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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月月，一个普通的外地姑娘，凭借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北京立足并有了自己的家。然而，这个当年向她敞开怀抱的梦想之地，如今已令她走投无路。去或留，这是千万个“武月月”面临的难题。决定放弃梦想比决定追逐梦想更艰难，“出京”比“进京”更牵扯人心。
上 篇
武月月恋爱了。听到这个消息时，钟鸣禁不住愕然一怔。当时他还不太相信。信了之后，心里的感觉有点儿乱七八糟。
钟鸣第一次见武月月是在一年前。当时他餐馆的生意不大好，主要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他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整条胡同才只有两家餐馆，两年不到，大大小小的餐馆就增加到了十几家。到了饭口时间，每家餐馆门外都站着一个服务员，专门招揽顾客。这边喊着“米饭面条水饺家常炒菜”，那边招呼“东北特色，量大实惠，吃饭请到里边坐！”争先恐后，此起彼伏。有胆子大的服务员，干脆就拉着街上的行人往餐馆里拽，拽得对方一怔一怔的：“干啥干啥？我刚吃完！”把人乐死。
有天中午，钟鸣的餐馆一个顾客也没有。正郁闷，刘专管来了。这个工商所的专管员是个大胖子，五十多岁，长得慈眉善目，脸上却很少能见到笑容，总是绷着。此人的优点是工作认真，缺点是太认真，过不了三天两头，他就会在这条小街上出现一次，不是挨家挨户地查这查那，就是站在小街上盯着哪家的商号牌子，长时间地瞅，也不知道他瞅啥。有时他还掏出个小本子，记上点儿什么，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特别认真，特别琐屑，给人一种没事找事、婆婆妈妈的感觉。不过，这个大胖子倒是不坏，有时候还挺热心。
那天刘专管是来查盐的。所谓查盐，就是检查餐馆里的用盐是否安全，什么品牌，购于哪个渠道，有没有正规发票等，都要查，十分啰唆。但用不了十天半月，刘专管就会来啰唆一次，而且那叫认真。盐袋上字太小，看不清，他就拿出个小放大镜来，对着盐袋，忽远忽近地找距离，照。查完了盐，刘专管环视了一下餐厅说：“怎么着？这段时间不灵啊！”
钟鸣苦笑说：“不是打八折，就是吃一百送五十，都这么瞎折腾，我还灵啥呀灵。”刘专管不以为然地绷着脸：“您哪，甭管别人怎么着，做餐馆关键是得有特色，我见过一个叫‘满堂红’的餐馆，人家那里每天都是排队吃饭，我建议您去品尝一下人家的菜，开餐馆，您得知己知彼，不学习哪成？”接着，他就告诉钟鸣那个餐馆在什么地方，坐哪路车，絮絮叨叨，不厌其烦。
当天晚上，钟鸣就带着厨师陈五湖去了“满堂红”。确如刘专管所说，那家餐馆的生意果然火爆，大厅里有三十多张餐桌，几乎座无虚席。钟鸣和厨师翻看了半天菜谱，还没等点菜呢，却被一个服务员道破了身份：
“两位是做餐馆的吧？”
那个服务员就是武月月。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钟鸣问她当时她是怎么知道他和陈五湖是做餐馆的。武月月告诉他：根据他们看菜谱的神态，还有陈五湖的手腕上有两块刚刚被油烫出的伤疤。钟鸣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武月月的眼力。但当时，他却实实在在地一怔：
“你怎么知道？”
女孩儿嫣然一笑：“我会相面。”
钟鸣不相信她会相面，却发现那个女孩儿很不一般。她身材苗条，眉清目秀，说话好听，笑起来好看，给人的感觉既亲切，又不失分寸。干起活儿来更是一把好手——收桌，上菜，迎来送往……在嘈杂的就餐大厅里往来穿梭，既洒脱又沉稳，一点都显不出手忙脚乱。当时陈五湖就建议钟鸣，把她“挖”过去。他说一个餐馆的生意好坏，和服务员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好服务员，就是店里的一块招牌。钟鸣承认陈五湖说得有道理，只是挖人墙脚的事他做不出来，也不愿做。他刚开餐馆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就是被人“挖”走的，女孩叫刘乐美，客人点菜时，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客人：先生，来只甲鱼吧。客人就来只甲鱼，她说：先生，来一斤基围虾吧。客人就来一斤基围虾……全是贵菜！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服务员，没多久就被一个常来吃饭的客人挖走了，说是卖服装去了。真是缺德！现在，他哪能做那种损人利己的事呢。不过，在陈五湖的建议下，离开“满堂红”时，他还是悄悄地给那个女孩子留了个电话，告诉她，假如有一天她不想在这里工作了，可以随时到他的餐馆去。当时那个女孩子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啥也没说。
大约过了两个月，钟鸣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满堂红”的服务员，问钟鸣还记得不记得。钟鸣想了半天才突然有了印象，他说当然记得！她问钟鸣餐馆里需要不需要服务员。
钟鸣的餐馆不大。平时店里有四个服务员。几天前，有个女孩儿不干了，说是有家洗浴中心要聘她。人往高处走，聘就去呗，很正常，再招就是了。只需往餐馆的窗子上贴一张“招聘服务员”的纸条，应聘的女孩子多的是。你可以随便挑，任意选。不像现在，北京城里大小餐馆几乎没有不缺服务员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当年蜂拥而入的那一代乡下女孩早被城市消费殆尽，她们老了，不中用了，如今进入城市的新一代女性不是没有，很多，但愿意从事低等服务业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是招个普通的服务员，比找个对象还要难。只是，正因为可以随便挑，任意选，当时钟鸣和桂萍挑来选去了好几天，竟然没有一个相中的。来应聘的女孩子不是个子太小，就是长得不太好，有的甚至还不会说普通话。就在这时，一个求之不得的服务员主动找上门来，这岂不是雪中送炭吗！
两天后，武月月来了。在此之前，钟鸣夸奖那个女孩如何出色的时候，妻子桂萍还不以为然。她说光你夸不行，来了，还是老规矩，试工三天，行就留下，不行就打发！可一见到武月月，桂萍竟禁不住眼前一亮，立刻就把她的“老规矩”改了，人也变得谦虚起来，她微笑着说：“姑娘，我们这是个小店，你先干两天试试，觉得顺心就留下，不行也别勉强，就算咱姐儿俩没缘分！”
武月月笑了：“大姐这人有意思，别人招工都是要试打工的，你却让打工的试试你的店行不行。就凭大姐这句话，不管店大店小，我就在这里干了。”
桂萍发现，正如钟鸣所说，武月月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不仅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还长了一双欢乐的眼睛，一颦一笑，一个眼神都讨人喜欢。工作起来更是没得说，她不用托盘，一只手就能端四碗米饭。桂萍总担心那饭碗会随时掉到地上，但总是不掉。客人见了，都直伸大拇指。最让桂萍佩服的是，她还善于应对各种各样的麻烦。开餐馆的人都知道，什么档次的餐馆进什么样的人。餐馆越小，遇到的麻烦就越多。什么菜咸了，菜淡了，菜量太小了……总有人挑你的毛病。一旦在饭菜里发现了不该有的东西——那就更糟啦。无论服务员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饶，不但不饶，还想把事儿往大了整整，于是把手一挥说：“去，把你们老板叫来！” 以前，无论是钟鸣还是桂萍，他们最怕遇上这样的茬儿了，道歉没用，退菜不行，最后不是打折就是免单，否则就会没完没了。自从武月月来到餐馆，每当遇上这种情况，用不着钟鸣和桂萍出面，她就把事情摆平了。有一次，桂萍正站在吧台里收款，忽然听见有人不是好声地喊了一句：“服务员，过来！”她扭头一看，是个亮着光头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不知道是个假艺术家还是个伪流氓，火气非常之大。吓得桂萍赶紧转过脸来，都不敢往那边看了。不一会儿，武月月走过来，把一小块白色的皮筋放在了吧台上。小声说道：“是米饭里的。”
当时桂萍的脸色都变了：“那怎么办？”
武月月笑了笑：“没事了，人家说嚼不动。”
桂萍这才松出一口气，她立马捏起那块皮筋要到厨房里去找伙计。武月月一把拉住她：“姐，厨房里正忙着，过后再说吧。”
事后，桂萍对钟鸣一个劲儿地夸奖武月月，说她既能遇事不慌，又滴水不漏，作为一名服务员，她可真是太有经验了！
说到“经验”，武月月更是一套一套的。她认为，做服务员首先要学会“推菜”。所谓推菜，就是向客人推荐菜。为什么要推菜呢？一是备料多，却没人点的菜，必须推出去，否则时间一长就不新鲜了，甚至不能用了。这样就会增加餐馆的成本。二是店里有什么特色菜，也得推荐，顾客本来不想点这道菜，经过服务员一介绍，说不定客人就要了。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在消费上也是，先来的客人要了，后来的客人一看，可能也会点这道菜，如果客人都点同样一道菜，时间一长，这道菜就成了本店招牌菜和主打菜了。三是要推那些价钱高的菜，道理很简单，只有客人消费高，利润才会大。
当然，推菜的时候也不能硬推。武月月的经验是，看人行事。比如是新顾客，就给他们介绍好一点的菜，贵菜；老顾客就没必要了，除非店里上了什么新菜，就没必要建议他们吃什么了。还有，如果是老顾客请人吃饭，千万不要向他推荐贵菜，如果他不想多消费，他会觉得你在他客人面前让他难堪，甚至是有意宰他。再比如，一男一女两个顾客来就餐，首先要看他们是不是夫妻。是，就不能推荐那些好菜、贵菜，作为家庭主妇，一般都很节约，她肯定不吃太贵的菜；如果不是夫妻，就专挑贵菜推，一般情况下，男人是不好意思不要的。总之，就是要看人下菜碟儿。还有一条：无论推菜，还是客人自己点菜，当然是他们消费得越多越好，不过也要掌握一个度，觉得菜点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提醒顾客一句，说，差不多了，不够再加，吃不了浪费。这样客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替他节约，为他着想。
说到收款，也有讲究。武月月告诉桂萍：在餐馆里，会经常遇到客人争着买单。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有没有老顾客，如果有老顾客，就收新顾客的钱，因为新顾客是老顾客带来的，不收老顾客的钱，他心里就会明白你是在照顾他。
“如果都是新顾客，或者都是老顾客呢？”
“那就看他们争着付钱的态度，哪个是真心实意，哪个虚情假意。谁虚情假意，就收谁的钱。因为仗义人总是仗义，得照顾他。再说，这次你让他省下了，过不了几天，他可能还会到这里把上次没花出去的钱消费掉。”
这就是武月月。无论钟鸣还是桂萍，他们不得不承认，餐馆里这点事全让她琢磨透了。可有个问题桂萍想不明白，她沉吟着说：“我就纳闷，放着‘满堂红’那么大的餐馆她不干，为啥跑到这么个小餐馆来了呢？”
武月月命不好。出生在河南农村，她十六岁之后父母相继去世，她便跟着唯一的哥哥相依为命。十八岁那年，她高考落榜后回家务农，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摸了一个遍。两年后，为了让哥哥到村里小煤矿去上班，嫂子非要把她嫁给村主任儿子。村主任家庭条件没得说。一座四四方方的红砖大院，院里有摩托车，有四轮拖拉机，还有村子里唯一一座小二楼。只是村主任的儿子却不怎么样，五短身材，眯缝眼儿，满脸疙瘩，形象差得像一只皮球，还大舌头——说“怎么”的时候，说“肿么”；说“这”的时候，他说“介”。
“你介人肿么介样啊。”
武月月告诉嫂子，她不想嫁人。死也不嫁！从此，那个满脸横肉的嫂子就再没给过武月月一个好脸儿，动不动就会来一通指鸡骂狗，指桑骂槐。武月月暗气暗憋，却无可奈何。哥哥是个老实人，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平时老婆打个喷嚏都被吓个哆嗦，实在是窝囊。武月月看不得嫂子那张冷脸，又得不到哥哥有力量的帮助，她决定到北京来打工。离家时哥哥没给她钱，说实话，即使想给他也没有。家里的钱都是由嫂子掌握着——嫂子却没给她一分钱。当时，是本家一个大伯给了她五百块钱的路费。坐在通往北京的火车上，武月月还委屈得直流泪。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家了。
来到北京之后，她到处漂泊。做保洁，当保姆，最初还在郊区一个木工厂里干过几天小工，搬木头，每天扎得满手都是刺儿！几经周折。直到一年后，才到一家餐馆里当上了服务员。后来她虽然换过几家餐馆，却再也没有离开过服务员这一行。这一次，她之所以离开“满堂红”，完全是因为刘志刚。
刘志刚是“满堂红”的配菜师。小伙子聪明、能干，特别是刀工很厉害：切、片、斩、劈，所有的刀法无所不精。最拿手的是松鼠鳜鱼和菊花鱼，打出的花刀薄如蝉翼，过油一炸，真是好看！小伙子长得也行，眉清目秀，眼睛很漂亮，两片嘴唇总是紧绷绷地抿着，一副很自信的样子。没事的时候，伙计们喜欢聚在一起聊闲篇，畅谈各自的理想：有的说将来开餐馆，自己当老板；有的说想去卖汽车；甚至想去搞音乐的人也有。而刘志刚却略有不同，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多攒钱，回乡下盖上三间大瓦房，再娶个好看的老婆：“没事就搂着睡啊！”一句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就是这么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却偏偏喜欢上了武月月。每天下了班，他都缠着武月月找个地方去“谈谈”。武月月不跟他谈，他就用烟头在自己手腕上烫着玩儿，一烫一个小坑儿。已经烫了五个，像一朵梅花。武月月没想到，爱情对一个人能产生这么大的破坏力！她害怕了。为了摆脱刘志刚，她只好向老板编了个理由，说家里有事，让她马上回老家。这样她才离开了“满堂红”。 钟鸣和桂萍不知道武月月的经历。她自己不说，也不便去问。对于店里的伙计，他们的原则是，不管来自河南河北，还是山东山西，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五湖四海一家人。对于武月月更是如此。由于她表现出色，他们不但先后两次给她加了工资，还把前厅后厨的协调和管理全都交给了她。
武月月不负重托，她有这个能力。没多久，就把前厅后厨的伙计协调得言听计从，使整个餐馆变成了很有凝聚力的小集体。作为老板，有了武月月这么个好帮手，无论是钟鸣还是桂萍，都觉得越来越省心。
时间一晃过去了一年。
又是春天。北京吹来和煦的风。树绿了，花开了，就在这时候，武月月恋爱了。特别突然。
武月月恋爱的消息是桂萍告诉钟鸣的。当时钟鸣还不相信，准确地说，是在潜意识里不愿意相信。他问桂萍武月月和谁恋爱了。桂萍却卖了个关子，用一副很有成就感的表情看着钟鸣，让他猜。钟鸣沉吟了一下，立刻想到陈五湖。
前边说了，陈五湖是店里的厨师。当初正是因为他的建议，武月月才来到钟鸣的餐馆的。小伙子是安徽人，浓眉大眼，相貌周正，就是胖点儿。其实把“胖”放在厨师身上，倒算不上什么毛病，相反，一个骨瘦如柴的厨师，倒往往让人觉得不像个厨师，甚至会对他的手艺产生怀疑。
陈五湖手艺不错。他上过烹饪学校，学过食品雕刻，菜路子比较宽，什么川鲁粤，家常菜，都行，都能做。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研制出一道新的菜品。什么“韭菜炒野螺”“酸椒鸡杂碎”……客人挺喜欢。不过陈五湖有个毛病，他喜欢骂人。工作一忙起来，他就会变得叽叽歪歪。服务员到厨房窗口去催菜，说：“快点吧，再不上，客人就退菜啦！”这时候，即使手忙脚乱——用他自己的话说——连放个屁的工夫都没有，他也得转过头来骂一句：“叫唤你妈他蛋，再快，也得炒熟了吧！”因此几个服务员经常告他的状：“桂萍姐，你听见了吧？陈胖子又在厨房里骂人呢！”为此，桂萍没少两头和稀泥。她一面安慰服务员，说陈师傅也是着急，骂就骂吧，你们就装作没听见。一面又批评陈五湖，告诉他不能总骂人，骂人不文明。即使这样，陈五湖也管不住他的嘴。事后，据他自己解释说，其实他心里也没想骂，就是习惯了，一着急，就不知不觉地溜达出来了。
自从武月月来到店里之后，陈五湖就像换了个人，突然文明起来了。以前的白色制服上总是带着油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工作服越来越干净，到前厅吃工作餐，肩上总是搭一条雪白毛巾，很有派头，特像个大厨。忙起来的时候，不论谁催菜，怎么催，他都不急不恼，总是那么从容、镇定。同时，人也变得快乐起来，每天哼着欢乐的歌曲，或吹着优雅好听的口哨，而且净说一些俏皮话，把人逗得哈哈笑。这时候的陈五湖，好像内心里装满了幸福，好像生活就应该这么轻松畅快！可没多久，陈五湖又不快乐了，一天到晚，神情忧郁，心事重重，听不到他唱歌，也听不到他说笑，即使和伙计们坐在一起吃饭，也很少说话，那副只顾盯着饭碗吃饭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拘谨，甚至有点腼腆，仿佛是个新来的伙计。
有一天，是武月月生日。像所有伙计过生日一样，桂萍让陈五湖做了一大桌子菜。晚上打烊后，店里的人围桌而坐，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地给武月月过生日。就在筵席即将开始的时候，陈五湖像个魔术师似的，突然亮出了一手绝活儿——用双手把一只金色的凤凰放到了桌上。当时，所有的女孩子都禁不住“哇”了一声，就连钟鸣也一时呆住，没想到陈五湖还有这么一手！仔细一看，那只金色凤凰是用南瓜雕刻而成。不同部位用了不同的材料——黑色胡椒粒巧妙地做了凤凰的眼睛；玛瑙般的樱桃点缀着层层叠叠的凤尾；白萝卜雕刻出了凤凰脚下的白玉架；碧绿的芹菜梗上，绽放着两朵用红萝卜雕出的玫瑰花……整个作品惟妙惟肖，气韵生动，色彩搭配、造型，甚至每一处细节都非常成功，令人叫绝。武月月合握着手掌，屏声敛气，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唯恐一出声，它就会立刻被惊飞似的！其他伙计则众口称奇，好一番喝彩之后，又愤愤不平，质问陈五湖，别人过生日，他不是雕个小鸡，就是刻个小狗，为啥给武月月刻了个金凤凰？“说的就是！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想做一棵梧桐树啊？”几句话，让在场的人哈哈大笑。陈五湖也笑，只是笑出来的样子有点儿傻，而且连一句敷衍和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脸上却红过好几阵。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
