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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独树一帜，它不仅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还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本文以《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为例，从“翻译目的论”以及“译者主体性”这两个维度，分析其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5-0030-02
0引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中国名著的英译是该战略的主力军，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众多的优秀著作外译中，《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选集》英译过程中，汇聚了一批优秀翻译家，使得语义通达，译文精确简练，因而不得不说《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是少有的佳作。
《毛泽东选集》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治国方针，也囊括了许多文化负载词。这些文化负载词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这却是跨文化交流和翻译的障碍，比如“轿子、拜年、正册、农会”等。在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才能更利于外国读者理解、接受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本文以《毛泽东选集》的外文出版社英译本为例，主要从“翻译目的论”以及“译者主体性”两个视角，来具体分析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
1“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德国的汉斯·弗美尔最早提出“翻译目的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且有结果的行为，而该行为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ie）的核心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1]。翻译目的论包含三个原则：一为目的原则，也就是整个翻译活动由翻译目的所决定;二为连贯原则，指译文应当像原文那样，既连贯通顺也具可读性;三是忠实原则，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而翻译目的以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了翻译的忠实程度以及采取策略。因此，在翻译一个作品时，一旦翻译目的产生，那么翻译策略、译者立场及译文风格都会随之改变。
《毛澤东选集》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有：丁口册，正册，另册;贫农，中农，富农等。可在“文化走出去”目的下，译者该如何去翻译？是忠实本国文化，还是迎合外国读者？接下来，笔者将以外文出版社的英译版本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毛泽东选集》中有这样一句话：“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两种[2]。”外文出版社版译文为“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household census compli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consisted of a regular register and ‘the other’ register ”[3].“丁口册，正册，另册”是文化负载词，其中“丁口册”也就是户口册，用于普查、统计人口数量，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译者将其意译为“household census”，含义是家庭人口统计，census意思是“人口普查，人口统计”。而“正册，另册”就是户口册的两类，翻译时用到相近词“register”，意思为“登记簿”，也就解释了户口册的作用，就是登记家庭人口的，主要是便于国外读者更能理解“户口”这一特有的中国文化现象的功能。
再者，文中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2]。”外文出版社将该句译为“Down with the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All power to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3]！”“农会”也称“农民协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简称农会或农协。这也是在特定时期与背景下的组织，团结广大农民群众齐心协力向一切压迫势力进行讨伐，为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权奠定了基础。将“农会”直译为“peasant associations”简单明了，表示农民组织、协会，直观地将农会的概念表达出来，这有利于将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现象直接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文中还有“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2]。外文出版社将该句译为“In July and August of last year there were still many instances of landlords cancelling tenancies and re-letting the land[3].”该句中的“退佃、另佃”都属于文化负载词，其中“退佃”则指“地主收回租给农民种的土地”，“另佃”则表示“重新出租土地”，而“佃”则是“租赁”的意思。在译文中，“退佃”译为“cancelling tenancies”，其实就是“取消租约”，而“另佃”直译为“re-letting”。通过直译的方法，将特有的文化负载词用清晰且直白的词语译出，也实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通过以上例证，可以清楚看到，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翻译方法。在翻译目的论的主导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中，译者要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译者不仅仅只是文化传播者，意义的转换者，更多的是应该作为一个协调员。在忠实的基础上，协调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以及翻译发起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翻译目的在整个翻译活动中都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文化走出去”这样的特定翻译目的下，译者将中国特有文化现象传递出去时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促使中国特有文化走向世界。
2“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翻译主体分为狭义主体与广义主体。“狭义”翻译主体指的是“译者”;“广义”则指的是作者、译者以及读者，而译者处于中心地位。《翻译概论》将译者主体性定义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原作者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与审美创造性[4]。”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原语与译语在语言、文化和结构的意义在本质上的差异，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翻译忠实对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巴别塔的象征”则是指“未能尽善的翻译”。译者只能够尽可能在尊重原文、原作者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是说译者可以漫无边际，没有限度，任由自己的想法去翻译，而是在协调自身、原作者以及读者的关系间，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做到相对忠实，无限地去接近原作、接近原作者的想法、文本的意义以及原文的精神。 由于中文与英文在语言、文化、结构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倘若让译者字对字，词对词地翻译，那么翻译得来的结果肯定就不尽人意。非但传递不了中国的文化，可能还会招致读者的误解。所以，译者在将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的空间就比较大。那么，接下来又以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的译本为例，来说明英译过程中译者是采用什么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做到相对忠实。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句话“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2]。”其译文为“The flower drum. Vulgar performances are forbidden in many places[3]。”在这句话当中，“花鼓”也是文化负载词，是融合了曲艺和歌舞的民间表演艺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表演形式通常是由一人或二人自击小鼓和小锣伴奏，邊唱歌边跳舞。在译文中将花鼓直译为“flower drum”，有利于向外国读者传递出中国的文化，使读者更能明白这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若将“花鼓”意译为“traditionally local opera”，用传统的地方戏曲来指代花鼓，意思是简洁明了，可达不到传递文化这一目的，也并不能将花鼓的概念传递给读者。并且后文中，将一种“小戏”译为“vulgar performances”，也就是“民俗表演”，作者采用意译的方式，让读者明白“flower drum”就是一种民俗表演。通过后文的解释，其实读者已经清楚花鼓就是一种表演，已经达到了“达意”的目的了，并且也实现了传递文化的效果。
