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当代美国作家谭恩美在其小说中不断再现中国，中国意象的表述是其建构美国作家身份的基础，也是其美国作家身份的反映。一方面，中国意象是作家本人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结果，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从而吸引了主流文化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意象的再现又有其独特的文学虚构性，不断增强了谭恩美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她的中国意象书写在体现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更多地在于其文学虚构性。这种以历史真实性为铺垫带有极强文学虚构性特征的中国意象书写体现了其创作本质：美国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意象书写，具有很高的艺术虚构性，是作家本人用文学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 谭恩美中国意象历史真实文学虚构美国作家身份
在当代美国文学星空，作家谭恩美已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从1989年至今，她已有五部长篇小说问世。每一部小说的出版都会引起褒贬不一的众多评论，也正是这些评论和其小说中以描写细节见长的女性主义话语不断使其声名鹊起，并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谭恩美的作品与汤亭亭等华裔作家或其他族裔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或是关注其作品所反映的中美文化撞击与融合、母女关系、叙事策略、文化主体身份、中国迷信、西方主义的带定型、历史的再现、新原始主义、飞散、救赎与献祭，以及饮食文化等方面。这些批评和研究始终将谭恩美的身份定格为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如此定格的确能给多元化的当代美国文学分类研究省去很多麻烦，让人看起来似乎一目了然。但是，这种从单一性分类角度出发的批评不利于谭恩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对谭恩美的美国作家身份构成一种排他性，最终，其美国作家身份之前会有太多的限定修饰语。这些限定修饰语的存在将自然而然地边缘化谭恩美及其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学界的地位。在当今多元化的美国文学时代，对谭恩美这样的当红作家的作品不应从单一批评角度去理解，批评应该深入其作品内部，抓住其创作本质，了解作家的终极创作目标，这样才有助于深刻认识其作品的文学艺术性，有助于其作品成为多元化时代美国文学的经典。
综观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中国意象书写是破解其创作目的、认识其美国作家身份的关键所在。谭恩美在小说中不断再现传统与现代的中国，不同时期中国意象的表述不仅是其构建美国作家身份的基础，同时也是其美国作家身份的真实反映。其小说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兼有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两方面，这种两面性是谭本人兼有华裔和美国人两种身份观照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结果。同时，正是这种介于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中国意象表述形成了一股文学张力，使其作品具备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成就了谭恩美在当今多元化的美国文学时代一流作家的身份。
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构成其美国作家身份的基础。作为第二代华裔，谭恩美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其母亲的经历与讲述。母亲的个人经历影响了谭恩美的整个创作。谭恩美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一些时候，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p.250谭恩美的母亲移民美国是在痛苦经受传统的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后作出的选择。母亲讲述的经历在谭的作品中随处都有反映。母亲的讲述成为谭恩美笔下中国意象的最初渊源。有很强的真实性。在其前四部长篇小说中，主要人物述说有关中国的记忆占据小说的主要部分。从《喜福会》中的吴宿愿、许安梅、容林朵、顾影影到《灶神娘娘》中的江薇莉、《通灵女孩》中的李宽，再到《正骨师的女儿》中的刘露玲。这些主要人物无一不是谭恩美讲述中国意象的代言人。她们将移民美国前的中国经历述说给自己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女儿／妹妹。她们年轻时那痛苦而又不堪回首的故国经历在女儿／妹妹的眼中是真实的，但同时又是异国情调的。传统中国的“东方性”在文明、现代的美国面前是真实可辩、客观存在的。正是这一点使谭恩美作品吸引了主流读者的关注。她笔下的中国意象适时地满足了主流读者的东方主义文化期待心理，为其敞开了一扇了解神秘、具有异域风情的“中国”之窗。
