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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东京充满江户情趣的浅草一带，时常可见一辆辆人力车拉着脸上涂白的女人，匆匆走过闹市，她们穿着华丽和服，脚笈厚重木屐，让无数游人不禁回眸。她们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艺伎。
曾几何时，京都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训练严格，生活辛苦，再加上以取悦男性为主，这一行业在二战后就大为萧条。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伎不过200人左右。
几年前，好莱坞大片《艺伎回忆录》将“艺伎”这一行业再次带入人们的视野中。这也让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开始对艺伎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她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还艺伎行业一个清白。在她看来，每个国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不能满足现代人需求的问题，而她希望通过现代技术使传统文化得以继续发展。
她就是日本首位正式出道的洋艺伎—澳大利亚人菲奥娜·格雷厄姆，艺名“纱幸”。
既是学者也是艺伎
纱幸出身于澳大利亚墨尔本，15岁初中毕业后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在庆应义塾大学读完心理学后，又远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获得MBA和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她曾经就职于日企，出版过有关日本企业文化的书籍，包括《Inside the Japanese Company 》以及《Japanese Company in Crisis》等，也曾在日本放送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担任人类学纪录片的导演。
这样一位身后有着些许光环的人物，为何选择从事不为西方人所熟知的艺伎行业，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纱幸在接受《南都周刊》特约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她在牛津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时，养成了做田野调查的习惯，后来从事媒体工作时也始终贯彻这一调查方法。电影《艺伎回忆录》上映后，她很气愤，认为这部影片歪曲了日本艺伎的形象。于是，纱幸计划制作一部纪录片，介绍艺伎的真实生活。
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纱幸决心像艺伎那样修行，以发掘这个行业的深藏秘密。2007年4月，纱幸正式拜师学艺。不到一年时间里，除学习击鼓、茶道、传统舞蹈和闲聊技巧等艺伎基本科目以外，她还专攻日本传统竹笛，以便有所专长。可在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纱幸觉得收获不大，再加上在此其间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电视节目，于是最后干脆下决心在艺伎行业深造。
2007年12月，纱幸在东京浅草一间艺伎馆正式出道。当天，她在茶室、餐馆和前辈居所之间赶场100多次，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日本全国都有花柳行业，但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京都的艺伎比较有名。当被问及为何没有选择在京都出道时，纱幸说：“此前美国学者丽莎曾经就京都艺伎写过一本书，而且关于京都艺伎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与此相比，对于东京的艺伎界西方还没有太多认识，更不用提成型的研究成果，而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就在于细节。”东京有六处花柳街，最后她选择了具有东京传统风情的浅草。
据纱幸介绍，除自己之外，现在几乎没有人到访过日本各地所有的艺伎街，而她去年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关于艺伎课题的研究经费，在过去一年中访问了日本各地几乎所有的花柳街，北至北海道南到长崎。由于身为学者的同时她也是一位艺伎，所以这些地方的艺伎愿意跟她推心置腹。据说，一般学者即便想研究艺伎也会吃到闭门羹。
这不是一个宽容的世界
在拥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日本，一个外国人要想进入某种被贴上民族标签的行业，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纱幸仅在申请环节就耗费了半年时间，最后由当年庆应大学的学长将她介绍给浅草花柳界的相关人士。艺伎集中的地区会有一个“见番”，相当于管理艺伎的事务所；“见番”下面设有“置屋”，相当于艺伎的家；置屋的经营者叫“妈妈”，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比自己早入行的人都叫做“姐姐”。“置屋”的“妈妈”同意收留后还得由“见番”的理事会开会商讨，最后终于同意将纱幸纳入了花柳界。
但是并非“妈妈”愿意收留、“见番”理事会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一名正式艺伎，纱幸在成为正式艺伎之前需要接受各种艺伎课程的培训。据她所言，课程很艰苦，艺伎的学习内容大到诗书、舞蹈、琴瑟、茶道、书法、插花、谈吐、装扮，小到如何拉门、走路、鞠躬和斟酒等琐细礼仪。艺伎的理想标准是优雅柔情、知书达理、华丽精致、能歌善舞，在待人处事上学会察言观色，能够对男人们应付自如。
说到底，艺伎其实就是日本男人眼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对于一个和日本人观念有诸多出入的西方女性来说，终极的成功无异于自我扭曲。纱幸也坦言，在训练其间她曾多次潸然泪下。不过，她最终还是成功通过了协会的考核，成为一名正式艺伎，艺名“纱幸”，意为“透明的幸福”。
