久忍耐而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这种爱是广泛的去爱一切人与生命，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和内涵。它是一种精神信仰。一切力量来源于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与基督教的博爱的比较中，现代墨家强调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博爱、泛爱、平等地爱一切人，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墨家的兼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基督教的博爱只是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则源自于上帝的仁慈，依然停留在抽象性的范围之内.在区别并在一定意义上排除了具有表面性的“家族相似性”的仁爱与博爱学说之后，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墨家兼爱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爱”的一致性，以及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步性.他们宣称，“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在这一社会变动与转型之中要确立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念、法理原则和基本公德，又要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相类似的观念作为生长点，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平民观念与伦理原则.” [3]
三、 墨家“兼爱”与国际和平思想
“兼相爱，交相利”虽然不能直接照搬过来，作为处理复杂的国际社会的国际伦理，但经过合理的现代解释，可以作为和平理想的思想资源。墨子兼爱思想是在在当时战乱的年代里提出来的，虽然当时的诸侯国与当今的主权国家有较大的区别，但在形式上与今日的国际伦理有着相同之处。所以在墨子看来，要实现国与国的和平交流就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把他群看做与我群一样，都是“自爱”“自利”的群体。既然每个群体都不会做自己戕害自己的事，那么人们就应该跳出自爱的局限圈，以反观的态度去对待他群，也就是常说的將心比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从致思的原则来看，康德和墨子存在着一致性，他们都是在寻求和平的根本原因，结果是康德发现了“权利”，墨子找到了“兼相爱，交相利”。但是不论是康德还是墨子都以抽象的自私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权利”理论只会加剧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矛盾，各民族也会强化“防范”心理，在质与量两个方向加强军备竞赛。因此各国都会为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不得不增强自己军备力量。所以说建立在此理论之上的国际法就无法做到使各国正真意义的裁军。只有突破“权利”理论的限制用另一种思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达到世界和平。[4]
“兼爱”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伦理原则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兼爱”是一种国际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就现代国际社会发展而言，发达国家不能将其他国家视为异类，不能在经济，贸易上人为的设立困难将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而本着同一个地球的理念，真正的改良污染企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海洋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这些问题阻隔在国门之外。高速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使世界各国成为同一个市场，诸多问题如反恐，艾滋等成为国际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康德的“权利”理论所能解决的而是墨家“兼相爱”才能解决的问题。人类快速发展不继续满足自身需要就必须以“兼相爱”作为国际发展伦理，从而真正实现“交相利”的功利目标。[4]
参考文献：
[1]孙中原.墨子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周富美.孔子與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3]陈道德.兼爱与博爱[J].包头职大学报，2007，3：19-21 .
[4]吴根友.墨家“兼爱”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伦理[J].武大哲学学报，1998，1：7-9.
作者简介：杨宝英，为宝鸡石油中学教师，
关键词：墨家；兼爱；价值
B224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子强调“爱”是关爱，相爱，行爱。兼爱表达的是无差别无等级的关爱，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身若视其身。”要像对待自己国家一样对待别国，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对待别人的家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兼爱”的“兼”具有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尽爱、俱爱、周爱，这四者意义是相通的，强调把爱推及到人的外延的全部。由此可知，兼爱要求无条件的爱所有的人而不是有选择的去爱某一部分人。 “兼爱”不但是平等的爱人，更是平等的去爱所有人，不论亲疏远近。总之，兼爱的内涵就是无差别的爱人，互爱互利；“兼爱”的外延则周延所有人，不受地域远近亲疏的影响。[1]
一、兼爱与仁爱
墨子的兼爱观是以孔子的仁爱观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在儒学中“仁”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信”为基础，与理想联系，人人皆有“仁爱”。“仁爱”是由己及人，由近到远，由亲到疏的有差别的爱。孔子把“仁”作为判断个人道德的最高标准，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与此同时提出“孝弟也，其为人之本”《论语·学而》，认为人的终极目标不是“仁”而是“孝”。这导致在“仁”“孝”发生冲突时，孔子也陷入了为了维护特殊血缘阶级而否定了已普遍发展的仁者爱人的学说的漩涡之中，于是出现了“三年无改”“父子相隐”的做法。[2]
