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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措身边大多数藏族歌手、演员都在北漂两三年之后回了藏区。她猜测，他们的处境和2011年的自己相似：企图凭借天赋在北京闯出名堂，最终却发现自己无法接受现代娱乐工业的塑造。
藏族姑娘杨秀措非常坦白地站在电梯门外，瘦小的身子裹在及踝的黑色羽绒服里，露出半高领的灰色打底衫和黑底白缝的运动裤。一见面，她就止不住地喊冷。在家乡青海，冬日虽苦寒，但阳光丰沛，空气洁净，每个中午都暖和得让人汗涔涔。北京不同，一入冬便是连绵不绝的雾霾天气，太阳要有大风加持才会露出一张好脸——这么讲，2016年12月15日那天真是难得的好日子。天空蓝得发亮，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普洱茶上，四周是一圈颜色清脆的绿萝。
在12月初上映的藏族电影《塔洛》里，杨秀措饰演三十多岁的理发店老板杨措，丰腴、精明、时髦，最终丧失善良。
这真是一个不可安慰的故事。四十多岁的塔洛独自生活在深山之中，靠帮人放羊生活。因为要办理身份证，他拖着自己的小辫子下了山，在理发店遇到杨措。杨措妖妖娆娆地撩拨塔洛，带他吃冰棍、去卡拉OK唱歌，让孤寂的他燃起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塔洛又回到深山里放羊，但生活似乎已经有了另外一种可能。一次，羊圈遭受狼群攻击，主人羞辱了塔洛——这最终成为他诀别过去的借口：卖掉主人的羊，携款16万，一沓一沓叠在杨措面前。他剪掉小辫子，企图开启崭新的现代生活，但第二天，杨措和这16万一起消失了。
《塔洛》获得了包括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在内的11个提名及奖项。导演万玛才旦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藏语作家及导演，男主角西德尼玛被誉为“藏族赵本山”，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是藏区文艺界的中流砥柱。
惟一变量是女主角杨秀措。
这个25岁的女演员，有着新鲜又蓬勃的血液。在电影中，她同样是一个现代性的符号：剪短发、听流行歌曲、戴豹纹耳环、抽女士香烟。和塔洛在KTV时，她轻巧地说自己忘了幼时放羊唱过的藏族山歌，转而开始唱：“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
可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对于那些在压抑环境中爆发、要求个人解放并最终出走的女性，有过这样残酷的判断。
电影中的塔洛有明确的结局：他出走失败，对着雪山喝酒，最终自残。可杨措费尽心思骗到16万之后会怎样？在通往更为现代的外部世界时，她会有怎样的遭遇？
线索戛然而止，我找到了杨措的扮演者杨秀措。
杨秀措有一张十分秀气的鹅蛋脸，不化妆时肤色暗沉，脸颊上有两片影影绰绰的高原红。她说杨措代表藏族年轻人的普遍状态，在寂寞的小城挣扎、等待，要么绝望，要么离开。2010年，19岁的杨秀措参加了青海卫视的选秀节目《花儿朵朵》，获得全国四强，自此出走。
1991年，杨秀措出生于距离同德县城15公里的农村，祖上曾是当地土司，但到父母一辈，家道中落，日子紧巴巴。四年级时，有个辽宁的老师在当地寻找帮扶对象，每年资助200元——当时农村一学期的学费才20元。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学生们要亲自给他写信。杨秀措从小品学兼优，幸运地被校长选中，却拒绝了这样的帮助：“这不是要钱吗？我又吃得饱，为什么要这个钱？”
12岁小学毕业，她执意前往海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音乐舞蹈系学习，为此班主任曾两次到家里找她父母谈话。“在我们那里，要去艺术学校，会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事情。”杨秀措想证明自己可以靠艺术生活。在学校，她每天都很刻苦地唱歌、练形体、学竹笛。歌队的排练厅每天都要锁门，工作时间又轮不到她，她就早上7点多翻窗户进去练习。
2009年，杨秀措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青海省格萨尔歌舞剧团。在大多数家乡人眼中，这是本地文艺工作者最好的归宿：事业单位、铁饭碗、薪水优厚。但这样的生活无异于温水煮青蛙。
