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战略”、“大战略”的概念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
对于“战略”和“大战略”的概念的表述，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论述：
1.十八世纪之前的古代战略时期
钮先钟指出，“战略”一词在英语中为“strategy”，其语跟出于希腊，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字，其意为军队;又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为将军的知识，后者意为将军的智慧，这两词已经含有现代战略的广泛解释在内。首次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Maizeroy）在其《战略理论》中，梅齐乐将其定义为 “作战的指导”。
2.十八世纪到一战前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写《战争论》指出“战略就是为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这里的战略指的是对战争的全局性谋划与指导，是局限于战场之上的。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的这种定义基本上奠定了西方军事战略概念的基础。
3.一战后至今
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指出克劳塞维茨这一定义过于狭窄，“会使人认为会战就是达到战略性目的的唯一手段”，依据利德尔·哈特的理解，“战略是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策目的的艺术”，实际上是用军事与政治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来界定战略。对于“大战略”的理解，利德尔·哈特更加强调多类非军事因素，他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显然，在利德尔·哈特这里，“大战略”的概念是对“战略”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不再如“战略”那样局限于战场之上，而是涉及国家全部生活，变成国家从全局上对战争的谋划与指导。在他看来，军事力量只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工具中的一种。大战略的根本指向在于实现政治目的。此外，大战略不仅仅把各种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而且协调运用，以避免破坏未来安全、繁荣的和平状态。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所以必须考虑战后的和平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胜利而不考虑其后果，和平很难持久稳定。
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最早把“大战略”的概念引入美国。厄尔认为战略不能只是局限在军事领域和战争时期。“战略”不仅是战时的一个概念，它是治理国家艺术的一个内在因素。战略是为了有效提升和保证国家的生死攸关利益而对一国或国家联盟的资源进行控制和利用的艺术（包括使用武力）。战略的最高形式就是大战略。大战略旨在有效整合国家的政策和军事力量，以便使国家要么免于战争，要么在战争不可避免时最大限度确保战争胜利。与利德尔·哈特相似的是，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非军事因素，例如经济、心理、道义、政治等因素。不同的是，在笔者看来，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平与安全，而厄尔的大战略定义依然更强调赢得战争胜利的目的。
二战以后，对于“大战略”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 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科林·格雷（Colin S.Gray）与其观点类似，也是认为大战略是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他们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实现国家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胜利， 而是应该拓展包括战争胜利在内的国家安全，他们实质上是将大战略等同于国家安全战略。
保罗·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大战略不仅适应战时，也适应于和平时期。也就是说只要一国有其根本的政治目标，就应当有为之服务的大战略。大战略是在战时要考虑怎样赢得战争以及赢得战争的代价如何， 仔细估量所必须的经济、外交、政治和精神条件， 平时也要一方面注重有关领域的资源开发和实力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的能力来实现目的，真正实现平时、战时国家目的与手段的平衡。
除此之外，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则认为战略不能简单的进行定义，“原因在于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環境。”他们更加强调战略的灵活性和动态变化，强调战略的缔造是一个过程——“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而影响战略过程的因素又有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府体系等多个因素。另外，理查德·罗兹克兰（Richard Rosecrance）和阿瑟·斯泰因（ArthurA Stein）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也阐述了大战略研究的核心思想;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发表的《胜利之后：体制、战略约束和重大战争之后的秩序重建》则是对冷战后西方的大战略的根本问题作了理论性的论述;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以及爱德华·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则都是“从现代战略分析观点出发对历史证据”的重新考察。
从上文提及的这些学者对“战略”以及“大战略”的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自一战之后的学者他们的观点的共同之处：首先，都是强调军事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精神或心理等方面的手段。其次，都认为军事手段并不是首选的、最重要的或最佳手段。再次，都认为大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国家利益，不管是哈特的“为了和平”、厄尔的“确保战争胜利”还是约翰· 柯林斯的“以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其根本都是说明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在于国家利益。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
钮先钟认为，“战略”一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具有先天的模糊性。不同于哈特的“‘大战略’的概念是对‘战略’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他取“战略”的广义解释，认为战略包含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面。