墨子兼爱观在发展孔子仁爱观的基础上成功消除了后者的自我悖论，自我矛盾，墨子主张以兼爱为本推出“慈孝”。“若是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失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之有。”○4《兼爱上》这种见解不仅在理论上更有逻辑的内洽力，而且还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克服孔子仁孝悖论所导致的恶果。“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以赋人之身。”○5它批判了凭借血亲团体体系否定普遍群体性的“损人利亲”的现象。由此可得知，墨子的兼爱观比孔子的仁爱观更深刻合理，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兼爱与博爱
博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因为博爱的对象是全人类，所以程度上绝对不会和“爱情”中的“爱”一样简单而狭窄。
博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这所需要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人平等”、“有一颗热忱的心”。但是，博爱的“爱”是有着程度的限制，这种爱因为范围的广泛，所以只能是一种“泛泛的爱”。最简单的对博爱的定义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热忱的心，去帮助所有需要关心的人”“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区别。爱是恒久忍耐而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这种爱是广泛的去爱一切人与生命，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和内涵。它是一种精神信仰。一切力量来源于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与基督教的博爱的比较中，现代墨家强调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博爱、泛爱、平等地爱一切人，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墨家的兼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基督教的博爱只是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则源自于上帝的仁慈，依然停留在抽象性的范围之内.在区别并在一定意义上排除了具有表面性的“家族相似性”的仁爱与博爱学说之后，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墨家兼爱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爱”的一致性，以及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步性.他们宣称，“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在这一社会变动与转型之中要确立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念、法理原则和基本公德，又要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相类似的观念作为生长点，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平民观念与伦理原则.” [3]
三、 墨家“兼爱”与国际和平思想
“兼相爱，交相利”虽然不能直接照搬过来，作为处理复杂的国际社会的国际伦理，但经过合理的现代解释，可以作为和平理想的思想资源。墨子兼爱思想是在在当时战乱的年代里提出来的，虽然当时的诸侯国与当今的主权国家有较大的区别，但在形式上与今日的国际伦理有着相同之处。所以在墨子看来，要实现国与国的和平交流就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把他群看做与我群一样，都是“自爱”“自利”的群体。既然每个群体都不会做自己戕害自己的事，那么人们就应该跳出自爱的局限圈，以反观的态度去对待他群，也就是常说的將心比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从致思的原则来看，康德和墨子存在着一致性，他们都是在寻求和平的根本原因，结果是康德发现了“权利”，墨子找到了“兼相爱，交相利”。但是不论是康德还是墨子都以抽象的自私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权利”理论只会加剧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矛盾，各民族也会强化“防范”心理，在质与量两个方向加强军备竞赛。因此各国都会为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不得不增强自己军备力量。所以说建立在此理论之上的国际法就无法做到使各国正真意义的裁军。只有突破“权利”理论的限制用另一种思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达到世界和平。[4]
“兼爱”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伦理原则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兼爱”是一种国际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就现代国际社会发展而言，发达国家不能将其他国家视为异类，不能在经济，贸易上人为的设立困难将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而本着同一个地球的理念，真正的改良污染企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海洋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这些问题阻隔在国门之外。高速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使世界各国成为同一个市场，诸多问题如反恐，艾滋等成为国际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康德的“权利”理论所能解决的而是墨家“兼相爱”才能解决的问题。人类快速发展不继续满足自身需要就必须以“兼相爱”作为国际发展伦理，从而真正实现“交相利”的功利目标。[4]
参考文献：
[1]孙中原.墨子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周富美.孔子與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3]陈道德.兼爱与博爱[J].包头职大学报，2007，3：19-21 .
[4]吴根友.墨家“兼爱”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伦理[J].武大哲学学报，1998，1：7-9.
作者简介：杨宝英，为宝鸡石油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