这是普希金的诗。虽说是餐馆小老板，钟鸣却没少看过书，他还记得这两句诗是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看到的。同时作为男人，他自然能体会到另一个男人的某些心理。想到平时陈五湖在武月月面前的种种表现，他断定，武月月的恋爱对象必是陈五湖无疑。
然而，钟鸣的猜测把桂萍都气乐了。
“什么眼神儿呀？你可真是把武月月瞧扁了。”
听口气，仿佛陈五湖根本配不上武月月，仿佛两个人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你还记得常来吃饭的那个小杨吗？”
“当然记得。”
“人家才是月月的男朋友呢。”
桂萍的话，让钟鸣愕然一怔。正如开篇所说的那样，当时他还不大相信，信了之后，心里感觉有点儿乱七八糟。
“常来吃饭的那个小杨”叫杨浦。北京人，中等个儿，身材偏瘦，稍微有点儿水蛇腰。看上去很谦卑，其实很慷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爷们儿。有一次，他伙同几个人来店里吃饭，走时忘拿了背包，武月月追出好远还给了他。此后他便成了这店里的常客。俗话说“吃惯嘴，跑顺腿”，平时，到钟鸣餐馆里吃饭的人，也大都是一些常客。当然常客也是匆匆过客，除了脸熟，没几个人给钟鸣留下过特殊的印象。他之所以记住了“小杨”，是因为那个小伙子和所有的顾客不一样。别的顾客是餐后买单，小杨却是餐前付款，还不是一次一付！有一次，他竟把一千块钱拍给了武月月，告诉她：吃多少扣多少，剩余的，就放在餐馆里，下次吃。那是20世纪90年代。按照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准，像钟鸣这样的小餐馆，一餐饭，人均消费上十几块钱，就足以吃得不错了。一千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况且，开始的时候他是三五个人小聚，几次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人——要一盘小炒，一盘油炸花生米，几瓶啤酒往桌上一摆，一坐就是一晚上。结果两个月没过，或许那一千块钱还没有花完呢，他竟然成了武月月的男朋友。 按常理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武月月属猴，已经二十四岁，作为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如果不是跑到北京来打工，早就做了孩子的妈也未可知，确实该考虑婚姻大事了。可听说武月月的男朋友是“小杨”，钟鸣还是深感意外。他定定地看着桂萍，半天才憋出一句：“高了吧？”
桂萍不这么看。虽然杨浦是北京人，家庭条件却很一般。他父亲是退休的公交车司机，母亲是玩具厂的退休工人，他虽然在派出所上班，却是个临时的协管员。“你说吧，就凭武月月，哪点配不上他？”
“这不是配得上配不上的事，”钟鸣的逻辑是，“你得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武月月毕竟是乡下人。”
“乡下人不能跟城里人结婚？”钟鸣没吭声，桂萍又追问了一句：“你就说能不能吧！”
从经验上说，老板能和伙计处成朋友的不能说没有，但不是很多。而桂萍和武月月却偏偏处得像亲姐热妹。桂萍信任武月月，也呵护武月月；武月月对桂萍更是姐长姐短，无话不谈，哪怕是个人的隐私。桂萍记得，前段时间，武月月还跟她说起过大鼻子的事。大鼻子也是常来餐馆吃饭的顾客。五十多岁，北京人，据说他开了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有钱！他喜欢武月月，一直想把她拉到他的手下去。武月月不去。他又提出让她做干女儿。
“姐，他说要把我户口迁到北京来，你说可能吗？”武月月问桂萍。
桂萍想了想：“我看没那么容易，他有那么大的门子？这可不是县城，这是首都！让我看，这个干爹咱不能认。再者说，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干爹和过去也不一样了。说句不好听的，有人用干爹做幌子，说不定想干啥呢！”
武月月信了桂萍的话，没认那个大鼻子做干爹。但通过这件事情，桂萍看出武月月是个有生活目标的人，她总是把眼光放在城里人身上，如果说认什么干爹的事纯属扯淡，找个城里的男朋友，名正言顺，没什么不可以。对于武月月来说，倒是一件如愿以偿的事。
钟鸣很想说：女人就是这样，总想攀高枝。但他没那么说。“我觉得这事有点儿玄。一个吃饭的客人，她了解吗？别的不说，整天下餐馆，喝小酒，就凭这一点，武月月也欠考虑。”
“男人得调教！”桂萍说，“你放心，月月那么精明个人，啥样的男人她哄不转啊！”
钟鸣没再说什么。既然不可置信的事已经成了事实，别说是武月月，就是自己的亲妹妹，他也不可能棒打鸳鸯散。接下来的问题是，武月月恋爱了，她还能不能在餐馆干下去？说到底，这才是钟鸣最为担心的事。
恋爱后，武月月没有离开餐馆，也看不出她想要离开的意思。她工作一如既往，也许是受了爱情的鼓舞，反而比原来还尽心尽力。不过，大约过了两个月，她便从宿舍搬出去了。
据说这是杨浦的主意。以前杨浦总到店里来吃饭，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默默地注视着武月月。恋爱之后，他就常把武月月带到别的餐馆去了。吃了饭，两人还要拉着手，或者被杨浦一只手轻轻搂着腰，像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一样，在街上散一散步。末了，再把武月月送回宿舍去。有天晚上，他们去了附近一个街心公园。正是夏天，消闲的人很多，曲径通幽处，人来人往。长椅上坐着一双一对的青年男女，大都是在附近打工的人。有的耳鬓厮磨；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则不管身边有没有行人，竟像蛇似的绞在一起，动情地长吻。
“看见了吧？谁说你们乡下人封建啊，让我看，比城里人还开放呢。”杨浦厌恶地说。武月月不同意：“去你的吧，这种事谁不想背人？关键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空间。”杨浦想了一下说：“倒也是这么个理儿。”接着他突然受到了启发：“哎，对了，月月，你干吗不搬出来住啊？”
杨浦家有两小间平房，就在附近一条胡同里。几年前，他父亲的单位在和平里给他调配了一套两居室，虽说是旧楼，但旧楼也比平房强，一家三口快快乐乐地搬了过去。此后那两间平房一直出租给外地人。前不久，一个外地房客违法贩卖毒品出了事，此后，这间房子就再也没敢出租过，至今还空着。
开始的时候，武月月不想搬，她说住在宿舍挺好的。后来，杨浦三番五次动员她，又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买了一套崭新的被褥……武月月觉得再拒绝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她只好试试探探地问桂萍。
桂萍是农村出身的人，比武月月大十岁，从观念上说，比较传统和保守，想问题自然要比武月月周到些。听说武月月要出去住，她感觉有些不妥。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乡下的年轻人，一到城里就变得开放起来，别的不说，刚处个朋友，八字还没一撇呢，就租个小房住到了一起。这样的事太多了。以前店里有个厨师，本来老家有妻子，他却总是拉着一个服务员到宿舍去睡觉。被桂萍好言批评了几句，两个人便一甩袖子不干了，到别的地方睡觉去了。有过这样的例子，对于武月月，桂萍就不得不慎重。可以说，为了把武月月留在店里，平时在任何问题上，桂萍都是顺着她，处处维护她的自尊。现在她要搬出去住，虽说是征求桂萍意见，也不过是出于一种象征性的礼节。当时桂萍只是站在“大姐”的角度“点”了她几句。她说：“月月，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想搬就搬，你这么个精明的丫头，搬到哪儿我还能不放心？”
事实上，武月月搬过去没多久，就和杨浦同居了。
那天晚上，餐馆里很忙。杨浦把武月月接回来时已经很晚，他说啥也不走了。武月月连哄带劝：“这哪行呀，你还是回去吧。”杨浦坦然一笑：“末班车都没有了，我怎么回去？你实在不让我住，我就在门外待一夜了。”武月月以为杨浦不过那么说说，他哪能在门外待一夜呢。
她笑着说：“那你就到门外待着去吧。”
杨浦拧着身子出了门。到了门外，他果然蹲了下去不走了。无论怎么商量，就是不动。不但不动，他还反过来告诉武月月，让她赶紧休息！
武月月只好回到屋里。“休息”了一会儿，她侧耳倾听，竟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声，而且越来越大。她以为这时候杨浦肯定走了，可又有点儿不放心，便轻着脚步来到门口，从门缝往外一看，只见杨浦已经坐成了一块石头！任凭屋檐上的雨水往头发上滴，往脖领里落，他都一动不动，落汤鸡似的可怜，又很悲壮。 “真是的，你怎么这样呀！”她嗔怪地把杨浦拉进了屋里。窗外的雨一直不断，时小时大，时起时伏，像是宇宙在呼吸。也就是在那天夜里，武月月心惊肉跳，毫无快感地经历了女孩子的第一次。
作为过来人，桂萍看出了武月月某些特征上的变化，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便不止一次地“点”她说：“月月，我看你和小杨处这么长时间了，都挺好的，抓紧时间结婚吧。”
武月月明白桂萍话里的意思，那就是夜长梦多。其实，这件事武月月也不是没想过。倒不是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不是对于婚后的生活有多么急切的向往，而是自从把身体给了杨浦之后，她在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不落神儿，一句话，过不了婚姻这道门槛，她的心就永远悬着。
但她还是笑了笑说：“不着急。”
其实，武月月的“不着急”，不过是托词。自从和杨浦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杨浦的母亲一直不同意。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干净利落，有派头，很讲究。第一次见到武月月时挺客气，烧水倒茶，还聊了半天家常。可事后，听杨浦说武月月是他新找的女朋友，老太太立刻把一种吃惊的表情摆在了脸上，愣了半天才说道：
“我说杨浦，你什么眼神儿呀？”
接着，老太太向儿子摆出了一大堆问题：
“姑娘倒不错，模样挺俊的，说话也还得体，可千好万好，可惜她是个乡下人！让我说，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她不会像北京姑娘那样，给你带来房子，带来车，钱就更甭说了！结了婚，这家里不成了乡下人的旅馆和接待站才怪，旅游的，看病的……七大姑八大姨，不管谁来，你也不能把人家赶到大街上去，那么没里没面的事儿，咱做不出来。最大的问题是，有了孩子上不上户口怎么弄？得了吧你，甭跟我甩那些个片儿汤话！什么‘随父母双方入户都可以’，说话不走脑子！叫我说，那都是些不着四六的瞎嚷嚷！有文件吗？退一步说，就是政府将来真有了政策，孩子可以上城里的户口，你想想，她连个爹妈都没有，将来谁帮你们带孩子？你们就光指靠着我啊？再说说她的工作，要是个金领白领什么的倒也罢了，啧啧，餐馆服务员！你跟亲戚朋友街坊邻里能说得出口吗？这些个事儿，你可得合计合计，可给我想仔细喽！”
儿子早就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老太太还没完。
“还有个问题我问你，你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啊，还是因为胖丫把你甩了，你就破罐子破摔了？跟你说，那个胖丫也就那么回事儿，姑娘家家的，连个工作也不找，除了胡吃闷睡，就是满街晃荡打游飞。实话告诉你，当初你跟她处对象的时候我就纳了闷儿啦，挺大的脸盘子，脸盆小了都不够用，像个腚改的似的，你爱她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照照镜子，还整天以为自己多靓呢！这种丫头散就散了，也幸亏散了，但愿她能嫁个吃喝嫖赌的二流子。真是的，她瞧不上咱这个家，我还瞧不上她呢。当时我就嘱咐过你，甭伤心！这么大个北京城，好姑娘有的是，找什么样的找不到？有志气你就找个更好的。瞧瞧你，合着我的话全都白说啦！找来找去，你倒把个乡下的姑娘领回来了。这可真是去了个柳木换了个朽木！让我看，她还比不上人家胖丫呢……你闭嘴好不好？听我把话说完。我没说这不是你自个儿的事！你的事我就不能讲个理啦？我是你妈，我得替你着想，知道吗？”
老太太一口正宗的京腔京韵，伶牙俐齿，相当能说。坐在一旁的儿子几乎插不上嘴。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活像一只被煮熟了的大虾。
不过，杨浦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痛苦的人。事后他是这么跟武月月说的：咱俩的事儿，老太太暂时还不太同意，不过没关系，好事多磨。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武月月的身体上磨来磨去，时而从容不迫，时而面目狰狞，像怀着什么仇恨似的，铿锵而有力。事后武月月觉得筋疲力尽，好几个部位更是隐隐作痛。有一次，她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心里想，这么“磨”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儿呢？于是她不得不问杨浦，如果他母亲坚决不同意怎么办？杨浦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说：“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越来越躁动呢？”在他看来，虽然没结婚，可有这座老房子作依托，两个人经常吃住在一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已和结婚别无二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急什么急！”
他告诉武月月，面包会有的，必须一步步来。
第一步就是，杨浦给武月月换工作。他瞧不起武月月干的活儿，说她整天侍候人，低三下四，挣那么几个破钱犯不上。“这么大个北京，干吗不找个体面活儿？”武月月同意让他给找个“体面活儿”，杨浦满口答应。可到头来却一筹莫展。“要文凭没文凭，又没有北京户口，电脑不会，外语更甭提……哎，叫你自己说，你能干啥吧？”那种无奈、抱怨的口气，好像他自己是这方面的能手。
其实，杨浦自己也没有个固定工作，今天干联防，明天当协管，刚在一个朋友的小公司干了不到一个月，便说啥也不干了，非要自己创业，做老板。做就做呗，开店总比打工强。可一连两个月过去了，想干啥都没考虑好。前不久，他才不得不放弃自己开公司的打算，到一个物流公司做了仓库管理员。
经杨浦这么一问，武月月一时找不到自己了。
她喃喃地问：“你说怎么办？”
杨浦想了想说：“哎，对了，我有个哥们儿在保险公司当头儿哪，你去做保险得了。”他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有些激动，“就凭你那两片嘴，死人也说活了，做保险肯定行，赖不了。哎，你说我早咋就没想到呢？得嘞，就这么定啦！明儿你赶紧去把餐馆的活儿给辞了。”
武月月有些吃惊：“那怎么行？”
杨浦狐疑地看着她：“什么叫不行？你丫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愿意离开餐馆呀？”
“不愿意，我也得听你的。关键是你得给我找好了工作再说，万一找不到工作，我辞了咋办？”
“你不相信我是吧？我现在就给那哥们儿打电话！”
武月月制止了他：“得了吧，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明天再说。”
几天过去了，杨浦再没提起这事儿。武月月一问，他才突然有了记忆：“你说保险那事儿啊？不成！我一哥们儿说了，那活儿不能干，弄不好还有危险。” 武月月不解地看着他：“做保险有什么危险啊？”
“你又不明白了吧？”杨浦很在行地说，“现在做保险，你知道怎么做吗？你得到处去跑，上门去联系，去推销，死皮赖脸拉客户。说出来都是笑话，前几天有一女的，就是因为上门去推销保险，不但保险没推销出去，还被人强奸了，知道吗？”
武月月看了杨浦一眼，突然泄气了：“既然这么危险就算了，我在餐馆干着也挺好的。”杨浦立刻否定了她：“开玩笑！整天低三下四侍候人，有什么好？”过了半天，又无奈地说了一句，“你可愁死我了。”
看着杨浦很愁的样子，武月月没吭声。其实，在她—直不愿坦露的内心深处，比谁都愁。
也算是好事多磨。后来杨浦总算给武月月找到一份新工作——做置业顾问，说白了，就是售楼员。武月月离开餐馆时，无论是钟鸣还是桂萍，都有些舍不得。听说这是杨浦的主意，知道武月月是奔着婚姻去的，自然也就不好挽留。当然，武月月也是依依不舍。自从到了北京，她做过许多行当，在钟鸣餐馆里工作时间最长，最顺心，也最受老板的器重和信任。这么一走，她觉得有些对不住老板，特别是对不住总像大姐一样关爱她的桂萍。离开餐馆时，她眼睛里竟有了一层闪闪的泪花。看着桂萍也是泪眼婆娑的样子，她又笑了，做出一种很认真的样子问桂萍，如果她干不了那个置业顾问，再回店里还要不要她。桂萍告诉她，只要她还开着这个店，啥时候回来都没问题，她自己说了算！
她们互相安慰着对方，其实是在欺骗着自己。其实两个人心里都明白，只要走了，武月月不可能再回来。