时殷弘认为，大战略理论出于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入思考，其核心是综合运用一个国家及其联盟的所有资源来追求其根本性的政治目的。大战略同对外政策目标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各种具体的对外政策手段又是大战略可利用的资源。他指出，大战略的运用就是要充分有效地开发、动员和运用各种国力，最终实现它为之服务的政策目标。他又进一步的强调：大战略的成功与失败既取决于国际环境，也取决于国家自身的能力，而最为关键的是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以及不同手段相互间的平衡。
二、“大战略”的特征与内涵——以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为例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罗马大战略理论是以勒特韦克的著作为开端的。1976年，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N.Luttwak）出版了《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一书，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初期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即大战略目标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及高度多样化的手段。勒特韦克从宏观上对罗马帝国战略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认为罗马边疆的演进是从公元1世纪的动态扩张中的未定地带演进到公元2世纪的静态的、系统的和高度可见的防御线，而这些防御线是充分利用河流及各种人工屏障组成的，这种发展正好是公元3世纪失去动力的前奏，它把晚期帝国的边疆转变成了纵深防御体系内各种可怜的临时防御阵地，从而最终导致了边疆的溃灭。
（一）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
勒特韦克认为，罗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而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其本质目的就在于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对罗马人而言， 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 一个正在演进的文明的两大必需是健全的物质基础和适当的安全。对罗马人而言， 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战略性治国方略的难以捉摸的目的， 在于为此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 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进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那由它独特的经久长存所表明——反映了这些互相矛盾的必需得到的高程度协调。”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而其根本的内在基础是目的和手段之间高度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之一，也是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一个复杂纷繁的战略体系不断成功的首要保障，在于战略上优秀的根本目标的始终不渝的统帅地位：“战术优先事项、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坚定地服从政治目的构成帝国战略成功的必需条件。”
（二）对武力的保存和合理利用
勒特韦克指出，“战术优先、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之坚定地从属于政治目的是帝国战略性成功的根本条件”[]，而罗马帝国也是“避不为追求纯战术目的的误用武力，也不为无谓的胜利的心理报偿而这么做……武力被清楚的认作它确实是的那样，即一种本质上有限的权势工具，代价高昂，且易损坏。最好是保存武力和间接使用军事权势，将其当作政治战工具。”利德尔 ·哈特在《战略论》中也指出费边面对汉尼拔在军事上的优势时“尽量避免决战，另一方面到处挑拨，以消磨敌人的耐性。”这也间接的表明罗马人善用武力的事实。
（三）擅用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
“与金钱和操纵性外交一起，显然随时可战、但备而不发的武力能够在那些可能协同威胁帝国的人中间促发不和……最好甚至达到能取得足够安全甚或有效统治而全不使用任何武力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马的大战略经典地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等所有各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服务于保障罗马生存这一本质目标。
（四）战略的能动性
契合了上文所提到的威廉森·默里所强调的战略的变化性与不断调整的过程，罗马帝国的战略也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即战略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而被调整。这种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军队构成上，而且体现在战术战略上——在罗马初期连续败北后，费边的以消耗为主的“费边战略”游击战、希皮奥变更“战略重心”，将主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的间接战略。不仅如此，罗马的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自坎尼惨败到战争全胜，在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或者说从费宾到希皮奥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不对称战略”。
三、“大战略”的影响因素——以罗马帝国为例
（一）政治制度基础
罗马的政治权力体制经过了改革之后，贵族与平民上层成为罗马政权的掌舵者，因此能够将政治权力精英及时地纳入统治体制之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李维指出罗马的建立最初固然是凭借武力，但长治久安则是有赖于法治。共和政体实为罗马强盛的主因，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二）法律制度基础
在法治层面，作为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属于公民。罗马公民在17岁至 46岁生日之间，有义务为国家服军役16年。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政府延长军团官兵服役时间至20年。
（三）家长式专制
威廉森·默里指出，家长式专制为罗马的军事纪律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世纪里，家庭与国家并非作为彼此分立得实体存在。每个罗马家庭的家长保有对全家的绝对权威，对家族成员的生杀大权。罗马国内政治由各个权势显赫的元老家族间的组合与重建构成，他们的意志和权威有助于解释罗马军团里军人非凡的纪律、服从和默许。
（四）严明的军纪