“生活节奏很缓慢，单位的人都在混日子。”杨秀措说，“在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但心里一直憋屈。”杨秀措觉得自己的实力在剧团数一数二，但每次表演，领导都把她放到最边角的位置，她参加的演出最多，却从来拿不到加班费和奖金——站在聚光灯下的都是和领导有裙带关系的人。
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经常被安排给领导助兴：领导在面前吃饭，她需要拿着哈达在对面唱歌、敬酒。次数多了，她一到晚上就关手机，生怕被领导逮去献媚。她甚至气急败坏地想：我要是不会唱歌该多好啊！——很多年后，杨秀措才意识到，恰恰是这个天赋成为了她和杨措命运的分野。
“杨措只会开理发店，不能唱歌赚钱。夹在原始的生活状态和现代物质欲望之间，退又退不回，逃又逃不出，是个很可怜的人。”杨秀措说那是一种人生被团团围困的感觉。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要留在青海了。
选秀成了惟一的浮木。
2010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停办，湖南经视联合青海卫视推出《花儿朵朵》。杨秀措过关斩将，顺利进入全国一百强，但领导却不批准她去长沙录节目的申请。一次在排练厅，领导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她：“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去炫什么炫？”
杨秀措背起自己的乐器和行李，走出剧团大门，再没回去。
2010年夏天，长沙，天气闷热潮湿。在中国娱乐工业的重镇，杨秀措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离开藏区的生活。
她遇到了很多充满好奇心的汉族人，经常被追着问：“你们藏族人为什么会编小辫子？”“你们为什么很长时间都不洗澡呢？”杨秀措心里反感，但又对新朋友和新环境露着脆生生的怯。
“城市节奏太快了。”选秀那几个月，她的日程非常相似：早上6点半起床，练歌、练舞、录比赛、参加通告、到不同的城市拉票，忙到晚上一两点才睡觉。 进入四十强以后，选手们被节目组要求签公司，进入十强之后合约自动生效。所有人都在犹豫。杨秀措却没有那么强烈的戒备心：这不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吗？人家是专业的正规的公司，害不了我。40个人中，她第一个签下了经纪合约。
当时，节目组认为她适合舞曲，便安排她唱李玟和蔡依林的舞曲。八进六的比赛中，评委伍洲彤直截了当地对杨秀措说：“既然你还不想回家，那你就真的是不如跳舞，这样可能会帮助你走得更远一些。”于是，更喜欢藏族老歌的杨秀措脱下了传统服饰，开始戴豹纹耳环、穿紧身皮裤、踩高跟鞋，在舞台上变成了一只性感的野猫。在杨秀措后来的回忆中，这一切不过是“被经历”的开始。
比赛结束之后，经纪公司继续以舞曲风格打造她，每天安排老师教唱歌跳舞，做通告、录节目、对着《新闻联播》学汉语，生活被塞得满满当当。2011年，杨秀措被转到一家北京的经纪公司，同年，她发布第一张EP《绽放》。不走运的是，这张迷你专辑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但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在百度百科输入“绽放”二字，可以得到29个义项，其中22个与音乐相关：李健、汪峰都唱过同名歌曲，周蕙、戴娆发布过同名专辑。在同质化的音乐生产线上，杨秀措觉得自己越来越机械化：每个月有20天在不同的舞台上唱歌、取悦每一个人，最后变成一个有价又有市的商品。
她焦虑、郁闷，找不到出口。她不断问自己：这是曾经向往的大城市生活吗？
14岁那年暑假，杨秀措因演出到过上海。在挺拔的大楼间，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席卷而来的摩登气质：街上的人化妆、穿高跟鞋，干净又体面。杨秀措穿着在青海很时髦的无袖黑格子背心，有些自卑，“都不好意思走在上海的街上了。”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我一定要出来。
她19岁就实现了这个梦想，比同龄人更早。登台前，主持人会以“著名歌手杨秀措”来介绍她。但她还是不开心，或者说，她对当时所处的环境半信半疑。塔洛在新世界里遇到了杨措，会和派出所所长说：“这次我去县里好像遇见了一个坏人。”杨秀措也一样。身边的人对她越殷勤，她就越觉得不安：不就是想通过我捞钱吗？
