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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级别相当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立雄安新区的用意主要为疏解一些北京非首都功能，因为北京的“大城市病”使交通、環境、住房、人口等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降低了城市运转效率
高端科技的兴起在于市场的活力和各种要素的集合。当前聚集北京的各种资源要素，如何吸引到雄安，才是雄安能否崛起的关键。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级别相当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立雄安新区的用意主要为疏解一些北京非首都功能，因为北京的“大城市病”使交通、环境、住房、人口等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降低了城市运转效率。
所以中央推进雄安新区意图是调整北京的产业结构。也就是习总书记之前所说首都核心功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可见，除这四个核心外，其它均属非首都结构。
改革开放后，北京浓厚的行政、教育、医疗等资源优势吸引着各种要素的汇聚， 以致北京在这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过多附着非首都功能机构而影响城市机器的运转。
比如教育资源，北京占全国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三分之一，北京的考生考上重点高校比全国其他省份要容易的多。还有医疗资源，北京人口仅二千万左右，占全国人口仅1.4%，可是全国顶级医疗机构前百强北京占17家。当然还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隶属国资委114家央企仅有20几家在外地，其余央企企业几乎都集中在北京，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公司，这类本来定位要靠近长江或者海洋的企业，也凑到北京来抢夺资源分配倾斜带来的便利。所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应该使一些企业回到本属于它的市场中去，不能全部疏解到新区里。对低端产业要宁缺勿滥。
但新区面临的问题是北京的高端产业愿不愿意进来？
从个体来说，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口在非首都功能的机构工作，如果子女上学、医疗条件和其他生活的便利度雄安新区得不上北京那个标准，这个个体可能宁愿辞职也会选择留在北京。从企业来说，企业搬到雄安的意愿也不大，即使中央硬性下达搬迁命令，有些企业也会阳奉阴违，最多把一些部门象征性的搬迁过去，留着总部还在北京，再说这些部门搬过去也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员和家人早就落户北京，现在只身去雄安意味着生活不便，也有悖于企业人性化管理。
所以，这些问题会导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从社会上重新招来一些原先挤不进北京的人来“李代桃僵”，这样国企的臃肿问题可能扩大化。但这会给民企提供一点空间，民企竞争意识更强，由民企来补充市场不足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雄安新区应该定位市场充分竞争激发创新活力的“角斗场”。
因为雄安只有创新才能生存。与当年深圳浦东的发展路径不同，深圳浦东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当时刚好碰到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我国承接的制造业加工出口，依托海洋优势，就像当时地球上最具有活力的城市都靠近海边一样，港口航运给大宗货物运输带来成本优势，沿海企业充满竞争力，当然吸引寻求财富的人民聚集到那里。而现在那种海运优势逐渐在减弱，科技的兴起，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输出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那种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逐渐由体积小型化所代替，就像芯片产业。使高铁和飞机这种快捷的运输方式替代了海运，我国的经济转型，一路一带，海权与陆权双管齐下，重庆的电子产品就是依靠铁路运送到欧洲。所以内陆城市的优势也在渐渐恢复，这也是北京设立雄安新区的初衷。
但高端科技的兴起在于市场的活力和各种要素的集合。当前聚集北京的各种资源要素，如何吸引到雄安，才是雄安能否崛起的关键。
就像之前设立的新区曹妃甸，曹妃甸面临渤海湾，地理位置比雄安优越，为什么同样临海的曹妃甸没有像深圳浦东那样“雄起”？原因是离北京天津太近，产业没有亮点支撑，企业不愿去。再说北京天津对周边的吸附作用使它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就像当年的日本东京，修个“新干线”直通大阪，希望把东京人口分流到大阪，结果因为东京市场的聚集优势反而把大阪人口吸引到东京。所以曹妃甸的失败在于产业定位有问题。