卖房子不是卖白菜。其中的讲究与策略，要远比当一个餐馆服务员复杂得多。武月月是个可塑性很强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乡下人到了城里可塑性都很强。武月月凭借自己的聪明，经过一段时间岗前培训和“踩盘”实习，很快进入了一个置业顾问的角色。其时正逢秋天，北京楼市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像植物界一样，是个成熟和收获的季节。两个月下来，底薪加销售提成，武月月竟然拿到了一万块还挂点儿零。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能有这样的业绩，算得上非常出色了。
武月月挺振奋。比武月月更振奋的是杨浦。“怎么着？我没说错吧！”听语气，好像不是在为武月月可观的收入而振奋，倒是在为他自己当初的建议而表功。
不管怎么说，这一步武月月算是走对了。重要的是，职业变化和收入上的增加，把武月月的身份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就连杨浦的母亲对她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
其实，自从恋爱之后，武月月也没见过几次老太太。第一次去杨浦家，老太太还客气，因为她不知情。第二次一进门，只那次武月月刚叫了一声“阿姨”，老太太便躲了出去。她还以为老太太很知趣，是有意给年轻人让出一点儿亲热的私密空间呢。哪想到，人刚走到楼下，一段京腔京韵的对话，便顺着三楼的窗子清清楚楚地传进来。
“刚见您家儿子领回个不错的姑娘，是不是谈对象啦？”
“嗨，什么叫‘不错的姑娘’……外地人！”
“哎哟喂，怎么找了个外地的啊？”
“吃饱了撑的呗！现在的年轻人，脑子就这么花花儿。”
“那您可得想想办法，劝劝您家儿子。”
“没办法，劝也不听，啥话都说了，让他自己看着办吧！我说啦，他非要跟这个乡下姑娘结婚，哪儿凉快，跟哪儿待着去！以后别指望家里，爱喝西北风就喝去！谁叫有那么多条件好的姑娘，他不找来着！”
当时武月月被钉住似的坐在屋子里。她看着旁边的杨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一走了之，更是万万不可，生米煮成了熟饭，自己已经是杨浦的人，不能因为一时的尴尬置气，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尊严。为此和杨浦发脾气，也不行，没意义。杨浦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是我，我妈是我妈”，“好事多磨，慢慢来”这样的话，况且他本来就是个孝子，能顶住老太太的反对和她继续相处，已算难能可贵了，再用撒气的方式来激他、逼他，她于心不忍。她唯一能做的，就像杨浦说的：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可事后想想，武月月还是觉得憋气。有一天，她问杨浦北京城里有多少个门。杨浦不明就里，什么天安门、地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一说一大串，最后都数乱套了，也没数清楚。
“哎，”他突然疑惑地看着武月月，“你问这干吗？”
“我是想，北京那么多门我都闯进来了，你们家的门槛我怎么就迈不进去呢？”
杨浦一听上当了：“有话直说，你绕什么弯子！”
“那我就直说吧。你妈不是说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吗？我看这房子就不错，常年都见不到个阳光，不是挺凉快嘛！”
“你什么意思？”
“咱就在这间房子里结婚吧。”
“那怎么行？”
“你是怕去喝西北风对不对？”
“什么‘西北风’？你甭给我说那些没用的，肯定不成！”
在杨浦看来，这座平房又老又小，如果用这么个破房子结婚，他的脸在亲朋好友跟前往哪儿搁？退一步说，即使抛开脸面不要，他也不可能娶了老婆忘了娘。
“只要结了婚，就必须得和老人一起过。”
“我没想着要分开过，关键不是你妈不同意吗？”
“我不是说了嘛，好事多磨，得慢慢来！”
一晃，时间又被“磨”去了大半年。武月月再次被杨浦拉到家里，老太太同样是“出去遛遛”，但从楼下升上来的京腔京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听起来，让武月月的心里立刻打开了两扇门。
“您儿子的女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置业的，也就是售楼员。”
“嗬，怪不得看着就不一般，是白领啊，不少拿钱吧？”
“凑合吧，一月七八千吧。”不知道她为什么既谦虚又夸张。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谁知道呀。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个谱啊？能不能处到结婚，还另说呢。” 老太太的话里，不知道是怀着希望还是含着忧虑。不管怎么说，听语气，她毕竟已认可了这种事实。至于“能不能处到结婚”，那就是她和杨浦之间的事儿了。武月月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售楼工作很规律，不像许多小公司那样动不动就加班加点，一忙就是大半夜，把员工熬得灰头土脸，个个像红眼耗子。售楼不这样，通常情况下，晚上六点钟，武月月会准时下班。回到家，如果杨浦有什么事，不能到这间又老又小的房子里来找她，一个人觉得无聊，她便经常到钟鸣的餐馆里去。
在钟鸣和桂萍眼里，自从做上售楼员，武月月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光鲜，她穿着一身不菲的套裙，头发做了离子烫，双手在脖子后边一拢一挑，像黑色的瀑布披在肩上。她谈吐从容，举手投足都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气质，比在餐馆的时候更优雅，更大方。用她自己的话解释，当一名售楼员，首先就得“卖自己”，不仅要做好形象包装，还要磨掉你性格中的各种棱角。说到底，这是职业对一个人的塑造和改变。武月月适应了这种改变。
到了钟鸣餐馆，武月月总是带着一种回娘家般的亲切感。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她和桂萍钟鸣聊聊天；遇到餐馆里吃饭的客人多了，就会像做服务员时一样，前前后后忙起来。武月月的不见外，让钟鸣和桂萍感到很亲切，很喜欢。过去，他们喜欢武月月是因为她是店里伙计，聪明，能干，会来事儿；解除了老板与雇员的关系之后，他们已经把武月月当成了平起平坐的朋友。许多时候，他们会把武月月留下来，围桌而坐，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话题广泛。谈得最多的还是武月月，关于她的工作，关于她的收入；她如何卖楼，怎么提成，等等。有时候，也会说到杨浦。
杨浦这个人，平时说话咋咋呼呼，给人的感觉有点儿位卑言高，其实人还是不错的。武月月已经摸准了他的脾气，得顺着他来。比如，他想说一句什么话逗你笑，即使那话并不可笑，只要你能配合着他嘻嘻哈哈，他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他对武月月也不错，很呵护。武月月的单位在亚运村，每天下班回来，杨浦差不多都在那间小屋子里等着她。有那么几次，杨浦居然笨手笨脚地做好了饭！武月月觉得好温馨，很感动。她以杨浦最满意的方式回报他。杨浦爱喝纯生啤酒，最好是冰的，她就买了一台小冰箱；喝啤酒的时候，杨浦喜欢就着猪耳朵喝，她下班途中总忘不了去一趟熟食店；她自己买袜子一买就是好几双，而且要同款、同颜色的，以便在穿的过程中，坏掉一只扔一只，剩下的两只再凑一双。但对于杨浦，她却从来没有吝啬过。恋爱之后，她先是送给他一个当时很是流行的小BB机，后来又给他配了一部时尚的“诺基亚”。杨浦喜欢下餐馆，她三天两头便会拉上他去撮一顿。知道杨浦收入不多，手头拮据，还要时不时地塞给他三五百，让他“先花着”。到了北京这些年，武月月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平时省吃俭用，一直舍不得去动它，可只要花在杨浦身上，她就会心甘情愿，觉得值。
也许，爱是可以通过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也许，就像杨浦所说的那样：好事多磨。总之整整两年——像是经历了万水千山，武月月终于跨进了婚姻这道门槛。
武月月和杨浦的婚礼很简单，只在一家烤鸭店里办了一桌十四人台的酒席。除了杨浦一家三口，到场的全是亲戚，外人一个没请。按杨浦事先的计划，至少也得邀请一些不错的同学和朋友，热闹一下。“弄得太简单，会让武月月有想法，没面子，好像咱家瞧不起她这个外地人。”老太太不这么看。她告诉杨浦，不是她瞧不起月月是个外地人，而是她不想让更多的人瞧不起他这个北京人！
杨浦生了气，消极地说：“那就干脆连亲戚也甭请算啦。”
老太太却另有她的小算盘：“不请可不成！这些年我随给他们的份子钱，干吗不收回来？”
事后，杨浦给武月月的解释是：“老太太不想大操大办，嫌麻烦。”武月月没意见。在这个城市里，她只身一人，连个亲人也没有，场面越大，她就会觉得越孤单。反过来说，老太太能接受她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她还哪敢奢望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本来，她已经和桂萍说好了，结婚那天，桂萍要以娘家姐姐的身份去参加她的婚礼，及至杨浦说了他母亲的意图，权衡之下，武月月没了主意。最后还是桂萍替她打消了原来的设计，她说，这样也好，入乡随俗，人家说咋办就咋办吧。
说是婚礼，其实也就是请了几家亲戚聚在一起吃个饭。亲戚都是婆婆方面的亲戚。公公是独苗，老家在乡下，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在老家，千里迢迢，请人家也不会来——真要来了一堆乡下人，倒麻烦！所以一律不请。婆婆方面的亲戚都是地道的北京人，接到电话，悉数到场。有杨浦的大舅、杨浦的老姨和他们各自的老伴儿，同时还有杨浦的表哥、表姐和他们的配偶，以及两个五六岁的孩子。
在这些亲戚中，武月月只和杨浦的大舅见过一次面。这个六十多岁的大舅红脸膛儿，人挺胖的，说话有一种嗡嗡的喉音，好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又好像喉咙里堆积了太多的脂肪。但人却挺风趣。据说他二十岁开始当牙医，退休后自己开诊所，治好多少患者就别说了，光拔掉的牙齿足有一麻袋！连自己的半口假牙都是他亲自做的。“你牙没事吧？”他瞪着眼睛看着武月月，“啥时候想弄牙，你只管来找大舅，亲戚嘛，是不是？”
事后杨浦告诉武月月，弄牙也不找他。他说他有一颗假牙就是大舅做的，没几天就发炎了，没疼死！这还不说，他想把那颗假牙弄掉，谁知弄下来比镶上去还费劲！把大舅折腾得直喘粗气，并运用了各种家伙和办法，用锥子挖，用一个小凿子凿，啷、啷、啷，一下又一下地凿……当时的感觉，那是真正的脑瓜仁儿疼！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假牙啪地掉了，一抽气，竟然直接咽进了肚子里。说到这里，杨浦都气乐了：“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我他妈容易嘛！”
武月月结婚那天，大舅被尊为上宾。中国有句俗话：娘亲舅大。同时他的年龄也是最大，便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主位。一见到这个胖牙医，武月月差点儿笑出来。幸亏她立刻叫了一声“大舅”，才变成了一脸笑容和亲切。其余的亲戚，武月月一个不认识。在饭桌前，武月月不缺乏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经验，毕竟在餐馆做了几年服务员。但作为新娘，那些经验全没了用处。事前老太太已经告诉她，来的亲戚都是有身份的人，很讲究，她让武月月尽量少说话，更不要把老家话带到酒桌上来。有了这样的嘱咐，武月月就更是多出几分紧张和小心。在给每一位亲戚敬酒时，除了叫一声称呼，说一句“请喝我和杨浦的喜酒”，几乎没说过多余的话。即使这样，她端着酒杯的手还是禁不住微微发颤。 或许，对于所有结婚的人来说，也许乐趣不在婚礼之上，而是在婚礼之后的洞房花烛夜。只是，由于所有过程都提前进行过，到了夜里，一对“新人”躺在一切都是新的洞房里，已经感受不到彼此的新鲜。说是新婚之夜，不过是重温了一遍往日的亲密，却全然没有了那间老房子里的放松与激情，相反，倒是多了几分拘谨与压抑。不管怎么说，武月月毕竟名正言顺地成了杨家的媳妇，有了自己的身份。
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下 篇
结婚后，武月月仍然干她的老本行。杨浦却没再回到他的物流仓库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整天和那些与己无关的物品打交道——那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别说是去干，只要想想就烦透了！他动员武月月把所有存款拿出来，和老太太的一部分资金进行整合，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在一个哥们儿的指点下，到街上去趴活儿（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黑车”）。一个月下来，刨去油钱，纯落两千块。这样的收入，比在物流仓库里整天忙来忙去要合算得多了。关键是自在。想什么时间出车、收车，全由自己说了算，也不累，每天像兜风似的就把钱挣了。不仅如此，有了车，武月月也沾了不少光。有时候杨浦会把她一直送到单位，然后在那里趴活儿；如果是顺路，他也常把武月月从单位捎回来，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个多月，又有好事来了。因为开发商征地，杨浦家的平房要拆迁。武月月没想到，北京这地方可真是寸土寸金！就是那么两间破烂不堪的老房子——加上被拆迁的居民一同与开发商较劲，提条件，不停地谈判。最终杨浦家一共拿到了八十多万元的补偿款！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八十多万元的款子，对于一户底层百姓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说是咸鱼翻身、天上掉馅饼，都不为过。当时武月月都被这笔款子吓着了。她不知道杨浦和他母亲将如何支配这笔巨款。假如她是这笔财富的支配者，她首先会考虑买一套楼房，让婆婆公公住，她和杨浦还是住在这套旧楼里。怎么说呢，这套两居室的旧楼只有六十多平米，尽管老两口和小两口各居一室，却总是有着太多的不便。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许多时候，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常常让人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感。为此，婚后不久，武月月就曾经暗示过杨浦，说她特想回到那间老房子里去住。杨浦很敏感，当时就戳穿了她：“怎么着，还想分家呀？我跟你说，老太太能让你进这个家门就不错了，分家这种事，你想都甭想！”在武月月看来，不分家，买一套大点儿的楼房，宽宽绰绰的，即便一起住，也总比现在强。当然，她也不过就这么想想，尽管是家里的一员，她知道自己当不了这个家，也没有这个权利。在如何使用这笔款子的问题上，全在于杨浦一家三口。说是三口，其实也就是婆婆和杨浦说了算。
公公是个吃闲粮不管闲事的人。这个在公交车上把了一辈子方向盘的老司机，开车是一把好手，曾经当过全市劳动模范和标兵。退休后，也许是不太适应，他很少待在家里。即使在家，也向来不大言语，甚至不笑，更不参与家人对任何事情的讨论。大多时候他都是以一种无声形式存在着，以至于他不在家的时候，你还以为他就在卧室里睡觉呢，当你去喊他吃饭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他的影子，不用说，他准又拎着那个小收音机到哪个街心公园里听京戏去了。听戏是老头唯一的爱好。有时他自己也会唱上一段。说起来有趣儿，老头平时无声无息，一旦唱起京戏来，却仿佛找到了一种呐喊的理由，那种咬牙切齿的唱腔，听起来极其压抑，像是充满了无限的悲壮与愤懑。婆婆不喜欢老头的哼哼呀呀。她喜欢跳舞——是广场上那种中老年人聚到一起跳的舞。每周一次，换上红衣服白裤子，坐公交车到景山公园里去跳。所以，和许多形影不离的老夫老妻不同，公公和婆婆，除了偶尔同去一趟菜市场，平时两人都是单独行动，各玩儿各的。用老太太的话说：也不是玩儿不到一块儿，而是文化上有差异，根儿就不一样。
老头的“根儿”在山东，祖祖辈辈是农民。只有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不本分，或者说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他十六岁跑到北京，在一个同乡的引荐下，到一家饭店里当小工，学习烤鸭技术。此后三十多年，他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摆弄鸭子。直到五十岁病逝，他始终是一家“便宜坊”的烤鸭师傅。老太太则不同，虽说父亲不过是当了一辈子普通的小学老师，可祖上却是地地道道的旗人，是大清帝国的功臣与贵族。
“我们应该姓爱新觉罗。”
其实老太太姓金，可她喜欢这么说。至于姓爱新觉罗为啥又姓了金，其中的演绎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却说不清。她只是忘不了自己身上流淌着一种贵族的血，好像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祖上是旗人。”
这句充满荣耀与高贵感的话，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件上，往往会被老太太脱口而出。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她说过也就拉倒了，并没有人去接她的茬儿。只有一次例外。不知怎么的，一向不大说话的公公，竟当着武月月的面，对婆婆这句话嗤之以鼻：“得了吧，旗人早就过气儿了，你能不能说点儿新鲜的。”