在附属于浅草艺伎协会的三年中，纱幸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而被区别对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宽容的世界。为了不给‘姐姐’们添麻烦，只有自己努力学习。”有一次纱幸发烧40摄氏度，她事后笑称感觉那天简直是在梦中给客人献艺。但是她将此事跟一个“姐姐”说了以后，没想到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四十年以来没有拒绝过一场演出，客人的预约是对你的信任，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让客人失望。”
“艺伎界把礼仪看成重中之重，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那么你必须在第二天打电话道谢并且送一些答谢的礼品。”纱幸说，在艺伎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由于自己是整个浅草艺伎协会最小的成员，所以她要对所有“姐姐”和“妈妈”们礼敬有加。
纱幸曾对记者说：“‘妈妈’对艺伎的要求就是单纯、听话、会说‘我明白了’、‘对不起’以及‘我会努力’，艺伎必须要和她搞好关系，否则绝对无法在艺伎行业中生存；对‘姐姐’也是如此，比如鞠躬弯腰一定要比对方深；一起出去喝茶时，要记住最里面的座位是属于资格最高的‘姐姐’的，‘妹妹’需要帮‘姐姐’拿包等等。总之就是需要处处为她们着想，能够贯彻这一信条的人能免去很多苛责。”
西方人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民主，而艺伎行业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作为一个生于西方、毕业于西方世界高等学府的社会学博士，纱幸对此如何看待？
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斥责这一体制，反而认为艺伎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因为一个刚出道的艺伎在没有前辈的帮助下绝对无法生存。“艺伎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世上所有成为艺术家的人都付出了时间和汗水。虽然艺伎界很专制，但是走上这条路是自己的选择，选择后就要为此负责，不然可以离开。世上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路，在大方向上需要自由、平等和民主，但是走上一条具体的路后，自己能够任性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这一道理在所有国家都适用，这时只能让自己去融入环境，否则就会成为失败者。”
艺伎与性
艺伎与性的关系，是西方世界对日本艺伎理解的最大差异。被问及此问题时，纱幸显得有些气恼，她强调艺伎的工作不包括性服务，这一点也是她对电影《艺伎回忆录》最不满的地方。据介绍，二战后艺伎的名誉曾经一度受损，当时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很多女子冒充艺伎和美军士兵进行性交易，那些美军士兵回国后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所以艺伎就被认为和性工作者挂钩了。
纱幸坦言：“艺伎有时会和客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并不属于艺伎的工作范畴，而是艺伎的个人喜好，如果艺伎个人不愿意则可以拒绝。换句话说，即使发生了性关系，此时的女方也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罢了，而不是以艺伎的身份。”
二战后，由于娱乐方式的增加，日本的艺伎行业经历严重衰退，据估算，日本全国的艺伎从1920年的8万人锐减到现在的千人左右。为了复兴，艺伎行业现在也在发生分化，主要分歧就在“保持传统”和“与时俱进”的路线之争，面临着能否满足现代人的需求问题。纱幸希望在保持艺伎内容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即艺伎的才艺、装饰、礼仪等不变的前提下，变更诸如宣传、顾客群、预定方式等方面。
为此，她开始了不少新的尝试，首先在宣传上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个人网站、推特、Facebook一个也不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频频用随身携带的iPad为记者进行图文解说。在自我宣传上，她侧重于自己的三个身份：外国人、博士、艺伎。她的顾客群定位在日本的年轻人以及不会说日语的外国人。据她所言，日本年轻人喜欢年轻漂亮或者很特别的艺伎，而年纪大的人则喜欢拥有丰富经验的老资格艺伎。
纱幸的另外一个努力就是降低享受艺伎的程序门槛，以前新顾客或者一个人想要预约艺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纱幸整合了手边的资源，和日本HIS等大旅行公司合作，即使初次或者只有一人也能通过旅行社的套餐预约艺伎，这在艺伎界是破天荒的新尝试，主要针对单身外出工作的男性以及外国游客。
2011年3月，纱幸从浅草的艺伎协会中独立。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艺伎行规繁多，表面光鲜的艺伎需恪守传统。有人指责纱幸不守行规，对前辈不够尊重，不参加艺伎馆的歌舞必修课，而是把过多时间用于自我推销。
从协会独立后，纱幸凭借聪明头脑，策划组织各种聚会活动，还开起二手和服连锁店。现在，虽然已经脱离艺伎协会而独立，但是纱幸现在的身份仍然是一名艺伎，她自己也坦言，今后应该会再次加入某个协会。在纱幸看来，艺伎是艺术表演者，是独立、坚强的职业女性，而她们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源于高额出场费。
对于她来说，成为艺伎和读博士属于同一性质，艺伎的工作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插曲罢了。艺伎是一个学问很深的世界，纱幸才度过第四年，一般来说成为一名优秀的艺伎至少需要10年。即便没有当成人生来对待，纱幸还是很热爱这一行业，她说：“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因为它很合适女性，而且能够让女性美丽地活下去。”
