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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叩国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了屯门海面。他们借口船只遇风浪破裂,海水浸湿了货物,借位于广州南面104公里的一个多岩石的半岛晾晒。这个地方叫做澳门。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使用来自美洲的战利品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很多年里,3万人口的澳门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各国开展贸易的基地和外国商人的居住地,但中国人始终怀有敌意,只有不断贿赂才能使商业关系得以维持。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们,包括那个有名的跛子利玛窦。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搭送现代科技,这样的队伍络绎不绝地跨洋来到中国。
海禁从明朝开始,主要是为了巩固海防和防止倭寇。当时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一律被视为走私,抓到均以重罪惩治。官方所承认的贸易只有贡舶,即以“朝贡”和“回赠”形式进行的特殊贸易,为的是满足皇帝的享受和增加国家的税收。
既然是朝贡,外商首先必须向明廷称臣,并根据规定按时来进贡。那时的外国商人乘船在如今广州荔湾区的十八浦路登岸,住在有120间房的怀远驿,等待贡品被押解进京后皇帝的回赠。当时明朝廷自负“怀柔远人”,回赠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
除了进贡,外商当然也少不了与中国商人做交易。明代对外贸易习用唐、宋以来的市舶制度,下设牙行,带有半官商性质,负责评估货价、介绍买卖、协助官府征税和管理外商。
这便是之后十三行行商和近代买办的雏形。
与明朝一样,清朝为了防范反清势力(郑成功和三藩),曾有过3次大规模海禁,无不是令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烧毁一切沿海船只和房屋,并对出海者杀无赦。但商业力量未曾就此停止渗透,当时统治广东的尚家父子本就是最大的走私贩。
商行之始
平定台湾和三藩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设立四省海关,随即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第一次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同时也就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严格区分开来,使洋货行商有了法定地位,此外,还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历史翻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
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简单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十三行商人中成立公行,类似于西方的行会。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保商连坐制度来自于封建保甲制度,与如今的煤矿安全岗位责任制相似。就是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出了什么麻烦责任由保商来负。而这种制度也成为官府和朝廷勒索敲诈行商的借口。道光年间,一位外国商人私自去内地禁区做生意,他的保商就被罚了12万两银子。另外,如果行商中的哪一位欠债欠税或者破产,其资金漏洞就要由全体行商共同弥补。
从保商制度中还衍生出一种行佣制度,就是当地官员从行商的贸易额里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其实就是小金库。因为清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俸禄。具体到广东,两广总督年俸是两万五千两银子,但他的实际收入要再乘以12。其中最多的就是从对外贸易中搜刮来的。
十三行的外贸同时也是皇帝小金库的财源。粤海关税收全部由清朝皇帝直接支配,每年皇帝都下达一定额度要求上缴,亲自批阅,分毫不漏,一旦渎职歉收,轻则革职留用,重则发配充军。
除了上缴税收,十三行还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玩具”,时称“采办官物”,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毛织品以及宠物等。比如乾隆每年可得洋货千余件。就连内务府造办处的经费,都是由行商每年5.5万两的贡银提供。
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朝廷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就捐输了30万两。
十三行就这样成了朝廷的印钞机。即便这样,这帮粤商的始祖们照样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世界首富
道光十四年(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也就是当年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现在的价格计算,相当于30亿美元甚至更多。当时,这或许是世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浩官(Howqua Ⅲ)生于1769年,这是伍秉鉴的商名(当时做生意的人都不用自己的本姓),他父亲和兄弟用的是同一个商名,这也是西方人熟知的那个家族的名字。他父亲本名伍国莹,曾是另一行商首领潘家的账房,后自己创立了元顺行,巅峰时期在20家行商中居第6位,并成为东印度公司(后文简称为公司)的债权人,债款多达7万余两。
然而,纵使精明能干,还是无法逃脱外商的挟制和官府的勒索。1787年,他被一项英商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牵连,被监禁在商馆内,逼迫他代偿欠款。次年,他又面临破产的厄运,最终因为公司的扶持渡过难关,可从此心灰意懒,将业务交给二子秉钧。
伍秉钧成了伍家第二代中的第一位浩官(Howqua Ⅱ),并创立了日后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1800年,怡和升至行商第3位。
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是,早在全球贸易初期西方就想购买东方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中国却并不想购买西方产品,只同意对方用白银交换。16世纪末一位佛罗伦萨商人抱怨:“一旦银子落到他们(中国人)手里,就再也不会流走。”所以,在中西贸易初期,行商手里不差钱,他们大多居于债权人的地位。
1800年,伍秉钧承保的一艘船被海关发现偷税漏税。他企图缴180元了事,却被海关罚了纳税额的50倍。这时伍家已成为官府勒索的目标。第二年,35岁的伍秉钧病逝,行务转由其三弟秉鉴承担,伍家进入全盛期。
