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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委员会2018年4月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划定基本思路，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然而，居民杠杆率日渐上升的问题却遭到了忽略。
从表面上看，家庭债务与GDP之比确实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不值得思考。截至2017年，虽然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48%，但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重要的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增速，所以在衡量国内家庭债务的水平时，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更具说服力。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就居民杠杆率攀升现象发布的一则报告引发了市场的普遍担忧。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所以家庭债务/GDP的测算杠杆率方式会低估中国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高于美国家庭部门108.1%的杠杆率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居民杠杆率的制约，一方面，居民部门可以通过增加负债提升支付能力，因此会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居民负债的增加意味着还贷压力的加剧，从而抑制居民消费，这种抑制力量被称为挤出效应。
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可以通过比较居民杠杆率和消费增速的变化来判断。2009年以前，居民杠杆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存在共同上升的趋势；2009年以后，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逐年下滑。因此，在2009年以前，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收入效应为主，2009年以后，挤出效应主导了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下页图所示。
2011年以来，随着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居民部门住房类债务快速增加。中国居民部门包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在内的住房负债余额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年末的16.9%迅速升高到2017年年末的53.2%，这一数据反映了负债居民需要动用相当高比例的收入来偿还住房类债务本息。2017年，随着房地产领域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居民部门住房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落，但增速仍达到22.2%，居民部门住房类债务负担仍然呈现持续加重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居民部门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风险暴露的概率不断增加。
从商业银行贷款结构看，房贷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4年，商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3.57%，而到了2016年12月，这一比重提升至25.27%，增幅接近1倍。2017年12月，该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6.98%。
此外，房贷利率的上行导致居民加杠杆成本的上升，偿债压力越发增大。2018年2月，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5.46%，相比2017年2月上升0.99个百分点。
与房贷增速相比，消费类贷款增速的发展较为平稳，信用卡授信和应偿增速波动区间及幅度明显较窄。2009—2017年，授信和应偿季度增速在5%～20%浮动。信用卡授信总额季度增速最高值发生在2012年三季度，季度增长11.4%，与个人住房贷款峰值增幅相比相差26.7个百分点，而考虑到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向房贷，这一差距可能更大。
而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结构层面也可以看到，住房负债已经成为居民负债的主要来源。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居民持有个人住房貸款余额21.9万亿元，叠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4.5万元，合计26.4万亿元，占居民部门债务总额的56.6%。如果考虑部分居民将消费信贷、小额信贷等资金用于房产购买，居民部门与房地产相关的债务规模可能会更大。
家庭部门高杠杆率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抑制消费，为缓释家庭高负债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应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应继续深入优化分配政策。要保证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处于优势地位，让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跟上GDP的增速。除了增加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偏向居民部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工资差距，减少高收入家庭的投机行为，将其收入转移至消费行为上。
其次，要严格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从源头上解决家庭债务负担。加强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缓解年轻人购房压力，增加自主性商品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大各种类别的住房供给量，降低房屋价格，对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人群严格审查，以防止投机性买房抬高房价。此外，面对住房需求端强劲情况，政府应当区分刚需人群和投资人群，降低一、二线城市加杠杆的力度，实行区域差异化的降杠杆政策。在房价上涨的热门地区，适当提高其首付比例以及银行贷款利率，改变人们对房价只涨不跌、长期上涨的预期。
最后，要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整顿现金贷业务。在贷款审查环节中要严查居民贷款真实用途，提高准入门槛，排除潜在风险。鼓励居民将收入存款用于消费，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适当引导，合理进行个人消费贷款，杜绝短期消费贷款变相进入房地产市场，减少居民加杠杆的行为，控制居民杠杆率。
从表面上看，家庭债务与GDP之比确实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不值得思考。截至2017年，虽然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48%，但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重要的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增速，所以在衡量国内家庭债务的水平时，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更具说服力。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就居民杠杆率攀升现象发布的一则报告引发了市场的普遍担忧。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所以家庭债务/GDP的测算杠杆率方式会低估中国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高于美国家庭部门108.1%的杠杆率水平。
居民杠杆率攀升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居民消费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居民杠杆率的制约，一方面，居民部门可以通过增加负债提升支付能力，因此会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居民负债的增加意味着还贷压力的加剧，从而抑制居民消费，这种抑制力量被称为挤出效应。
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可以通过比较居民杠杆率和消费增速的变化来判断。2009年以前，居民杠杆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存在共同上升的趋势；2009年以后，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逐年下滑。因此，在2009年以前，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收入效应为主，2009年以后，挤出效应主导了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下页图所示。
高房贷是推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因
2011年以来，随着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居民部门住房类债务快速增加。中国居民部门包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在内的住房负债余额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年末的16.9%迅速升高到2017年年末的53.2%，这一数据反映了负债居民需要动用相当高比例的收入来偿还住房类债务本息。2017年，随着房地产领域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居民部门住房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落，但增速仍达到22.2%，居民部门住房类债务负担仍然呈现持续加重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居民部门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风险暴露的概率不断增加。
从商业银行贷款结构看，房贷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4年，商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3.57%，而到了2016年12月，这一比重提升至25.27%，增幅接近1倍。2017年12月，该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6.98%。
此外，房贷利率的上行导致居民加杠杆成本的上升，偿债压力越发增大。2018年2月，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5.46%，相比2017年2月上升0.99个百分点。
与房贷增速相比，消费类贷款增速的发展较为平稳，信用卡授信和应偿增速波动区间及幅度明显较窄。2009—2017年，授信和应偿季度增速在5%～20%浮动。信用卡授信总额季度增速最高值发生在2012年三季度，季度增长11.4%，与个人住房贷款峰值增幅相比相差26.7个百分点，而考虑到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向房贷，这一差距可能更大。
而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结构层面也可以看到，住房负债已经成为居民负债的主要来源。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居民持有个人住房貸款余额21.9万亿元，叠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4.5万元，合计26.4万亿元，占居民部门债务总额的56.6%。如果考虑部分居民将消费信贷、小额信贷等资金用于房产购买，居民部门与房地产相关的债务规模可能会更大。
如何化解中国家庭债务风险
家庭部门高杠杆率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抑制消费，为缓释家庭高负债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应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应继续深入优化分配政策。要保证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处于优势地位，让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跟上GDP的增速。除了增加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偏向居民部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工资差距，减少高收入家庭的投机行为，将其收入转移至消费行为上。
其次，要严格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从源头上解决家庭债务负担。加强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缓解年轻人购房压力，增加自主性商品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大各种类别的住房供给量，降低房屋价格，对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人群严格审查，以防止投机性买房抬高房价。此外，面对住房需求端强劲情况，政府应当区分刚需人群和投资人群，降低一、二线城市加杠杆的力度，实行区域差异化的降杠杆政策。在房价上涨的热门地区，适当提高其首付比例以及银行贷款利率，改变人们对房价只涨不跌、长期上涨的预期。
最后，要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整顿现金贷业务。在贷款审查环节中要严查居民贷款真实用途，提高准入门槛，排除潜在风险。鼓励居民将收入存款用于消费，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适当引导，合理进行个人消费贷款，杜绝短期消费贷款变相进入房地产市场，减少居民加杠杆的行为，控制居民杠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