老太太突然受到了打击，但精神却为之一振：“嘿，你起什么腻呀？我跟月月说话碍着你哪根筋了？我偏要这么说！怎么啦？听不惯啊？告诉你，死了的老虎也比猫值钱！你爹摆弄了一辈子鸭子你还了不起了是不是？我的话不爱听，你倒是说点儿新鲜的我听听！说不出个正经的就吃你的饭，往正地方用你那个舌头，别变着法儿给我找事儿！”
婆婆的一番唇枪舌剑，让武月月替公公感到尴尬。她以为公公会作出激烈的反击，但没有。老头非常镇定地吃完最后一口饭，搁下碗，一声不响地回了卧室。
书归正传。关于那八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如何支配，老头不参与，婆婆和杨浦的意见则与武月月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决定不买房子，不置地。理由很简单：好不容易得到一笔钱，总不能因为买一套多余的房子，再把自己变成穷人！
富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有票子。有了八十多万的存款，老太太拿捏得还算可以。或许是因为祖上是旗人，她有资格，也能胜任得了这种愉快。在外面，她给人的感觉有些漫不经心，很低调，在和邻居们聊天时，甚至还多了几分和蔼和谦逊。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骨子里。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老太太的腰板儿比原来挺得更直，富有高贵感的下巴颏微微扬起，似乎比以前抬高了一寸。 杨浦却不想把幸福藏在骨头里。也许是太年轻，或穷人乍富，钱一多便压不住了，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亢奋，像是打了鸡血。他开始往更高的层次武装自己——BB机换成了“诺基亚”；原来的分头改成了板儿寸；脖子上多了一条很粗的金链子，手指上自然少不了再配上一枚硕大的金戒指。人还是那么瘦，但举手投足都不再像个虾米，而是精神抖擞。每天他照例开车出去，却不是到街上去趴活儿。八十万元的补偿款，加上原有的积蓄，差不多有“一百来个儿”，往银行里一扔，存它个“死期”，光利息就已经够吃够喝，还趴什么活儿！那几个小钱儿，只配从他的手指头缝里漏下去。现在他每天出去，主要是忙于社交，经常找上三五个朋友，往餐馆里一坐，边喝边聊，偶尔自信地弹一下手指上的烟灰，脸上却露出一种因为幸福而生出的愁苦：“哥儿几个说说，我他妈是不是应该干点儿啥呀？”虽说是在问别人，语气上却似乎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甚至目光炯炯，眼前分明展现出了另一个世界。那片令人向往的天地，他好像在哪里看见过，只是一时找不到它的入口。因此，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过武月月：
“你丫说话，我到底开个什么公司呢？”
武月月不说话。她只是含意不明地笑一笑。怎么说呢，她自从认识了杨浦这个人，就一直听他念叨着要开个什么公司。“有福不用忙，你就等着做老板娘好了！”开始的时候，她对杨浦描绘的图景还真的抱有过希望。可几年过去了，他还这么说，她就不把杨浦这句话当作一回事了。她看透了杨浦这个人，与其说干打雷不下雨，不如说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屑于做。没钱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过来的；有了钱，她也不相信杨浦真的能做成什么事。钱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东西，它可以让人变得优雅、端庄，或矜持、放纵，乃至于财大气粗、挺胸腆肚……这种情况常有。可因为有了钱，就能把一个懒汉变成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例子，还真是没见过。有了这样的判断，再听到杨浦关于“开个什么公司”的唠叨，武月月就不愿意搭言，不愿意参与。她只是平静地面对着杨浦，任凭他三起三落地折腾自己——头一天他还雄心勃勃地要开个什么公司，第二天便像生了什么人的气了：“不开那个鸡巴公司我他妈还能死啊？”总之，见惯了杨浦的这种出尔反尔，无论他怎么说，武月月都是平和地笑笑，不置可否，也不生气。
武月月不生气，杨浦却气不顺：“瞧你那个破工作，卖他妈什么楼呀，赶紧歇菜得了！”
类似这样的话，杨浦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倒不能说他是钱多闹的。得到那笔拆迁费之前，他就不愿意听武月月整天唠唠叨叨地说房子。或许，这对于一个买不起房子的男人来说，有伤自尊。因此，每当武月月回到家，说她又卖了一套什么样的房子时，杨浦总是不愿意听，他烦！现在，杨浦不再是因为自己没钱而讨厌武月月说房子了，他还是烦。细说起来，这仍然和一个男人的自尊有关。
自从有了车，杨浦偶尔会到武月月的单位去。送她的时候，他总是放下武月月就走。去单位里接她的时候，则是坐在车里，一直等到武月月下班出来——脚踏高跟鞋，挎着一个时髦的小包，身姿摇曳，很有气质地朝他走过来，然后上车。有一点，不管是接还是送，以前杨浦从来没有走进过售楼处。但是，自从发型改成了板儿寸，脖子上有了那条很粗的金链子，杨浦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仗义起来。再到武月月的单位时，他会径直走进售楼处，一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还背着手——手上拿着“诺基亚”小手机，上面摞着一盒“555”牌香烟，手指上勾着一把车钥匙。第一次走进售楼处，都以为他是个来看楼的呢，两三个售楼小姐赶紧凑过来，好一番招呼，才知道他是武月月的老公！
事后，杨浦反而有些不快：“我发现，你们这些售楼小姐怎么比妓女还热情呢！”
人就是这样，心里装着什么，眼里就往往会发现什么。再到售楼处时，杨浦便多了一份留意。只见那些售楼小姐每人一个小茶桌，对着客户窃窃私语。他注意到，有个漂亮的女孩，竟用一双挑逗的眼睛，对着一个中年男客户挤眉弄眼，频频放电！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杨浦越发瞧不起这个职业。他总是唠叨武月月，让她“歇菜得了”。可唠叨归唠叨，他倒也没有逼着武月月非得“歇菜”不可。
不过，后来的情况变了。有天傍晚，杨浦去接武月月。在售楼处，他没见到武月月的影子，一问她同事，说是她和客户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去了。杨浦找到那家酒店的时候，武月月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男人正面对面地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
杨浦很冷静。他没像有些电视剧里的人物那样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他不想破坏眼前那种安静、和谐，并伴有音乐低回的高雅氛围。他很大度地坐下来，跟那个据说是做煤炭生意的人聊了一会儿，甚至还优雅地喝了一杯咖啡。结束之后，杨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武月月拉到一家餐馆里，点了酒菜，两杯啤酒下肚之后，他才瞄上了武月月：“你成啊！卖楼卖到酒店去了，你他妈的怎么给我解释？”
武月月的解释很简单：那个客户看好一套房，要交定金的时候发现钱包落在了酒店里。他不想多跑一趟腿，就问她能不能随他到酒店取一下。她去酒店取了钱，那个客户又提议她一块儿喝杯咖啡。说着，武月月从包里掏出个装钱的信封，上面写着钱数和客户的名字。就这些。
“没干点儿别的？”
“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没干点儿别的？我的话你没听懂啊！”
其实武月月早懂了。只是太突然，一时难以应对。
“你别胡扯好不好？”武月月说狠话了，“如果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就吃饭噎死，噎不死，出门让车轧死，被碾成肉泥，死后让小鬼扔到油锅去炸！实话告诉你，为了卖楼拿提成，跟客户睡觉，甚至被客户和楼一块儿买去做小三的人，不是没有。可那种事和行业没关系，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守住原则，守住做人的底线。跟你说，来到北京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遇到过？如果是那样的人，我早就是了，还能成了你的老婆！”
杨浦没吭声，心里却活动着。觉得武月月的话倒也不是没道理，至少最后一句是可信的。他知道现在的女孩子大都很开放，搞对象找个真正的处女已经不容易。说实话，最初和武月月交往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认真，至少他有过这样的考虑：如果她不是处女，说明她已经被人玩过了，他也来个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前找过的几个对象，包括那个胖丫，全都“破”了，没有一个是处女。但武月月是！不仅如此，她还说话好听，笑容好看，体形更是没说的，每个段落都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在那座老房子里，他曾一寸一寸地欣赏过她光滑如玉的身体，反复审视、思忖，比较着与前女友们哪些地方相似，或不同。最后的结论是，不管哪个部位，都是武月月的最好，让他心醉神迷。他这才认真和庄重起来，乃至不顾母亲的阻挠和反对，坚持和她交往，最终娶她为妻。想到这些，杨浦憋在心里的火气差不多消去了一半。但他不想饶恕武月月： “你以为我相信了，是不是？”
“信不信由你，”武月月转过头去，叹了一口气，又不甘心地转过来，她认真地看着杨浦，“不信，明天你去单位查一下我的离岗记录。我跟他从单位出来，加上走路、取钱、喝咖啡，到跟你见面，总共都不到半小时。”
武月月的话，把杨浦又一次带回到现场。那个秃头的影子又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不管怎么说，那个秃瓢儿他妈的绝对有想法！”
“别人有没有想法，那是别人的事。我知道自己怎么做人。”
杨浦不再盯着武月月，他把矛头转向了煤老板：
“瞧丫那操性，指甲缝都是黑泥！还他妈会喝咖啡呢，还跑到北京来买楼房呢，真他妈新鲜！”杨浦嚅动着腮帮子，咬牙切齿，一种骂什么都不解恨的样子。
武月月却忍不住笑了：“你观察得还挺细呢。就是这么个人，你想想，我能跟他做什么呢？真是的！”
杨浦没吭声，继续喝他的啤酒，一共喝了八瓶！可是酒喝得再多，却没有压制住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忌妒心和想象力。他老是想起那个秃头。而且一旦把那个秃头和武月月联想到一起，他便心里难受。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简直无法描述。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竟然做出一个邪恶的举动。吃过饭，他拉着武月月又回到那家酒店，开了个房间，像吃了什么药似的，把武月月狠狠地闹了半宿。
武月月辞去了工作。
她不辞，杨浦就会永远去不了他那块心病。
辞就辞了。其实，售楼工作绝不像人想象的那么光鲜。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几千块钱的提成；到了淡季，一套楼房卖不出去，也就只有五六百块钱的底薪。而且平时的工作也不容易。看房的人往往要到实地看楼，楼盘还没有完全建成，也得看看结构和布局。没电梯，就只好领着顾客去爬楼梯。二十几层的高楼，有时候一天要爬四五次！遇上拿不准主意的客户，磨磨叽叽，那简直是一种折磨。武月月接待过一位男客户，他想买一套顶楼，二十八层。他自己角角落落地端详了两遍，后来又分别带着老婆、孩子、亲戚不停地看，最后还把同事拉过来帮他参谋。几天下来，二十八层的楼房，武月月爬了十多次！两条腿肿得像棒槌，夜里又胀又痛，觉都睡不成。可经过多次看房之后，那个客户仍然犹豫不决，不是打电话，就是亲自上门，一遍遍咨询房子的每个细节。“这种人我算看透了，即使买头驴，说不定也得要数数有多少毛！”武月月生气地跟同事说，“还是个什么处长呢，还是个男人呢，去他妈的吧，什么东西！”后来，那个男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告诉对方：“那套房子没了，已经卖了！”
想起平时吃的苦，受的累，武月月没什么可留恋的。辞了职，她反而有一种解脱感。问题是，辞职之后干什么？
“我不说了嘛，早晚我要开一公司！”
又来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且是自己提！对于杨浦这句话，武月月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进了这个家，就得一切由着他安排。他让干啥就干啥，他让辞职就辞职吧。他不说了嘛：“啥也不干，我也饿不死你丫的！”那就啥也不干好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闲下来没事，也像婆婆那样“遛弯儿去”！这样的生活，岂不比整天忙忙碌碌地当个上班族要强百倍？
只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最让武月月打怵的就是婆婆。
在武月月眼里。婆婆并不是一个恶人，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她讲体面，通礼数，喜欢说“我们祖上是旗人”，并引以为傲。她热心热肠，在路上遇到个外地问路的人，她会不厌其烦，恨不得把人家送到目的地去。走在大街上，她总是扬着脸，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用厌恶的目光去批评那些陌生的乡下人。对于任何事情，她都有自己的标准，有一个别人不好把握的分寸。即便是坐在杨浦的车上，她也会用她的“分寸”去调整车速。车慢，她说杨浦开车太肉了；快了，她又告诉杨浦：“别像个奔丧的好不好？”她善于说讽刺话，挖苦话，即使骂人都不带一个脏字儿。同时她还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精神矍铄，常常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
武月月还记得，她结婚没几天，婆婆把腰扭了，据说是学跳探戈舞的时候扭的。为此杨浦还批评了老太太：“您都多大岁数了，还玩儿鹰啊！”可不管是玩啥，扭了腰也得看。那天武月月连班都没上，陪着婆婆去医院。她本想打个出租车，可婆婆不同意，嫌太贵，非要坐公交。车刚到，她就烦了：“哎哟喂，这什么破车，咋这么多的人啊！”上了车，便立马来了一句：“小伙子，劳驾，给我让个座儿！”下车的时候，也是理直气壮：“姑娘，让开点儿，别耽误了别人下车！”对方有点儿不太高兴地回了一句：“我也是下车的，咋这么说话啊？”“我就这么说话怎么啦？倒是你，说话的样子一点儿没教养！”对方不吱声了，事情还没完。这时，乘务员开始不断提醒下车的乘客请出示车票。婆婆可能是觉得在提醒她呢。她转身从武月月手里拿过车票，冲着乘务员晃了晃：
“您看好啦？”
乘务员说：“好的，您下车。”
她又晃了晃车票：“您看仔细啦？”
乘务员笑了笑：“谢谢，您慢点。”
她还是盯着乘务员：“您看清楚啦？”
乘务员没再吭声。
老太太这才下了车，一边下车，还愤愤地嘟哝了一句：“一点儿眼力见儿没有，什么人哪！”
武月月觉得，婆婆身上就是有这么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劲儿。当初她曾极力反对她和杨浦的婚事，结婚之后，她又直截了当地敲打过武月月：“要说我们家杨浦，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没有啊！他倒好，王八瞅绿豆，偏偏跟你对上眼儿啦，你可真算是有福气。说句实在话，你别不乐意听，要不是看在杨浦孝顺的份上，我是不会同意他找个乡下姑娘做媳妇的。在家里怎么都好说，跟外人可是好说不好听，你说是不是？”武月月唰的红了脸，嗓子里有一种硬硬的感觉，像是被堵上了什么东西。
有这样的婆婆，武月月便学得像公公一样，在家里很少说话。甚至她都比不了公公。公公不说话，却经常响亮地咳嗽。有时候，他咳嗽的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儿夸张，有点儿假，似乎是别一种虚张声势。因此，婆婆也会经常来上一句：“有屁就放，甭给我装咳嗽，像是吃着鱼刺卡住了似的！”婆婆是个敏感的人，什么事都瞒不过她的眼睛。打个比方：看一眼鸡蛋，她都能听到里面有小鸡的叫声！武月月则顺应着婆婆的讲究与规矩，咳嗽的时候，她总是握着空拳，放在嘴上，轻轻地咳。至于说话，更是慎之又慎，唯恐哪句话说得不妥，一旦露了怯，就会惹得婆婆皱眉头。有一回，说起在单位又爬了多少层楼，她一不小心冒出一句家乡话：“不老盖疼。”当时婆婆就皱着眉头看了她好半天，问她说的是哪国话：“是英语、俄语，还是西班牙语？”她知道的语种还挺多！可不论哪种话，婆婆都觉得不好听，不受听，不愿意听。也就是那一次，她郑重地告诉武月月，既然做了北京人的媳妇，就得学说北京话，不然街坊邻居都笑话！ 婆婆是个要面子的人。自从武月月进了这个家，老太太就一直想从各个方面改造她，或者说提升她，完善她，至少要在言谈举止上，把她变成一个“不是也像”的北京人。她告诉武月月，怎么穿衣才不会像个土老帽，怎么打扮才像个城里人。甚至连怎么吃饭都拿老北京人的规矩暗示她，说要一只手扶饭碗，不能扒拉菜，不能吧唧嘴……在婆婆的规矩下，武月月吃饭一声不响，眼睛瞧着自己的碗，那种小心拘谨的样子，就像在一户陌生人的家里做客。