文中还有“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2]。”
外文出版社的译文为“Sedan-chairs. In many counties， especially Hsianghsiang， there have been cases of smashing sedan-chairs.The peasants， detesting the people who use this conveyance， are always ready to smash the chairs， but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forbid them to do so[3].”该句中的“轿子”是一种靠人工或者牲口载的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就其结构而言，轿子既可安装移动的床、坐椅、坐兜也可以安装睡椅，还分为有篷或无篷两类，一直到近代都很流行。译者将“轿子”直接译为“Sedan-chair”，其中sedan的含义就是轿车、轿子，意思清晰明了。而在后文中，译者也用“conveyance”一词解释了轿子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也使得目标语的读者更能够理解轿子这一词的含义。
通过以上案例可发现，中国文化现象和西方的文化现象存在差异，导致交流障碍。可由于译者自身拥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极强的语言功底，并且也基于译者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发挥了自身的能动作用，巧妙地将中国文化与外国读者连接起来，充当了桥梁作用。倘若译者没有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而仅仅只是充当文字搬运工，那也达不到传播文化的预期效果。
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起着积极的作用。译者并不是绝对地忠实原文，而是在相对忠实的基础之上，由被动的翻译态度逐渐向主动、积极的翻译态度转变，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从而使特有的文化现象的英译更加准确，更加能被读者所接受。
3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翻译目的论”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下分析了《毛泽东选集》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负载词英译的主要目的。在此目的主导下，译者通过不同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使这特有的文化现象更能够被读者所理解、接受。同时，翻译并不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它是活的，有思想、有文化的人的一项能动的活动。译者在尊重原语文化现象以及原作者、原著的前提下，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文化才能能被理解。所以，在文化负载词英译过程中，“翻译目的论”与“译者主体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仅仅只是讨论了这两方面，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还可以从其他更多的方面进行讨论，研究。以此，使中国的文化更稳、更快地走向国际，更加被世界人民理解、接受、学习。
参考文献
[1]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Vol.I）[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67.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责编：王锦）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5-0030-02
0引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中国名著的英译是该战略的主力军，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众多的优秀著作外译中，《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选集》英译过程中，汇聚了一批优秀翻译家，使得语义通达，译文精确简练，因而不得不说《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是少有的佳作。
《毛泽东选集》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治国方针，也囊括了许多文化负载词。这些文化负载词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这却是跨文化交流和翻译的障碍，比如“轿子、拜年、正册、农会”等。在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才能更利于外国读者理解、接受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本文以《毛泽东选集》的外文出版社英译本为例，主要从“翻译目的论”以及“译者主体性”两个视角，来具体分析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
1“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德国的汉斯·弗美尔最早提出“翻译目的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且有结果的行为，而该行为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ie）的核心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1]。翻译目的论包含三个原则：一为目的原则，也就是整个翻译活动由翻译目的所决定;二为连贯原则，指译文应当像原文那样，既连贯通顺也具可读性;三是忠实原则，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而翻译目的以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了翻译的忠实程度以及采取策略。因此，在翻译一个作品时，一旦翻译目的产生，那么翻译策略、译者立场及译文风格都会随之改变。
《毛澤东选集》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有：丁口册，正册，另册;贫农，中农，富农等。可在“文化走出去”目的下，译者该如何去翻译？是忠实本国文化，还是迎合外国读者？接下来，笔者将以外文出版社的英译版本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毛泽东选集》中有这样一句话：“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两种[2]。”外文出版社版译文为“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household census compli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consisted of a regular register and ‘the other’ register ”[3].“丁口册，正册，另册”是文化负载词，其中“丁口册”也就是户口册，用于普查、统计人口数量，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译者将其意译为“household census”，含义是家庭人口统计，census意思是“人口普查，人口统计”。而“正册，另册”就是户口册的两类，翻译时用到相近词“register”，意思为“登记簿”，也就解释了户口册的作用，就是登记家庭人口的，主要是便于国外读者更能理解“户口”这一特有的中国文化现象的功能。
