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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尽管国资委一再说没有“国进民退”,但是实际上却又处处表现出来了“国进民退”。民间感受“国进民退”非常强烈,国企觉得它没有“国进民退”,因为在得到的人看来,总是觉得得到的不够多;进的都说没进,退的都感觉到退了。
非常重要的一条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以放权让利,“国退民进”为主要精神的。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逻辑,当年是没必要改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有效地运转,为什么要改革呢?人民公社也不要解散,农村还是集体制多好。为什么我们30年前要改革,要把人民公社解散掉,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来经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城市经济改革?为什么要开出一个民营部门来?允许民营部门,允许私营经济,逐渐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什么?我们全忘了,我们把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政策,全给忘了,把我们是从哪一条路上走过来的,全给忘了,现在我们还想再退回去。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政府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应该经营资产的,政府经营资产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公平性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责,是制订规则和维护规则。我们用老百姓的俗话来讲,就是球赛中的裁判,这个裁判他不能够下场踢球。他如果下场踢球的话,这里就有利益冲突。他利用裁判的地位,谁踢得过他呢?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你承认不承认,我觉得都无关宏旨。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不能利用它规则制订者的这种优势地位自己来经营资产。
如果政府用规则制订者的这种优势地位自己来经营资产,那它肯定是把规则制订得有利于它自己的资产增值,这样的话就会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严重不公平。在石油价格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为了开发石油、调动社会积极性,让大家都来石油领域投资。而投了以后,石油价格一上来,政府就把石油全收了。例如,陕西的油田经过了前期投资,辛辛苦苦打出油来了,政府要去收。于是这些油田就问,你要收的话,规则是什么?价格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补偿?这个官民双方谈不通,谈不通就打官司,但司法体系也是站在政府这一边的。那怎么办?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一个个全把油田交掉。
石油价格起来了,政府去收油田;煤炭价格起来了,它去收煤炭;煤炭不赚钱的时候,那要吸收民间资本,尽快地增加煤炭供应能力,煤炭价格一上来,有钱可赚了,手又伸过去。这个与我们讲的经济学理论正好相反,政府应该做民间做不了的,民间做了赔钱的事情,比如登月、嫦娥、原子弹,民间开发以后,它不能卖。但是国家又需要,国防、民族的独立,又需要原子弹。所以这些事情,应该是国家来做,国家做的,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赔钱的。但我们现在看到,国家做的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赚钱,它就过去了。这个从经济学理论上,我们无法解释。我们只能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解释,就是这个规则制订者,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方,它已经不满足于裁判吹哨的地位,它一定要亲自下场踢球,一边踢着球,一边嘴里吹着哨。你说在这个市场竞争中,谁竞争得过它,它说你犯规,你就犯规,它说你合法,你就合法。
这就是政企不分,也可以说是官僚资本。无论是印尼苏哈托家族的官僚资本,还是菲律宾马科斯家族的官僚资本,都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结合。这样一种结合,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有时候把它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我觉得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在于,它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低效率。为什么造成低效率?因为它可以利用足球裁判的优势地位,因为它可以利用规则制订者的优势,在市场上捞取它家族的利益;它不必把它的时间和精力,把它的资源用在技术创新上,不必把它的资源用在降低成本上,不必把它的资源用在如何开发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在市场上打败竞争者。它打败竞争者的方法,不是靠效率的提高,而是靠它自己制订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样的经济肯定没有效率。
最后给社会造成的是动荡,社会生产率长期得不到发展。这个是从它骨子里,是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结构本身所带来的。我觉得,这个跟人品,跟个人的道德取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你是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它必然就是这样的结果。
(本文根据作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编辑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尽管国资委一再说没有“国进民退”,但是实际上却又处处表现出来了“国进民退”。民间感受“国进民退”非常强烈,国企觉得它没有“国进民退”,因为在得到的人看来,总是觉得得到的不够多;进的都说没进,退的都感觉到退了。
非常重要的一条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以放权让利,“国退民进”为主要精神的。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逻辑,当年是没必要改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有效地运转,为什么要改革呢?人民公社也不要解散,农村还是集体制多好。为什么我们30年前要改革,要把人民公社解散掉,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来经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城市经济改革?为什么要开出一个民营部门来?允许民营部门,允许私营经济,逐渐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什么?我们全忘了,我们把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政策,全给忘了,把我们是从哪一条路上走过来的,全给忘了,现在我们还想再退回去。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政府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应该经营资产的,政府经营资产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公平性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责,是制订规则和维护规则。我们用老百姓的俗话来讲,就是球赛中的裁判,这个裁判他不能够下场踢球。他如果下场踢球的话,这里就有利益冲突。他利用裁判的地位,谁踢得过他呢?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你承认不承认,我觉得都无关宏旨。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不能利用它规则制订者的这种优势地位自己来经营资产。
如果政府用规则制订者的这种优势地位自己来经营资产,那它肯定是把规则制订得有利于它自己的资产增值,这样的话就会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严重不公平。在石油价格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为了开发石油、调动社会积极性,让大家都来石油领域投资。而投了以后,石油价格一上来,政府就把石油全收了。例如,陕西的油田经过了前期投资,辛辛苦苦打出油来了,政府要去收。于是这些油田就问,你要收的话,规则是什么?价格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补偿?这个官民双方谈不通,谈不通就打官司,但司法体系也是站在政府这一边的。那怎么办?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一个个全把油田交掉。
石油价格起来了,政府去收油田;煤炭价格起来了,它去收煤炭;煤炭不赚钱的时候,那要吸收民间资本,尽快地增加煤炭供应能力,煤炭价格一上来,有钱可赚了,手又伸过去。这个与我们讲的经济学理论正好相反,政府应该做民间做不了的,民间做了赔钱的事情,比如登月、嫦娥、原子弹,民间开发以后,它不能卖。但是国家又需要,国防、民族的独立,又需要原子弹。所以这些事情,应该是国家来做,国家做的,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赔钱的。但我们现在看到,国家做的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赚钱,它就过去了。这个从经济学理论上,我们无法解释。我们只能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解释,就是这个规则制订者,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方,它已经不满足于裁判吹哨的地位,它一定要亲自下场踢球,一边踢着球,一边嘴里吹着哨。你说在这个市场竞争中,谁竞争得过它,它说你犯规,你就犯规,它说你合法,你就合法。
这就是政企不分,也可以说是官僚资本。无论是印尼苏哈托家族的官僚资本,还是菲律宾马科斯家族的官僚资本,都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结合。这样一种结合,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有时候把它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我觉得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在于,它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低效率。为什么造成低效率?因为它可以利用足球裁判的优势地位,因为它可以利用规则制订者的优势,在市场上捞取它家族的利益;它不必把它的时间和精力,把它的资源用在技术创新上,不必把它的资源用在降低成本上,不必把它的资源用在如何开发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在市场上打败竞争者。它打败竞争者的方法,不是靠效率的提高,而是靠它自己制订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样的经济肯定没有效率。
最后给社会造成的是动荡,社会生产率长期得不到发展。这个是从它骨子里,是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结构本身所带来的。我觉得,这个跟人品,跟个人的道德取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你是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它必然就是这样的结果。
(本文根据作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编辑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