嘉庆十八年(1813年),伍秉鉴凭借过人的手腕和无可匹敌的家业,成为总商之首,此后数十年间未曾有变。
父辈和兄长有教训在前,伍秉鉴深知那个时代的生存技巧,十分善于忍耐,据说“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又说,“他天生的懦弱性格”使他成为“腐败的专制政府”巧取豪夺之下无助的受害者。无论生意做得多大,按照儒家思想,伍秉鉴依然是一个生意出色,却地位卑微的买卖人。为此,他通过捐输巨款,同清廷和广东官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从1806年至1843年,伍家以各种名目送出捐款达160万两。《广州府志》中称:伍氏“捐输为海内之冠”。伍秉鉴曾捐得相当于布政使头衔的二品顶戴,伍家由此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可以称得上“一门朱紫,顶戴辉煌”,连皇帝都知道“伍怡和”家有钱。
凭借其家族崛起时遍布武夷山的优质茶园,以怡和行号为商标的箱装茶叶,畅销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和费城等世界著名城市。在国际市场上,凡带有伍怡和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得出高价。
伍秉鉴很愿意和广州口岸外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往来。日后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美国旗昌洋行,便经他一手扶持而壮大,他的外贸商品全部由旗昌洋行代理。1856年,旗昌在上海船舶公司50万元资本的总额中来自伍家的长期贷款就占30万元,伍氏抽提资金,旗昌的业务便十分紧绌。美商戏称他为“教父”。
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他独具眼光,是最早投资西方的中国商人,很早就接触金融体系,曾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买美国的证券。他的儿子伍绍荣颇有乃父风范,曾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下大笔资金。
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达20余万两白银,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甚至美国—艘商船下水,亦用伍家的商名“浩官”。这就是“诸行多衰落,伍氏巍然存”的奥妙所在。伍家所用的附股办法,为1850年代开始勃兴的买办阶级开了先河,可惜最后那些跨国投资皆因两国交恶而不了了之。
对于伍秉鉴,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虽然同时代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日记作者记下了与他所进行的一些商业交易,但是几乎没有西方人见到他在家或在港口之外其他地方的样子。大家不太了解他闲暇时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但他的确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还有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他穿各种颜色的绫罗绸缎。他大摆筵宴,席上有几十道菜,包括燕窝汤(燕窝从爪哇进口而来)、鱼翅。
致命的“商欠”
史学界目前有一个共识:鸦片战争并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欠”,背后的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
乾隆末年开始,广州外贸流动资金匮乏。行商中多数人是商人地主,所以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庞大地产,而且还开设了数家银号,进行高利贷剥削。这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此外还有清廷的盘剥。1773到1832年这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资金更为紧张。
当然,还有那个彻底敲开中国大门的东西——鸦片。它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西之间白银流动的方向,资金周转问题终于成为了行商们的坟墓。1716年,广州的贸易季结束,大班们要起程回国了。为了避免海上风险带来的损失,他们把一笔剩余银圆留下来对行商放债生利。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由于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40%,而外商的利率水平仅在12%~20%之间,于是借贷如慢性毒药般,使行商陷入恶性经营。
1780年,在开业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先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而顾忌面子的乾隆,惟恐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有损天朝体统,要求刑部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外商由此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这种制度,最终使多数行商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行商须承担集体责任,一个行号倒闭必定要株连其他行商,商欠就像癌症病毒一样急剧扩散。
在为行商石中和分摊欠款时,很快又有一位行商落难,这就是当时的商界领袖蔡世文。1796年,蔡世文财产用尽,积忧成疾,自杀身亡。
洋行周转不灵、亟须扶持之际,面临的却是官方的无情勒索,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中外债务纠纷导致的外商滞留中国,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债务之后却可以任意离去。
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愤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生性耿直的广东商人,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由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