再者，文中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2]。”外文出版社将该句译为“Down with the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All power to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3]！”“农会”也称“农民协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简称农会或农协。这也是在特定时期与背景下的组织，团结广大农民群众齐心协力向一切压迫势力进行讨伐，为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权奠定了基础。将“农会”直译为“peasant associations”简单明了，表示农民组织、协会，直观地将农会的概念表达出来，这有利于将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现象直接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文中还有“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2]。外文出版社将该句译为“In July and August of last year there were still many instances of landlords cancelling tenancies and re-letting the land[3].”该句中的“退佃、另佃”都属于文化负载词，其中“退佃”则指“地主收回租给农民种的土地”，“另佃”则表示“重新出租土地”，而“佃”则是“租赁”的意思。在译文中，“退佃”译为“cancelling tenancies”，其实就是“取消租约”，而“另佃”直译为“re-letting”。通过直译的方法，将特有的文化负载词用清晰且直白的词语译出，也实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通过以上例证，可以清楚看到，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翻译方法。在翻译目的论的主导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中，译者要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译者不仅仅只是文化传播者，意义的转换者，更多的是应该作为一个协调员。在忠实的基础上，协调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以及翻译发起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翻译目的在整个翻译活动中都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文化走出去”这样的特定翻译目的下，译者将中国特有文化现象传递出去时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促使中国特有文化走向世界。
2“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翻译主体分为狭义主体与广义主体。“狭义”翻译主体指的是“译者”;“广义”则指的是作者、译者以及读者，而译者处于中心地位。《翻译概论》将译者主体性定义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原作者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与审美创造性[4]。”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原语与译语在语言、文化和结构的意义在本质上的差异，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翻译忠实对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巴别塔的象征”则是指“未能尽善的翻译”。译者只能够尽可能在尊重原文、原作者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是说译者可以漫无边际，没有限度，任由自己的想法去翻译，而是在协调自身、原作者以及读者的关系间，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做到相对忠实，无限地去接近原作、接近原作者的想法、文本的意义以及原文的精神。 由于中文与英文在语言、文化、结构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倘若让译者字对字，词对词地翻译，那么翻译得来的结果肯定就不尽人意。非但传递不了中国的文化，可能还会招致读者的误解。所以，译者在将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的空间就比较大。那么，接下来又以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的译本为例，来说明英译过程中译者是采用什么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做到相对忠实。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句话“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2]。”其译文为“The flower drum. Vulgar performances are forbidden in many places[3]。”在这句话当中，“花鼓”也是文化负载词，是融合了曲艺和歌舞的民间表演艺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表演形式通常是由一人或二人自击小鼓和小锣伴奏，邊唱歌边跳舞。在译文中将花鼓直译为“flower drum”，有利于向外国读者传递出中国的文化，使读者更能明白这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若将“花鼓”意译为“traditionally local opera”，用传统的地方戏曲来指代花鼓，意思是简洁明了，可达不到传递文化这一目的，也并不能将花鼓的概念传递给读者。并且后文中，将一种“小戏”译为“vulgar performances”，也就是“民俗表演”，作者采用意译的方式，让读者明白“flower drum”就是一种民俗表演。通过后文的解释，其实读者已经清楚花鼓就是一种表演，已经达到了“达意”的目的了，并且也实现了传递文化的效果。
文中还有“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2]。”
外文出版社的译文为“Sedan-chairs. In many counties， especially Hsianghsiang， there have been cases of smashing sedan-chairs.The peasants， detesting the people who use this conveyance， are always ready to smash the chairs， but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forbid them to do so[3].”该句中的“轿子”是一种靠人工或者牲口载的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就其结构而言，轿子既可安装移动的床、坐椅、坐兜也可以安装睡椅，还分为有篷或无篷两类，一直到近代都很流行。译者将“轿子”直接译为“Sedan-chair”，其中sedan的含义就是轿车、轿子，意思清晰明了。而在后文中，译者也用“conveyance”一词解释了轿子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也使得目标语的读者更能够理解轿子这一词的含义。
通过以上案例可发现，中国文化现象和西方的文化现象存在差异，导致交流障碍。可由于译者自身拥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极强的语言功底，并且也基于译者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发挥了自身的能动作用，巧妙地将中国文化与外国读者连接起来，充当了桥梁作用。倘若译者没有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而仅仅只是充当文字搬运工，那也达不到传播文化的预期效果。
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起着积极的作用。译者并不是绝对地忠实原文，而是在相对忠实的基础之上，由被动的翻译态度逐渐向主动、积极的翻译态度转变，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从而使特有的文化现象的英译更加准确，更加能被读者所接受。
3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翻译目的论”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下分析了《毛泽东选集》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负载词英译的主要目的。在此目的主导下，译者通过不同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使这特有的文化现象更能够被读者所理解、接受。同时，翻译并不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它是活的，有思想、有文化的人的一项能动的活动。译者在尊重原语文化现象以及原作者、原著的前提下，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文化才能能被理解。所以，在文化负载词英译过程中，“翻译目的论”与“译者主体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仅仅只是讨论了这两方面，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还可以从其他更多的方面进行讨论，研究。以此，使中国的文化更稳、更快地走向国际，更加被世界人民理解、接受、学习。
参考文献
[1]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Vol.I）[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67.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