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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知道曹克勋同志的名字，是在长沙市解放之后，当时他担任长沙市文化局副局长，我则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曾去向他请教长沙市文化方面的情况和读者的需要。在他详谈了之后，我向他约稿，他很谦虚，说工作太忙，一时顾不上。这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
以后，他于1983年受聘去北京，先后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屈武的秘书。王、屈二位老前辈也都担任过全国政协的领导工作，一般也称他为政协主席的秘书。据在北京工作的友人柳思告知：“曹老为人谦和，工作认真，文笔又好，受到大家的好评。”这又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以后，我才知道：曹克勋原是广西大学农艺系的学生，未毕业就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长期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院长。他接手教育的孩子，竟是由湖南大庸转移过去的保育生，其中大部分来自浙江临时保育院；少部分来自长沙新收容的难童，计四百余人。到了大庸，原以为地方偏僻，避开了战火，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哪知这里是贫瘠山区，新任院长又领导不力，孩子衣食难保，一天难吃两顿饱饭，有些竟靠摘野果、捞小鱼小虾充饥。寒冬腊月，衣不蔽体。一时痢疾、疟疾流行，缺医少药，不少孩子奄奄一息地死去……保育总会得知，即令转移重庆。途中艰苦备尝，也有孩子死去。到达重庆时，原四百余人仅存半数。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妈妈前来慰问，不禁伤心落泪，孩子更是哭声一片……曹克勋当时接任院长，一方面抓紧孩子的疾病治疗，促其早日康复；一方面从多渠道网罗热心为难童服务的教师（事后才知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提升教学水平。此时新收容的难童也不少，全院局面大为改观，不少孩子得以升学深造，或就业安顿。孩子们都十分热爱他，直喊“曹大哥”。这“曹大哥”之名一直喊到离校，甚至进入老年也如此称呼……这称呼最具亲切感，也最富有同舟共济的兄弟情。
曹克勋在与学生的通讯中也曾谈到自己：“我从1939年参加这个工作，直到最后结束，前后八年，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多岁，最美好的青春我献给了这一工作。如今年过古稀，回想起来，有时和老同事和同学们谈起，还觉毋负青春。”好一个“毋负青春”啊！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向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十二个保育院院长授予“抗战胜利勋章”，曹克勋是其中之一。这是他“毋负青春”应得的荣誉，也是他作为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共党员所得到的荣誉！
曹克勋在北京工作时，不少学生前来看望，他总是热情接待，勖勉有加。北京保育生联谊会成立时，他还被选为理事长，足见同学们对他的拥戴。这期间，他还代表同学们的意愿写了两篇文章，甚有影响：
一篇是《伟大的母亲——北京原保育会（院）师生痛悼邓颖超同志》。1992年7月6日，邓妈妈辞世，享年八十八岁。同学们十分悲痛，一致要求曹大哥撰文哀悼。曹克勋全然不顾有病，拿起笔倾吐大家的无尽哀思：“我们衷心敬爱的邓妈妈，三万多难童日夜思念的邓妈妈，带着对中华民族的忠心，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对祖国真诚的热爱，对人民满腔的眷恋，对孩子们美好的期望，离我们逝世了。我们这群在抗日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孩子，对邓妈妈有特殊的感情，比一般同胞有更深一层的感情，因为她参与发起和领导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抚育了我们。”以下，他就以这种特殊的感情，叙述了邓妈妈当年为保育事业作出的种种贡献，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前无古人的大功业”，“是统一战线工作一次辉煌的胜利”，不仅对抗日救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国家做了百年树人的工作，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大后方所设的保育院，都为国家培养了人才。这是人间“伟大母爱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的体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志不忘。最后，文章还深情地表述：“我们站立在长安街头，目送邓妈妈的灵车西去，哭肿了眼睛。灵车虽然看不见了，我们的追怀却是悠长无尽的。这位伟大的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另一篇是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烽火摇篮展览”而作，题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创举》。