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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屌丝（亚）文化”最初是由使用百度贴吧李毅吧的网络化用户发起的。这些用户以自指称谓“屌丝”（其属性标签为“矮丑穷”）作为核心关键词，编织了一套风格化的符号体系，以“给（高富帅）跪了”“跪舔（白富美）”等短语作为口头禅，形成了一种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主动认输、自动缴械的特定言说姿态，以此来表达和应对他们所感受到的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询唤与阶层分化乃至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经由节点/用户的重叠，“屌丝”符号体系从“李毅吧”这个子网络流动到了其他的子网络中，并且在广大“网众”（networked public）的“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下从持续更新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在广大“网众”的积极参与下，经各种“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的中介而广泛播散；与此同时，“屌丝文化”的信息流动也引来了大众媒体、社会精英、市场力量、政治力量的介入，进而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与合力下演变为了一场社会效应颇为显著的传播现象。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理论上任何一位拥有能力和资源使用信息传播媒介的社会行动者都能够成为网络化用户，这却并不意味着当代社会的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网众”的一分子对信息的流动、意义的播撒发挥影响，进而借助新媒介的赋权参与到传播领域的权力博弈中。诚然，信息科技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确推动了社会的渐趋网络化，但社会的网络化趋势在为实现了网络化的用户带来赋权效应的同时，也通过将部分人、部分地区“排斥”出网络的方式，造成了不平等与贫困。引入社会学的视野就会发现，虽然种种由网众生产的、在各种社会性媒体上广为传播的“屌丝叙事”，将“屌丝”定位于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二元结构的下层；但是，那些生产、传播“屌丝叙事”的网众，事实上很难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真正的下层。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均衡分布；而从中国网民的职业结构的角度上来看，学生是规模最大的群体，占网民整体的25.1%，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占四成以上，而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农林牧副渔劳动者、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制造生产型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职工则不到三成。（仍需补充说明的是，“网民”并不完全等同于“网络化用户”，后者不仅是互联网用户，而且通过积极的媒介使用行为，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联结，构成了信息网络和社会网络相融合的新型网络，并就此而被“网络化”。）
而根据陆学艺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在就业人口总数当中所占比例仍然超过七成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主要是从事二三产业的蓝领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才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真正的下层乃至底层；但是，由于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平等、财富分配欠公平，由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等多方面原因，那些处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下层的人群大多缺乏接入并使用互联网新媒介的资源和能力，如购买新式数码产品的经济实力，操作电脑、积极利用新媒介的技术能力，数字化生存的闲暇时间与文化素养，等等。由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他们至今仍然相当缺乏在互联网空间中表述、显影自身的充分能力和资源。
能够积极地使用各种社会性媒体来进行内容生产，并且以“屌丝”为关键词展开种种意指实践的，主要是常被称作“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白领职业人员”及其“后备军”——正在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学生，正是他们对于“屌丝”这个能指的接受和挪用，使得生成于特定亚文化社群的“屌丝亚文化”演变为席卷中国内地信息网络、进而渗透社会网络日常交际的流行文化现象。
二