罗马军队以骁勇善战著称，而其战术上的优越性的根本来源就在于严苛的纪律。 “罗马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其主因非它，而是连续的训练，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其他各种战争艺术的不断培养”，钮先钟认为罗马军团的最大优点就是保有高度的弹性，其基本单位为“maniple”，这些基本单位分成三线，彼此保持间隔，形成一种棋盤式的战斗序列，其优点为所有兵力可以作弹性的调度，并能进退自如。不过必须有素质极佳的部队才能运用这种战术体系，所以训练和纪律实为兵团制胜的基础。勒特韦克也指出“在罗马军队的两层结构中，由公民组成的军团部队一般非常守纪，高度可靠，默然起着辅助部队保持控制的作用，必要时依靠它们在高烈度战争中的战术优势”，除此之外“每十诛一”的罗马惯例这种非同寻常的军纪措施[]无一不是罗马军队纪律严苛的证明。 （五）尚武好戰的社会文化风气
尚武好战不仅体现于普通公民社会，而且尤其体现于罗马社会最高层、争胜好强的罗马贵族身上。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和社会声誉的必备要素。罗马人对其祖先顶礼膜拜，而其祖先的炫赫在于武力成功，这也就等于政治上的成功。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只有经过十年征战生涯，才有资格担任政治公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 军官在战场上同士兵一起冒死拼杀。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0 年里20位作为最高行政官员的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
如此可见，罗马帝国大战略与这些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对大战略的影响最为深刻，效应也最为广泛。
参考文献
[1]钮先钟. 西方战略思想史[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时殷弘. 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M].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3]爱德华.勒特韦克.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M]. 商务印书馆， 2008.
[4]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一卷[M]. 解放军出版社，2005.
[5]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威廉森·默里.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7]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阿瑟·斯坦， 刘东国.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约翰·伊肯伯里，.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杰弗里·帕克.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M]. 商务印书馆， 2010.
[10]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
[11]Paret P .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12]Hellberg I . Colin S. Gray：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outledge， 2011.
[13]Paul Kennedy.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3）.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
对于“战略”和“大战略”的概念的表述，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论述：
1.十八世纪之前的古代战略时期
钮先钟指出，“战略”一词在英语中为“strategy”，其语跟出于希腊，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字，其意为军队;又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为将军的知识，后者意为将军的智慧，这两词已经含有现代战略的广泛解释在内。首次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Maizeroy）在其《战略理论》中，梅齐乐将其定义为 “作战的指导”。
2.十八世纪到一战前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写《战争论》指出“战略就是为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这里的战略指的是对战争的全局性谋划与指导，是局限于战场之上的。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的这种定义基本上奠定了西方军事战略概念的基础。
3.一战后至今
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指出克劳塞维茨这一定义过于狭窄，“会使人认为会战就是达到战略性目的的唯一手段”，依据利德尔·哈特的理解，“战略是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策目的的艺术”，实际上是用军事与政治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来界定战略。对于“大战略”的理解，利德尔·哈特更加强调多类非军事因素，他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显然，在利德尔·哈特这里，“大战略”的概念是对“战略”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不再如“战略”那样局限于战场之上，而是涉及国家全部生活，变成国家从全局上对战争的谋划与指导。在他看来，军事力量只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工具中的一种。大战略的根本指向在于实现政治目的。此外，大战略不仅仅把各种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而且协调运用，以避免破坏未来安全、繁荣的和平状态。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所以必须考虑战后的和平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胜利而不考虑其后果，和平很难持久稳定。
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最早把“大战略”的概念引入美国。厄尔认为战略不能只是局限在军事领域和战争时期。“战略”不仅是战时的一个概念，它是治理国家艺术的一个内在因素。战略是为了有效提升和保证国家的生死攸关利益而对一国或国家联盟的资源进行控制和利用的艺术（包括使用武力）。战略的最高形式就是大战略。大战略旨在有效整合国家的政策和军事力量，以便使国家要么免于战争，要么在战争不可避免时最大限度确保战争胜利。与利德尔·哈特相似的是，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非军事因素，例如经济、心理、道义、政治等因素。不同的是，在笔者看来，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平与安全，而厄尔的大战略定义依然更强调赢得战争胜利的目的。