结婚不久，婆婆就教她学习北京话。比如“花”这个字，不能说花，得把舌头稍稍卷起来说：“花儿。”说的时候口型稍扁，儿化音不能太重，要轻轻一带。除此之外，一些老北京话，即使不会说，也必须得懂。比如“硌硬”是什么意思，什么叫“（nāo）丫子”，什么叫“起哄架秧子”……听得武月月直想笑。她觉得有些土语比老家的“不老盖”之类还难听。可再难听也是北京话，得学！
婆婆让她专门准备一个笔记本，哪句话怎么说，有些字发什么音，都要标注上。比如“这 zhèi”这个字，在北京话里，不能说“这”，你得说“这zhèi”。“那”这个字，就更讲究，有时候说“那nà”，有时候你得说“那nèi”。连成一句话就是：“这zhèi人怎么那nèi样啊！”
武月月不是一个笨人。来到北京之后，她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当服务员时，因为常有外国人到餐馆里吃饭，她还学会了一些英语、日语之类的简单用语。对比起来，她发现，学说北京话其实比学习外语还要难！光是那种儿化音就有太多的讲究，不好掌握。比如同样是个“门”字，你可以说“东便门儿”“西便门儿”，但你不能说“天安门儿”“地安门儿”，“老家”这个词的意思是故乡，加上一个儿化音，意思就变成了家里的长辈。总之没有一点儿规律可循。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那些方言土话和儿化音，是从你喉咙发出的音色得像个真正的北京人。可武月月不行。她知道话是那么说，可发出来的音色不靠谱儿，出不来那个味儿！整个感觉就好比唱歌，心里明明想着是那个调子，那么唱，可一旦唱出声音来却跑了调儿啦！婆婆一听就泄了气，说：“这哪儿是北京话啊，整个一南腔北调儿！”
没办法。黄鹂叫不出乌鸦声，笛子奏不出二胡曲。武月月学不来那种地道的京腔京韵，在婆婆面前便多了一个短处，多了一份惭愧，也多了一份小心。婆婆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微笑地听着，间或点点头，只要能不说话，就尽可能不吭声。她不愿意给婆婆添堵。
以前还好，武月月有个工作，在时间和视线上还能多少与婆婆拉开一点儿距离。现在辞掉了工作，她就得天天面对婆婆，服侍婆婆。
一想到这些，武月月就从心里打怵。
还算好，辞职后武月月并没有整天待在家里。没过多久，她就到钟鸣的餐馆学厨艺去了。怎么说呢，自从辞去工作，家里的每日三餐都由武月月做。武月月不怕做饭，怕的是婆婆吃得不顺口。在吃饭问题上，婆婆以前就很仔细，有钱之后就更讲究。最让武月月头痛的是，不顺口的时候，她还不直说。
“哎，月月，那超市里的盐是不是降价了？”
这种拐弯抹角的话，问得武月月—愣—愣的。
或者：“我就爱吃杨浦做的鱼！”
爱吃你就让杨浦做呗。可惜杨浦整天不着家，他几乎就不在家吃饭。儿子不在家吃饭，也成了儿媳妇的错。“人不说了嘛，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得满足男人的胃。你不是在餐馆里干过吗？明儿你赶紧去学学做菜吧！”
婆婆让学就得学。
“学学也好。”桂萍不知道武月月心里的苦，还以为这是武月月的福呢，她笑着说，“家里那么有钱，不会吃哪行啊！学吧，想学啥就学啥，我跟厨师说一声。”
厨师还是陈五湖，也就是那个曾追求过武月月的小伙子。说起来，武月月还有点儿难为情，就因为陈五湖追求她，在店里的时候，她还捉弄过他。有天晚上，陈五湖约她一起吃个饭，她答应了他。下班后，陈五湖提前去了约定的餐馆，点了店里最好的菜，正等她。武月月没有爽约，却带了店里所有的伙计！原本想请武月月吃顿饭，表达一下他的爱慕之心，没承想，让一帮伙计搅了局不说，还被狠狠地宰了一刀。当时陈五湖面子上强打精神，心里却憋着一种说不出的郁闷。散场时，刚走出餐馆，便一个趔趄栽到了地上。开始伙计们还笑，说他是假摔！见他半天不动弹，拉都拉不起来，才知道陈五湖是真醉了。当时她真是挺后悔，觉得对陈五湖有点儿不公平。不过，事后陈五湖倒也没说啥，直到她和杨浦确立了恋爱关系，陈五湖才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叽歪，直到她离开餐馆，陈五湖再也没有理过她。
现在，武月月要学做菜，担心陈师傅不教她。陈师傅没拒绝。怎么说呢，此时的陈五湖，正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女朋友是武月月离开店里之后来的一个服务员，叫王月巧，安徽人，长得不难看，比不上武月月能说会道，但比武月月温柔、体贴。只有体贴才是爱啊！说白了，他曾幻想在武月月身上得到的东西没得到，王月巧则全都给了他。而且两个人已经说好：好好干，攒够了钱就立刻回家盖房、结婚、生孩子——这样的前景，不用说出来，只要想想都幸福！总之，陈五湖正处在一种最快乐、最富有诗意的情境中。
山不转那水在转
水不转那云在转
云不转那风在转
风不转那心也转
……
没有憋死的牛
只有愚死的汉
蜘蛛吐丝画它自己圆
那太阳掏洞也要织它那条线
再深的巷子也能走出那个天
陈五湖整天把这首流行歌曲挂在嘴上，一边炒菜还一边唱。他还哪有闲心再生武月月的气呢！
他告诉武月月，学厨艺得先从刀工开始。
“三分烹调，七分刀工，知道吧？”
他让武月月从切土豆丝练起。武月月明知道这是陈五湖在捉弄她，可细想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她开始切土豆丝，一盆一盆地切！直到把土豆丝切得又匀又细了，陈五湖才告诉她，横切牛羊（肉）竖切猪（肉），肉怎么浆，花刀怎么打……最后才是煎炒烹炸文火炖。
上 篇
武月月恋爱了。听到这个消息时，钟鸣禁不住愕然一怔。当时他还不太相信。信了之后，心里的感觉有点儿乱七八糟。
钟鸣第一次见武月月是在一年前。当时他餐馆的生意不大好，主要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他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整条胡同才只有两家餐馆，两年不到，大大小小的餐馆就增加到了十几家。到了饭口时间，每家餐馆门外都站着一个服务员，专门招揽顾客。这边喊着“米饭面条水饺家常炒菜”，那边招呼“东北特色，量大实惠，吃饭请到里边坐！”争先恐后，此起彼伏。有胆子大的服务员，干脆就拉着街上的行人往餐馆里拽，拽得对方一怔一怔的：“干啥干啥？我刚吃完！”把人乐死。
有天中午，钟鸣的餐馆一个顾客也没有。正郁闷，刘专管来了。这个工商所的专管员是个大胖子，五十多岁，长得慈眉善目，脸上却很少能见到笑容，总是绷着。此人的优点是工作认真，缺点是太认真，过不了三天两头，他就会在这条小街上出现一次，不是挨家挨户地查这查那，就是站在小街上盯着哪家的商号牌子，长时间地瞅，也不知道他瞅啥。有时他还掏出个小本子，记上点儿什么，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特别认真，特别琐屑，给人一种没事找事、婆婆妈妈的感觉。不过，这个大胖子倒是不坏，有时候还挺热心。
那天刘专管是来查盐的。所谓查盐，就是检查餐馆里的用盐是否安全，什么品牌，购于哪个渠道，有没有正规发票等，都要查，十分啰唆。但用不了十天半月，刘专管就会来啰唆一次，而且那叫认真。盐袋上字太小，看不清，他就拿出个小放大镜来，对着盐袋，忽远忽近地找距离，照。查完了盐，刘专管环视了一下餐厅说：“怎么着？这段时间不灵啊！”
钟鸣苦笑说：“不是打八折，就是吃一百送五十，都这么瞎折腾，我还灵啥呀灵。”刘专管不以为然地绷着脸：“您哪，甭管别人怎么着，做餐馆关键是得有特色，我见过一个叫‘满堂红’的餐馆，人家那里每天都是排队吃饭，我建议您去品尝一下人家的菜，开餐馆，您得知己知彼，不学习哪成？”接着，他就告诉钟鸣那个餐馆在什么地方，坐哪路车，絮絮叨叨，不厌其烦。
当天晚上，钟鸣就带着厨师陈五湖去了“满堂红”。确如刘专管所说，那家餐馆的生意果然火爆，大厅里有三十多张餐桌，几乎座无虚席。钟鸣和厨师翻看了半天菜谱，还没等点菜呢，却被一个服务员道破了身份：
“两位是做餐馆的吧？”
那个服务员就是武月月。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钟鸣问她当时她是怎么知道他和陈五湖是做餐馆的。武月月告诉他：根据他们看菜谱的神态，还有陈五湖的手腕上有两块刚刚被油烫出的伤疤。钟鸣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武月月的眼力。但当时，他却实实在在地一怔：
“你怎么知道？”
女孩儿嫣然一笑：“我会相面。”
钟鸣不相信她会相面，却发现那个女孩儿很不一般。她身材苗条，眉清目秀，说话好听，笑起来好看，给人的感觉既亲切，又不失分寸。干起活儿来更是一把好手——收桌，上菜，迎来送往……在嘈杂的就餐大厅里往来穿梭，既洒脱又沉稳，一点都显不出手忙脚乱。当时陈五湖就建议钟鸣，把她“挖”过去。他说一个餐馆的生意好坏，和服务员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好服务员，就是店里的一块招牌。钟鸣承认陈五湖说得有道理，只是挖人墙脚的事他做不出来，也不愿做。他刚开餐馆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就是被人“挖”走的，女孩叫刘乐美，客人点菜时，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客人：先生，来只甲鱼吧。客人就来只甲鱼，她说：先生，来一斤基围虾吧。客人就来一斤基围虾……全是贵菜！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服务员，没多久就被一个常来吃饭的客人挖走了，说是卖服装去了。真是缺德！现在，他哪能做那种损人利己的事呢。不过，在陈五湖的建议下，离开“满堂红”时，他还是悄悄地给那个女孩子留了个电话，告诉她，假如有一天她不想在这里工作了，可以随时到他的餐馆去。当时那个女孩子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啥也没说。
大约过了两个月，钟鸣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满堂红”的服务员，问钟鸣还记得不记得。钟鸣想了半天才突然有了印象，他说当然记得！她问钟鸣餐馆里需要不需要服务员。
钟鸣的餐馆不大。平时店里有四个服务员。几天前，有个女孩儿不干了，说是有家洗浴中心要聘她。人往高处走，聘就去呗，很正常，再招就是了。只需往餐馆的窗子上贴一张“招聘服务员”的纸条，应聘的女孩子多的是。你可以随便挑，任意选。不像现在，北京城里大小餐馆几乎没有不缺服务员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当年蜂拥而入的那一代乡下女孩早被城市消费殆尽，她们老了，不中用了，如今进入城市的新一代女性不是没有，很多，但愿意从事低等服务业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是招个普通的服务员，比找个对象还要难。只是，正因为可以随便挑，任意选，当时钟鸣和桂萍挑来选去了好几天，竟然没有一个相中的。来应聘的女孩子不是个子太小，就是长得不太好，有的甚至还不会说普通话。就在这时，一个求之不得的服务员主动找上门来，这岂不是雪中送炭吗！
两天后，武月月来了。在此之前，钟鸣夸奖那个女孩如何出色的时候，妻子桂萍还不以为然。她说光你夸不行，来了，还是老规矩，试工三天，行就留下，不行就打发！可一见到武月月，桂萍竟禁不住眼前一亮，立刻就把她的“老规矩”改了，人也变得谦虚起来，她微笑着说：“姑娘，我们这是个小店，你先干两天试试，觉得顺心就留下，不行也别勉强，就算咱姐儿俩没缘分！”
武月月笑了：“大姐这人有意思，别人招工都是要试打工的，你却让打工的试试你的店行不行。就凭大姐这句话，不管店大店小，我就在这里干了。”
桂萍发现，正如钟鸣所说，武月月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不仅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还长了一双欢乐的眼睛，一颦一笑，一个眼神都讨人喜欢。工作起来更是没得说，她不用托盘，一只手就能端四碗米饭。桂萍总担心那饭碗会随时掉到地上，但总是不掉。客人见了，都直伸大拇指。最让桂萍佩服的是，她还善于应对各种各样的麻烦。开餐馆的人都知道，什么档次的餐馆进什么样的人。餐馆越小，遇到的麻烦就越多。什么菜咸了，菜淡了，菜量太小了……总有人挑你的毛病。一旦在饭菜里发现了不该有的东西——那就更糟啦。无论服务员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饶，不但不饶，还想把事儿往大了整整，于是把手一挥说：“去，把你们老板叫来！” 以前，无论是钟鸣还是桂萍，他们最怕遇上这样的茬儿了，道歉没用，退菜不行，最后不是打折就是免单，否则就会没完没了。自从武月月来到餐馆，每当遇上这种情况，用不着钟鸣和桂萍出面，她就把事情摆平了。有一次，桂萍正站在吧台里收款，忽然听见有人不是好声地喊了一句：“服务员，过来！”她扭头一看，是个亮着光头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不知道是个假艺术家还是个伪流氓，火气非常之大。吓得桂萍赶紧转过脸来，都不敢往那边看了。不一会儿，武月月走过来，把一小块白色的皮筋放在了吧台上。小声说道：“是米饭里的。”
当时桂萍的脸色都变了：“那怎么办？”
武月月笑了笑：“没事了，人家说嚼不动。”
桂萍这才松出一口气，她立马捏起那块皮筋要到厨房里去找伙计。武月月一把拉住她：“姐，厨房里正忙着，过后再说吧。”
事后，桂萍对钟鸣一个劲儿地夸奖武月月，说她既能遇事不慌，又滴水不漏，作为一名服务员，她可真是太有经验了！
说到“经验”，武月月更是一套一套的。她认为，做服务员首先要学会“推菜”。所谓推菜，就是向客人推荐菜。为什么要推菜呢？一是备料多，却没人点的菜，必须推出去，否则时间一长就不新鲜了，甚至不能用了。这样就会增加餐馆的成本。二是店里有什么特色菜，也得推荐，顾客本来不想点这道菜，经过服务员一介绍，说不定客人就要了。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在消费上也是，先来的客人要了，后来的客人一看，可能也会点这道菜，如果客人都点同样一道菜，时间一长，这道菜就成了本店招牌菜和主打菜了。三是要推那些价钱高的菜，道理很简单，只有客人消费高，利润才会大。
当然，推菜的时候也不能硬推。武月月的经验是，看人行事。比如是新顾客，就给他们介绍好一点的菜，贵菜；老顾客就没必要了，除非店里上了什么新菜，就没必要建议他们吃什么了。还有，如果是老顾客请人吃饭，千万不要向他推荐贵菜，如果他不想多消费，他会觉得你在他客人面前让他难堪，甚至是有意宰他。再比如，一男一女两个顾客来就餐，首先要看他们是不是夫妻。是，就不能推荐那些好菜、贵菜，作为家庭主妇，一般都很节约，她肯定不吃太贵的菜；如果不是夫妻，就专挑贵菜推，一般情况下，男人是不好意思不要的。总之，就是要看人下菜碟儿。还有一条：无论推菜，还是客人自己点菜，当然是他们消费得越多越好，不过也要掌握一个度，觉得菜点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提醒顾客一句，说，差不多了，不够再加，吃不了浪费。这样客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替他节约，为他着想。
说到收款，也有讲究。武月月告诉桂萍：在餐馆里，会经常遇到客人争着买单。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有没有老顾客，如果有老顾客，就收新顾客的钱，因为新顾客是老顾客带来的，不收老顾客的钱，他心里就会明白你是在照顾他。
“如果都是新顾客，或者都是老顾客呢？”
“那就看他们争着付钱的态度，哪个是真心实意，哪个虚情假意。谁虚情假意，就收谁的钱。因为仗义人总是仗义，得照顾他。再说，这次你让他省下了，过不了几天，他可能还会到这里把上次没花出去的钱消费掉。”
这就是武月月。无论钟鸣还是桂萍，他们不得不承认，餐馆里这点事全让她琢磨透了。可有个问题桂萍想不明白，她沉吟着说：“我就纳闷，放着‘满堂红’那么大的餐馆她不干，为啥跑到这么个小餐馆来了呢？”
武月月命不好。出生在河南农村，她十六岁之后父母相继去世，她便跟着唯一的哥哥相依为命。十八岁那年，她高考落榜后回家务农，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摸了一个遍。两年后，为了让哥哥到村里小煤矿去上班，嫂子非要把她嫁给村主任儿子。村主任家庭条件没得说。一座四四方方的红砖大院，院里有摩托车，有四轮拖拉机，还有村子里唯一一座小二楼。只是村主任的儿子却不怎么样，五短身材，眯缝眼儿，满脸疙瘩，形象差得像一只皮球，还大舌头——说“怎么”的时候，说“肿么”；说“这”的时候，他说“介”。
“你介人肿么介样啊。”
武月月告诉嫂子，她不想嫁人。死也不嫁！从此，那个满脸横肉的嫂子就再没给过武月月一个好脸儿，动不动就会来一通指鸡骂狗，指桑骂槐。武月月暗气暗憋，却无可奈何。哥哥是个老实人，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平时老婆打个喷嚏都被吓个哆嗦，实在是窝囊。武月月看不得嫂子那张冷脸，又得不到哥哥有力量的帮助，她决定到北京来打工。离家时哥哥没给她钱，说实话，即使想给他也没有。家里的钱都是由嫂子掌握着——嫂子却没给她一分钱。当时，是本家一个大伯给了她五百块钱的路费。坐在通往北京的火车上，武月月还委屈得直流泪。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家了。
来到北京之后，她到处漂泊。做保洁，当保姆，最初还在郊区一个木工厂里干过几天小工，搬木头，每天扎得满手都是刺儿！几经周折。直到一年后，才到一家餐馆里当上了服务员。后来她虽然换过几家餐馆，却再也没有离开过服务员这一行。这一次，她之所以离开“满堂红”，完全是因为刘志刚。