从2011年秋季开始，以李毅吧为原点，以“屌丝”及其衍生词为意指实践的生发点，借助于社会性媒体提供的信息发布平台，在互联网络上出现了许许多多被称作“屌丝文”的帖子，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程式化的叙事类型。在“屌丝文”的意义结构当中，“屌丝”/“矮丑穷”的“穷”与“高帅富”的“富”构成了一对核心的矛盾，这是文本生产者们对其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社会“断裂”——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区隔、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所进行的一种表征；作为这种“断裂”的“定型化”或曰“结构化”，代际之间的阶层关系再生产，也以种种夸张变异或者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同时，“矮丑穷”“高帅富”“白富美”这样的符号将经济意义上的阶层属性与审美意义上的身体特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屌丝叙事”的情节主部，低阶层的经济失败集中显影为情感上的自我压抑和被淘汰感，情节推进的基本驱动力在于主人公“屌丝”如何尝试摆脱那种只能充当“女神”之“备胎”（可有可无的候补伴侣）的悲哀境况。社会经济上的阶层分化由此被“屌丝文”转喻为身体和情感的阶层分化，折射着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视觉符号与话语实践透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而进行的阶层身份建构。
以“屌丝文”这样的意指实践所生产的丰富意义为表意资源，数量蔚为可观的网络化用户进而争相将“屌丝”用作自我指称、自我命名的符号。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中，“普通网友”自称“屌丝”，“知名ID”也自称“屌丝”，各行各业的“白领”们互称“屌丝”，以“屌丝”为主题词在社会性媒体上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屌丝小组”“屌丝小站”。但与其说网络化用户争相认领“屌丝”这个身份标签是基于某种身份认同，毋宁说他们是在进行某种具有流动性和临时性的身份表演。如果说，“屌丝文”中那些以“搬砖”为典型工作的“屌丝”，在形象学意义上所再现的，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因为城乡对立、区域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经典意义上的穷人；那么，在“屌丝亚文化”逐渐演变为某种新主流大众文化的意义播撒过程中，使用“屌丝”符号体系进行意指实践的行为主体，则主要是积极使用新型数字媒介的“白领”职业人员，其经济基础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由工业经济向金融经济、由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过渡。 但是，在“屌丝文”这样的表征系统所提供的镜像序列当中，这些常被认为来自于“中间阶层”的网络化用户却似乎照见了自己。他们在与“高帅富”的参照对比之下，确认了自己作为消费社会中相对“失败”的消费者的角色地位；与此同时，在与那些“矮丑穷”的反向参照，以及对于“屌丝”能指的语词狂欢当中，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挫折感。一方面，阶层上升通道日渐狭窄，另一方面，对于耐用奢华消费品的购物欲望被不断地挑逗，在这样社会文化语境下，这些主要从事“白领”职业的网络化用户在社会性媒体上所热衷于表达的，并不是成为“中产者”的阶层认同，相反，却是某种作为“穷人”的相对剥夺感和相对贫穷感。
但与经典意义上的穷人不同，这些自称“屌丝”的“白领”及其“后备军”，是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在消费社会铺天盖地的品牌标识、商业广告、大众媒体炒作、金融衍生品宣传等多方位文化产品的诱惑与刺激下，他们的自我想象、社会指认与印证、个人梦想与价值观念，基本上是参照着消费主义文化的原发地——欧美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定位的。为了追求所谓“有房有车”的“中产梦”，他们常常选择通过信用经济的方式透支未来的收入，以提前享受自己所渴望的物质生活，然后却由于背负巨大的还贷压力而焦虑不安，沦为“卡奴”（信用卡债务的“奴隶”）、“房奴”（购房按揭贷款、房产抵押消费类贷款的“奴隶”）、“车奴”（购车贷款、燃油价格、停车费用、保险费用、保养费用的“奴隶”）。这些工作相对稳定、收入堪称不菲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超前消费”的主力军，虽然时常因为消费压力而感觉身心遭受奴役，但他们才是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的消费社会的真正“合格”居民，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询唤的主体。然而，消费社会的可怕陷阱正在于，这是一个大批量生产“新穷人”的社会，也是一个将中等收入群体拖入消费之泥沼，将其“下流化”的社会；2008年以纽约华尔街为原点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影响深远的金融海啸，更是对全球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构成了整体性的剥夺，加剧了这种“下流化”的趋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下流化”的焦虑与恐惧。
这些“下流化”的中等收入群体绝非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却使用“（矮丑）穷”“屌丝”作为自我指认的身份标签，带着诡异的快感自嘲自己的主要营生为“搬砖”（字面义明显指涉着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工作内容，现已成为广为流行的“屌丝”符号体系对于“屌丝”工作的代称）。这无疑是一种刻意的文化误认和身份扮演，但这也是一种防御性认同或者说“精神失败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在强烈鼓励“参与式文化”“用户创造内容”的社会性媒体为他们提供了种种想象性的自恋空间的同时，对消费社会“他人导向”特征所导致的自我形象焦虑、自恋主义人格进行了宣泄和疗愈。
三
上述这种浸淫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新穷人”，事实上正是文化工业产品最主要的目标消费者，并且以其旺盛的文化消费力决定着所谓“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生产样貌；他们固然因为消费欲望的永不餍足而心生挫败，却又不断地复制着同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
