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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等待》是我看得最认真的一篇。当然，其他两篇也都读了，但我还是想以《独自等待》作为进入张暄小说世界的切口，以此谈谈我的不甚成熟的看法。
在这篇小说中，张暄塑造了一个人物——古况。如果稍了解一下张暄的个人经历，我们就会自然地将古况和张暄叠印起来。也就是说，古况充当了张暄的代言人身份。当然，我指的是在精神向度上。一个接受了现代刑侦体系正规教育的刚入职的警察，在面对“发展中”的，仍有很多不完善的“人治”迹象的习惯性陋习时，他内心是不安的，并试图去改变些什么。尤其是他还年轻，这意味着他具备一种本能的“革命”冲动。他眼中的现存秩序则被指认为“旧”。旧的就是迂腐的，落后的，需要被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但这种理解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复杂现实和现实所派生出来的规则的粗暴简化。而张暄正是要重新检视历史，并让历史在属于它的生活背景上确认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况具有两面性，他一方面在抵制有罪推定和暴力执法观念，一方面又在行为上下意识地配合这种观念的实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经验史悖乱、含混、游移不定，始终没有给他下达过一个明确的指令。这样，他的越界和退缩，只能遵从此时此刻的实感，他在忠实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读者看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人治并不仅仅来自人治传统本身，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更来自生活现实的驱策。
我们当然知道，人治是不好的，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人治刑侦行为，通过《独自等待》这篇小说，揭橥了它一直以来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经验”区域。在我们的想象中，经验意味着资格，经验越多，资格越老。“老资格”因了雄厚的“经验”资本，往往占据了“正确”的制高点。你喝过的水，还没有我吃过的盐多。这成为经验至上主义者彰显其权威的口头禅。但经验除了齿序伦理的时间分野之外，还有经验本身的空间纵深。经验多，见识广，并不一定就是个“有经验”的人，也并不一定就能凭借经验做出正确的选择。有可能的极端情况是，经验代替是非曲直，成为人物进行判断、选择和行动的唯一尺度。这极易导致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后果。生命甚至会因千疮百孔的经验预判而走向毁灭。因此，《独自等待》有意起用了一个新入职警察的“个别”角度，以此让既有的“成熟经验”不成熟起来，新鲜和生涩起来。古况作为经验的继承者、持有者和洞察者，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证明经验的不可靠，而是钻入经验的内部，将它们的肌体构造清晰地呈露，以此思索经验在刑侦过程中的限度和边界。
这已足够。作为一篇小说，《独自等待》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我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张暄却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也就是说在文本的成熟度上，张暄部分地放弃了对艺术难度的追求，以致上述的意图贯彻得并不彻底。
第一条，上帝视角在全知全能地审视一切的时候，它还有一个习焉不察的危险倾向，就是滑向话语“独裁”，垄断言说的所有权力。随之带来的另一个危险倾向是，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被剥夺和榨取。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的自我被强制抽离。
第二条紧承第一条。人物的犹疑、焦灼、疼痛、挣扎，也就是说，这些本可以紧张起来的情绪，被太多的“因为”——这是作者强烈的叙述欲望的标志性外溢——消解了。作者太想將事情说得明明白白，结果却在无意中占有了读者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第三条指向语言。但依然是言说尺度的问题。此举一例。我记得在描述古况很无奈的时候，有一句是“黔驴技穷的古况”，其实情节的发展已将古况逼入了“黔驴技穷”的境地，何必续貂。
这不仅仅是张暄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多数小说家嗅觉灵敏，思考深入，对写什么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却对“小说是一门艺术”失去了应有的警觉。技艺自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但我认为，技艺最好不要成为小说畅通艺术之路的阻碍。
那么张暄会走得更远，更宽阔吗？当然！我对此毫不怀疑。
（作者：北岳文艺出版社原创产品研发中心主任）
在这篇小说中，张暄塑造了一个人物——古况。如果稍了解一下张暄的个人经历，我们就会自然地将古况和张暄叠印起来。也就是说，古况充当了张暄的代言人身份。当然，我指的是在精神向度上。一个接受了现代刑侦体系正规教育的刚入职的警察，在面对“发展中”的，仍有很多不完善的“人治”迹象的习惯性陋习时，他内心是不安的，并试图去改变些什么。尤其是他还年轻，这意味着他具备一种本能的“革命”冲动。他眼中的现存秩序则被指认为“旧”。旧的就是迂腐的，落后的，需要被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但这种理解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复杂现实和现实所派生出来的规则的粗暴简化。而张暄正是要重新检视历史，并让历史在属于它的生活背景上确认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况具有两面性，他一方面在抵制有罪推定和暴力执法观念，一方面又在行为上下意识地配合这种观念的实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经验史悖乱、含混、游移不定，始终没有给他下达过一个明确的指令。这样，他的越界和退缩，只能遵从此时此刻的实感，他在忠实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读者看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人治并不仅仅来自人治传统本身，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更来自生活现实的驱策。
我们当然知道，人治是不好的，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人治刑侦行为，通过《独自等待》这篇小说，揭橥了它一直以来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经验”区域。在我们的想象中，经验意味着资格，经验越多，资格越老。“老资格”因了雄厚的“经验”资本，往往占据了“正确”的制高点。你喝过的水，还没有我吃过的盐多。这成为经验至上主义者彰显其权威的口头禅。但经验除了齿序伦理的时间分野之外，还有经验本身的空间纵深。经验多，见识广，并不一定就是个“有经验”的人，也并不一定就能凭借经验做出正确的选择。有可能的极端情况是，经验代替是非曲直，成为人物进行判断、选择和行动的唯一尺度。这极易导致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后果。生命甚至会因千疮百孔的经验预判而走向毁灭。因此，《独自等待》有意起用了一个新入职警察的“个别”角度，以此让既有的“成熟经验”不成熟起来，新鲜和生涩起来。古况作为经验的继承者、持有者和洞察者，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证明经验的不可靠，而是钻入经验的内部，将它们的肌体构造清晰地呈露，以此思索经验在刑侦过程中的限度和边界。
这已足够。作为一篇小说，《独自等待》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我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张暄却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也就是说在文本的成熟度上，张暄部分地放弃了对艺术难度的追求，以致上述的意图贯彻得并不彻底。
第一条，上帝视角在全知全能地审视一切的时候，它还有一个习焉不察的危险倾向，就是滑向话语“独裁”，垄断言说的所有权力。随之带来的另一个危险倾向是，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被剥夺和榨取。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的自我被强制抽离。
第二条紧承第一条。人物的犹疑、焦灼、疼痛、挣扎，也就是说，这些本可以紧张起来的情绪，被太多的“因为”——这是作者强烈的叙述欲望的标志性外溢——消解了。作者太想將事情说得明明白白，结果却在无意中占有了读者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第三条指向语言。但依然是言说尺度的问题。此举一例。我记得在描述古况很无奈的时候，有一句是“黔驴技穷的古况”，其实情节的发展已将古况逼入了“黔驴技穷”的境地，何必续貂。
这不仅仅是张暄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多数小说家嗅觉灵敏，思考深入，对写什么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却对“小说是一门艺术”失去了应有的警觉。技艺自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但我认为，技艺最好不要成为小说畅通艺术之路的阻碍。
那么张暄会走得更远，更宽阔吗？当然！我对此毫不怀疑。
（作者：北岳文艺出版社原创产品研发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