文章用事实展示了难童们在日寇入侵时家破人亡、逃出虎口、孤苦无依的悲惨情况；展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宋美龄理事长、李德全副理事长和邓颖超等常务理事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抢救和教育了三万余名难童，绝大多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祖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壮举和创举”。在文章的结尾他还深情地写道：“我对这工作的倡导者、领导者、支持者，至今崇敬在心。对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仁，至今感佩在怀。逝者已矣，死有遗泽。存者有幸，存有欣慰。欣逢盛世，前程似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字字句句，表达了他的情怀，也表达了他对此次“烽火摇篮展览”的厚望与期待。
以上两篇文章，均刊于《摇篮》1992年第五期，同学们读了都很感动。
曹老因年届八十，身体欠佳，便告辞从北京回到长沙。当时他住在工农桥新村宿舍，我前去看望，见他住房不宽，设备简朴，身体瘦弱，但谈笑风生，对生活和身体仍充满乐观、自信。他和夫人姚任华还不忘参加长沙市保育生的联谊活动。当时刘建本同学是我们联谊会的领头人，特地向大家作了介绍。这时同学们掌声不息，有的称他为曹院长，有的直呼曹大哥。他笑着说：“都叫我曹大哥罢！”他和夫人姚任华“金婚”时，还受浙江保育生之邀，去杭州西湖欢聚。那种久别重逢的师生之情谊，令人难忘……
一次，我冒昧向曹大哥求字。没想到他很快回了信，并赐箴言：“得闲寻雅趣，无病是神仙。”我捧吟再三，很受教益。他之所言“寻雅趣”，是崇尚人生的雅逸，而非苟安、低俗；他所言“神仙”的前提是无病，深知健康乃人体之本，生命之福，这比“神仙”还快乐。从中可以看出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他在信中还介绍了一位中医的养生口诀：“安睡起早，勤走不跑，素食莫饱，遇事勿恼。”这是很平实、易为的养生之道，吴励之同学还将它印在贺年片上，作为新年向同学们的祝福。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曹老病重，特前去医院探望。他的身体很虚弱，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同我握手，并跟我谈起了“后事”。他坦诚地说：人总会有生死，自然规律啊！我走了，不必留骨灰，也不搞什么遗体告别，骨灰撒向江河算了。但家里人不同意。我没办法，只好退一步想：我是个普通人，只能按普通人办事，挖个土坑也好，立个小碑也好，千万别浪费。你说是不是？我没料到，他竟以兄长的口吻，同我商量如此“后事”，我的眼睛都湿润了。我说：你原来的主意好；但家人的感情也得尊重，你们商量商量吧。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大哥默默地点头。这时他仍艰难地、紧紧地同我握手。
大哥于１９９７年辞世，享年八十三岁。按与家人最后商量的意见，没有开追悼会向遗体告别，只是保留了骨灰。在潇湘陵园上山的路边，立了个小墓碑，小小的，一点也不起眼。我和友人柳思前去祭扫，寻觅半天才找到。我们在他的墓前鞠躬，再鞠躬！虔诚地像往日那样同他告别，只是眼中饱含了泪水……
以后，他于1983年受聘去北京，先后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屈武的秘书。王、屈二位老前辈也都担任过全国政协的领导工作，一般也称他为政协主席的秘书。据在北京工作的友人柳思告知：“曹老为人谦和，工作认真，文笔又好，受到大家的好评。”这又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以后，我才知道：曹克勋原是广西大学农艺系的学生，未毕业就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长期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院长。他接手教育的孩子，竟是由湖南大庸转移过去的保育生，其中大部分来自浙江临时保育院；少部分来自长沙新收容的难童，计四百余人。到了大庸，原以为地方偏僻，避开了战火，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哪知这里是贫瘠山区，新任院长又领导不力，孩子衣食难保，一天难吃两顿饱饭，有些竟靠摘野果、捞小鱼小虾充饥。寒冬腊月，衣不蔽体。一时痢疾、疟疾流行，缺医少药，不少孩子奄奄一息地死去……保育总会得知，即令转移重庆。途中艰苦备尝，也有孩子死去。到达重庆时，原四百余人仅存半数。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妈妈前来慰问，不禁伤心落泪，孩子更是哭声一片……曹克勋当时接任院长，一方面抓紧孩子的疾病治疗，促其早日康复；一方面从多渠道网罗热心为难童服务的教师（事后才知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提升教学水平。此时新收容的难童也不少，全院局面大为改观，不少孩子得以升学深造，或就业安顿。孩子们都十分热爱他，直喊“曹大哥”。这“曹大哥”之名一直喊到离校，甚至进入老年也如此称呼……这称呼最具亲切感，也最富有同舟共济的兄弟情。
曹克勋在与学生的通讯中也曾谈到自己：“我从1939年参加这个工作，直到最后结束，前后八年，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多岁，最美好的青春我献给了这一工作。如今年过古稀，回想起来，有时和老同事和同学们谈起，还觉毋负青春。”好一个“毋负青春”啊！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向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十二个保育院院长授予“抗战胜利勋章”，曹克勋是其中之一。这是他“毋负青春”应得的荣誉，也是他作为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共党员所得到的荣誉！