“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坏人。每次团队的人说，秀措很好，我就会觉得他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知道我的商演费用，分成之后拿到手的却很少。”杨秀措说。
就在那段时间，导演万玛才旦在电视上看到了杨秀措。“杨秀措变质了。”万玛才旦说。14岁时，杨秀措曾被万玛才旦选中，出演《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妹妹一角。之后多年，两人并无联系。“每个人都会迷失吧。”万玛才旦沮丧地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这个“有纯粹天赋”的姑娘了。
2012年过完春节，杨秀措终于争取到了唱藏族歌的机会。一次在舞台上，她唱起了《卓玛》。她感觉自己回到了母体。
“哇，完全的收放自如。我意识到唱这种歌才能让我开心、放松。”杨秀措说，“刚比赛时，穿艳丽衣服、大浓妆、站在舞台中间、有粉丝尖叫，觉得这些东西能证明自己。2012年却发现，这些好像也证明不了自己。而且，我为什么要去证明自己呢？”
四年后，派出所所长在电影中对塔洛说：“有了身份证，去城里别人才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不然谁知道你是谁啊？”
“我知道我是谁不就行了吗？”塔洛反问。
2012年6月，杨秀措逃回青海。
曾经非此即彼，如今进退失据。
三年后，为了争取到杨措的角色，杨秀措向万玛才旦讲述了这种困境，万玛才旦被说服，对她说：“这个电影的成败就看这个角色了。”
1991年，22岁的万玛才旦来到位于兰州市的西北民族大学读书。以此为起点，这个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县城青年携带着藏族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走向了北京、釜山、台北和威尼斯。而今生活在北京，他经常感觉自己身处于各种文化夹击之中。
“人在所谓变化的、交融的时代都会面临身份焦虑的问题。包括杨秀措，都会有迷茫。”2016年12月20日，万玛才旦坐在东直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侧身微笑着说，“不光是藏族人，汉族人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也会有。你要生存，就肯定得改变。”万玛才旦没有回答“更习惯于藏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的问题，只说：“现实让你使用更多的汉语。”
“我和以前那个青海小姑娘割裂了。”杨秀措说。2012年夏天回到青海之后，她去了尖扎县。每天翻过一座山就是茂密的原始丛林，有葱翠的松树和长在地里的草莓。再往前走，是一座小型寺庙。她回到大自然，也回到熟悉的藏传佛教之中，参加法会，和喇嘛们聊天，向瑜伽师学习打坐。她觉得身心越来越舒展。“我骨子里是这样的，我应该就这样活着。”杨秀措说。
半年后，她终于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如果什么都能抛开，那就成了佛，可如果成不了佛，那我就只能在人生的游戏规则里，借现在的肉身去实现灵魂上的追求。”
杨秀措回到北京，没有联系之前的公司。接下来两年，她接拍了《卓尼土司》《德吉的诉讼》等电影，参加了央视歌唱选秀节目《寻找刘三姐》，获得全国四强。但她发现自己再次被名利绑架了，“社会很现实”。
《塔洛》剧照
她去录节目，经常看到其他艺人大牌傍身、前呼后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看排场就会凑上去阿谀奉承;她经常穿得朴朴素素、只带一个助理，工作人员就爱答不理。
“我没办法。我不能软弱，要让他们看得起我，但又只能用外在的方式去表现。”有时收入不好，她还是会强迫自己买很贵的衣服。对于奢侈品，除了“价格贵”，她一无所知，但为了撑场子，她还是买了一个LV的包包，“不然没面子”。19岁从藏区到长沙时，杨秀措的全部家当是在剧团挣下的5000块钱，对于护肤品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大宝。和一起参赛的选手们去商场，她会害怕售货员挑剔又势利的目光，她始终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万块钱买一件T恤。她要强又自卑，根本进入不了其他女孩的日常对话。 “你会明显地感到你的文化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所以孤独感、焦虑感在藏族年轻人中会更加强烈。”万玛才旦说。