前车之鉴殷鉴不远，雄安新区建设的核心要义是打破市场的资源垄断，绝不是仅仅接纳从北京分离出去的产业，而是建设一个新移民力量为主、以高端和发展为先的经济活力带，使创新要素向新区聚集，由创新来支撑新区发展，也只有创新才会有雄安新区的未来。（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许权胜，资深财经评论员，长期在金融行业一线工作。）
高端科技的兴起在于市场的活力和各种要素的集合。当前聚集北京的各种资源要素，如何吸引到雄安，才是雄安能否崛起的关键。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级别相当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立雄安新区的用意主要为疏解一些北京非首都功能，因为北京的“大城市病”使交通、环境、住房、人口等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降低了城市运转效率。
所以中央推进雄安新区意图是调整北京的产业结构。也就是习总书记之前所说首都核心功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可见，除这四个核心外，其它均属非首都结构。
改革开放后，北京浓厚的行政、教育、医疗等资源优势吸引着各种要素的汇聚， 以致北京在这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过多附着非首都功能机构而影响城市机器的运转。
比如教育资源，北京占全国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三分之一，北京的考生考上重点高校比全国其他省份要容易的多。还有医疗资源，北京人口仅二千万左右，占全国人口仅1.4%，可是全国顶级医疗机构前百强北京占17家。当然还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隶属国资委114家央企仅有20几家在外地，其余央企企业几乎都集中在北京，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公司，这类本来定位要靠近长江或者海洋的企业，也凑到北京来抢夺资源分配倾斜带来的便利。所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应该使一些企业回到本属于它的市场中去，不能全部疏解到新区里。对低端产业要宁缺勿滥。
但新区面临的问题是北京的高端产业愿不愿意进来？
从个体来说，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口在非首都功能的机构工作，如果子女上学、医疗条件和其他生活的便利度雄安新区得不上北京那个标准，这个个体可能宁愿辞职也会选择留在北京。从企业来说，企业搬到雄安的意愿也不大，即使中央硬性下达搬迁命令，有些企业也会阳奉阴违，最多把一些部门象征性的搬迁过去，留着总部还在北京，再说这些部门搬过去也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员和家人早就落户北京，现在只身去雄安意味着生活不便，也有悖于企业人性化管理。
所以，这些问题会导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从社会上重新招来一些原先挤不进北京的人来“李代桃僵”，这样国企的臃肿问题可能扩大化。但这会给民企提供一点空间，民企竞争意识更强，由民企来补充市场不足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雄安新区应该定位市场充分竞争激发创新活力的“角斗场”。
因为雄安只有创新才能生存。与当年深圳浦东的发展路径不同，深圳浦东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当时刚好碰到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我国承接的制造业加工出口，依托海洋优势，就像当时地球上最具有活力的城市都靠近海边一样，港口航运给大宗货物运输带来成本优势，沿海企业充满竞争力，当然吸引寻求财富的人民聚集到那里。而现在那种海运优势逐渐在减弱，科技的兴起，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输出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那种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逐渐由体积小型化所代替，就像芯片产业。使高铁和飞机这种快捷的运输方式替代了海运，我国的经济转型，一路一带，海权与陆权双管齐下，重庆的电子产品就是依靠铁路运送到欧洲。所以内陆城市的优势也在渐渐恢复，这也是北京设立雄安新区的初衷。
但高端科技的兴起在于市场的活力和各种要素的集合。当前聚集北京的各种资源要素，如何吸引到雄安，才是雄安能否崛起的关键。
就像之前设立的新区曹妃甸，曹妃甸面临渤海湾，地理位置比雄安优越，为什么同样临海的曹妃甸没有像深圳浦东那样“雄起”？原因是离北京天津太近，产业没有亮点支撑，企业不愿去。再说北京天津对周边的吸附作用使它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就像当年的日本东京，修个“新干线”直通大阪，希望把东京人口分流到大阪，结果因为东京市场的聚集优势反而把大阪人口吸引到东京。所以曹妃甸的失败在于产业定位有问题。
前车之鉴殷鉴不远，雄安新区建设的核心要义是打破市场的资源垄断，绝不是仅仅接纳从北京分离出去的产业，而是建设一个新移民力量为主、以高端和发展为先的经济活力带，使创新要素向新区聚集，由创新来支撑新区发展，也只有创新才会有雄安新区的未来。（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许权胜，资深财经评论员，长期在金融行业一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