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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画一律”思想的引导下，绘画的文学化成为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主要发展趋势。寄托比兴的文学思维方式开启了绘画托物言志、即物抒情的大门；题写于画上的诗文题跋又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画境，极大地加强了绘画形象表情达意的能力。但是，不管是绘画思维的渗透，还是文字形式的介入都是以保持绘画的艺术独立性为前提的，绘画作为造型艺术“赋形传神”的审美目标决定了文学手段的运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