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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极度衰退，有些情况是以前没有料到的。比如参加什么集会，在入场和散会的时候，常恐得罪了朋友，怪我对人没有礼貌，见了面理也不理。又如邮递员送来了印刷品一大堆，我连看清楚书名刊名都相当困难，可是寄赠这些印刷品的朋友或单位都希望我仔细阅览是可想而知的，其时的负疚心情也很不好受。重配眼镜吧，眼科大夫和眼镜铺的验光技师都说不必了，没有更适合的眼镜片了。放大镜也无济于事，除了自己买的两个，还有好心的朋友赠送的八九个，产地各异，装置的形式和精粗各异，放大都不过两三倍，都不能与眼镜相辅相成，使我看清楚仿宋体字模排版的讲稿和文件，书刊日报当然不必说了。眼镜放大镜不济事，却还得对付着用，尽力使劲辨认，仿宋体的讲稿之类总算还看得清。可是看了两三页就不成了，尽管使劲，纸面一片模糊，勉力究竟是有限度的。会落到这样地步，以前哪里料得到。
如今我知道新闻时事光靠中央台的早晚两次联播节目。听力衰退不亚于视力，好在收音机就在书桌上。午餐晚餐是全家人聚集的时间，我就说收到的报刊上有什么论文或记载，简要地说给我听听，或者问本月份的某杂志来了没有。杂志非常多，名称也记不清，我挂念的不过三四种，《读书》是其中之一。如果回答说某杂志昨天来了，我就叫孙辈抽空把目录念给我听，好从其中选听几篇。单说《读书》，每期总要听它三四篇或五六篇，从而感到欣慰，一则受到了不少教益，二则总算没有跟知识界出版界完全隔绝。
听孙辈念书刊有两年光景了，他们读音和语调还不差，听下去挺顺当。可是，文章中如果引用几句古文辞，或者大段地引用，我听着疙瘩就多了。常常要问“某字之下是什么字？”“这个字怎么写？”待问明白了，大段的再听一遍，我才说“念下去”。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反对文章中引用古文辞，必须引用的当然要引用。我只是要表明，我虽然学过古文辞，还没达到一听全懂的程度，这是近来经过现场考验才知道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同源而不尽同，原是人所共知。或许那些古文辞本来只供“目治”，不准备叫人听的，也未可知。“《谐》之言曰：‘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好在庄孟二位的书本来不是为他们的老乡写的。
除了选听几种杂志的文章，最近几个月内我还听两册书，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吕叔湘先生的《语文论集》，前者已经听了五分之三，后者还没听到四分之一。孙辈的空闲时间有限，我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听。我不想学时髦，投票选举这两册为一九八三年最佳书，可是我认为这两册是值得《读书》编辑部特约适当的作者撰写评介的书。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我说，好书要让爱好这一类书的人不至于错过，原是《读书》出版宗旨之一。沈从文先生积年累月，废寝忘食，在那里研究古代的服装和织品，我早已知道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却是《读书》刊载了黄裳同志的介绍文章才知道的。不久我就托人找到这精印的巨册，文字不能看，叫孙辈念太费事，收入的各种图片看了两遍，虽然不能看清楚细部，却自以为得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和艺术享受。
《读书》编辑部嘱我作文纪念创刊五周年，我信笔写成这一篇，不甚切题，非常惭愧。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写完
如今我知道新闻时事光靠中央台的早晚两次联播节目。听力衰退不亚于视力，好在收音机就在书桌上。午餐晚餐是全家人聚集的时间，我就说收到的报刊上有什么论文或记载，简要地说给我听听，或者问本月份的某杂志来了没有。杂志非常多，名称也记不清，我挂念的不过三四种，《读书》是其中之一。如果回答说某杂志昨天来了，我就叫孙辈抽空把目录念给我听，好从其中选听几篇。单说《读书》，每期总要听它三四篇或五六篇，从而感到欣慰，一则受到了不少教益，二则总算没有跟知识界出版界完全隔绝。
听孙辈念书刊有两年光景了，他们读音和语调还不差，听下去挺顺当。可是，文章中如果引用几句古文辞，或者大段地引用，我听着疙瘩就多了。常常要问“某字之下是什么字？”“这个字怎么写？”待问明白了，大段的再听一遍，我才说“念下去”。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反对文章中引用古文辞，必须引用的当然要引用。我只是要表明，我虽然学过古文辞，还没达到一听全懂的程度，这是近来经过现场考验才知道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同源而不尽同，原是人所共知。或许那些古文辞本来只供“目治”，不准备叫人听的，也未可知。“《谐》之言曰：‘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好在庄孟二位的书本来不是为他们的老乡写的。
除了选听几种杂志的文章，最近几个月内我还听两册书，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吕叔湘先生的《语文论集》，前者已经听了五分之三，后者还没听到四分之一。孙辈的空闲时间有限，我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听。我不想学时髦，投票选举这两册为一九八三年最佳书，可是我认为这两册是值得《读书》编辑部特约适当的作者撰写评介的书。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我说，好书要让爱好这一类书的人不至于错过，原是《读书》出版宗旨之一。沈从文先生积年累月，废寝忘食，在那里研究古代的服装和织品，我早已知道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却是《读书》刊载了黄裳同志的介绍文章才知道的。不久我就托人找到这精印的巨册，文字不能看，叫孙辈念太费事，收入的各种图片看了两遍，虽然不能看清楚细部，却自以为得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和艺术享受。
《读书》编辑部嘱我作文纪念创刊五周年，我信笔写成这一篇，不甚切题，非常惭愧。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