谭恩美作品中国意象描述的历史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小说主人公对解放前传统中国时期妇女悲惨命运的讲述：(2)近现代时期中国历史事件的再现：(3)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节日、风俗的阐述：等等。这三个方面都大大增强了谭恩美作品在主流读者视野中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首先，旧中国社会妇女问题。作为谭恩美小说中国意象书写中异常重要的一方面，紧紧扣住了主流读者群的心弦。在传统中国时期，女性被迫承受父／夫权的压制，在婚姻选择上毫无主动权，父辈／丈夫主宰着她们的命运。谭恩美作品中女主人公对自己在旧中国痛苦经历的回忆和讲述无一不是在指责传统中国父／夫权对年轻女性的压制，“那就是中国。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她们没有选择。她们不能言说。她们无法逃脱。那就是她们的命运。”p.272这些女主人公最终都被迫成为传统父／夫权制的叛逆者。她们无法在传统中国言说自己，选择逃向新大陆，开创新人生。但是，有关旧中国的记忆则成为她们割舍不断的情结，随时会闯入她们与女儿／妹妹的微妙关系之中，这又使得她们在女儿／妹妹面前成为中国传统父权制的代表、异质文化的化身。在母女关系的挖掘中，谭恩美将传统中国条件下妇女的悲惨境遇以刻骨铭心的记忆重现在作品中，这给其小说打上了深深的真实性烙印。
其次，在作品中再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是谭恩美书写中国意象的另一历史真实性体现。谭恩美作品中主人公讲述自己亲历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很好地佐证了历史学家们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日军的侵华历史。按照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观点，文学作品有其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客观讲述人们的社会生活历史，与历史学家编写的人类历史一样，构成记载人类历史多重版本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版本。读者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一定时期、一定国家、一定群体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作品再现了人类历史。小说《灶神娘娘》中，谭恩美通过女主人公江薇莉的记忆讲述。历史而真实地再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的种种暴行。美国评论家贝拉·亚当姆斯(Bella Adams)研究认为，小说《灶神娘娘》的价值就在于它再现了“世界上那一特殊阶段的历史，也就是日本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p.9。同样，在《喜福会》和《正骨师的女儿》中，谭恩美也将女主人公的命运置于日军的侵华战争这一背景之中。《喜福会》中，由于日军的侵略，吴宿愿被迫背井离乡到中国的大西南城市昆明躲避战祸。然而。日军很快侵入云南省。吴宿愿不得不带着孪生女儿逃往重庆寻找丈夫，途中却又被迫遗弃孪生女儿。吴宿愿的个人战 争经历是四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悲惨命运的缩影。而《正骨师的女儿》中刘露玲的战争经历更是在诉说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行径。谭恩美在作品中通过真实再现日军的侵华历史凸显了传统中国时期中国妇女无时无刻不是受害者的境遇。
最后，谭恩美小说对传统中国文化中一些节日和风俗的阐述对于美国主流读者来说无疑就是中国风情介绍录。谭恩美小说中有关中国传统的春节、中秋、婚嫁、丧礼、烹饪等等多方面文化意象的传递承载着文化上极强的真切性。小说中，谭恩美往往从细节着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阐述。比如，在《喜福会》中，谭恩美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描写了顾影影一家的中秋之日：早餐时家人悠闲自得：餐后父亲和叔叔吟诗解词：孩子们享受月饼的美味：去太湖游船前一大家子着新装、备厨具、竹席和食物：坐人力车去太湖：登游船、吃活虾如此等等的细节。而中秋之日的太湖则是游船济济，好一派中国传统节日气象。在《通灵女孩》中，谭恩美通过奥莉维娅的眼睛描述了大妈的遗体入殓的过程：大妈的头被用纸掩着，上身着七件衣服，下身穿五条裤子，入殓后，棺材旁还系着一只活公鸡等等。谭恩美小说中如此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详细书写，对于主流读者来说，活灵活现、如果置于眼前，大大满足了他们了解东方中国的文化渴望。
在文学的虚构性方面，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又是其美国作家身份的真实反映。她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母亲，但“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p.3。她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在体现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更多的在于其文学虚构性。这种以历史真实性为铺垫带有极强文学虚构性特征的中国意象书写体现了谭恩美作品的创作本质：美国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意象书写。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中国意象书写的文学虚构性始终和其历史真实性如影随形，并形成其小说的一个独特维度——一股闪现于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文学张力。首先，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的艺术，是建立在大量记忆基础上的艺术想象。“谭恩美希望取信于她的读者。使他们视她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具有知识的局外人，一个对如何处理带有东方色彩作品并不陌生的向导。”p.146她“在其作品中充分运用记忆、想象和现实材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进行利用以服务于其创作目的——走向中心。”由于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得知于母亲的讲述和美国出版的书籍，在其作品中，谭恩美经常会误读一些中国文化。