十三行的终结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尊敬,那么我们在印度很快也会不受尊敬……如果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开战;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放弃。”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发表演讲的是一个叫托马斯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了屯门海面。他们借口船只遇风浪破裂,海水浸湿了货物,借位于广州南面104公里的一个多岩石的半岛晾晒。这个地方叫做澳门。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使用来自美洲的战利品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很多年里,3万人口的澳门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各国开展贸易的基地和外国商人的居住地,但中国人始终怀有敌意,只有不断贿赂才能使商业关系得以维持。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们,包括那个有名的跛子利玛窦。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搭送现代科技,这样的队伍络绎不绝地跨洋来到中国。
海禁从明朝开始,主要是为了巩固海防和防止倭寇。当时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一律被视为走私,抓到均以重罪惩治。官方所承认的贸易只有贡舶,即以“朝贡”和“回赠”形式进行的特殊贸易,为的是满足皇帝的享受和增加国家的税收。
既然是朝贡,外商首先必须向明廷称臣,并根据规定按时来进贡。那时的外国商人乘船在如今广州荔湾区的十八浦路登岸,住在有120间房的怀远驿,等待贡品被押解进京后皇帝的回赠。当时明朝廷自负“怀柔远人”,回赠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
除了进贡,外商当然也少不了与中国商人做交易。明代对外贸易习用唐、宋以来的市舶制度,下设牙行,带有半官商性质,负责评估货价、介绍买卖、协助官府征税和管理外商。
这便是之后十三行行商和近代买办的雏形。
与明朝一样,清朝为了防范反清势力(郑成功和三藩),曾有过3次大规模海禁,无不是令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烧毁一切沿海船只和房屋,并对出海者杀无赦。但商业力量未曾就此停止渗透,当时统治广东的尚家父子本就是最大的走私贩。
商行之始
平定台湾和三藩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设立四省海关,随即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第一次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同时也就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严格区分开来,使洋货行商有了法定地位,此外,还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历史翻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
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简单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十三行商人中成立公行,类似于西方的行会。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保商连坐制度来自于封建保甲制度,与如今的煤矿安全岗位责任制相似。就是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出了什么麻烦责任由保商来负。而这种制度也成为官府和朝廷勒索敲诈行商的借口。道光年间,一位外国商人私自去内地禁区做生意,他的保商就被罚了12万两银子。另外,如果行商中的哪一位欠债欠税或者破产,其资金漏洞就要由全体行商共同弥补。
从保商制度中还衍生出一种行佣制度,就是当地官员从行商的贸易额里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其实就是小金库。因为清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俸禄。具体到广东,两广总督年俸是两万五千两银子,但他的实际收入要再乘以12。其中最多的就是从对外贸易中搜刮来的。
十三行的外贸同时也是皇帝小金库的财源。粤海关税收全部由清朝皇帝直接支配,每年皇帝都下达一定额度要求上缴,亲自批阅,分毫不漏,一旦渎职歉收,轻则革职留用,重则发配充军。
除了上缴税收,十三行还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玩具”,时称“采办官物”,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毛织品以及宠物等。比如乾隆每年可得洋货千余件。就连内务府造办处的经费,都是由行商每年5.5万两的贡银提供。
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朝廷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就捐输了30万两。
十三行就这样成了朝廷的印钞机。即便这样,这帮粤商的始祖们照样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世界首富
道光十四年(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也就是当年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现在的价格计算,相当于30亿美元甚至更多。当时,这或许是世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浩官(Howqua Ⅲ)生于1769年,这是伍秉鉴的商名(当时做生意的人都不用自己的本姓),他父亲和兄弟用的是同一个商名,这也是西方人熟知的那个家族的名字。他父亲本名伍国莹,曾是另一行商首领潘家的账房,后自己创立了元顺行,巅峰时期在20家行商中居第6位,并成为东印度公司(后文简称为公司)的债权人,债款多达7万余两。
然而,纵使精明能干,还是无法逃脱外商的挟制和官府的勒索。1787年,他被一项英商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牵连,被监禁在商馆内,逼迫他代偿欠款。次年,他又面临破产的厄运,最终因为公司的扶持渡过难关,可从此心灰意懒,将业务交给二子秉钧。
伍秉钧成了伍家第二代中的第一位浩官(Howqua Ⅱ),并创立了日后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1800年,怡和升至行商第3位。
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是,早在全球贸易初期西方就想购买东方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中国却并不想购买西方产品,只同意对方用白银交换。16世纪末一位佛罗伦萨商人抱怨:“一旦银子落到他们(中国人)手里,就再也不会流走。”所以,在中西贸易初期,行商手里不差钱,他们大多居于债权人的地位。
1800年,伍秉钧承保的一艘船被海关发现偷税漏税。他企图缴180元了事,却被海关罚了纳税额的50倍。这时伍家已成为官府勒索的目标。第二年,35岁的伍秉钧病逝,行务转由其三弟秉鉴承担,伍家进入全盛期。
嘉庆十八年(1813年),伍秉鉴凭借过人的手腕和无可匹敌的家业,成为总商之首,此后数十年间未曾有变。