刘志刚是“满堂红”的配菜师。小伙子聪明、能干，特别是刀工很厉害：切、片、斩、劈，所有的刀法无所不精。最拿手的是松鼠鳜鱼和菊花鱼，打出的花刀薄如蝉翼，过油一炸，真是好看！小伙子长得也行，眉清目秀，眼睛很漂亮，两片嘴唇总是紧绷绷地抿着，一副很自信的样子。没事的时候，伙计们喜欢聚在一起聊闲篇，畅谈各自的理想：有的说将来开餐馆，自己当老板；有的说想去卖汽车；甚至想去搞音乐的人也有。而刘志刚却略有不同，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多攒钱，回乡下盖上三间大瓦房，再娶个好看的老婆：“没事就搂着睡啊！”一句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就是这么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却偏偏喜欢上了武月月。每天下了班，他都缠着武月月找个地方去“谈谈”。武月月不跟他谈，他就用烟头在自己手腕上烫着玩儿，一烫一个小坑儿。已经烫了五个，像一朵梅花。武月月没想到，爱情对一个人能产生这么大的破坏力！她害怕了。为了摆脱刘志刚，她只好向老板编了个理由，说家里有事，让她马上回老家。这样她才离开了“满堂红”。 钟鸣和桂萍不知道武月月的经历。她自己不说，也不便去问。对于店里的伙计，他们的原则是，不管来自河南河北，还是山东山西，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五湖四海一家人。对于武月月更是如此。由于她表现出色，他们不但先后两次给她加了工资，还把前厅后厨的协调和管理全都交给了她。
武月月不负重托，她有这个能力。没多久，就把前厅后厨的伙计协调得言听计从，使整个餐馆变成了很有凝聚力的小集体。作为老板，有了武月月这么个好帮手，无论是钟鸣还是桂萍，都觉得越来越省心。
时间一晃过去了一年。
又是春天。北京吹来和煦的风。树绿了，花开了，就在这时候，武月月恋爱了。特别突然。
武月月恋爱的消息是桂萍告诉钟鸣的。当时钟鸣还不相信，准确地说，是在潜意识里不愿意相信。他问桂萍武月月和谁恋爱了。桂萍却卖了个关子，用一副很有成就感的表情看着钟鸣，让他猜。钟鸣沉吟了一下，立刻想到陈五湖。
前边说了，陈五湖是店里的厨师。当初正是因为他的建议，武月月才来到钟鸣的餐馆的。小伙子是安徽人，浓眉大眼，相貌周正，就是胖点儿。其实把“胖”放在厨师身上，倒算不上什么毛病，相反，一个骨瘦如柴的厨师，倒往往让人觉得不像个厨师，甚至会对他的手艺产生怀疑。
陈五湖手艺不错。他上过烹饪学校，学过食品雕刻，菜路子比较宽，什么川鲁粤，家常菜，都行，都能做。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研制出一道新的菜品。什么“韭菜炒野螺”“酸椒鸡杂碎”……客人挺喜欢。不过陈五湖有个毛病，他喜欢骂人。工作一忙起来，他就会变得叽叽歪歪。服务员到厨房窗口去催菜，说：“快点吧，再不上，客人就退菜啦！”这时候，即使手忙脚乱——用他自己的话说——连放个屁的工夫都没有，他也得转过头来骂一句：“叫唤你妈他蛋，再快，也得炒熟了吧！”因此几个服务员经常告他的状：“桂萍姐，你听见了吧？陈胖子又在厨房里骂人呢！”为此，桂萍没少两头和稀泥。她一面安慰服务员，说陈师傅也是着急，骂就骂吧，你们就装作没听见。一面又批评陈五湖，告诉他不能总骂人，骂人不文明。即使这样，陈五湖也管不住他的嘴。事后，据他自己解释说，其实他心里也没想骂，就是习惯了，一着急，就不知不觉地溜达出来了。
自从武月月来到店里之后，陈五湖就像换了个人，突然文明起来了。以前的白色制服上总是带着油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工作服越来越干净，到前厅吃工作餐，肩上总是搭一条雪白毛巾，很有派头，特像个大厨。忙起来的时候，不论谁催菜，怎么催，他都不急不恼，总是那么从容、镇定。同时，人也变得快乐起来，每天哼着欢乐的歌曲，或吹着优雅好听的口哨，而且净说一些俏皮话，把人逗得哈哈笑。这时候的陈五湖，好像内心里装满了幸福，好像生活就应该这么轻松畅快！可没多久，陈五湖又不快乐了，一天到晚，神情忧郁，心事重重，听不到他唱歌，也听不到他说笑，即使和伙计们坐在一起吃饭，也很少说话，那副只顾盯着饭碗吃饭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拘谨，甚至有点腼腆，仿佛是个新来的伙计。
有一天，是武月月生日。像所有伙计过生日一样，桂萍让陈五湖做了一大桌子菜。晚上打烊后，店里的人围桌而坐，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地给武月月过生日。就在筵席即将开始的时候，陈五湖像个魔术师似的，突然亮出了一手绝活儿——用双手把一只金色的凤凰放到了桌上。当时，所有的女孩子都禁不住“哇”了一声，就连钟鸣也一时呆住，没想到陈五湖还有这么一手！仔细一看，那只金色凤凰是用南瓜雕刻而成。不同部位用了不同的材料——黑色胡椒粒巧妙地做了凤凰的眼睛；玛瑙般的樱桃点缀着层层叠叠的凤尾；白萝卜雕刻出了凤凰脚下的白玉架；碧绿的芹菜梗上，绽放着两朵用红萝卜雕出的玫瑰花……整个作品惟妙惟肖，气韵生动，色彩搭配、造型，甚至每一处细节都非常成功，令人叫绝。武月月合握着手掌，屏声敛气，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唯恐一出声，它就会立刻被惊飞似的！其他伙计则众口称奇，好一番喝彩之后，又愤愤不平，质问陈五湖，别人过生日，他不是雕个小鸡，就是刻个小狗，为啥给武月月刻了个金凤凰？“说的就是！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想做一棵梧桐树啊？”几句话，让在场的人哈哈大笑。陈五湖也笑，只是笑出来的样子有点儿傻，而且连一句敷衍和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脸上却红过好几阵。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
这是普希金的诗。虽说是餐馆小老板，钟鸣却没少看过书，他还记得这两句诗是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看到的。同时作为男人，他自然能体会到另一个男人的某些心理。想到平时陈五湖在武月月面前的种种表现，他断定，武月月的恋爱对象必是陈五湖无疑。
然而，钟鸣的猜测把桂萍都气乐了。
“什么眼神儿呀？你可真是把武月月瞧扁了。”
听口气，仿佛陈五湖根本配不上武月月，仿佛两个人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你还记得常来吃饭的那个小杨吗？”
“当然记得。”
“人家才是月月的男朋友呢。”
桂萍的话，让钟鸣愕然一怔。正如开篇所说的那样，当时他还不大相信，信了之后，心里感觉有点儿乱七八糟。
“常来吃饭的那个小杨”叫杨浦。北京人，中等个儿，身材偏瘦，稍微有点儿水蛇腰。看上去很谦卑，其实很慷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爷们儿。有一次，他伙同几个人来店里吃饭，走时忘拿了背包，武月月追出好远还给了他。此后他便成了这店里的常客。俗话说“吃惯嘴，跑顺腿”，平时，到钟鸣餐馆里吃饭的人，也大都是一些常客。当然常客也是匆匆过客，除了脸熟，没几个人给钟鸣留下过特殊的印象。他之所以记住了“小杨”，是因为那个小伙子和所有的顾客不一样。别的顾客是餐后买单，小杨却是餐前付款，还不是一次一付！有一次，他竟把一千块钱拍给了武月月，告诉她：吃多少扣多少，剩余的，就放在餐馆里，下次吃。那是20世纪90年代。按照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准，像钟鸣这样的小餐馆，一餐饭，人均消费上十几块钱，就足以吃得不错了。一千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况且，开始的时候他是三五个人小聚，几次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人——要一盘小炒，一盘油炸花生米，几瓶啤酒往桌上一摆，一坐就是一晚上。结果两个月没过，或许那一千块钱还没有花完呢，他竟然成了武月月的男朋友。 按常理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武月月属猴，已经二十四岁，作为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如果不是跑到北京来打工，早就做了孩子的妈也未可知，确实该考虑婚姻大事了。可听说武月月的男朋友是“小杨”，钟鸣还是深感意外。他定定地看着桂萍，半天才憋出一句：“高了吧？”
桂萍不这么看。虽然杨浦是北京人，家庭条件却很一般。他父亲是退休的公交车司机，母亲是玩具厂的退休工人，他虽然在派出所上班，却是个临时的协管员。“你说吧，就凭武月月，哪点配不上他？”
“这不是配得上配不上的事，”钟鸣的逻辑是，“你得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武月月毕竟是乡下人。”
“乡下人不能跟城里人结婚？”钟鸣没吭声，桂萍又追问了一句：“你就说能不能吧！”
从经验上说，老板能和伙计处成朋友的不能说没有，但不是很多。而桂萍和武月月却偏偏处得像亲姐热妹。桂萍信任武月月，也呵护武月月；武月月对桂萍更是姐长姐短，无话不谈，哪怕是个人的隐私。桂萍记得，前段时间，武月月还跟她说起过大鼻子的事。大鼻子也是常来餐馆吃饭的顾客。五十多岁，北京人，据说他开了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有钱！他喜欢武月月，一直想把她拉到他的手下去。武月月不去。他又提出让她做干女儿。
“姐，他说要把我户口迁到北京来，你说可能吗？”武月月问桂萍。
桂萍想了想：“我看没那么容易，他有那么大的门子？这可不是县城，这是首都！让我看，这个干爹咱不能认。再者说，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干爹和过去也不一样了。说句不好听的，有人用干爹做幌子，说不定想干啥呢！”
武月月信了桂萍的话，没认那个大鼻子做干爹。但通过这件事情，桂萍看出武月月是个有生活目标的人，她总是把眼光放在城里人身上，如果说认什么干爹的事纯属扯淡，找个城里的男朋友，名正言顺，没什么不可以。对于武月月来说，倒是一件如愿以偿的事。
钟鸣很想说：女人就是这样，总想攀高枝。但他没那么说。“我觉得这事有点儿玄。一个吃饭的客人，她了解吗？别的不说，整天下餐馆，喝小酒，就凭这一点，武月月也欠考虑。”
“男人得调教！”桂萍说，“你放心，月月那么精明个人，啥样的男人她哄不转啊！”
钟鸣没再说什么。既然不可置信的事已经成了事实，别说是武月月，就是自己的亲妹妹，他也不可能棒打鸳鸯散。接下来的问题是，武月月恋爱了，她还能不能在餐馆干下去？说到底，这才是钟鸣最为担心的事。
恋爱后，武月月没有离开餐馆，也看不出她想要离开的意思。她工作一如既往，也许是受了爱情的鼓舞，反而比原来还尽心尽力。不过，大约过了两个月，她便从宿舍搬出去了。
据说这是杨浦的主意。以前杨浦总到店里来吃饭，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默默地注视着武月月。恋爱之后，他就常把武月月带到别的餐馆去了。吃了饭，两人还要拉着手，或者被杨浦一只手轻轻搂着腰，像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一样，在街上散一散步。末了，再把武月月送回宿舍去。有天晚上，他们去了附近一个街心公园。正是夏天，消闲的人很多，曲径通幽处，人来人往。长椅上坐着一双一对的青年男女，大都是在附近打工的人。有的耳鬓厮磨；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则不管身边有没有行人，竟像蛇似的绞在一起，动情地长吻。
“看见了吧？谁说你们乡下人封建啊，让我看，比城里人还开放呢。”杨浦厌恶地说。武月月不同意：“去你的吧，这种事谁不想背人？关键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空间。”杨浦想了一下说：“倒也是这么个理儿。”接着他突然受到了启发：“哎，对了，月月，你干吗不搬出来住啊？”
杨浦家有两小间平房，就在附近一条胡同里。几年前，他父亲的单位在和平里给他调配了一套两居室，虽说是旧楼，但旧楼也比平房强，一家三口快快乐乐地搬了过去。此后那两间平房一直出租给外地人。前不久，一个外地房客违法贩卖毒品出了事，此后，这间房子就再也没敢出租过，至今还空着。
开始的时候，武月月不想搬，她说住在宿舍挺好的。后来，杨浦三番五次动员她，又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买了一套崭新的被褥……武月月觉得再拒绝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她只好试试探探地问桂萍。
桂萍是农村出身的人，比武月月大十岁，从观念上说，比较传统和保守，想问题自然要比武月月周到些。听说武月月要出去住，她感觉有些不妥。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乡下的年轻人，一到城里就变得开放起来，别的不说，刚处个朋友，八字还没一撇呢，就租个小房住到了一起。这样的事太多了。以前店里有个厨师，本来老家有妻子，他却总是拉着一个服务员到宿舍去睡觉。被桂萍好言批评了几句，两个人便一甩袖子不干了，到别的地方睡觉去了。有过这样的例子，对于武月月，桂萍就不得不慎重。可以说，为了把武月月留在店里，平时在任何问题上，桂萍都是顺着她，处处维护她的自尊。现在她要搬出去住，虽说是征求桂萍意见，也不过是出于一种象征性的礼节。当时桂萍只是站在“大姐”的角度“点”了她几句。她说：“月月，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想搬就搬，你这么个精明的丫头，搬到哪儿我还能不放心？”
事实上，武月月搬过去没多久，就和杨浦同居了。
那天晚上，餐馆里很忙。杨浦把武月月接回来时已经很晚，他说啥也不走了。武月月连哄带劝：“这哪行呀，你还是回去吧。”杨浦坦然一笑：“末班车都没有了，我怎么回去？你实在不让我住，我就在门外待一夜了。”武月月以为杨浦不过那么说说，他哪能在门外待一夜呢。
她笑着说：“那你就到门外待着去吧。”
杨浦拧着身子出了门。到了门外，他果然蹲了下去不走了。无论怎么商量，就是不动。不但不动，他还反过来告诉武月月，让她赶紧休息！
武月月只好回到屋里。“休息”了一会儿，她侧耳倾听，竟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声，而且越来越大。她以为这时候杨浦肯定走了，可又有点儿不放心，便轻着脚步来到门口，从门缝往外一看，只见杨浦已经坐成了一块石头！任凭屋檐上的雨水往头发上滴，往脖领里落，他都一动不动，落汤鸡似的可怜，又很悲壮。 “真是的，你怎么这样呀！”她嗔怪地把杨浦拉进了屋里。窗外的雨一直不断，时小时大，时起时伏，像是宇宙在呼吸。也就是在那天夜里，武月月心惊肉跳，毫无快感地经历了女孩子的第一次。
作为过来人，桂萍看出了武月月某些特征上的变化，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便不止一次地“点”她说：“月月，我看你和小杨处这么长时间了，都挺好的，抓紧时间结婚吧。”
武月月明白桂萍话里的意思，那就是夜长梦多。其实，这件事武月月也不是没想过。倒不是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不是对于婚后的生活有多么急切的向往，而是自从把身体给了杨浦之后，她在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不落神儿，一句话，过不了婚姻这道门槛，她的心就永远悬着。
但她还是笑了笑说：“不着急。”
其实，武月月的“不着急”，不过是托词。自从和杨浦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杨浦的母亲一直不同意。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干净利落，有派头，很讲究。第一次见到武月月时挺客气，烧水倒茶，还聊了半天家常。可事后，听杨浦说武月月是他新找的女朋友，老太太立刻把一种吃惊的表情摆在了脸上，愣了半天才说道：
“我说杨浦，你什么眼神儿呀？”
接着，老太太向儿子摆出了一大堆问题：
“姑娘倒不错，模样挺俊的，说话也还得体，可千好万好，可惜她是个乡下人！让我说，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她不会像北京姑娘那样，给你带来房子，带来车，钱就更甭说了！结了婚，这家里不成了乡下人的旅馆和接待站才怪，旅游的，看病的……七大姑八大姨，不管谁来，你也不能把人家赶到大街上去，那么没里没面的事儿，咱做不出来。最大的问题是，有了孩子上不上户口怎么弄？得了吧你，甭跟我甩那些个片儿汤话！什么‘随父母双方入户都可以’，说话不走脑子！叫我说，那都是些不着四六的瞎嚷嚷！有文件吗？退一步说，就是政府将来真有了政策，孩子可以上城里的户口，你想想，她连个爹妈都没有，将来谁帮你们带孩子？你们就光指靠着我啊？再说说她的工作，要是个金领白领什么的倒也罢了，啧啧，餐馆服务员！你跟亲戚朋友街坊邻里能说得出口吗？这些个事儿，你可得合计合计，可给我想仔细喽！”
儿子早就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老太太还没完。
“还有个问题我问你，你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啊，还是因为胖丫把你甩了，你就破罐子破摔了？跟你说，那个胖丫也就那么回事儿，姑娘家家的，连个工作也不找，除了胡吃闷睡，就是满街晃荡打游飞。实话告诉你，当初你跟她处对象的时候我就纳了闷儿啦，挺大的脸盘子，脸盆小了都不够用，像个腚改的似的，你爱她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照照镜子，还整天以为自己多靓呢！这种丫头散就散了，也幸亏散了，但愿她能嫁个吃喝嫖赌的二流子。真是的，她瞧不上咱这个家，我还瞧不上她呢。当时我就嘱咐过你，甭伤心！这么大个北京城，好姑娘有的是，找什么样的找不到？有志气你就找个更好的。瞧瞧你，合着我的话全都白说啦！找来找去，你倒把个乡下的姑娘领回来了。这可真是去了个柳木换了个朽木！让我看，她还比不上人家胖丫呢……你闭嘴好不好？听我把话说完。我没说这不是你自个儿的事！你的事我就不能讲个理啦？我是你妈，我得替你着想，知道吗？”
老太太一口正宗的京腔京韵，伶牙俐齿，相当能说。坐在一旁的儿子几乎插不上嘴。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活像一只被煮熟了的大虾。