并且将中国意象神秘化。谭恩美对中国文化认知的不确切性加深了其作品的文学虚构性和艺术性。她在小说中会经常穿插一些带有主观性理解的中国民间习俗和文字以及汉字拼音，甚至历史的绍介，不断将中国意象神秘化。比如，在《灶神之妻》中。“堂姐”被表述为“糖姐”、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被中国飞行员们称为“陈闪闹”等：在《正骨师的女儿》中，中国人的迷信、鬼魂之说、汉字形象等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一呈现给读者。邹建军教授认为，谭恩美小说中的“这种东方神秘意象的呈现，是小说本身的艺术表现与艺术表达的需要，有助于作家创造自己独立的艺术结构、塑造自己鲜明的艺术形象、构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等，而不是处于一种与艺术相分离的外在的形态。”谭恩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意象是一位美国作家笔端的一种艺术想象，而不是一味地历史再现。
其次，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作品主题和情节展开的艺术背景。在母女关系主题上，谭恩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华裔女性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某种意义上的谅解。母亲们将记忆中的故国印象和自己的痛苦与不幸婉婉道来，女儿们对于母亲们的唠叨和喋喋不休总是回以嗤之以鼻，这种僵化的母女关系在本质上反映了中美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母女间的谅解最终都由代表美国文化的年轻一代女性首先做出让步。这种对母女关系的表述无疑就是在展现作为“大熔炉”象征的美国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现代性，而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表述中毫无疑问地成了“东方性”的代表。2006年夏秋之季，因其新作的中文改译本《沉没之鱼》在中国出版，谭恩美第15次来到中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说：“我讲述我母亲。这也是我试图理解自己的方式。同时。我的写作也是为了让母亲理解我。……我不在意自己的身份。我只是试图理解我的亲人们动荡的经历和生活。”谭恩美在其创作中一直探索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她这种对母女关系的态度和认识是一个典型美国人的理解，尽管她生有黄皮肤和黑头发，尽管她描述的母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基础的。
最后，谭恩美对当代中国意象书写的缺乏客观性进一步凸显了其美国作家身份。当代中国意象书写在谭恩美的作品中时有穿插。在小说《救鱼不溺死》中，谭恩美刻画了当代中国的部分意象。她对当代中国的关注点不是现代都市的正面形象和中国现当代女性的文化进步性，更多的而是其负面形象以及偏僻的中国边境小镇。从云南丽江宾馆房间的昏暗、狭小和毛巾的老旧，到美容院的搔首弄姿、打扮与同龄美国女孩截然不同的女服务员。再到路边小店的脏乱和服务态度，再到操着蹩脚英语的退休女英语教师担任的导游形象，再到不了解美国人婚姻和性观点的CCTV女记者形象等等。无一不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和对当代中国意象有选择性的“快门式”的定格。谭恩美到过中国大陆不下十来次，但她在作品中刻意凸显这些负面的中国意象，显然是其美国作家身份作用的结果。
然而，多数美国批评者和读者过分看重谭恩美作品中故事描述的历史真实性，认为谭恩美笔下的那些有关中国的故事填补了他们认识中国时的空白，而且，谭恩美作品中的一个个中国意象描写适时地满足了主流读者的东方主义文化期待心理。最终，谭恩美的作品被选入美国学校的文化介绍课本，作为非小说对待。对此情况，谭恩美本人甚是怨言满腹。她特别反感主流评论家们一味地以非小说。描写文化冲突、移民、或以族裔文学为主题等等的分类将其作品边缘化的倾向。她再三强调，她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如果她对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了解很清楚的的话，那她就是一位社会学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作家了。她认为当代作家有必要说出自己的创作目的，“那样可以作为矫正他人对他们创作目的的妄自揣测”p321。在其2003年出版的非小说著作《命运的另一面》及在多个被采访场合，她曾反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不得不给自己某种身份，我会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我相信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的情感、想象和兴趣都是美国人才有的。我的特征可能是华裔美国人，但我认为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p.310从作家本人的观点来看，众多批评家并没有更多强调其作品的文学功用，特别是其文学虚构性。事实上，谭恩美在其作品中始终以一个美国作家的眼光观察中国，并以文学虚构性的中国意象书写为背景来探究当代美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华裔学者黄秀铃教授在分析谭恩美“神话式”的成功时指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各种不同传统的汇流点上来看谭恩美的作品，那么她传奇性的成功将会比较容易理解：而这每一种传统都具有其本身的历史及意识形态和形式上的要求：‘主流’女性主义作品：亚裔的母系文学作品：关于东方的、表面的人类学(或民族学志)，华裔的‘导游’式作品：民权时代后的灵魂探索：中国式的《飘》多元化主义的口号：及里根时代关于物质主义的评论。”p.153这种对谭恩美的成功鞭辟入里的分析是建立在谭恩美的美国作家身份基础之上的。而谭恩美的华裔血统则是其成功的飞天之翅。“事实上。谭恩美开始创作的是一种美国文学的新样式。”p3.p28在当代多元化美国文学时代，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在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更多的是其艺术虚构性，也是作家本人用文学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媒介。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始终是一个值得揣摩的论题。