2014年年底，杨秀措和朋友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馆进行了一场自我批斗式的谈话。朋友问：“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化浓妆？”她答：“我还是有一些名气的，会被人认出来，太不修边幅不好。”
她想起偶尔回藏区，素面朝天地出现在村庄里时，会有很多没看过电视但听过她名字的牧民赶很远的路来看她一眼，“眼神呆呆的”。“原来又瘦又小啊！”牧民们直率地说。他们以为藏族大明星杨秀措已经不会说藏语了。
“我回不去了，但我又看不到自己。”
那天，在北京最繁华的街区，杨秀措大哭。
“有时候你会恍惚，那个阶段的你是你吗？在适应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万玛才旦将之视为直面现实的代价。因为《塔洛》，他每天得接受两三个采访，笑称这是一个创作者对于现代电影工业流程的妥协。电影最终收获了一百多万的票房，藏区贡献了其中的50%。
杨秀措说，拍摄《塔洛》是她2013年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为了贴合角色，她剪掉了藏族姑娘非常宝贵的长发，增肥十斤，又跑到青海小县城的理发店学洗头。2016年11月，她跟随剧组来到台湾参加金马奖，见到了更大的娱乐生态：很多大陆艺人拿到金马奖酒会的纪念章之后立马就走了，侯孝贤和郭富城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你能比他们更忙吗？很多明星都被宠坏了。”杨秀措说。她努力让自己的心更定一些，于是开始学藏族传统弹拨乐器扎木念琴，也拒绝了其他选秀类节目的邀请。“我还没有准备好被另外的人群去关注和消费。”
2014年年底那次大哭之后，杨秀措开始学会释放自己：LV的包包送了人，能不化妆的时候就不化妆，一些不想去的通告和演出就放任自己不去。她在东三环租了一个68平方米的工作室，铺上灰色的毯子，在这里练琴、会客、喝茶。
“很多人变了之后根本回不来，秀措能回来，这点很可贵。”万玛才旦说，“但是塔洛，你很难给出一条路，说这就是他的解脱之道。他也许会回归到原来的自己，也许会向杨措一样去骗人。”
2016年藏历新年的一个民间晚会上，塔洛的扮演者西德尼玛和杨秀措编排了一场舞台版的《塔洛》。他们赋予了塔洛和杨措一个顿悟的结局：杨措没有走出太远，手里的16万就被别人骗走了。回到家乡酒吧，她遇到了更现代版本的塔洛。她提议两人一起去找骗子，却被塔洛拒绝了。“我们应该要找的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塔洛说。
这些年，杨秀措身边大多数的藏族歌手、演员都在北漂两三年之后回了藏区。她猜测，他们的处境和2011年的自己很相似：企图凭借天赋在北京闯出名堂，最终却发现自己无法接受现代娱乐工业的塑造。而当年那些留守在格萨尔歌舞剧团的朋友们，大多会在30岁时转行，去文化局或者图书馆坐办公室。
但还是有前仆后继的年轻人找到杨秀措，想拜师学艺。杨秀措看着一张张稚气的脸庞，内心复杂。“他们脸上都写着，我要红。”但他们大概都不会知道眼前这个光鲜亮丽的藏族女艺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这几年真是又快又慢。回想起来，大部分时候你都是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切也不过是几年而已。”杨秀措边说边笑，可琥珀色的眼睛里又分明蓄满了泪水。
她别过脸，没让眼泪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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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姑娘杨秀措非常坦白地站在电梯门外，瘦小的身子裹在及踝的黑色羽绒服里，露出半高领的灰色打底衫和黑底白缝的运动裤。一见面，她就止不住地喊冷。在家乡青海，冬日虽苦寒，但阳光丰沛，空气洁净，每个中午都暖和得让人汗涔涔。北京不同，一入冬便是连绵不绝的雾霾天气，太阳要有大风加持才会露出一张好脸——这么讲，2016年12月15日那天真是难得的好日子。天空蓝得发亮，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普洱茶上，四周是一圈颜色清脆的绿萝。