（纱幸个人网站：http://www.sayuki.net）
曾几何时，京都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训练严格，生活辛苦，再加上以取悦男性为主，这一行业在二战后就大为萧条。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伎不过200人左右。
几年前，好莱坞大片《艺伎回忆录》将“艺伎”这一行业再次带入人们的视野中。这也让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开始对艺伎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她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还艺伎行业一个清白。在她看来，每个国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不能满足现代人需求的问题，而她希望通过现代技术使传统文化得以继续发展。
她就是日本首位正式出道的洋艺伎—澳大利亚人菲奥娜·格雷厄姆，艺名“纱幸”。
既是学者也是艺伎
纱幸出身于澳大利亚墨尔本，15岁初中毕业后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在庆应义塾大学读完心理学后，又远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获得MBA和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她曾经就职于日企，出版过有关日本企业文化的书籍，包括《Inside the Japanese Company 》以及《Japanese Company in Crisis》等，也曾在日本放送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担任人类学纪录片的导演。
这样一位身后有着些许光环的人物，为何选择从事不为西方人所熟知的艺伎行业，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纱幸在接受《南都周刊》特约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她在牛津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时，养成了做田野调查的习惯，后来从事媒体工作时也始终贯彻这一调查方法。电影《艺伎回忆录》上映后，她很气愤，认为这部影片歪曲了日本艺伎的形象。于是，纱幸计划制作一部纪录片，介绍艺伎的真实生活。
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纱幸决心像艺伎那样修行，以发掘这个行业的深藏秘密。2007年4月，纱幸正式拜师学艺。不到一年时间里，除学习击鼓、茶道、传统舞蹈和闲聊技巧等艺伎基本科目以外，她还专攻日本传统竹笛，以便有所专长。可在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纱幸觉得收获不大，再加上在此其间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电视节目，于是最后干脆下决心在艺伎行业深造。
2007年12月，纱幸在东京浅草一间艺伎馆正式出道。当天，她在茶室、餐馆和前辈居所之间赶场100多次，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日本全国都有花柳行业，但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京都的艺伎比较有名。当被问及为何没有选择在京都出道时，纱幸说：“此前美国学者丽莎曾经就京都艺伎写过一本书，而且关于京都艺伎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与此相比，对于东京的艺伎界西方还没有太多认识，更不用提成型的研究成果，而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就在于细节。”东京有六处花柳街，最后她选择了具有东京传统风情的浅草。
据纱幸介绍，除自己之外，现在几乎没有人到访过日本各地所有的艺伎街，而她去年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关于艺伎课题的研究经费，在过去一年中访问了日本各地几乎所有的花柳街，北至北海道南到长崎。由于身为学者的同时她也是一位艺伎，所以这些地方的艺伎愿意跟她推心置腹。据说，一般学者即便想研究艺伎也会吃到闭门羹。
这不是一个宽容的世界
在拥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日本，一个外国人要想进入某种被贴上民族标签的行业，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纱幸仅在申请环节就耗费了半年时间，最后由当年庆应大学的学长将她介绍给浅草花柳界的相关人士。艺伎集中的地区会有一个“见番”，相当于管理艺伎的事务所；“见番”下面设有“置屋”，相当于艺伎的家；置屋的经营者叫“妈妈”，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比自己早入行的人都叫做“姐姐”。“置屋”的“妈妈”同意收留后还得由“见番”的理事会开会商讨，最后终于同意将纱幸纳入了花柳界。
但是并非“妈妈”愿意收留、“见番”理事会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一名正式艺伎，纱幸在成为正式艺伎之前需要接受各种艺伎课程的培训。据她所言，课程很艰苦，艺伎的学习内容大到诗书、舞蹈、琴瑟、茶道、书法、插花、谈吐、装扮，小到如何拉门、走路、鞠躬和斟酒等琐细礼仪。艺伎的理想标准是优雅柔情、知书达理、华丽精致、能歌善舞，在待人处事上学会察言观色，能够对男人们应付自如。
说到底，艺伎其实就是日本男人眼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对于一个和日本人观念有诸多出入的西方女性来说，终极的成功无异于自我扭曲。纱幸也坦言，在训练其间她曾多次潸然泪下。不过，她最终还是成功通过了协会的考核，成为一名正式艺伎，艺名“纱幸”，意为“透明的幸福”。
