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画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形象，很多人称作是“民国先生”。其实，我曾一直跟一个民国中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爷爷。
爷爷1914年生人，世业缫丝，薄有田产，算是小康人家。20世纪30年代初师范毕业，在当地算是个有文化的“民国先生”。我的父亲13岁出去当兵打仗，转业后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所以我打小主要是在爷爷身边生活。
小时候对爷爷印象最深的是，规矩很多，起居坐卧，见人、做事、说话，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搞得我感觉很不自在，可又没法躲避开他。
爷爷在村子里并非年龄最长者，但因为读过书，见识广，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邻里发生什么纠纷，甚至起诉讼，总要延请他过去调解。我跟着他去过几回。临行时，爷爷必让奶奶拿出过年才穿的衣服穿上，郑重其事到了某人家，与几位长老坐下喝茶，说说庄稼的事，定个时辰准备盖房子的事，闲话片刻，起身，相互作揖道别，就走了。此后很多年里，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是疑惑：为什么爷爷他们只字未提两家纠纷的事，这件事就过去了呢？
爷爷写得一手好字，过年前都要给很多人家写春联，有时是在家里写，有时则要到别人家去写。他写的对联多是古人的诗句，有时是他自己写的句子，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诗词。记得有一年春节前的下午，小雪，爷爷夹着个布包，里面放几支用秃了的毛笔，在雪地里走。我用篮子提着一块砚台和墨跟在他身后，街上没有什么人。到了人家，纸已经裁好，是紫色的纸——这个人家本年有老人去世，三年之内，春联都要用紫色的纸来写。词句也有特别的规矩和讲究，写错了，是大不敬，所以要我爷爷来给他们写。字写完，不要钱，吃一盏茶，掌灯时分，回到家中，再给自己写。大门上写“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门上写“花开真富贵，春色大文章”。最后，余一点残墨，给中堂两边写上一联：“提瓢入市，策杖还家。”
“文革”开始后不久，爷爷因为曾经是小业主，雇过长工短工，又有些田产，自然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记忆中，爷爷被勒令在家和奶奶用了一整天时间，制作了一面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牌子和一顶很高的纸帽子。按照批斗者的要求，牌子要写上自己的名字，纸帽子上必须写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爪牙”几个字。爷爷让我研一点墨，用颜鲁公的笔体一笔一画地写好。我问爷爷：“你跟刘少奇认识？”爷爷说：“咱们家不也姓刘吗？”他把纸帽子靠墙根儿立着，退后几步看看，有点遗憾地说：“最后两个字没写好啊。这个‘爪’字不好写。”
1970年秋，我开始上学了。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铁皮的、上面有一只孔雀图画的铅笔盒，几支“中华”牌铅笔，还有一块橡皮，用牛皮纸给我包了书皮，就回去上班了。
管我学业的还是爷爷。初学写字，写得歪七扭八，爷爷拿过作业本看看，说：“得练练写毛笔字了。”他给我挑了一支软毫的毛筆，从床下一个箱子里抽出一本旧旧的手拓《颜勤礼碑》字帖，送给我，规定每天晚上必须写一张大字。晚饭后，磨一砚墨，正襟危坐，临帖。爷爷站在身后，不时提醒我：“身子要端正。身不正，字也是歪的。”扶正我拿毛笔的手：“笔要直，锋要藏，这样线条才含蓄有内力。”写了两年，爷爷说，像个样子了。然后从床下箱子里又抽出一本很大的蓝色布封的手拓字帖《石门颂》，说：“从今天起，练这个吧。”
学校开始推行第二次简化字，看着新奇，学得很快。爷爷检查我的作业本时看到，问我，这个字是什么字。我看看，说是“展，发展的展”，爷爷摇摇头说：“一个尸体的尸，下面一横，形意造字，说得过去。可也太难看了，一条死尸横在那里。”他不许我写这样的字，平时给我示范，都是繁体字。所以，我后来读那些旧版的书，倒也没有障碍。不久，第二次简化字方案因为争议太大，取消了。
“文革”后期，学校基本就不怎么上课了，学工、学农、学军。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有一杆红缨枪，课间要在操场上练刺杀。回去跟爷爷说，爷爷不知从哪里找出来一个漂亮的枪头，奶奶用剪子铰了一段生麻，用红颜料染了。爷爷一边帮我做红缨枪，一边自言自语：“这算什么事儿？杀伐气太重，杀伐气太重。”
学黄帅造老师的反，学张铁生做“零蛋英雄”，就更不上课了。身边的一些同学，天天写大字报，咒骂老师，贴满学校各处的墙。然后各个班级形成不同团伙，到处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我很羡慕他们，觉得他们活得很痛快。跟爷爷说起来，他总是一句话：“这些孩子失了家教，怎么能跟着他们学？”“失了家教”是一句很严重的话，不仅说孩子不成器，同时也是说孩子的父母家人不懂事，没有尽到调教晚辈的职责，这在村子里传开去，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个时期，他经常对我说的另一句话是“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什么样子？他没细说。
1974年夏，麦子快成熟时，突然遭受一场罕见的冰雹，颗粒无收。接着是大旱，一人多高的玉米全部干枯掉。不知是哪里失了火，玉米地烧出几公里去，连续烧了两天两夜，直到被一条干涸的河道挡住。山上的野菜很快就被挖光吃光了。很多人家日子艰难，孩子也不能再上学，人手一只葫芦做成的瓢，一条打狗棍，到青州、寿光一带要饭去了。有几个同学还远道去了东北的亲戚家。班里只剩下我跟其他六个同学。盛夏大热，窗外树上有蝉声嘶力竭地叫着，教语文课的董老师摇着一柄大蒲扇，对我们说：“有一口饭吃，也要把书好好念下去。”
我回家跟爷爷说起来，爷爷放下饭碗，对我说：“董老师是个君子。”然后又说：“我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1979年，我考上大学。临行前，爷爷到我们家来，问我：“小时候让你练字的那几本字帖还在不在？”我说在，赶紧翻找出来，递给他。他翻了翻，又递回到我手里，说：“你带上吧，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把字再练练。”说完就走了。
爷爷去世时，是1998年夏天。送葬的那一天，大雨滂沱。
（费发云摘自《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