父辈和兄长有教训在前,伍秉鉴深知那个时代的生存技巧,十分善于忍耐,据说“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又说,“他天生的懦弱性格”使他成为“腐败的专制政府”巧取豪夺之下无助的受害者。无论生意做得多大,按照儒家思想,伍秉鉴依然是一个生意出色,却地位卑微的买卖人。为此,他通过捐输巨款,同清廷和广东官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从1806年至1843年,伍家以各种名目送出捐款达160万两。《广州府志》中称:伍氏“捐输为海内之冠”。伍秉鉴曾捐得相当于布政使头衔的二品顶戴,伍家由此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可以称得上“一门朱紫,顶戴辉煌”,连皇帝都知道“伍怡和”家有钱。
凭借其家族崛起时遍布武夷山的优质茶园,以怡和行号为商标的箱装茶叶,畅销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和费城等世界著名城市。在国际市场上,凡带有伍怡和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得出高价。
伍秉鉴很愿意和广州口岸外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往来。日后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美国旗昌洋行,便经他一手扶持而壮大,他的外贸商品全部由旗昌洋行代理。1856年,旗昌在上海船舶公司50万元资本的总额中来自伍家的长期贷款就占30万元,伍氏抽提资金,旗昌的业务便十分紧绌。美商戏称他为“教父”。
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他独具眼光,是最早投资西方的中国商人,很早就接触金融体系,曾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买美国的证券。他的儿子伍绍荣颇有乃父风范,曾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下大笔资金。
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达20余万两白银,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甚至美国—艘商船下水,亦用伍家的商名“浩官”。这就是“诸行多衰落,伍氏巍然存”的奥妙所在。伍家所用的附股办法,为1850年代开始勃兴的买办阶级开了先河,可惜最后那些跨国投资皆因两国交恶而不了了之。
对于伍秉鉴,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虽然同时代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日记作者记下了与他所进行的一些商业交易,但是几乎没有西方人见到他在家或在港口之外其他地方的样子。大家不太了解他闲暇时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但他的确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还有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他穿各种颜色的绫罗绸缎。他大摆筵宴,席上有几十道菜,包括燕窝汤(燕窝从爪哇进口而来)、鱼翅。
致命的“商欠”
史学界目前有一个共识:鸦片战争并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欠”,背后的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
乾隆末年开始,广州外贸流动资金匮乏。行商中多数人是商人地主,所以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庞大地产,而且还开设了数家银号,进行高利贷剥削。这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此外还有清廷的盘剥。1773到1832年这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资金更为紧张。
当然,还有那个彻底敲开中国大门的东西——鸦片。它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西之间白银流动的方向,资金周转问题终于成为了行商们的坟墓。1716年,广州的贸易季结束,大班们要起程回国了。为了避免海上风险带来的损失,他们把一笔剩余银圆留下来对行商放债生利。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由于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40%,而外商的利率水平仅在12%~20%之间,于是借贷如慢性毒药般,使行商陷入恶性经营。
1780年,在开业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先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而顾忌面子的乾隆,惟恐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有损天朝体统,要求刑部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外商由此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这种制度,最终使多数行商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行商须承担集体责任,一个行号倒闭必定要株连其他行商,商欠就像癌症病毒一样急剧扩散。
在为行商石中和分摊欠款时,很快又有一位行商落难,这就是当时的商界领袖蔡世文。1796年,蔡世文财产用尽,积忧成疾,自杀身亡。
洋行周转不灵、亟须扶持之际,面临的却是官方的无情勒索,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中外债务纠纷导致的外商滞留中国,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债务之后却可以任意离去。
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愤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生性耿直的广东商人,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由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
十三行的终结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尊敬,那么我们在印度很快也会不受尊敬……如果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开战;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放弃。”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发表演讲的是一个叫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