在附属于浅草艺伎协会的三年中，纱幸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而被区别对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宽容的世界。为了不给‘姐姐’们添麻烦，只有自己努力学习。”有一次纱幸发烧40摄氏度，她事后笑称感觉那天简直是在梦中给客人献艺。但是她将此事跟一个“姐姐”说了以后，没想到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四十年以来没有拒绝过一场演出，客人的预约是对你的信任，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让客人失望。”
“艺伎界把礼仪看成重中之重，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那么你必须在第二天打电话道谢并且送一些答谢的礼品。”纱幸说，在艺伎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由于自己是整个浅草艺伎协会最小的成员，所以她要对所有“姐姐”和“妈妈”们礼敬有加。
纱幸曾对记者说：“‘妈妈’对艺伎的要求就是单纯、听话、会说‘我明白了’、‘对不起’以及‘我会努力’，艺伎必须要和她搞好关系，否则绝对无法在艺伎行业中生存；对‘姐姐’也是如此，比如鞠躬弯腰一定要比对方深；一起出去喝茶时，要记住最里面的座位是属于资格最高的‘姐姐’的，‘妹妹’需要帮‘姐姐’拿包等等。总之就是需要处处为她们着想，能够贯彻这一信条的人能免去很多苛责。”
西方人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民主，而艺伎行业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作为一个生于西方、毕业于西方世界高等学府的社会学博士，纱幸对此如何看待？
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斥责这一体制，反而认为艺伎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因为一个刚出道的艺伎在没有前辈的帮助下绝对无法生存。“艺伎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世上所有成为艺术家的人都付出了时间和汗水。虽然艺伎界很专制，但是走上这条路是自己的选择，选择后就要为此负责，不然可以离开。世上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路，在大方向上需要自由、平等和民主，但是走上一条具体的路后，自己能够任性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这一道理在所有国家都适用，这时只能让自己去融入环境，否则就会成为失败者。”
艺伎与性
艺伎与性的关系，是西方世界对日本艺伎理解的最大差异。被问及此问题时，纱幸显得有些气恼，她强调艺伎的工作不包括性服务，这一点也是她对电影《艺伎回忆录》最不满的地方。据介绍，二战后艺伎的名誉曾经一度受损，当时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很多女子冒充艺伎和美军士兵进行性交易，那些美军士兵回国后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所以艺伎就被认为和性工作者挂钩了。
纱幸坦言：“艺伎有时会和客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并不属于艺伎的工作范畴，而是艺伎的个人喜好，如果艺伎个人不愿意则可以拒绝。换句话说，即使发生了性关系，此时的女方也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罢了，而不是以艺伎的身份。”
二战后，由于娱乐方式的增加，日本的艺伎行业经历严重衰退，据估算，日本全国的艺伎从1920年的8万人锐减到现在的千人左右。为了复兴，艺伎行业现在也在发生分化，主要分歧就在“保持传统”和“与时俱进”的路线之争，面临着能否满足现代人的需求问题。纱幸希望在保持艺伎内容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即艺伎的才艺、装饰、礼仪等不变的前提下，变更诸如宣传、顾客群、预定方式等方面。
为此，她开始了不少新的尝试，首先在宣传上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个人网站、推特、Facebook一个也不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频频用随身携带的iPad为记者进行图文解说。在自我宣传上，她侧重于自己的三个身份：外国人、博士、艺伎。她的顾客群定位在日本的年轻人以及不会说日语的外国人。据她所言，日本年轻人喜欢年轻漂亮或者很特别的艺伎，而年纪大的人则喜欢拥有丰富经验的老资格艺伎。
纱幸的另外一个努力就是降低享受艺伎的程序门槛，以前新顾客或者一个人想要预约艺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纱幸整合了手边的资源，和日本HIS等大旅行公司合作，即使初次或者只有一人也能通过旅行社的套餐预约艺伎，这在艺伎界是破天荒的新尝试，主要针对单身外出工作的男性以及外国游客。
2011年3月，纱幸从浅草的艺伎协会中独立。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艺伎行规繁多，表面光鲜的艺伎需恪守传统。有人指责纱幸不守行规，对前辈不够尊重，不参加艺伎馆的歌舞必修课，而是把过多时间用于自我推销。
从协会独立后，纱幸凭借聪明头脑，策划组织各种聚会活动，还开起二手和服连锁店。现在，虽然已经脱离艺伎协会而独立，但是纱幸现在的身份仍然是一名艺伎，她自己也坦言，今后应该会再次加入某个协会。在纱幸看来，艺伎是艺术表演者，是独立、坚强的职业女性，而她们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源于高额出场费。
对于她来说，成为艺伎和读博士属于同一性质，艺伎的工作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插曲罢了。艺伎是一个学问很深的世界，纱幸才度过第四年，一般来说成为一名优秀的艺伎至少需要10年。即便没有当成人生来对待，纱幸还是很热爱这一行业，她说：“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因为它很合适女性，而且能够让女性美丽地活下去。”
（纱幸个人网站：http://www.sayu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