【关键词】 谭恩美中国意象历史真实文学虚构美国作家身份
在当代美国文学星空，作家谭恩美已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从1989年至今，她已有五部长篇小说问世。每一部小说的出版都会引起褒贬不一的众多评论，也正是这些评论和其小说中以描写细节见长的女性主义话语不断使其声名鹊起，并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谭恩美的作品与汤亭亭等华裔作家或其他族裔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或是关注其作品所反映的中美文化撞击与融合、母女关系、叙事策略、文化主体身份、中国迷信、西方主义的带定型、历史的再现、新原始主义、飞散、救赎与献祭，以及饮食文化等方面。这些批评和研究始终将谭恩美的身份定格为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如此定格的确能给多元化的当代美国文学分类研究省去很多麻烦，让人看起来似乎一目了然。但是，这种从单一性分类角度出发的批评不利于谭恩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对谭恩美的美国作家身份构成一种排他性，最终，其美国作家身份之前会有太多的限定修饰语。这些限定修饰语的存在将自然而然地边缘化谭恩美及其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学界的地位。在当今多元化的美国文学时代，对谭恩美这样的当红作家的作品不应从单一批评角度去理解，批评应该深入其作品内部，抓住其创作本质，了解作家的终极创作目标，这样才有助于深刻认识其作品的文学艺术性，有助于其作品成为多元化时代美国文学的经典。
综观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中国意象书写是破解其创作目的、认识其美国作家身份的关键所在。谭恩美在小说中不断再现传统与现代的中国，不同时期中国意象的表述不仅是其构建美国作家身份的基础，同时也是其美国作家身份的真实反映。其小说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兼有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两方面，这种两面性是谭本人兼有华裔和美国人两种身份观照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结果。同时，正是这种介于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中国意象表述形成了一股文学张力，使其作品具备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成就了谭恩美在当今多元化的美国文学时代一流作家的身份。
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构成其美国作家身份的基础。作为第二代华裔，谭恩美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其母亲的经历与讲述。母亲的个人经历影响了谭恩美的整个创作。谭恩美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一些时候，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p.250谭恩美的母亲移民美国是在痛苦经受传统的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后作出的选择。母亲讲述的经历在谭的作品中随处都有反映。母亲的讲述成为谭恩美笔下中国意象的最初渊源。有很强的真实性。在其前四部长篇小说中，主要人物述说有关中国的记忆占据小说的主要部分。从《喜福会》中的吴宿愿、许安梅、容林朵、顾影影到《灶神娘娘》中的江薇莉、《通灵女孩》中的李宽，再到《正骨师的女儿》中的刘露玲。这些主要人物无一不是谭恩美讲述中国意象的代言人。她们将移民美国前的中国经历述说给自己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女儿／妹妹。她们年轻时那痛苦而又不堪回首的故国经历在女儿／妹妹的眼中是真实的，但同时又是异国情调的。传统中国的“东方性”在文明、现代的美国面前是真实可辩、客观存在的。正是这一点使谭恩美作品吸引了主流读者的关注。她笔下的中国意象适时地满足了主流读者的东方主义文化期待心理，为其敞开了一扇了解神秘、具有异域风情的“中国”之窗。
谭恩美作品中国意象描述的历史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小说主人公对解放前传统中国时期妇女悲惨命运的讲述：(2)近现代时期中国历史事件的再现：(3)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节日、风俗的阐述：等等。这三个方面都大大增强了谭恩美作品在主流读者视野中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首先，旧中国社会妇女问题。作为谭恩美小说中国意象书写中异常重要的一方面，紧紧扣住了主流读者群的心弦。在传统中国时期，女性被迫承受父／夫权的压制，在婚姻选择上毫无主动权，父辈／丈夫主宰着她们的命运。谭恩美作品中女主人公对自己在旧中国痛苦经历的回忆和讲述无一不是在指责传统中国父／夫权对年轻女性的压制，“那就是中国。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她们没有选择。她们不能言说。她们无法逃脱。那就是她们的命运。”p.272这些女主人公最终都被迫成为传统父／夫权制的叛逆者。她们无法在传统中国言说自己，选择逃向新大陆，开创新人生。但是，有关旧中国的记忆则成为她们割舍不断的情结，随时会闯入她们与女儿／妹妹的微妙关系之中，这又使得她们在女儿／妹妹面前成为中国传统父权制的代表、异质文化的化身。在母女关系的挖掘中，谭恩美将传统中国条件下妇女的悲惨境遇以刻骨铭心的记忆重现在作品中，这给其小说打上了深深的真实性烙印。