不过，杨浦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痛苦的人。事后他是这么跟武月月说的：咱俩的事儿，老太太暂时还不太同意，不过没关系，好事多磨。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武月月的身体上磨来磨去，时而从容不迫，时而面目狰狞，像怀着什么仇恨似的，铿锵而有力。事后武月月觉得筋疲力尽，好几个部位更是隐隐作痛。有一次，她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心里想，这么“磨”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儿呢？于是她不得不问杨浦，如果他母亲坚决不同意怎么办？杨浦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说：“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越来越躁动呢？”在他看来，虽然没结婚，可有这座老房子作依托，两个人经常吃住在一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已和结婚别无二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急什么急！”
他告诉武月月，面包会有的，必须一步步来。
第一步就是，杨浦给武月月换工作。他瞧不起武月月干的活儿，说她整天侍候人，低三下四，挣那么几个破钱犯不上。“这么大个北京，干吗不找个体面活儿？”武月月同意让他给找个“体面活儿”，杨浦满口答应。可到头来却一筹莫展。“要文凭没文凭，又没有北京户口，电脑不会，外语更甭提……哎，叫你自己说，你能干啥吧？”那种无奈、抱怨的口气，好像他自己是这方面的能手。
其实，杨浦自己也没有个固定工作，今天干联防，明天当协管，刚在一个朋友的小公司干了不到一个月，便说啥也不干了，非要自己创业，做老板。做就做呗，开店总比打工强。可一连两个月过去了，想干啥都没考虑好。前不久，他才不得不放弃自己开公司的打算，到一个物流公司做了仓库管理员。
经杨浦这么一问，武月月一时找不到自己了。
她喃喃地问：“你说怎么办？”
杨浦想了想说：“哎，对了，我有个哥们儿在保险公司当头儿哪，你去做保险得了。”他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有些激动，“就凭你那两片嘴，死人也说活了，做保险肯定行，赖不了。哎，你说我早咋就没想到呢？得嘞，就这么定啦！明儿你赶紧去把餐馆的活儿给辞了。”
武月月有些吃惊：“那怎么行？”
杨浦狐疑地看着她：“什么叫不行？你丫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愿意离开餐馆呀？”
“不愿意，我也得听你的。关键是你得给我找好了工作再说，万一找不到工作，我辞了咋办？”
“你不相信我是吧？我现在就给那哥们儿打电话！”
武月月制止了他：“得了吧，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明天再说。”
几天过去了，杨浦再没提起这事儿。武月月一问，他才突然有了记忆：“你说保险那事儿啊？不成！我一哥们儿说了，那活儿不能干，弄不好还有危险。” 武月月不解地看着他：“做保险有什么危险啊？”
“你又不明白了吧？”杨浦很在行地说，“现在做保险，你知道怎么做吗？你得到处去跑，上门去联系，去推销，死皮赖脸拉客户。说出来都是笑话，前几天有一女的，就是因为上门去推销保险，不但保险没推销出去，还被人强奸了，知道吗？”
武月月看了杨浦一眼，突然泄气了：“既然这么危险就算了，我在餐馆干着也挺好的。”杨浦立刻否定了她：“开玩笑！整天低三下四侍候人，有什么好？”过了半天，又无奈地说了一句，“你可愁死我了。”
看着杨浦很愁的样子，武月月没吭声。其实，在她—直不愿坦露的内心深处，比谁都愁。
也算是好事多磨。后来杨浦总算给武月月找到一份新工作——做置业顾问，说白了，就是售楼员。武月月离开餐馆时，无论是钟鸣还是桂萍，都有些舍不得。听说这是杨浦的主意，知道武月月是奔着婚姻去的，自然也就不好挽留。当然，武月月也是依依不舍。自从到了北京，她做过许多行当，在钟鸣餐馆里工作时间最长，最顺心，也最受老板的器重和信任。这么一走，她觉得有些对不住老板，特别是对不住总像大姐一样关爱她的桂萍。离开餐馆时，她眼睛里竟有了一层闪闪的泪花。看着桂萍也是泪眼婆娑的样子，她又笑了，做出一种很认真的样子问桂萍，如果她干不了那个置业顾问，再回店里还要不要她。桂萍告诉她，只要她还开着这个店，啥时候回来都没问题，她自己说了算！
她们互相安慰着对方，其实是在欺骗着自己。其实两个人心里都明白，只要走了，武月月不可能再回来。
卖房子不是卖白菜。其中的讲究与策略，要远比当一个餐馆服务员复杂得多。武月月是个可塑性很强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乡下人到了城里可塑性都很强。武月月凭借自己的聪明，经过一段时间岗前培训和“踩盘”实习，很快进入了一个置业顾问的角色。其时正逢秋天，北京楼市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像植物界一样，是个成熟和收获的季节。两个月下来，底薪加销售提成，武月月竟然拿到了一万块还挂点儿零。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能有这样的业绩，算得上非常出色了。
武月月挺振奋。比武月月更振奋的是杨浦。“怎么着？我没说错吧！”听语气，好像不是在为武月月可观的收入而振奋，倒是在为他自己当初的建议而表功。
不管怎么说，这一步武月月算是走对了。重要的是，职业变化和收入上的增加，把武月月的身份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就连杨浦的母亲对她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
其实，自从恋爱之后，武月月也没见过几次老太太。第一次去杨浦家，老太太还客气，因为她不知情。第二次一进门，只那次武月月刚叫了一声“阿姨”，老太太便躲了出去。她还以为老太太很知趣，是有意给年轻人让出一点儿亲热的私密空间呢。哪想到，人刚走到楼下，一段京腔京韵的对话，便顺着三楼的窗子清清楚楚地传进来。
“刚见您家儿子领回个不错的姑娘，是不是谈对象啦？”
“嗨，什么叫‘不错的姑娘’……外地人！”
“哎哟喂，怎么找了个外地的啊？”
“吃饱了撑的呗！现在的年轻人，脑子就这么花花儿。”
“那您可得想想办法，劝劝您家儿子。”
“没办法，劝也不听，啥话都说了，让他自己看着办吧！我说啦，他非要跟这个乡下姑娘结婚，哪儿凉快，跟哪儿待着去！以后别指望家里，爱喝西北风就喝去！谁叫有那么多条件好的姑娘，他不找来着！”
当时武月月被钉住似的坐在屋子里。她看着旁边的杨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一走了之，更是万万不可，生米煮成了熟饭，自己已经是杨浦的人，不能因为一时的尴尬置气，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尊严。为此和杨浦发脾气，也不行，没意义。杨浦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是我，我妈是我妈”，“好事多磨，慢慢来”这样的话，况且他本来就是个孝子，能顶住老太太的反对和她继续相处，已算难能可贵了，再用撒气的方式来激他、逼他，她于心不忍。她唯一能做的，就像杨浦说的：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可事后想想，武月月还是觉得憋气。有一天，她问杨浦北京城里有多少个门。杨浦不明就里，什么天安门、地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一说一大串，最后都数乱套了，也没数清楚。
“哎，”他突然疑惑地看着武月月，“你问这干吗？”
“我是想，北京那么多门我都闯进来了，你们家的门槛我怎么就迈不进去呢？”
杨浦一听上当了：“有话直说，你绕什么弯子！”
“那我就直说吧。你妈不是说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吗？我看这房子就不错，常年都见不到个阳光，不是挺凉快嘛！”
“你什么意思？”
“咱就在这间房子里结婚吧。”
“那怎么行？”
“你是怕去喝西北风对不对？”
“什么‘西北风’？你甭给我说那些没用的，肯定不成！”
在杨浦看来，这座平房又老又小，如果用这么个破房子结婚，他的脸在亲朋好友跟前往哪儿搁？退一步说，即使抛开脸面不要，他也不可能娶了老婆忘了娘。
“只要结了婚，就必须得和老人一起过。”
“我没想着要分开过，关键不是你妈不同意吗？”
“我不是说了嘛，好事多磨，得慢慢来！”
一晃，时间又被“磨”去了大半年。武月月再次被杨浦拉到家里，老太太同样是“出去遛遛”，但从楼下升上来的京腔京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听起来，让武月月的心里立刻打开了两扇门。
“您儿子的女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置业的，也就是售楼员。”
“嗬，怪不得看着就不一般，是白领啊，不少拿钱吧？”
“凑合吧，一月七八千吧。”不知道她为什么既谦虚又夸张。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谁知道呀。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个谱啊？能不能处到结婚，还另说呢。” 老太太的话里，不知道是怀着希望还是含着忧虑。不管怎么说，听语气，她毕竟已认可了这种事实。至于“能不能处到结婚”，那就是她和杨浦之间的事儿了。武月月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售楼工作很规律，不像许多小公司那样动不动就加班加点，一忙就是大半夜，把员工熬得灰头土脸，个个像红眼耗子。售楼不这样，通常情况下，晚上六点钟，武月月会准时下班。回到家，如果杨浦有什么事，不能到这间又老又小的房子里来找她，一个人觉得无聊，她便经常到钟鸣的餐馆里去。
在钟鸣和桂萍眼里，自从做上售楼员，武月月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光鲜，她穿着一身不菲的套裙，头发做了离子烫，双手在脖子后边一拢一挑，像黑色的瀑布披在肩上。她谈吐从容，举手投足都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气质，比在餐馆的时候更优雅，更大方。用她自己的话解释，当一名售楼员，首先就得“卖自己”，不仅要做好形象包装，还要磨掉你性格中的各种棱角。说到底，这是职业对一个人的塑造和改变。武月月适应了这种改变。
到了钟鸣餐馆，武月月总是带着一种回娘家般的亲切感。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她和桂萍钟鸣聊聊天；遇到餐馆里吃饭的客人多了，就会像做服务员时一样，前前后后忙起来。武月月的不见外，让钟鸣和桂萍感到很亲切，很喜欢。过去，他们喜欢武月月是因为她是店里伙计，聪明，能干，会来事儿；解除了老板与雇员的关系之后，他们已经把武月月当成了平起平坐的朋友。许多时候，他们会把武月月留下来，围桌而坐，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话题广泛。谈得最多的还是武月月，关于她的工作，关于她的收入；她如何卖楼，怎么提成，等等。有时候，也会说到杨浦。
杨浦这个人，平时说话咋咋呼呼，给人的感觉有点儿位卑言高，其实人还是不错的。武月月已经摸准了他的脾气，得顺着他来。比如，他想说一句什么话逗你笑，即使那话并不可笑，只要你能配合着他嘻嘻哈哈，他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他对武月月也不错，很呵护。武月月的单位在亚运村，每天下班回来，杨浦差不多都在那间小屋子里等着她。有那么几次，杨浦居然笨手笨脚地做好了饭！武月月觉得好温馨，很感动。她以杨浦最满意的方式回报他。杨浦爱喝纯生啤酒，最好是冰的，她就买了一台小冰箱；喝啤酒的时候，杨浦喜欢就着猪耳朵喝，她下班途中总忘不了去一趟熟食店；她自己买袜子一买就是好几双，而且要同款、同颜色的，以便在穿的过程中，坏掉一只扔一只，剩下的两只再凑一双。但对于杨浦，她却从来没有吝啬过。恋爱之后，她先是送给他一个当时很是流行的小BB机，后来又给他配了一部时尚的“诺基亚”。杨浦喜欢下餐馆，她三天两头便会拉上他去撮一顿。知道杨浦收入不多，手头拮据，还要时不时地塞给他三五百，让他“先花着”。到了北京这些年，武月月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平时省吃俭用，一直舍不得去动它，可只要花在杨浦身上，她就会心甘情愿，觉得值。
也许，爱是可以通过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也许，就像杨浦所说的那样：好事多磨。总之整整两年——像是经历了万水千山，武月月终于跨进了婚姻这道门槛。
武月月和杨浦的婚礼很简单，只在一家烤鸭店里办了一桌十四人台的酒席。除了杨浦一家三口，到场的全是亲戚，外人一个没请。按杨浦事先的计划，至少也得邀请一些不错的同学和朋友，热闹一下。“弄得太简单，会让武月月有想法，没面子，好像咱家瞧不起她这个外地人。”老太太不这么看。她告诉杨浦，不是她瞧不起月月是个外地人，而是她不想让更多的人瞧不起他这个北京人！
杨浦生了气，消极地说：“那就干脆连亲戚也甭请算啦。”
老太太却另有她的小算盘：“不请可不成！这些年我随给他们的份子钱，干吗不收回来？”
事后，杨浦给武月月的解释是：“老太太不想大操大办，嫌麻烦。”武月月没意见。在这个城市里，她只身一人，连个亲人也没有，场面越大，她就会觉得越孤单。反过来说，老太太能接受她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她还哪敢奢望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本来，她已经和桂萍说好了，结婚那天，桂萍要以娘家姐姐的身份去参加她的婚礼，及至杨浦说了他母亲的意图，权衡之下，武月月没了主意。最后还是桂萍替她打消了原来的设计，她说，这样也好，入乡随俗，人家说咋办就咋办吧。
说是婚礼，其实也就是请了几家亲戚聚在一起吃个饭。亲戚都是婆婆方面的亲戚。公公是独苗，老家在乡下，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在老家，千里迢迢，请人家也不会来——真要来了一堆乡下人，倒麻烦！所以一律不请。婆婆方面的亲戚都是地道的北京人，接到电话，悉数到场。有杨浦的大舅、杨浦的老姨和他们各自的老伴儿，同时还有杨浦的表哥、表姐和他们的配偶，以及两个五六岁的孩子。
在这些亲戚中，武月月只和杨浦的大舅见过一次面。这个六十多岁的大舅红脸膛儿，人挺胖的，说话有一种嗡嗡的喉音，好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又好像喉咙里堆积了太多的脂肪。但人却挺风趣。据说他二十岁开始当牙医，退休后自己开诊所，治好多少患者就别说了，光拔掉的牙齿足有一麻袋！连自己的半口假牙都是他亲自做的。“你牙没事吧？”他瞪着眼睛看着武月月，“啥时候想弄牙，你只管来找大舅，亲戚嘛，是不是？”
事后杨浦告诉武月月，弄牙也不找他。他说他有一颗假牙就是大舅做的，没几天就发炎了，没疼死！这还不说，他想把那颗假牙弄掉，谁知弄下来比镶上去还费劲！把大舅折腾得直喘粗气，并运用了各种家伙和办法，用锥子挖，用一个小凿子凿，啷、啷、啷，一下又一下地凿……当时的感觉，那是真正的脑瓜仁儿疼！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假牙啪地掉了，一抽气，竟然直接咽进了肚子里。说到这里，杨浦都气乐了：“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我他妈容易嘛！”
武月月结婚那天，大舅被尊为上宾。中国有句俗话：娘亲舅大。同时他的年龄也是最大，便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主位。一见到这个胖牙医，武月月差点儿笑出来。幸亏她立刻叫了一声“大舅”，才变成了一脸笑容和亲切。其余的亲戚，武月月一个不认识。在饭桌前，武月月不缺乏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经验，毕竟在餐馆做了几年服务员。但作为新娘，那些经验全没了用处。事前老太太已经告诉她，来的亲戚都是有身份的人，很讲究，她让武月月尽量少说话，更不要把老家话带到酒桌上来。有了这样的嘱咐，武月月就更是多出几分紧张和小心。在给每一位亲戚敬酒时，除了叫一声称呼，说一句“请喝我和杨浦的喜酒”，几乎没说过多余的话。即使这样，她端着酒杯的手还是禁不住微微发颤。 或许，对于所有结婚的人来说，也许乐趣不在婚礼之上，而是在婚礼之后的洞房花烛夜。只是，由于所有过程都提前进行过，到了夜里，一对“新人”躺在一切都是新的洞房里，已经感受不到彼此的新鲜。说是新婚之夜，不过是重温了一遍往日的亲密，却全然没有了那间老房子里的放松与激情，相反，倒是多了几分拘谨与压抑。不管怎么说，武月月毕竟名正言顺地成了杨家的媳妇，有了自己的身份。
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下 篇