这些活跃于各种社会性媒体的白领职业人员及大学生，进而从“屌丝文”叙事程式的意义结构中提取出了一套进行文化娱乐评论（如“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沉屌丝与白富美将会怎样”，“屌丝盖茨比永远逆袭不到他的女神！”）、时政新闻评论（如“薄瓜瓜一夜变屌丝”，“无房、无车、无老婆的法国屌丝奥朗德做了总统！”）、社会经济评论（如“房地产是高帅富，股市是屌丝”，“大荷兰的屌丝真心幸福啊：让人惊奇的社会福利之一嫖妓”）的概念图式和符号体系，这些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使用“屌丝”符号体系的评论，遍布在社会性媒体的海量信息流和门户网站的留言板/讨论区之上。
而他们对于“屌丝”符号体系的热情接受、挪用及其显示出来的“网众传播”效应和市场潜力空间，又驱使着敏感的文化工业生产者和销售者将“屌丝”及其所携带的意义作为创意资源，作为文化商品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的关键指涉点。“屌丝”这个能指甚至成为了电子商务产业的许多创业者们对于目标消费者的代称，例如，京东商城高级副总裁吴声在首届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开放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移动电子商务不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经济，而是从屌丝发展起来的全民经济”；玛萨玛索创始股东兼CTO季斌则称：“中国互联网最赚钱的业务，都靠屌丝……‘得屌丝者，得天下’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不二法则。”
在“屌丝”能指的播撒过程中，就连闻名的韩寒也给自己贴上了“屌丝”的标签，例如，他曾在微博上写道：“……我出生是纯正上海郊区农村屌丝，无权无势，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励志的‘屌丝的逆袭’的故事，却硬要被说成一个经过多方神秘势力包装的惊天大阴谋。”蜚声国际的“艺术大腕”也在接受门户网站专访时将自己的经历概括为“屌丝的逆袭”，例如，陈凯歌在接受搜狐娱乐专访时说道：“我撑死了是屌丝逆袭成功。”
而使用“屌丝”符号体系来编写新闻报道、评论文章以至拟取标题的大众媒体更是不胜枚举，甚至就连中央级新闻媒体也开始使用“屌丝”这个词语。例如，由人民网和环球时报共同投资设立的环球网，在制作关于2012年国际新闻年度回顾的专题时，就以“屌丝”一词作为文案创意的关键生发点，将中国比喻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屌丝”，将美国比喻为“高帅富”，并且以中国“取下了发电量第一、钢产量第一、造船吨位第一、水泥产量、工业产值第一等一干头衔”等事实作为依据，将这个在其他相对更为正统的语境下通常会被称作“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称作“屌丝的逆袭”“中国正在逆袭”。
文化工业的生产者、市场化运作的大众媒体、电子商务的创业者，在吸纳和收编“屌丝”能指的过程中使之服务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再生产；而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中央党报/“宣传机器”对“屌丝”能指的挪用或曰“（反）盗猎”，更是将“屌丝文”叙事类型的编码程式修订为了耦合于“成功学”“中国梦”式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世俗神话。由此，“屌丝”符号体系的播撒使之成为了网络空间中的一种“共用能指”：特定亚文化社群、通常被赋予“大众”之名的主流消费者、持有可观象征资本的文化精英、在市场机制下运作的资本力量，甚至包括作为官方宣传机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在彼此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争相借重“屌丝”这个能指，合力推动了这组词语的广泛流行。
四
然而，作为一种编码与再编码系统的“屌丝”符号体系，同时又成为了一种排斥系统和放逐系统，它在去深度化地挪用“搬砖”意象之后，在编码和再编码的过程中排斥和放逐了在现实生活中辛苦搬砖的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屌丝”符号体系对于“穷”“富”对立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对于阶级议题的强调，反而是“屌丝”能指的超量衍生异化和遮蔽了阶级议题，使得“屌丝”成为了一个主体中空的共用能指。那些因“数字鸿沟”而无法借助媒介的权力显影和表述自身的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才是在中国当下的贫富分化当中受到压迫与剥夺的大多数，他们是“穷人”理所应当的所指，却在以消费主义“新穷人”为主力而展开的对于“穷屌丝”的编码过程中彻底缺场。他们与“新穷人”被“数字鸿沟”分隔在不同的空间，难以相遇，遑论联合。而在互联网2.0时代超量生产的新媒介信息借助数码技术、现代传播通讯工具、移动互联网平台成为唯一“可见”的事实进而取代了真实成为“拟像”意义上的“超真实”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成为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之下，在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那些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弱势群体、底层民众，在跌出经济版图的同时也跌出了文化版图，他们被剥夺了主体身份，几乎不可能进入主体编码系统，他们不仅不被再现，而且也丧失了表征自身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沦为了某种无法象征化的“实在界”式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基本的，但却处于无名或匿名状态的社会事实之一，亦是今日文化实践、社会实践迫切需要正视并突破的核心困境之一。