其次，在作品中再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是谭恩美书写中国意象的另一历史真实性体现。谭恩美作品中主人公讲述自己亲历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很好地佐证了历史学家们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日军的侵华历史。按照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观点，文学作品有其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客观讲述人们的社会生活历史，与历史学家编写的人类历史一样，构成记载人类历史多重版本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版本。读者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一定时期、一定国家、一定群体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作品再现了人类历史。小说《灶神娘娘》中，谭恩美通过女主人公江薇莉的记忆讲述。历史而真实地再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的种种暴行。美国评论家贝拉·亚当姆斯(Bella Adams)研究认为，小说《灶神娘娘》的价值就在于它再现了“世界上那一特殊阶段的历史，也就是日本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p.9。同样，在《喜福会》和《正骨师的女儿》中，谭恩美也将女主人公的命运置于日军的侵华战争这一背景之中。《喜福会》中，由于日军的侵略，吴宿愿被迫背井离乡到中国的大西南城市昆明躲避战祸。然而。日军很快侵入云南省。吴宿愿不得不带着孪生女儿逃往重庆寻找丈夫，途中却又被迫遗弃孪生女儿。吴宿愿的个人战 争经历是四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悲惨命运的缩影。而《正骨师的女儿》中刘露玲的战争经历更是在诉说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行径。谭恩美在作品中通过真实再现日军的侵华历史凸显了传统中国时期中国妇女无时无刻不是受害者的境遇。
最后，谭恩美小说对传统中国文化中一些节日和风俗的阐述对于美国主流读者来说无疑就是中国风情介绍录。谭恩美小说中有关中国传统的春节、中秋、婚嫁、丧礼、烹饪等等多方面文化意象的传递承载着文化上极强的真切性。小说中，谭恩美往往从细节着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阐述。比如，在《喜福会》中，谭恩美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描写了顾影影一家的中秋之日：早餐时家人悠闲自得：餐后父亲和叔叔吟诗解词：孩子们享受月饼的美味：去太湖游船前一大家子着新装、备厨具、竹席和食物：坐人力车去太湖：登游船、吃活虾如此等等的细节。而中秋之日的太湖则是游船济济，好一派中国传统节日气象。在《通灵女孩》中，谭恩美通过奥莉维娅的眼睛描述了大妈的遗体入殓的过程：大妈的头被用纸掩着，上身着七件衣服，下身穿五条裤子，入殓后，棺材旁还系着一只活公鸡等等。谭恩美小说中如此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详细书写，对于主流读者来说，活灵活现、如果置于眼前，大大满足了他们了解东方中国的文化渴望。
在文学的虚构性方面，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又是其美国作家身份的真实反映。她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母亲，但“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p.3。她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在体现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更多的在于其文学虚构性。这种以历史真实性为铺垫带有极强文学虚构性特征的中国意象书写体现了谭恩美作品的创作本质：美国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意象书写。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中国意象书写的文学虚构性始终和其历史真实性如影随形，并形成其小说的一个独特维度——一股闪现于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文学张力。首先，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的艺术，是建立在大量记忆基础上的艺术想象。“谭恩美希望取信于她的读者。使他们视她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具有知识的局外人，一个对如何处理带有东方色彩作品并不陌生的向导。”p.146她“在其作品中充分运用记忆、想象和现实材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进行利用以服务于其创作目的——走向中心。”由于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得知于母亲的讲述和美国出版的书籍，在其作品中，谭恩美经常会误读一些中国文化。并且将中国意象神秘化。谭恩美对中国文化认知的不确切性加深了其作品的文学虚构性和艺术性。她在小说中会经常穿插一些带有主观性理解的中国民间习俗和文字以及汉字拼音，甚至历史的绍介，不断将中国意象神秘化。比如，在《灶神之妻》中。“堂姐”被表述为“糖姐”、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被中国飞行员们称为“陈闪闹”等：在《正骨师的女儿》中，中国人的迷信、鬼魂之说、汉字形象等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一呈现给读者。邹建军教授认为，谭恩美小说中的“这种东方神秘意象的呈现，是小说本身的艺术表现与艺术表达的需要，有助于作家创造自己独立的艺术结构、塑造自己鲜明的艺术形象、构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等，而不是处于一种与艺术相分离的外在的形态。”谭恩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意象是一位美国作家笔端的一种艺术想象，而不是一味地历史再现。