二战以后，对于“大战略”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 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科林·格雷（Colin S.Gray）与其观点类似，也是认为大战略是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他们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实现国家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胜利， 而是应该拓展包括战争胜利在内的国家安全，他们实质上是将大战略等同于国家安全战略。
保罗·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大战略不仅适应战时，也适应于和平时期。也就是说只要一国有其根本的政治目标，就应当有为之服务的大战略。大战略是在战时要考虑怎样赢得战争以及赢得战争的代价如何， 仔细估量所必须的经济、外交、政治和精神条件， 平时也要一方面注重有关领域的资源开发和实力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的能力来实现目的，真正实现平时、战时国家目的与手段的平衡。
除此之外，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则认为战略不能简单的进行定义，“原因在于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環境。”他们更加强调战略的灵活性和动态变化，强调战略的缔造是一个过程——“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而影响战略过程的因素又有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府体系等多个因素。另外，理查德·罗兹克兰（Richard Rosecrance）和阿瑟·斯泰因（ArthurA Stein）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也阐述了大战略研究的核心思想;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发表的《胜利之后：体制、战略约束和重大战争之后的秩序重建》则是对冷战后西方的大战略的根本问题作了理论性的论述;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以及爱德华·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则都是“从现代战略分析观点出发对历史证据”的重新考察。
从上文提及的这些学者对“战略”以及“大战略”的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自一战之后的学者他们的观点的共同之处：首先，都是强调军事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精神或心理等方面的手段。其次，都认为军事手段并不是首选的、最重要的或最佳手段。再次，都认为大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国家利益，不管是哈特的“为了和平”、厄尔的“确保战争胜利”还是约翰· 柯林斯的“以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其根本都是说明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在于国家利益。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
钮先钟认为，“战略”一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具有先天的模糊性。不同于哈特的“‘大战略’的概念是对‘战略’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他取“战略”的广义解释，认为战略包含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面。
时殷弘认为，大战略理论出于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入思考，其核心是综合运用一个国家及其联盟的所有资源来追求其根本性的政治目的。大战略同对外政策目标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各种具体的对外政策手段又是大战略可利用的资源。他指出，大战略的运用就是要充分有效地开发、动员和运用各种国力，最终实现它为之服务的政策目标。他又进一步的强调：大战略的成功与失败既取决于国际环境，也取决于国家自身的能力，而最为关键的是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以及不同手段相互间的平衡。
二、“大战略”的特征与内涵——以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为例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罗马大战略理论是以勒特韦克的著作为开端的。1976年，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N.Luttwak）出版了《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一书，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初期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即大战略目标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及高度多样化的手段。勒特韦克从宏观上对罗马帝国战略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认为罗马边疆的演进是从公元1世纪的动态扩张中的未定地带演进到公元2世纪的静态的、系统的和高度可见的防御线，而这些防御线是充分利用河流及各种人工屏障组成的，这种发展正好是公元3世纪失去动力的前奏，它把晚期帝国的边疆转变成了纵深防御体系内各种可怜的临时防御阵地，从而最终导致了边疆的溃灭。
（一）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
勒特韦克认为，罗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而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其本质目的就在于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对罗马人而言， 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 一个正在演进的文明的两大必需是健全的物质基础和适当的安全。对罗马人而言， 就像对我们自己来说，战略性治国方略的难以捉摸的目的， 在于为此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 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进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那由它独特的经久长存所表明——反映了这些互相矛盾的必需得到的高程度协调。”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而其根本的内在基础是目的和手段之间高度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之一，也是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一个复杂纷繁的战略体系不断成功的首要保障，在于战略上优秀的根本目标的始终不渝的统帅地位：“战术优先事项、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坚定地服从政治目的构成帝国战略成功的必需条件。”
