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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G到5G，中国企业实现了从打酱油到主导者的蜕变，但其实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2015年9月30日，中国IMT-2020（5G）推进组宣布，已与欧盟5G基础设施协会（5G PPP）签订5G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5G推进中展开合作。此后，双方将携手在5G通信系统和网络的愿景及需求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全球标准化和频谱监管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并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努力推动建立5G的全球共识。
今年6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就确定了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名称、愿景和时间表等关键内容。此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对5G标准的争夺。中国也是竞逐国际5G标准的一支劲旅。深圳市通信学会秘书长李银松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华为、中国移动、中兴等中国公司在国际5G标准制定组织日益活跃，并争取成为5G标准的一个重要主导者。”
角逐由来已久
从2G到5G，中国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在国际通信标准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节点，每个节点都伴随着重大争议。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GSM通信标准为主宰的2G时代，中国在技术上几无积累，只有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零星的跟踪、研究和模仿。
那时，手机在中国普及率极低，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前景也不明确，但中国人口庞大，市场广阔，在移动通信市场爆发之前，是否参与制定国际通信标准将对市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向各国发出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中国政府有意竞逐。并在2000年5月的ITU全会上，TD-SCDMA被正式确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由于通信产业链的特性，早期的TD-SCDMA产业链孱弱，从终端、系统、芯片，到仪表、测试，整个产业链只有中国厂商与少数韩国企业（当时韩国企业也处于产业起步的阶段）参与，用户从终端到网络体验都不如意。
但通过TD-SCDMA的产业化，建立起了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移动通信TDD技术产业链，而且到2014年中，TD-SCDMA网络用户达2.5亿，约占中国3G用户的二分之一，超额完成了在中国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
2007年，中国冲击4G标准。中国移动联合几家国际运营商，将大唐移动等国内厂商提出的TDD演进方案，融合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国际标准，形成TD-LTE标准。此时，中国移动在艰难中启动和发展的TD-SCDMA网，为其牵头提交TD-LTE进入4G国际标准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TD-LTE产业链也有很大进步。从3G时代的TD-SCDMA开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大部分是中国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用于这项技术的研发和商用探索，其中一部分技术专利也被纳入到TD-LTE之中。时至今日，整个TD已形成从国家、运营商到设备商的整体产业链。
上述努力都为5G标准在国际化上走得更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链的挑战
多元融合环境之下的5G产业整合问题，是标准制定之外的另一焦点。
在过去十年间，华为、中国移动和中兴等中国公司连续加入ITU、3GPP、IEEE、IETF、ETSI、OMA、TMF和FSAN等多个国际标准组织，并拥有越来越强的话语权。
华为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4年9月底，华为累计向3GPP提交15360篇LTE/EPC提案，占全球总数的25%，位居全球第一。
较大的话语权保证了中国企业在5G标准制定中的地位。但国际电信联盟现任秘书长赵厚麟说，ITU以推动一个单一的5G标准为目标，但市场发展既快又大，5G标准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标准，背后还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博弈。“最后如果无法达成共识，也有可能形成多个标准。”
对中国企业来说，更大的难题是，无论多个标准还是一个标准，中国企业需要加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话语权。
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通信标准实现国际突破了，但芯片进口量依然很大，甚至超过石油。统计数据显示，仅2014年，中国用在进口芯片上的外汇就超过了2100亿美元，成为单一产品进口最大的用汇领域，甚至超过了整个石油进口所使用的外汇。
解决高端芯片自主研发的产业现状，是5G时代中国电子信息行业最大的瓶颈。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表示，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对高精尖技术创新积累还不深厚，更多精力放在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技术开发上，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核心技术的积累不足，关键器件的研发尚有差距，仍未掌握产业的主导权。
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国家希望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努力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到2025年，这一比例要达到70%。