其次，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作品主题和情节展开的艺术背景。在母女关系主题上，谭恩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华裔女性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某种意义上的谅解。母亲们将记忆中的故国印象和自己的痛苦与不幸婉婉道来，女儿们对于母亲们的唠叨和喋喋不休总是回以嗤之以鼻，这种僵化的母女关系在本质上反映了中美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母女间的谅解最终都由代表美国文化的年轻一代女性首先做出让步。这种对母女关系的表述无疑就是在展现作为“大熔炉”象征的美国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现代性，而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表述中毫无疑问地成了“东方性”的代表。2006年夏秋之季，因其新作的中文改译本《沉没之鱼》在中国出版，谭恩美第15次来到中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说：“我讲述我母亲。这也是我试图理解自己的方式。同时。我的写作也是为了让母亲理解我。……我不在意自己的身份。我只是试图理解我的亲人们动荡的经历和生活。”谭恩美在其创作中一直探索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她这种对母女关系的态度和认识是一个典型美国人的理解，尽管她生有黄皮肤和黑头发，尽管她描述的母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基础的。
最后，谭恩美对当代中国意象书写的缺乏客观性进一步凸显了其美国作家身份。当代中国意象书写在谭恩美的作品中时有穿插。在小说《救鱼不溺死》中，谭恩美刻画了当代中国的部分意象。她对当代中国的关注点不是现代都市的正面形象和中国现当代女性的文化进步性，更多的而是其负面形象以及偏僻的中国边境小镇。从云南丽江宾馆房间的昏暗、狭小和毛巾的老旧，到美容院的搔首弄姿、打扮与同龄美国女孩截然不同的女服务员。再到路边小店的脏乱和服务态度，再到操着蹩脚英语的退休女英语教师担任的导游形象，再到不了解美国人婚姻和性观点的CCTV女记者形象等等。无一不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和对当代中国意象有选择性的“快门式”的定格。谭恩美到过中国大陆不下十来次，但她在作品中刻意凸显这些负面的中国意象，显然是其美国作家身份作用的结果。
然而，多数美国批评者和读者过分看重谭恩美作品中故事描述的历史真实性，认为谭恩美笔下的那些有关中国的故事填补了他们认识中国时的空白，而且，谭恩美作品中的一个个中国意象描写适时地满足了主流读者的东方主义文化期待心理。最终，谭恩美的作品被选入美国学校的文化介绍课本，作为非小说对待。对此情况，谭恩美本人甚是怨言满腹。她特别反感主流评论家们一味地以非小说。描写文化冲突、移民、或以族裔文学为主题等等的分类将其作品边缘化的倾向。她再三强调，她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如果她对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了解很清楚的的话，那她就是一位社会学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作家了。她认为当代作家有必要说出自己的创作目的，“那样可以作为矫正他人对他们创作目的的妄自揣测”p321。在其2003年出版的非小说著作《命运的另一面》及在多个被采访场合，她曾反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不得不给自己某种身份，我会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我相信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的情感、想象和兴趣都是美国人才有的。我的特征可能是华裔美国人，但我认为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p.310从作家本人的观点来看，众多批评家并没有更多强调其作品的文学功用，特别是其文学虚构性。事实上，谭恩美在其作品中始终以一个美国作家的眼光观察中国，并以文学虚构性的中国意象书写为背景来探究当代美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华裔学者黄秀铃教授在分析谭恩美“神话式”的成功时指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各种不同传统的汇流点上来看谭恩美的作品，那么她传奇性的成功将会比较容易理解：而这每一种传统都具有其本身的历史及意识形态和形式上的要求：‘主流’女性主义作品：亚裔的母系文学作品：关于东方的、表面的人类学(或民族学志)，华裔的‘导游’式作品：民权时代后的灵魂探索：中国式的《飘》多元化主义的口号：及里根时代关于物质主义的评论。”p.153这种对谭恩美的成功鞭辟入里的分析是建立在谭恩美的美国作家身份基础之上的。而谭恩美的华裔血统则是其成功的飞天之翅。“事实上。谭恩美开始创作的是一种美国文学的新样式。”p3.p28在当代多元化美国文学时代，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在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更多的是其艺术虚构性，也是作家本人用文学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媒介。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书写始终是一个值得揣摩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