曹克勋在北京工作时，不少学生前来看望，他总是热情接待，勖勉有加。北京保育生联谊会成立时，他还被选为理事长，足见同学们对他的拥戴。这期间，他还代表同学们的意愿写了两篇文章，甚有影响：
一篇是《伟大的母亲——北京原保育会（院）师生痛悼邓颖超同志》。1992年7月6日，邓妈妈辞世，享年八十八岁。同学们十分悲痛，一致要求曹大哥撰文哀悼。曹克勋全然不顾有病，拿起笔倾吐大家的无尽哀思：“我们衷心敬爱的邓妈妈，三万多难童日夜思念的邓妈妈，带着对中华民族的忠心，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对祖国真诚的热爱，对人民满腔的眷恋，对孩子们美好的期望，离我们逝世了。我们这群在抗日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孩子，对邓妈妈有特殊的感情，比一般同胞有更深一层的感情，因为她参与发起和领导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抚育了我们。”以下，他就以这种特殊的感情，叙述了邓妈妈当年为保育事业作出的种种贡献，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前无古人的大功业”，“是统一战线工作一次辉煌的胜利”，不仅对抗日救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国家做了百年树人的工作，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大后方所设的保育院，都为国家培养了人才。这是人间“伟大母爱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的体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志不忘。最后，文章还深情地表述：“我们站立在长安街头，目送邓妈妈的灵车西去，哭肿了眼睛。灵车虽然看不见了，我们的追怀却是悠长无尽的。这位伟大的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另一篇是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烽火摇篮展览”而作，题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创举》。文章用事实展示了难童们在日寇入侵时家破人亡、逃出虎口、孤苦无依的悲惨情况；展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宋美龄理事长、李德全副理事长和邓颖超等常务理事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抢救和教育了三万余名难童，绝大多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祖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壮举和创举”。在文章的结尾他还深情地写道：“我对这工作的倡导者、领导者、支持者，至今崇敬在心。对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仁，至今感佩在怀。逝者已矣，死有遗泽。存者有幸，存有欣慰。欣逢盛世，前程似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字字句句，表达了他的情怀，也表达了他对此次“烽火摇篮展览”的厚望与期待。
以上两篇文章，均刊于《摇篮》1992年第五期，同学们读了都很感动。
曹老因年届八十，身体欠佳，便告辞从北京回到长沙。当时他住在工农桥新村宿舍，我前去看望，见他住房不宽，设备简朴，身体瘦弱，但谈笑风生，对生活和身体仍充满乐观、自信。他和夫人姚任华还不忘参加长沙市保育生的联谊活动。当时刘建本同学是我们联谊会的领头人，特地向大家作了介绍。这时同学们掌声不息，有的称他为曹院长，有的直呼曹大哥。他笑着说：“都叫我曹大哥罢！”他和夫人姚任华“金婚”时，还受浙江保育生之邀，去杭州西湖欢聚。那种久别重逢的师生之情谊，令人难忘……
一次，我冒昧向曹大哥求字。没想到他很快回了信，并赐箴言：“得闲寻雅趣，无病是神仙。”我捧吟再三，很受教益。他之所言“寻雅趣”，是崇尚人生的雅逸，而非苟安、低俗；他所言“神仙”的前提是无病，深知健康乃人体之本，生命之福，这比“神仙”还快乐。从中可以看出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他在信中还介绍了一位中医的养生口诀：“安睡起早，勤走不跑，素食莫饱，遇事勿恼。”这是很平实、易为的养生之道，吴励之同学还将它印在贺年片上，作为新年向同学们的祝福。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曹老病重，特前去医院探望。他的身体很虚弱，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同我握手，并跟我谈起了“后事”。他坦诚地说：人总会有生死，自然规律啊！我走了，不必留骨灰，也不搞什么遗体告别，骨灰撒向江河算了。但家里人不同意。我没办法，只好退一步想：我是个普通人，只能按普通人办事，挖个土坑也好，立个小碑也好，千万别浪费。你说是不是？我没料到，他竟以兄长的口吻，同我商量如此“后事”，我的眼睛都湿润了。我说：你原来的主意好；但家人的感情也得尊重，你们商量商量吧。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大哥默默地点头。这时他仍艰难地、紧紧地同我握手。
大哥于１９９７年辞世，享年八十三岁。按与家人最后商量的意见，没有开追悼会向遗体告别，只是保留了骨灰。在潇湘陵园上山的路边，立了个小墓碑，小小的，一点也不起眼。我和友人柳思前去祭扫，寻觅半天才找到。我们在他的墓前鞠躬，再鞠躬！虔诚地像往日那样同他告别，只是眼中饱含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