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认为，政府和行业还需营造产业氛围，在国际上引导统一的频谱划分，降低企业自身的研发成本；对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等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攻关，亦刻不容缓。
平台化的运作
2014年，华为和中兴分别在研发上投入高达400亿元和90亿元，占比达14.2%和11%，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显示，国家希望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在2025年达到1.68%。
华为轮值主席胡厚崑说，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从创立之初，华为就把至少年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2014年报数据显示，华为年营收、利润已经追平全球电信业巨头爱立信。
但问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如果无法深度融合，将不能有效促进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5G技术标准亟须其他行业的深度参与和协同。
事实上，国际通信巨头爱立信三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爱立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和汽车、矿山、城市管理部门等垂直行业联合创新研发的机制。与此相伴，爱立信从组织架构到研发市场战略都在发生巨变。
中国公司也开始重视。胡厚崑呼吁，通信行业传统的“烟囱式”创新模式已无法顺应物联网潮流，适应5G平台式的技术发展要求，加大与垂直行业的合作力度，通过跨行业联合创新，让5G关键技术和标准充分反映各行业的需求。
黄宇红认为，5G创新体系需要围绕三个方面重构：其一，从单一领域的创新变为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其二，创新流程从线性链式向协同并行转变；其三，创新模式由单一的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转变。
但一位长期参与ITU标准制定会议的中国电信行业人士认为，尽管ITU内部也在探讨如何吸引更多其他行业的公司参与到5G标准的制定中来，但响应的公司还是太少。
原因有二：一是垂直行业尚未意识到5G协同研发对未来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每个行业的语言不同，沟通方式不同，目前并没有一个顺畅的平台或渠道来促成深度合作。
今年初，中国移动成立了5G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就是要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外，搭建一个多方都能理解和互通的平台。
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表示，上述所有的目标和解决方案都在以电信行业为主导力量的标准制定框架内设想。但在网络架构日益开放、扁平化的今天，其他行业的巨头也同样希望以自身为主导来设计物联网解决方案。
这就带来一些问题：如果很多非电信行业的公司在电信标准框架之外做成功了，或者形成了自己的标准，电信行业还能不能在一个统一开放的标准框架之下融入到新的产业革命之中？如果能，5G时代将百花齐放，大放异彩，如果不能，5G标准形成后的产业化之路，就要艰难得多。
2015年9月30日，中国IMT-2020（5G）推进组宣布，已与欧盟5G基础设施协会（5G PPP）签订5G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5G推进中展开合作。此后，双方将携手在5G通信系统和网络的愿景及需求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全球标准化和频谱监管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并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努力推动建立5G的全球共识。
今年6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就确定了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名称、愿景和时间表等关键内容。此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对5G标准的争夺。中国也是竞逐国际5G标准的一支劲旅。深圳市通信学会秘书长李银松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华为、中国移动、中兴等中国公司在国际5G标准制定组织日益活跃，并争取成为5G标准的一个重要主导者。”
角逐由来已久
从2G到5G，中国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在国际通信标准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节点，每个节点都伴随着重大争议。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GSM通信标准为主宰的2G时代，中国在技术上几无积累，只有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零星的跟踪、研究和模仿。
那时，手机在中国普及率极低，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前景也不明确，但中国人口庞大，市场广阔，在移动通信市场爆发之前，是否参与制定国际通信标准将对市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向各国发出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中国政府有意竞逐。并在2000年5月的ITU全会上，TD-SCDMA被正式确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由于通信产业链的特性，早期的TD-SCDMA产业链孱弱，从终端、系统、芯片，到仪表、测试，整个产业链只有中国厂商与少数韩国企业（当时韩国企业也处于产业起步的阶段）参与，用户从终端到网络体验都不如意。
但通过TD-SCDMA的产业化，建立起了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移动通信TDD技术产业链，而且到2014年中，TD-SCDMA网络用户达2.5亿，约占中国3G用户的二分之一，超额完成了在中国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