“屌丝（亚）文化”最初是由使用百度贴吧李毅吧的网络化用户发起的。这些用户以自指称谓“屌丝”（其属性标签为“矮丑穷”）作为核心关键词，编织了一套风格化的符号体系，以“给（高富帅）跪了”“跪舔（白富美）”等短语作为口头禅，形成了一种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主动认输、自动缴械的特定言说姿态，以此来表达和应对他们所感受到的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询唤与阶层分化乃至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经由节点/用户的重叠，“屌丝”符号体系从“李毅吧”这个子网络流动到了其他的子网络中，并且在广大“网众”（networked public）的“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下从持续更新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在广大“网众”的积极参与下，经各种“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的中介而广泛播散；与此同时，“屌丝文化”的信息流动也引来了大众媒体、社会精英、市场力量、政治力量的介入，进而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与合力下演变为了一场社会效应颇为显著的传播现象。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理论上任何一位拥有能力和资源使用信息传播媒介的社会行动者都能够成为网络化用户，这却并不意味着当代社会的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网众”的一分子对信息的流动、意义的播撒发挥影响，进而借助新媒介的赋权参与到传播领域的权力博弈中。诚然，信息科技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确推动了社会的渐趋网络化，但社会的网络化趋势在为实现了网络化的用户带来赋权效应的同时，也通过将部分人、部分地区“排斥”出网络的方式，造成了不平等与贫困。引入社会学的视野就会发现，虽然种种由网众生产的、在各种社会性媒体上广为传播的“屌丝叙事”，将“屌丝”定位于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二元结构的下层；但是，那些生产、传播“屌丝叙事”的网众，事实上很难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真正的下层。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均衡分布；而从中国网民的职业结构的角度上来看，学生是规模最大的群体，占网民整体的25.1%，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占四成以上，而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农林牧副渔劳动者、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制造生产型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职工则不到三成。（仍需补充说明的是，“网民”并不完全等同于“网络化用户”，后者不仅是互联网用户，而且通过积极的媒介使用行为，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联结，构成了信息网络和社会网络相融合的新型网络，并就此而被“网络化”。）
而根据陆学艺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在就业人口总数当中所占比例仍然超过七成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主要是从事二三产业的蓝领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才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真正的下层乃至底层；但是，由于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平等、财富分配欠公平，由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等多方面原因，那些处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下层的人群大多缺乏接入并使用互联网新媒介的资源和能力，如购买新式数码产品的经济实力，操作电脑、积极利用新媒介的技术能力，数字化生存的闲暇时间与文化素养，等等。由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他们至今仍然相当缺乏在互联网空间中表述、显影自身的充分能力和资源。
能够积极地使用各种社会性媒体来进行内容生产，并且以“屌丝”为关键词展开种种意指实践的，主要是常被称作“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白领职业人员”及其“后备军”——正在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学生，正是他们对于“屌丝”这个能指的接受和挪用，使得生成于特定亚文化社群的“屌丝亚文化”演变为席卷中国内地信息网络、进而渗透社会网络日常交际的流行文化现象。
二