（二）对武力的保存和合理利用
勒特韦克指出，“战术优先、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之坚定地从属于政治目的是帝国战略性成功的根本条件”[]，而罗马帝国也是“避不为追求纯战术目的的误用武力，也不为无谓的胜利的心理报偿而这么做……武力被清楚的认作它确实是的那样，即一种本质上有限的权势工具，代价高昂，且易损坏。最好是保存武力和间接使用军事权势，将其当作政治战工具。”利德尔 ·哈特在《战略论》中也指出费边面对汉尼拔在军事上的优势时“尽量避免决战，另一方面到处挑拨，以消磨敌人的耐性。”这也间接的表明罗马人善用武力的事实。
（三）擅用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
“与金钱和操纵性外交一起，显然随时可战、但备而不发的武力能够在那些可能协同威胁帝国的人中间促发不和……最好甚至达到能取得足够安全甚或有效统治而全不使用任何武力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马的大战略经典地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等所有各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服务于保障罗马生存这一本质目标。
（四）战略的能动性
契合了上文所提到的威廉森·默里所强调的战略的变化性与不断调整的过程，罗马帝国的战略也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即战略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而被调整。这种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军队构成上，而且体现在战术战略上——在罗马初期连续败北后，费边的以消耗为主的“费边战略”游击战、希皮奥变更“战略重心”，将主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的间接战略。不仅如此，罗马的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自坎尼惨败到战争全胜，在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或者说从费宾到希皮奥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不对称战略”。
三、“大战略”的影响因素——以罗马帝国为例
（一）政治制度基础
罗马的政治权力体制经过了改革之后，贵族与平民上层成为罗马政权的掌舵者，因此能够将政治权力精英及时地纳入统治体制之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李维指出罗马的建立最初固然是凭借武力，但长治久安则是有赖于法治。共和政体实为罗马强盛的主因，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二）法律制度基础
在法治层面，作为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属于公民。罗马公民在17岁至 46岁生日之间，有义务为国家服军役16年。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政府延长军团官兵服役时间至20年。
（三）家长式专制
威廉森·默里指出，家长式专制为罗马的军事纪律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世纪里，家庭与国家并非作为彼此分立得实体存在。每个罗马家庭的家长保有对全家的绝对权威，对家族成员的生杀大权。罗马国内政治由各个权势显赫的元老家族间的组合与重建构成，他们的意志和权威有助于解释罗马军团里军人非凡的纪律、服从和默许。
（四）严明的军纪
罗马军队以骁勇善战著称，而其战术上的优越性的根本来源就在于严苛的纪律。 “罗马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其主因非它，而是连续的训练，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其他各种战争艺术的不断培养”，钮先钟认为罗马军团的最大优点就是保有高度的弹性，其基本单位为“maniple”，这些基本单位分成三线，彼此保持间隔，形成一种棋盤式的战斗序列，其优点为所有兵力可以作弹性的调度，并能进退自如。不过必须有素质极佳的部队才能运用这种战术体系，所以训练和纪律实为兵团制胜的基础。勒特韦克也指出“在罗马军队的两层结构中，由公民组成的军团部队一般非常守纪，高度可靠，默然起着辅助部队保持控制的作用，必要时依靠它们在高烈度战争中的战术优势”，除此之外“每十诛一”的罗马惯例这种非同寻常的军纪措施[]无一不是罗马军队纪律严苛的证明。 （五）尚武好戰的社会文化风气
尚武好战不仅体现于普通公民社会，而且尤其体现于罗马社会最高层、争胜好强的罗马贵族身上。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和社会声誉的必备要素。罗马人对其祖先顶礼膜拜，而其祖先的炫赫在于武力成功，这也就等于政治上的成功。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只有经过十年征战生涯，才有资格担任政治公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 军官在战场上同士兵一起冒死拼杀。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0 年里20位作为最高行政官员的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
如此可见，罗马帝国大战略与这些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对大战略的影响最为深刻，效应也最为广泛。
参考文献
[1]钮先钟. 西方战略思想史[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时殷弘. 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M].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3]爱德华.勒特韦克.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M]. 商务印书馆， 2008.
[4]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一卷[M]. 解放军出版社，2005.
[5]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威廉森·默里.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7]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阿瑟·斯坦， 刘东国.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约翰·伊肯伯里，.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杰弗里·帕克.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M]. 商务印书馆， 2010.
[10]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
[11]Paret P .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12]Hellberg I . Colin S. Gray：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outledge， 2011.
[13]Paul Kennedy.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