在12月初上映的藏族电影《塔洛》里，杨秀措饰演三十多岁的理发店老板杨措，丰腴、精明、时髦，最终丧失善良。
这真是一个不可安慰的故事。四十多岁的塔洛独自生活在深山之中，靠帮人放羊生活。因为要办理身份证，他拖着自己的小辫子下了山，在理发店遇到杨措。杨措妖妖娆娆地撩拨塔洛，带他吃冰棍、去卡拉OK唱歌，让孤寂的他燃起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塔洛又回到深山里放羊，但生活似乎已经有了另外一种可能。一次，羊圈遭受狼群攻击，主人羞辱了塔洛——这最终成为他诀别过去的借口：卖掉主人的羊，携款16万，一沓一沓叠在杨措面前。他剪掉小辫子，企图开启崭新的现代生活，但第二天，杨措和这16万一起消失了。
《塔洛》获得了包括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在内的11个提名及奖项。导演万玛才旦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藏语作家及导演，男主角西德尼玛被誉为“藏族赵本山”，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是藏区文艺界的中流砥柱。
惟一变量是女主角杨秀措。
这个25岁的女演员，有着新鲜又蓬勃的血液。在电影中，她同样是一个现代性的符号：剪短发、听流行歌曲、戴豹纹耳环、抽女士香烟。和塔洛在KTV时，她轻巧地说自己忘了幼时放羊唱过的藏族山歌，转而开始唱：“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
可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对于那些在压抑环境中爆发、要求个人解放并最终出走的女性，有过这样残酷的判断。
电影中的塔洛有明确的结局：他出走失败，对着雪山喝酒，最终自残。可杨措费尽心思骗到16万之后会怎样？在通往更为现代的外部世界时，她会有怎样的遭遇？
线索戛然而止，我找到了杨措的扮演者杨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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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措有一张十分秀气的鹅蛋脸，不化妆时肤色暗沉，脸颊上有两片影影绰绰的高原红。她说杨措代表藏族年轻人的普遍状态，在寂寞的小城挣扎、等待，要么绝望，要么离开。2010年，19岁的杨秀措参加了青海卫视的选秀节目《花儿朵朵》，获得全国四强，自此出走。
1991年，杨秀措出生于距离同德县城15公里的农村，祖上曾是当地土司，但到父母一辈，家道中落，日子紧巴巴。四年级时，有个辽宁的老师在当地寻找帮扶对象，每年资助200元——当时农村一学期的学费才20元。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学生们要亲自给他写信。杨秀措从小品学兼优，幸运地被校长选中，却拒绝了这样的帮助：“这不是要钱吗？我又吃得饱，为什么要这个钱？”
12岁小学毕业，她执意前往海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音乐舞蹈系学习，为此班主任曾两次到家里找她父母谈话。“在我们那里，要去艺术学校，会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事情。”杨秀措想证明自己可以靠艺术生活。在学校，她每天都很刻苦地唱歌、练形体、学竹笛。歌队的排练厅每天都要锁门，工作时间又轮不到她，她就早上7点多翻窗户进去练习。
2009年，杨秀措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青海省格萨尔歌舞剧团。在大多数家乡人眼中，这是本地文艺工作者最好的归宿：事业单位、铁饭碗、薪水优厚。但这样的生活无异于温水煮青蛙。
“生活节奏很缓慢，单位的人都在混日子。”杨秀措说，“在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但心里一直憋屈。”杨秀措觉得自己的实力在剧团数一数二，但每次表演，领导都把她放到最边角的位置，她参加的演出最多，却从来拿不到加班费和奖金——站在聚光灯下的都是和领导有裙带关系的人。