从2011年秋季开始，以李毅吧为原点，以“屌丝”及其衍生词为意指实践的生发点，借助于社会性媒体提供的信息发布平台，在互联网络上出现了许许多多被称作“屌丝文”的帖子，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程式化的叙事类型。在“屌丝文”的意义结构当中，“屌丝”/“矮丑穷”的“穷”与“高帅富”的“富”构成了一对核心的矛盾，这是文本生产者们对其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社会“断裂”——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区隔、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所进行的一种表征；作为这种“断裂”的“定型化”或曰“结构化”，代际之间的阶层关系再生产，也以种种夸张变异或者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同时，“矮丑穷”“高帅富”“白富美”这样的符号将经济意义上的阶层属性与审美意义上的身体特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屌丝叙事”的情节主部，低阶层的经济失败集中显影为情感上的自我压抑和被淘汰感，情节推进的基本驱动力在于主人公“屌丝”如何尝试摆脱那种只能充当“女神”之“备胎”（可有可无的候补伴侣）的悲哀境况。社会经济上的阶层分化由此被“屌丝文”转喻为身体和情感的阶层分化，折射着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视觉符号与话语实践透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而进行的阶层身份建构。
以“屌丝文”这样的意指实践所生产的丰富意义为表意资源，数量蔚为可观的网络化用户进而争相将“屌丝”用作自我指称、自我命名的符号。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中，“普通网友”自称“屌丝”，“知名ID”也自称“屌丝”，各行各业的“白领”们互称“屌丝”，以“屌丝”为主题词在社会性媒体上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屌丝小组”“屌丝小站”。但与其说网络化用户争相认领“屌丝”这个身份标签是基于某种身份认同，毋宁说他们是在进行某种具有流动性和临时性的身份表演。如果说，“屌丝文”中那些以“搬砖”为典型工作的“屌丝”，在形象学意义上所再现的，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因为城乡对立、区域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经典意义上的穷人；那么，在“屌丝亚文化”逐渐演变为某种新主流大众文化的意义播撒过程中，使用“屌丝”符号体系进行意指实践的行为主体，则主要是积极使用新型数字媒介的“白领”职业人员，其经济基础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由工业经济向金融经济、由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过渡。 但是，在“屌丝文”这样的表征系统所提供的镜像序列当中，这些常被认为来自于“中间阶层”的网络化用户却似乎照见了自己。他们在与“高帅富”的参照对比之下，确认了自己作为消费社会中相对“失败”的消费者的角色地位；与此同时，在与那些“矮丑穷”的反向参照，以及对于“屌丝”能指的语词狂欢当中，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挫折感。一方面，阶层上升通道日渐狭窄，另一方面，对于耐用奢华消费品的购物欲望被不断地挑逗，在这样社会文化语境下，这些主要从事“白领”职业的网络化用户在社会性媒体上所热衷于表达的，并不是成为“中产者”的阶层认同，相反，却是某种作为“穷人”的相对剥夺感和相对贫穷感。
但与经典意义上的穷人不同，这些自称“屌丝”的“白领”及其“后备军”，是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在消费社会铺天盖地的品牌标识、商业广告、大众媒体炒作、金融衍生品宣传等多方位文化产品的诱惑与刺激下，他们的自我想象、社会指认与印证、个人梦想与价值观念，基本上是参照着消费主义文化的原发地——欧美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定位的。为了追求所谓“有房有车”的“中产梦”，他们常常选择通过信用经济的方式透支未来的收入，以提前享受自己所渴望的物质生活，然后却由于背负巨大的还贷压力而焦虑不安，沦为“卡奴”（信用卡债务的“奴隶”）、“房奴”（购房按揭贷款、房产抵押消费类贷款的“奴隶”）、“车奴”（购车贷款、燃油价格、停车费用、保险费用、保养费用的“奴隶”）。这些工作相对稳定、收入堪称不菲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超前消费”的主力军，虽然时常因为消费压力而感觉身心遭受奴役，但他们才是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的消费社会的真正“合格”居民，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询唤的主体。然而，消费社会的可怕陷阱正在于，这是一个大批量生产“新穷人”的社会，也是一个将中等收入群体拖入消费之泥沼，将其“下流化”的社会；2008年以纽约华尔街为原点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影响深远的金融海啸，更是对全球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构成了整体性的剥夺，加剧了这种“下流化”的趋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下流化”的焦虑与恐惧。
这些“下流化”的中等收入群体绝非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却使用“（矮丑）穷”“屌丝”作为自我指认的身份标签，带着诡异的快感自嘲自己的主要营生为“搬砖”（字面义明显指涉着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工作内容，现已成为广为流行的“屌丝”符号体系对于“屌丝”工作的代称）。这无疑是一种刻意的文化误认和身份扮演，但这也是一种防御性认同或者说“精神失败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在强烈鼓励“参与式文化”“用户创造内容”的社会性媒体为他们提供了种种想象性的自恋空间的同时，对消费社会“他人导向”特征所导致的自我形象焦虑、自恋主义人格进行了宣泄和疗愈。
三
上述这种浸淫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新穷人”，事实上正是文化工业产品最主要的目标消费者，并且以其旺盛的文化消费力决定着所谓“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生产样貌；他们固然因为消费欲望的永不餍足而心生挫败，却又不断地复制着同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
