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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封建时代，百姓颂扬官吏德政，多采用刻石立碑的形式，名为德政碑，也称遗爱碑或去思碑。据考，这种德政碑，不少是乡绅名士借百姓之名，行谄谀之实。唐代名相宋景曾辞绝吏民给他立碑。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宋景由广州都督擢任宰相，广州吏民要给他立遗爱碑。持正守法的宋景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唐玄宗从其所请、中唐诗人白居易在《青石》诗中写道：“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一针见血地揭露德政碑华而不实、哗世取宠的时弊。
当然，也不是所有德政碑全是“不镌实录镌虚辞”的。据《旧唐书·良吏传》记载：唐高宗时，韦景骏任肥乡县令，鉴于漳水连年泛滥，百姓深受其害。于是“审其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又把架柱长桥改造为浮桥，“自是无复水患”；时河北发生饥荒，韦景骏“躬抚合境村闾，必通赡恤，贫弱独免流离”。他调离肥乡后，当地百姓自发地为他立碑颂德。此碑所镌，乃是实录，并非虚辞。
颂扬官吏德政，除了立碑，还有画像、建祠等。据苏洵《张益州画像记》：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张方平知益州，“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前所未有。益州百姓感其恩德，商议要给他画像留于净众寺，张方平“不能禁”，只好请苏洵出面劝告百姓。可百姓认为，画像可以“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说得苏洵无言可答，百姓终于给张方平画了像。
被康熙皇帝称为“古今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为官23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任罗城县令7年。与当地百姓“如家人父子”，离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哭而返”；在黄州做官离任时，黄州百姓“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在两江总督任所病逝的噩耗传开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江宁(今南京市)、苏州及黄州都给他建了祠。
不过，也有反例。民国二年(1913年)，广西兴安县遭遇旱灾，民不聊生。知县吕德慎不但不体恤民艰，解民困，反而逆施苛政，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兴安百姓得知广西都督陆荣廷去湖南取道兴安，便拦路告状，终于把贪官吕德慎拉下马来。为纪念此事，百姓于民国五年(1916年)为吕德慎立碑，碑文日：“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县吕德慎劣政碑。”此碑现收藏在兴安县四贤祠内。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军统特务许良安任云南路南县(现改为石林市)县长，上任后，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而且滥捕无辜，摧残教育。全县百姓忍无可忍，掀起反贪倒许怒潮，不断向上控诉，《云南日报》公布了许良安贪污罪证，云南省政府只好将许良安撤职。落马后的许良安惶惶如丧家之犬，深夜化装逃跑。但民愤未息，翌年1月10日，路南百姓为许良安立碑，碑文日：“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古无有为贪官立碑者：有之，自路南始。”此碑至今存放在石林市文化馆内。
不管是德政碑、遗爱碑，还是劣政碑、遗臭碑，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心如镜，民口如碑。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是为官一任，金玉满堂；是“口言善，身行善”，还是“口言善，身行恶”，谁清谁浊，谁好谁歹，老百姓心明眼亮。如果为官的真正和百姓休戚与共，情同鱼水，并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创建利国利民的政绩，老百姓必然会铭心刻骨，有口皆碑，还会把惠民政绩，言传子孙后代，史学家也会为之立传，以致名垂青史，千古流芳；反之，贪赃枉法，蠹国虐民，尽干些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国法容不得，老百姓也不会放过。
当然，也不是所有德政碑全是“不镌实录镌虚辞”的。据《旧唐书·良吏传》记载：唐高宗时，韦景骏任肥乡县令，鉴于漳水连年泛滥，百姓深受其害。于是“审其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又把架柱长桥改造为浮桥，“自是无复水患”；时河北发生饥荒，韦景骏“躬抚合境村闾，必通赡恤，贫弱独免流离”。他调离肥乡后，当地百姓自发地为他立碑颂德。此碑所镌，乃是实录，并非虚辞。
颂扬官吏德政，除了立碑，还有画像、建祠等。据苏洵《张益州画像记》：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张方平知益州，“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前所未有。益州百姓感其恩德，商议要给他画像留于净众寺，张方平“不能禁”，只好请苏洵出面劝告百姓。可百姓认为，画像可以“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说得苏洵无言可答，百姓终于给张方平画了像。
被康熙皇帝称为“古今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为官23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任罗城县令7年。与当地百姓“如家人父子”，离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哭而返”；在黄州做官离任时，黄州百姓“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在两江总督任所病逝的噩耗传开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江宁(今南京市)、苏州及黄州都给他建了祠。
不过，也有反例。民国二年(1913年)，广西兴安县遭遇旱灾，民不聊生。知县吕德慎不但不体恤民艰，解民困，反而逆施苛政，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兴安百姓得知广西都督陆荣廷去湖南取道兴安，便拦路告状，终于把贪官吕德慎拉下马来。为纪念此事，百姓于民国五年(1916年)为吕德慎立碑，碑文日：“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县吕德慎劣政碑。”此碑现收藏在兴安县四贤祠内。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军统特务许良安任云南路南县(现改为石林市)县长，上任后，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而且滥捕无辜，摧残教育。全县百姓忍无可忍，掀起反贪倒许怒潮，不断向上控诉，《云南日报》公布了许良安贪污罪证，云南省政府只好将许良安撤职。落马后的许良安惶惶如丧家之犬，深夜化装逃跑。但民愤未息，翌年1月10日，路南百姓为许良安立碑，碑文日：“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古无有为贪官立碑者：有之，自路南始。”此碑至今存放在石林市文化馆内。
不管是德政碑、遗爱碑，还是劣政碑、遗臭碑，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心如镜，民口如碑。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是为官一任，金玉满堂；是“口言善，身行善”，还是“口言善，身行恶”，谁清谁浊，谁好谁歹，老百姓心明眼亮。如果为官的真正和百姓休戚与共，情同鱼水，并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创建利国利民的政绩，老百姓必然会铭心刻骨，有口皆碑，还会把惠民政绩，言传子孙后代，史学家也会为之立传，以致名垂青史，千古流芳；反之，贪赃枉法，蠹国虐民，尽干些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国法容不得，老百姓也不会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