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经常被安排给领导助兴：领导在面前吃饭，她需要拿着哈达在对面唱歌、敬酒。次数多了，她一到晚上就关手机，生怕被领导逮去献媚。她甚至气急败坏地想：我要是不会唱歌该多好啊！——很多年后，杨秀措才意识到，恰恰是这个天赋成为了她和杨措命运的分野。
“杨措只会开理发店，不能唱歌赚钱。夹在原始的生活状态和现代物质欲望之间，退又退不回，逃又逃不出，是个很可怜的人。”杨秀措说那是一种人生被团团围困的感觉。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要留在青海了。
选秀成了惟一的浮木。
2010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停办，湖南经视联合青海卫视推出《花儿朵朵》。杨秀措过关斩将，顺利进入全国一百强，但领导却不批准她去长沙录节目的申请。一次在排练厅，领导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她：“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去炫什么炫？”
杨秀措背起自己的乐器和行李，走出剧团大门，再没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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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长沙，天气闷热潮湿。在中国娱乐工业的重镇，杨秀措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离开藏区的生活。
她遇到了很多充满好奇心的汉族人，经常被追着问：“你们藏族人为什么会编小辫子？”“你们为什么很长时间都不洗澡呢？”杨秀措心里反感，但又对新朋友和新环境露着脆生生的怯。
“城市节奏太快了。”选秀那几个月，她的日程非常相似：早上6点半起床，练歌、练舞、录比赛、参加通告、到不同的城市拉票，忙到晚上一两点才睡觉。 进入四十强以后，选手们被节目组要求签公司，进入十强之后合约自动生效。所有人都在犹豫。杨秀措却没有那么强烈的戒备心：这不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吗？人家是专业的正规的公司，害不了我。40个人中，她第一个签下了经纪合约。
当时，节目组认为她适合舞曲，便安排她唱李玟和蔡依林的舞曲。八进六的比赛中，评委伍洲彤直截了当地对杨秀措说：“既然你还不想回家，那你就真的是不如跳舞，这样可能会帮助你走得更远一些。”于是，更喜欢藏族老歌的杨秀措脱下了传统服饰，开始戴豹纹耳环、穿紧身皮裤、踩高跟鞋，在舞台上变成了一只性感的野猫。在杨秀措后来的回忆中，这一切不过是“被经历”的开始。
比赛结束之后，经纪公司继续以舞曲风格打造她，每天安排老师教唱歌跳舞，做通告、录节目、对着《新闻联播》学汉语，生活被塞得满满当当。2011年，杨秀措被转到一家北京的经纪公司，同年，她发布第一张EP《绽放》。不走运的是，这张迷你专辑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但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在百度百科输入“绽放”二字，可以得到29个义项，其中22个与音乐相关：李健、汪峰都唱过同名歌曲，周蕙、戴娆发布过同名专辑。在同质化的音乐生产线上，杨秀措觉得自己越来越机械化：每个月有20天在不同的舞台上唱歌、取悦每一个人，最后变成一个有价又有市的商品。
她焦虑、郁闷，找不到出口。她不断问自己：这是曾经向往的大城市生活吗？
14岁那年暑假，杨秀措因演出到过上海。在挺拔的大楼间，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席卷而来的摩登气质：街上的人化妆、穿高跟鞋，干净又体面。杨秀措穿着在青海很时髦的无袖黑格子背心，有些自卑，“都不好意思走在上海的街上了。”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我一定要出来。
她19岁就实现了这个梦想，比同龄人更早。登台前，主持人会以“著名歌手杨秀措”来介绍她。但她还是不开心，或者说，她对当时所处的环境半信半疑。塔洛在新世界里遇到了杨措，会和派出所所长说：“这次我去县里好像遇见了一个坏人。”杨秀措也一样。身边的人对她越殷勤，她就越觉得不安：不就是想通过我捞钱吗？