这些活跃于各种社会性媒体的白领职业人员及大学生，进而从“屌丝文”叙事程式的意义结构中提取出了一套进行文化娱乐评论（如“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沉屌丝与白富美将会怎样”，“屌丝盖茨比永远逆袭不到他的女神！”）、时政新闻评论（如“薄瓜瓜一夜变屌丝”，“无房、无车、无老婆的法国屌丝奥朗德做了总统！”）、社会经济评论（如“房地产是高帅富，股市是屌丝”，“大荷兰的屌丝真心幸福啊：让人惊奇的社会福利之一嫖妓”）的概念图式和符号体系，这些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使用“屌丝”符号体系的评论，遍布在社会性媒体的海量信息流和门户网站的留言板/讨论区之上。
而他们对于“屌丝”符号体系的热情接受、挪用及其显示出来的“网众传播”效应和市场潜力空间，又驱使着敏感的文化工业生产者和销售者将“屌丝”及其所携带的意义作为创意资源，作为文化商品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的关键指涉点。“屌丝”这个能指甚至成为了电子商务产业的许多创业者们对于目标消费者的代称，例如，京东商城高级副总裁吴声在首届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开放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移动电子商务不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经济，而是从屌丝发展起来的全民经济”；玛萨玛索创始股东兼CTO季斌则称：“中国互联网最赚钱的业务，都靠屌丝……‘得屌丝者，得天下’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不二法则。”
在“屌丝”能指的播撒过程中，就连闻名的韩寒也给自己贴上了“屌丝”的标签，例如，他曾在微博上写道：“……我出生是纯正上海郊区农村屌丝，无权无势，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励志的‘屌丝的逆袭’的故事，却硬要被说成一个经过多方神秘势力包装的惊天大阴谋。”蜚声国际的“艺术大腕”也在接受门户网站专访时将自己的经历概括为“屌丝的逆袭”，例如，陈凯歌在接受搜狐娱乐专访时说道：“我撑死了是屌丝逆袭成功。”
而使用“屌丝”符号体系来编写新闻报道、评论文章以至拟取标题的大众媒体更是不胜枚举，甚至就连中央级新闻媒体也开始使用“屌丝”这个词语。例如，由人民网和环球时报共同投资设立的环球网，在制作关于2012年国际新闻年度回顾的专题时，就以“屌丝”一词作为文案创意的关键生发点，将中国比喻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屌丝”，将美国比喻为“高帅富”，并且以中国“取下了发电量第一、钢产量第一、造船吨位第一、水泥产量、工业产值第一等一干头衔”等事实作为依据，将这个在其他相对更为正统的语境下通常会被称作“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称作“屌丝的逆袭”“中国正在逆袭”。
文化工业的生产者、市场化运作的大众媒体、电子商务的创业者，在吸纳和收编“屌丝”能指的过程中使之服务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再生产；而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中央党报/“宣传机器”对“屌丝”能指的挪用或曰“（反）盗猎”，更是将“屌丝文”叙事类型的编码程式修订为了耦合于“成功学”“中国梦”式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世俗神话。由此，“屌丝”符号体系的播撒使之成为了网络空间中的一种“共用能指”：特定亚文化社群、通常被赋予“大众”之名的主流消费者、持有可观象征资本的文化精英、在市场机制下运作的资本力量，甚至包括作为官方宣传机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在彼此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争相借重“屌丝”这个能指，合力推动了这组词语的广泛流行。
四
然而，作为一种编码与再编码系统的“屌丝”符号体系，同时又成为了一种排斥系统和放逐系统，它在去深度化地挪用“搬砖”意象之后，在编码和再编码的过程中排斥和放逐了在现实生活中辛苦搬砖的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屌丝”符号体系对于“穷”“富”对立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对于阶级议题的强调，反而是“屌丝”能指的超量衍生异化和遮蔽了阶级议题，使得“屌丝”成为了一个主体中空的共用能指。那些因“数字鸿沟”而无法借助媒介的权力显影和表述自身的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才是在中国当下的贫富分化当中受到压迫与剥夺的大多数，他们是“穷人”理所应当的所指，却在以消费主义“新穷人”为主力而展开的对于“穷屌丝”的编码过程中彻底缺场。他们与“新穷人”被“数字鸿沟”分隔在不同的空间，难以相遇，遑论联合。而在互联网2.0时代超量生产的新媒介信息借助数码技术、现代传播通讯工具、移动互联网平台成为唯一“可见”的事实进而取代了真实成为“拟像”意义上的“超真实”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成为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之下，在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那些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弱势群体、底层民众，在跌出经济版图的同时也跌出了文化版图，他们被剥夺了主体身份，几乎不可能进入主体编码系统，他们不仅不被再现，而且也丧失了表征自身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沦为了某种无法象征化的“实在界”式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基本的，但却处于无名或匿名状态的社会事实之一，亦是今日文化实践、社会实践迫切需要正视并突破的核心困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