2007年，中国冲击4G标准。中国移动联合几家国际运营商，将大唐移动等国内厂商提出的TDD演进方案，融合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国际标准，形成TD-LTE标准。此时，中国移动在艰难中启动和发展的TD-SCDMA网，为其牵头提交TD-LTE进入4G国际标准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TD-LTE产业链也有很大进步。从3G时代的TD-SCDMA开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大部分是中国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用于这项技术的研发和商用探索，其中一部分技术专利也被纳入到TD-LTE之中。时至今日，整个TD已形成从国家、运营商到设备商的整体产业链。
上述努力都为5G标准在国际化上走得更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链的挑战
多元融合环境之下的5G产业整合问题，是标准制定之外的另一焦点。
在过去十年间，华为、中国移动和中兴等中国公司连续加入ITU、3GPP、IEEE、IETF、ETSI、OMA、TMF和FSAN等多个国际标准组织，并拥有越来越强的话语权。
华为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4年9月底，华为累计向3GPP提交15360篇LTE/EPC提案，占全球总数的25%，位居全球第一。
较大的话语权保证了中国企业在5G标准制定中的地位。但国际电信联盟现任秘书长赵厚麟说，ITU以推动一个单一的5G标准为目标，但市场发展既快又大，5G标准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标准，背后还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博弈。“最后如果无法达成共识，也有可能形成多个标准。”
对中国企业来说，更大的难题是，无论多个标准还是一个标准，中国企业需要加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话语权。
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通信标准实现国际突破了，但芯片进口量依然很大，甚至超过石油。统计数据显示，仅2014年，中国用在进口芯片上的外汇就超过了2100亿美元，成为单一产品进口最大的用汇领域，甚至超过了整个石油进口所使用的外汇。
解决高端芯片自主研发的产业现状，是5G时代中国电子信息行业最大的瓶颈。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表示，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对高精尖技术创新积累还不深厚，更多精力放在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技术开发上，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核心技术的积累不足，关键器件的研发尚有差距，仍未掌握产业的主导权。
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国家希望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努力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到2025年，这一比例要达到70%。
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认为，政府和行业还需营造产业氛围，在国际上引导统一的频谱划分，降低企业自身的研发成本；对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等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攻关，亦刻不容缓。
平台化的运作
2014年，华为和中兴分别在研发上投入高达400亿元和90亿元，占比达14.2%和11%，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显示，国家希望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在2025年达到1.68%。
华为轮值主席胡厚崑说，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从创立之初，华为就把至少年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2014年报数据显示，华为年营收、利润已经追平全球电信业巨头爱立信。
但问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如果无法深度融合，将不能有效促进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5G技术标准亟须其他行业的深度参与和协同。
事实上，国际通信巨头爱立信三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爱立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和汽车、矿山、城市管理部门等垂直行业联合创新研发的机制。与此相伴，爱立信从组织架构到研发市场战略都在发生巨变。
中国公司也开始重视。胡厚崑呼吁，通信行业传统的“烟囱式”创新模式已无法顺应物联网潮流，适应5G平台式的技术发展要求，加大与垂直行业的合作力度，通过跨行业联合创新，让5G关键技术和标准充分反映各行业的需求。
黄宇红认为，5G创新体系需要围绕三个方面重构：其一，从单一领域的创新变为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其二，创新流程从线性链式向协同并行转变；其三，创新模式由单一的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转变。
但一位长期参与ITU标准制定会议的中国电信行业人士认为，尽管ITU内部也在探讨如何吸引更多其他行业的公司参与到5G标准的制定中来，但响应的公司还是太少。
原因有二：一是垂直行业尚未意识到5G协同研发对未来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每个行业的语言不同，沟通方式不同，目前并没有一个顺畅的平台或渠道来促成深度合作。
今年初，中国移动成立了5G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就是要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外，搭建一个多方都能理解和互通的平台。
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表示，上述所有的目标和解决方案都在以电信行业为主导力量的标准制定框架内设想。但在网络架构日益开放、扁平化的今天，其他行业的巨头也同样希望以自身为主导来设计物联网解决方案。
这就带来一些问题：如果很多非电信行业的公司在电信标准框架之外做成功了，或者形成了自己的标准，电信行业还能不能在一个统一开放的标准框架之下融入到新的产业革命之中？如果能，5G时代将百花齐放，大放异彩，如果不能，5G标准形成后的产业化之路，就要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