“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坏人。每次团队的人说，秀措很好，我就会觉得他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知道我的商演费用，分成之后拿到手的却很少。”杨秀措说。
就在那段时间，导演万玛才旦在电视上看到了杨秀措。“杨秀措变质了。”万玛才旦说。14岁时，杨秀措曾被万玛才旦选中，出演《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妹妹一角。之后多年，两人并无联系。“每个人都会迷失吧。”万玛才旦沮丧地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这个“有纯粹天赋”的姑娘了。
2012年过完春节，杨秀措终于争取到了唱藏族歌的机会。一次在舞台上，她唱起了《卓玛》。她感觉自己回到了母体。
“哇，完全的收放自如。我意识到唱这种歌才能让我开心、放松。”杨秀措说，“刚比赛时，穿艳丽衣服、大浓妆、站在舞台中间、有粉丝尖叫，觉得这些东西能证明自己。2012年却发现，这些好像也证明不了自己。而且，我为什么要去证明自己呢？”
四年后，派出所所长在电影中对塔洛说：“有了身份证，去城里别人才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不然谁知道你是谁啊？”
“我知道我是谁不就行了吗？”塔洛反问。
2012年6月，杨秀措逃回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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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非此即彼，如今进退失据。
三年后，为了争取到杨措的角色，杨秀措向万玛才旦讲述了这种困境，万玛才旦被说服，对她说：“这个电影的成败就看这个角色了。”
1991年，22岁的万玛才旦来到位于兰州市的西北民族大学读书。以此为起点，这个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县城青年携带着藏族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走向了北京、釜山、台北和威尼斯。而今生活在北京，他经常感觉自己身处于各种文化夹击之中。
“人在所谓变化的、交融的时代都会面临身份焦虑的问题。包括杨秀措，都会有迷茫。”2016年12月20日，万玛才旦坐在东直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侧身微笑着说，“不光是藏族人，汉族人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也会有。你要生存，就肯定得改变。”万玛才旦没有回答“更习惯于藏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的问题，只说：“现实让你使用更多的汉语。”
“我和以前那个青海小姑娘割裂了。”杨秀措说。2012年夏天回到青海之后，她去了尖扎县。每天翻过一座山就是茂密的原始丛林，有葱翠的松树和长在地里的草莓。再往前走，是一座小型寺庙。她回到大自然，也回到熟悉的藏传佛教之中，参加法会，和喇嘛们聊天，向瑜伽师学习打坐。她觉得身心越来越舒展。“我骨子里是这样的，我应该就这样活着。”杨秀措说。
半年后，她终于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如果什么都能抛开，那就成了佛，可如果成不了佛，那我就只能在人生的游戏规则里，借现在的肉身去实现灵魂上的追求。”
杨秀措回到北京，没有联系之前的公司。接下来两年，她接拍了《卓尼土司》《德吉的诉讼》等电影，参加了央视歌唱选秀节目《寻找刘三姐》，获得全国四强。但她发现自己再次被名利绑架了，“社会很现实”。
她去录节目，经常看到其他艺人大牌傍身、前呼后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看排场就会凑上去阿谀奉承;她经常穿得朴朴素素、只带一个助理，工作人员就爱答不理。
