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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接二连三的沙尘暴，和西南旷日持久的大旱，使姗姗来迟的春天更加黯然失色。面对漫天的沙尘、污浊的空气和干裂的土地、绝望的地震，让人在深感痛心的同时，不免忧从中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究竟怎么了?
也许是巧合，就在沙尘频频、旱灾连连的时候，笔者有幸参加了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对这位已驾鹤西归三十六载的一代科学大家、教育宗师，许多人恐怕已经淡忘了。听与会者缅怀竺先生的所言所行，让人如闻金声、如仰高山，感慨万端。
竺可桢(1890-1974)生前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是我国现代地理科学和气候科学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大干快上”、“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炙热浪潮中，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始终头脑冷静，敢于直言。在对西北、中原和鄂尔多斯、小兴安岭等地的实地考察，结合自己此前的学术积累，竺可桢于1957年发表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
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不然就会破坏自然而造成人民无穷的祸患；
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制约、互相为用，是有它一定的规律性的。我们必须掌握推动变化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使大自然走下坡路，森林破坏会变为草原，草原破坏会变为沙荒；
西部地区的开发，关键在于水，应根据水资源的可能来安排工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布局，还应根据水平衡的计算，充分考虑到水源的补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1963年，竺可桢又联名20多位科学家，向党中央上书进言。这份名为《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的建议书，直陈“生产任务第一”的弊害：绝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的可能和不顾自然规律的特点，采取竭泽而渔、拆东补西、因小失大的办法。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地、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
竺先生在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箴言，与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环保语录”，何其相似乃尔!可惜可叹的是，这些金玉良言不仅在当时没有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应有重视，就是今天，又有多少领导干部从心底里认可，并落实到行动中呢?真如西汉名臣贾谊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竺可桢之所以能如此高瞻远瞩，不光来自于他本身的科学素养，更是他一生倡导、践行的“求是”精神。对于“求是”，他自己在Ⅸ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曾这样解释：“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①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②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③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这三种态度，似乎不应止于科学家。西北的沙尘暴也罢，西南的干旱也罢，固然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属于“天灾”，但其中的“人祸”，难道不值得认真探究、深刻反思，并引以为鉴、有则改之吗?
值得警惕的是，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官员不敢直面事实，甚至睁眼说瞎话，一味怨天尤人。比如，对于荒漠化敲响的警钟——沙尘暴，气象和林业部门的官员居然“英雄所见略同”，一味归罪于“气象条件”和我们相邻的蒙古国，说什么“天气因素是主要原因”、“近期沙尘多数源自境外”。要知道，欧洲、俄罗斯和加拿大遭遇的强冷空气并不比我们少，哪里见过这么频繁的沙尘暴?至于蒙古国，经济虽然落后，但国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环境比我们好得多，其沙漠和戈壁的面积比我们小得多，其“墒情”与内蒙古西北的沙漠地带差不多，怎么就成了我国沙尘暴的罪魁祸首?
出现沙尘暴和干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现实、不思己过，一味怨天尤人。
竺可桢先生虽已渐行渐远，但他的箴言，值得我们倾听。
也许是巧合，就在沙尘频频、旱灾连连的时候，笔者有幸参加了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对这位已驾鹤西归三十六载的一代科学大家、教育宗师，许多人恐怕已经淡忘了。听与会者缅怀竺先生的所言所行，让人如闻金声、如仰高山，感慨万端。
竺可桢(1890-1974)生前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是我国现代地理科学和气候科学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大干快上”、“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炙热浪潮中，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始终头脑冷静，敢于直言。在对西北、中原和鄂尔多斯、小兴安岭等地的实地考察，结合自己此前的学术积累，竺可桢于1957年发表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
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不然就会破坏自然而造成人民无穷的祸患；
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制约、互相为用，是有它一定的规律性的。我们必须掌握推动变化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使大自然走下坡路，森林破坏会变为草原，草原破坏会变为沙荒；
西部地区的开发，关键在于水，应根据水资源的可能来安排工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布局，还应根据水平衡的计算，充分考虑到水源的补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1963年，竺可桢又联名20多位科学家，向党中央上书进言。这份名为《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的建议书，直陈“生产任务第一”的弊害：绝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的可能和不顾自然规律的特点，采取竭泽而渔、拆东补西、因小失大的办法。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地、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
竺先生在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箴言，与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环保语录”，何其相似乃尔!可惜可叹的是，这些金玉良言不仅在当时没有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应有重视，就是今天，又有多少领导干部从心底里认可，并落实到行动中呢?真如西汉名臣贾谊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竺可桢之所以能如此高瞻远瞩，不光来自于他本身的科学素养，更是他一生倡导、践行的“求是”精神。对于“求是”，他自己在Ⅸ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曾这样解释：“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①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②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③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这三种态度，似乎不应止于科学家。西北的沙尘暴也罢，西南的干旱也罢，固然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属于“天灾”，但其中的“人祸”，难道不值得认真探究、深刻反思，并引以为鉴、有则改之吗?
值得警惕的是，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官员不敢直面事实，甚至睁眼说瞎话，一味怨天尤人。比如，对于荒漠化敲响的警钟——沙尘暴，气象和林业部门的官员居然“英雄所见略同”，一味归罪于“气象条件”和我们相邻的蒙古国，说什么“天气因素是主要原因”、“近期沙尘多数源自境外”。要知道，欧洲、俄罗斯和加拿大遭遇的强冷空气并不比我们少，哪里见过这么频繁的沙尘暴?至于蒙古国，经济虽然落后，但国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环境比我们好得多，其沙漠和戈壁的面积比我们小得多，其“墒情”与内蒙古西北的沙漠地带差不多，怎么就成了我国沙尘暴的罪魁祸首?
出现沙尘暴和干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现实、不思己过，一味怨天尤人。
竺可桢先生虽已渐行渐远，但他的箴言，值得我们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