“我没办法。我不能软弱，要让他们看得起我，但又只能用外在的方式去表现。”有时收入不好，她还是会强迫自己买很贵的衣服。对于奢侈品，除了“价格贵”，她一无所知，但为了撑场子，她还是买了一个LV的包包，“不然没面子”。19岁从藏区到长沙时，杨秀措的全部家当是在剧团挣下的5000块钱，对于护肤品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大宝。和一起参赛的选手们去商场，她会害怕售货员挑剔又势利的目光，她始终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万块钱买一件T恤。她要强又自卑，根本进入不了其他女孩的日常对话。 “你会明显地感到你的文化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所以孤独感、焦虑感在藏族年轻人中会更加强烈。”万玛才旦说。
2014年年底，杨秀措和朋友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馆进行了一场自我批斗式的谈话。朋友问：“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化浓妆？”她答：“我还是有一些名气的，会被人认出来，太不修边幅不好。”
她想起偶尔回藏区，素面朝天地出现在村庄里时，会有很多没看过电视但听过她名字的牧民赶很远的路来看她一眼，“眼神呆呆的”。“原来又瘦又小啊！”牧民们直率地说。他们以为藏族大明星杨秀措已经不会说藏语了。
“我回不去了，但我又看不到自己。”
那天，在北京最繁华的街区，杨秀措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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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你会恍惚，那个阶段的你是你吗？在适应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万玛才旦将之视为直面现实的代价。因为《塔洛》，他每天得接受两三个采访，笑称这是一个创作者对于现代电影工业流程的妥协。电影最终收获了一百多万的票房，藏区贡献了其中的50%。
杨秀措说，拍摄《塔洛》是她2013年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为了贴合角色，她剪掉了藏族姑娘非常宝贵的长发，增肥十斤，又跑到青海小县城的理发店学洗头。2016年11月，她跟随剧组来到台湾参加金马奖，见到了更大的娱乐生态：很多大陆艺人拿到金马奖酒会的纪念章之后立马就走了，侯孝贤和郭富城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你能比他们更忙吗？很多明星都被宠坏了。”杨秀措说。她努力让自己的心更定一些，于是开始学藏族传统弹拨乐器扎木念琴，也拒绝了其他选秀类节目的邀请。“我还没有准备好被另外的人群去关注和消费。”
2014年年底那次大哭之后，杨秀措开始学会释放自己：LV的包包送了人，能不化妆的时候就不化妆，一些不想去的通告和演出就放任自己不去。她在东三环租了一个68平方米的工作室，铺上灰色的毯子，在这里练琴、会客、喝茶。
“很多人变了之后根本回不来，秀措能回来，这点很可贵。”万玛才旦说，“但是塔洛，你很难给出一条路，说这就是他的解脱之道。他也许会回归到原来的自己，也许会向杨措一样去骗人。”
2016年藏历新年的一个民间晚会上，塔洛的扮演者西德尼玛和杨秀措编排了一场舞台版的《塔洛》。他们赋予了塔洛和杨措一个顿悟的结局：杨措没有走出太远，手里的16万就被别人骗走了。回到家乡酒吧，她遇到了更现代版本的塔洛。她提议两人一起去找骗子，却被塔洛拒绝了。“我们应该要找的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塔洛说。
这些年，杨秀措身边大多数的藏族歌手、演员都在北漂两三年之后回了藏区。她猜测，他们的处境和2011年的自己很相似：企图凭借天赋在北京闯出名堂，最终却发现自己无法接受现代娱乐工业的塑造。而当年那些留守在格萨尔歌舞剧团的朋友们，大多会在30岁时转行，去文化局或者图书馆坐办公室。
但还是有前仆后继的年轻人找到杨秀措，想拜师学艺。杨秀措看着一张张稚气的脸庞，内心复杂。“他们脸上都写着，我要红。”但他们大概都不会知道眼前这个光鲜亮丽的藏族女艺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这几年真是又快又慢。回想起来，大部分时候你都是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切也不过是几年而已。”杨秀措边说边笑，可琥珀色的眼睛里又分明蓄满了泪水。
她别过脸，没让眼泪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