结婚后，武月月仍然干她的老本行。杨浦却没再回到他的物流仓库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整天和那些与己无关的物品打交道——那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别说是去干，只要想想就烦透了！他动员武月月把所有存款拿出来，和老太太的一部分资金进行整合，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在一个哥们儿的指点下，到街上去趴活儿（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黑车”）。一个月下来，刨去油钱，纯落两千块。这样的收入，比在物流仓库里整天忙来忙去要合算得多了。关键是自在。想什么时间出车、收车，全由自己说了算，也不累，每天像兜风似的就把钱挣了。不仅如此，有了车，武月月也沾了不少光。有时候杨浦会把她一直送到单位，然后在那里趴活儿；如果是顺路，他也常把武月月从单位捎回来，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个多月，又有好事来了。因为开发商征地，杨浦家的平房要拆迁。武月月没想到，北京这地方可真是寸土寸金！就是那么两间破烂不堪的老房子——加上被拆迁的居民一同与开发商较劲，提条件，不停地谈判。最终杨浦家一共拿到了八十多万元的补偿款！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八十多万元的款子，对于一户底层百姓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说是咸鱼翻身、天上掉馅饼，都不为过。当时武月月都被这笔款子吓着了。她不知道杨浦和他母亲将如何支配这笔巨款。假如她是这笔财富的支配者，她首先会考虑买一套楼房，让婆婆公公住，她和杨浦还是住在这套旧楼里。怎么说呢，这套两居室的旧楼只有六十多平米，尽管老两口和小两口各居一室，却总是有着太多的不便。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许多时候，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常常让人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感。为此，婚后不久，武月月就曾经暗示过杨浦，说她特想回到那间老房子里去住。杨浦很敏感，当时就戳穿了她：“怎么着，还想分家呀？我跟你说，老太太能让你进这个家门就不错了，分家这种事，你想都甭想！”在武月月看来，不分家，买一套大点儿的楼房，宽宽绰绰的，即便一起住，也总比现在强。当然，她也不过就这么想想，尽管是家里的一员，她知道自己当不了这个家，也没有这个权利。在如何使用这笔款子的问题上，全在于杨浦一家三口。说是三口，其实也就是婆婆和杨浦说了算。
公公是个吃闲粮不管闲事的人。这个在公交车上把了一辈子方向盘的老司机，开车是一把好手，曾经当过全市劳动模范和标兵。退休后，也许是不太适应，他很少待在家里。即使在家，也向来不大言语，甚至不笑，更不参与家人对任何事情的讨论。大多时候他都是以一种无声形式存在着，以至于他不在家的时候，你还以为他就在卧室里睡觉呢，当你去喊他吃饭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他的影子，不用说，他准又拎着那个小收音机到哪个街心公园里听京戏去了。听戏是老头唯一的爱好。有时他自己也会唱上一段。说起来有趣儿，老头平时无声无息，一旦唱起京戏来，却仿佛找到了一种呐喊的理由，那种咬牙切齿的唱腔，听起来极其压抑，像是充满了无限的悲壮与愤懑。婆婆不喜欢老头的哼哼呀呀。她喜欢跳舞——是广场上那种中老年人聚到一起跳的舞。每周一次，换上红衣服白裤子，坐公交车到景山公园里去跳。所以，和许多形影不离的老夫老妻不同，公公和婆婆，除了偶尔同去一趟菜市场，平时两人都是单独行动，各玩儿各的。用老太太的话说：也不是玩儿不到一块儿，而是文化上有差异，根儿就不一样。
老头的“根儿”在山东，祖祖辈辈是农民。只有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不本分，或者说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他十六岁跑到北京，在一个同乡的引荐下，到一家饭店里当小工，学习烤鸭技术。此后三十多年，他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摆弄鸭子。直到五十岁病逝，他始终是一家“便宜坊”的烤鸭师傅。老太太则不同，虽说父亲不过是当了一辈子普通的小学老师，可祖上却是地地道道的旗人，是大清帝国的功臣与贵族。
“我们应该姓爱新觉罗。”
其实老太太姓金，可她喜欢这么说。至于姓爱新觉罗为啥又姓了金，其中的演绎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却说不清。她只是忘不了自己身上流淌着一种贵族的血，好像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祖上是旗人。”
这句充满荣耀与高贵感的话，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件上，往往会被老太太脱口而出。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她说过也就拉倒了，并没有人去接她的茬儿。只有一次例外。不知怎么的，一向不大说话的公公，竟当着武月月的面，对婆婆这句话嗤之以鼻：“得了吧，旗人早就过气儿了，你能不能说点儿新鲜的。”
老太太突然受到了打击，但精神却为之一振：“嘿，你起什么腻呀？我跟月月说话碍着你哪根筋了？我偏要这么说！怎么啦？听不惯啊？告诉你，死了的老虎也比猫值钱！你爹摆弄了一辈子鸭子你还了不起了是不是？我的话不爱听，你倒是说点儿新鲜的我听听！说不出个正经的就吃你的饭，往正地方用你那个舌头，别变着法儿给我找事儿！”
婆婆的一番唇枪舌剑，让武月月替公公感到尴尬。她以为公公会作出激烈的反击，但没有。老头非常镇定地吃完最后一口饭，搁下碗，一声不响地回了卧室。
书归正传。关于那八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如何支配，老头不参与，婆婆和杨浦的意见则与武月月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决定不买房子，不置地。理由很简单：好不容易得到一笔钱，总不能因为买一套多余的房子，再把自己变成穷人！
富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有票子。有了八十多万的存款，老太太拿捏得还算可以。或许是因为祖上是旗人，她有资格，也能胜任得了这种愉快。在外面，她给人的感觉有些漫不经心，很低调，在和邻居们聊天时，甚至还多了几分和蔼和谦逊。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骨子里。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老太太的腰板儿比原来挺得更直，富有高贵感的下巴颏微微扬起，似乎比以前抬高了一寸。 杨浦却不想把幸福藏在骨头里。也许是太年轻，或穷人乍富，钱一多便压不住了，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亢奋，像是打了鸡血。他开始往更高的层次武装自己——BB机换成了“诺基亚”；原来的分头改成了板儿寸；脖子上多了一条很粗的金链子，手指上自然少不了再配上一枚硕大的金戒指。人还是那么瘦，但举手投足都不再像个虾米，而是精神抖擞。每天他照例开车出去，却不是到街上去趴活儿。八十万元的补偿款，加上原有的积蓄，差不多有“一百来个儿”，往银行里一扔，存它个“死期”，光利息就已经够吃够喝，还趴什么活儿！那几个小钱儿，只配从他的手指头缝里漏下去。现在他每天出去，主要是忙于社交，经常找上三五个朋友，往餐馆里一坐，边喝边聊，偶尔自信地弹一下手指上的烟灰，脸上却露出一种因为幸福而生出的愁苦：“哥儿几个说说，我他妈是不是应该干点儿啥呀？”虽说是在问别人，语气上却似乎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甚至目光炯炯，眼前分明展现出了另一个世界。那片令人向往的天地，他好像在哪里看见过，只是一时找不到它的入口。因此，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过武月月：
“你丫说话，我到底开个什么公司呢？”
武月月不说话。她只是含意不明地笑一笑。怎么说呢，她自从认识了杨浦这个人，就一直听他念叨着要开个什么公司。“有福不用忙，你就等着做老板娘好了！”开始的时候，她对杨浦描绘的图景还真的抱有过希望。可几年过去了，他还这么说，她就不把杨浦这句话当作一回事了。她看透了杨浦这个人，与其说干打雷不下雨，不如说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屑于做。没钱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过来的；有了钱，她也不相信杨浦真的能做成什么事。钱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东西，它可以让人变得优雅、端庄，或矜持、放纵，乃至于财大气粗、挺胸腆肚……这种情况常有。可因为有了钱，就能把一个懒汉变成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例子，还真是没见过。有了这样的判断，再听到杨浦关于“开个什么公司”的唠叨，武月月就不愿意搭言，不愿意参与。她只是平静地面对着杨浦，任凭他三起三落地折腾自己——头一天他还雄心勃勃地要开个什么公司，第二天便像生了什么人的气了：“不开那个鸡巴公司我他妈还能死啊？”总之，见惯了杨浦的这种出尔反尔，无论他怎么说，武月月都是平和地笑笑，不置可否，也不生气。
武月月不生气，杨浦却气不顺：“瞧你那个破工作，卖他妈什么楼呀，赶紧歇菜得了！”
类似这样的话，杨浦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倒不能说他是钱多闹的。得到那笔拆迁费之前，他就不愿意听武月月整天唠唠叨叨地说房子。或许，这对于一个买不起房子的男人来说，有伤自尊。因此，每当武月月回到家，说她又卖了一套什么样的房子时，杨浦总是不愿意听，他烦！现在，杨浦不再是因为自己没钱而讨厌武月月说房子了，他还是烦。细说起来，这仍然和一个男人的自尊有关。
自从有了车，杨浦偶尔会到武月月的单位去。送她的时候，他总是放下武月月就走。去单位里接她的时候，则是坐在车里，一直等到武月月下班出来——脚踏高跟鞋，挎着一个时髦的小包，身姿摇曳，很有气质地朝他走过来，然后上车。有一点，不管是接还是送，以前杨浦从来没有走进过售楼处。但是，自从发型改成了板儿寸，脖子上有了那条很粗的金链子，杨浦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仗义起来。再到武月月的单位时，他会径直走进售楼处，一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还背着手——手上拿着“诺基亚”小手机，上面摞着一盒“555”牌香烟，手指上勾着一把车钥匙。第一次走进售楼处，都以为他是个来看楼的呢，两三个售楼小姐赶紧凑过来，好一番招呼，才知道他是武月月的老公！
事后，杨浦反而有些不快：“我发现，你们这些售楼小姐怎么比妓女还热情呢！”
人就是这样，心里装着什么，眼里就往往会发现什么。再到售楼处时，杨浦便多了一份留意。只见那些售楼小姐每人一个小茶桌，对着客户窃窃私语。他注意到，有个漂亮的女孩，竟用一双挑逗的眼睛，对着一个中年男客户挤眉弄眼，频频放电！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杨浦越发瞧不起这个职业。他总是唠叨武月月，让她“歇菜得了”。可唠叨归唠叨，他倒也没有逼着武月月非得“歇菜”不可。
不过，后来的情况变了。有天傍晚，杨浦去接武月月。在售楼处，他没见到武月月的影子，一问她同事，说是她和客户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去了。杨浦找到那家酒店的时候，武月月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男人正面对面地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
杨浦很冷静。他没像有些电视剧里的人物那样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他不想破坏眼前那种安静、和谐，并伴有音乐低回的高雅氛围。他很大度地坐下来，跟那个据说是做煤炭生意的人聊了一会儿，甚至还优雅地喝了一杯咖啡。结束之后，杨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武月月拉到一家餐馆里，点了酒菜，两杯啤酒下肚之后，他才瞄上了武月月：“你成啊！卖楼卖到酒店去了，你他妈的怎么给我解释？”
武月月的解释很简单：那个客户看好一套房，要交定金的时候发现钱包落在了酒店里。他不想多跑一趟腿，就问她能不能随他到酒店取一下。她去酒店取了钱，那个客户又提议她一块儿喝杯咖啡。说着，武月月从包里掏出个装钱的信封，上面写着钱数和客户的名字。就这些。
“没干点儿别的？”
“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没干点儿别的？我的话你没听懂啊！”
其实武月月早懂了。只是太突然，一时难以应对。
“你别胡扯好不好？”武月月说狠话了，“如果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就吃饭噎死，噎不死，出门让车轧死，被碾成肉泥，死后让小鬼扔到油锅去炸！实话告诉你，为了卖楼拿提成，跟客户睡觉，甚至被客户和楼一块儿买去做小三的人，不是没有。可那种事和行业没关系，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守住原则，守住做人的底线。跟你说，来到北京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遇到过？如果是那样的人，我早就是了，还能成了你的老婆！”
杨浦没吭声，心里却活动着。觉得武月月的话倒也不是没道理，至少最后一句是可信的。他知道现在的女孩子大都很开放，搞对象找个真正的处女已经不容易。说实话，最初和武月月交往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认真，至少他有过这样的考虑：如果她不是处女，说明她已经被人玩过了，他也来个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前找过的几个对象，包括那个胖丫，全都“破”了，没有一个是处女。但武月月是！不仅如此，她还说话好听，笑容好看，体形更是没说的，每个段落都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在那座老房子里，他曾一寸一寸地欣赏过她光滑如玉的身体，反复审视、思忖，比较着与前女友们哪些地方相似，或不同。最后的结论是，不管哪个部位，都是武月月的最好，让他心醉神迷。他这才认真和庄重起来，乃至不顾母亲的阻挠和反对，坚持和她交往，最终娶她为妻。想到这些，杨浦憋在心里的火气差不多消去了一半。但他不想饶恕武月月： “你以为我相信了，是不是？”
“信不信由你，”武月月转过头去，叹了一口气，又不甘心地转过来，她认真地看着杨浦，“不信，明天你去单位查一下我的离岗记录。我跟他从单位出来，加上走路、取钱、喝咖啡，到跟你见面，总共都不到半小时。”
武月月的话，把杨浦又一次带回到现场。那个秃头的影子又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不管怎么说，那个秃瓢儿他妈的绝对有想法！”
“别人有没有想法，那是别人的事。我知道自己怎么做人。”
杨浦不再盯着武月月，他把矛头转向了煤老板：
“瞧丫那操性，指甲缝都是黑泥！还他妈会喝咖啡呢，还跑到北京来买楼房呢，真他妈新鲜！”杨浦嚅动着腮帮子，咬牙切齿，一种骂什么都不解恨的样子。
武月月却忍不住笑了：“你观察得还挺细呢。就是这么个人，你想想，我能跟他做什么呢？真是的！”
杨浦没吭声，继续喝他的啤酒，一共喝了八瓶！可是酒喝得再多，却没有压制住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忌妒心和想象力。他老是想起那个秃头。而且一旦把那个秃头和武月月联想到一起，他便心里难受。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简直无法描述。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竟然做出一个邪恶的举动。吃过饭，他拉着武月月又回到那家酒店，开了个房间，像吃了什么药似的，把武月月狠狠地闹了半宿。
武月月辞去了工作。
她不辞，杨浦就会永远去不了他那块心病。
辞就辞了。其实，售楼工作绝不像人想象的那么光鲜。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几千块钱的提成；到了淡季，一套楼房卖不出去，也就只有五六百块钱的底薪。而且平时的工作也不容易。看房的人往往要到实地看楼，楼盘还没有完全建成，也得看看结构和布局。没电梯，就只好领着顾客去爬楼梯。二十几层的高楼，有时候一天要爬四五次！遇上拿不准主意的客户，磨磨叽叽，那简直是一种折磨。武月月接待过一位男客户，他想买一套顶楼，二十八层。他自己角角落落地端详了两遍，后来又分别带着老婆、孩子、亲戚不停地看，最后还把同事拉过来帮他参谋。几天下来，二十八层的楼房，武月月爬了十多次！两条腿肿得像棒槌，夜里又胀又痛，觉都睡不成。可经过多次看房之后，那个客户仍然犹豫不决，不是打电话，就是亲自上门，一遍遍咨询房子的每个细节。“这种人我算看透了，即使买头驴，说不定也得要数数有多少毛！”武月月生气地跟同事说，“还是个什么处长呢，还是个男人呢，去他妈的吧，什么东西！”后来，那个男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告诉对方：“那套房子没了，已经卖了！”
想起平时吃的苦，受的累，武月月没什么可留恋的。辞了职，她反而有一种解脱感。问题是，辞职之后干什么？
“我不说了嘛，早晚我要开一公司！”
又来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且是自己提！对于杨浦这句话，武月月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进了这个家，就得一切由着他安排。他让干啥就干啥，他让辞职就辞职吧。他不说了嘛：“啥也不干，我也饿不死你丫的！”那就啥也不干好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闲下来没事，也像婆婆那样“遛弯儿去”！这样的生活，岂不比整天忙忙碌碌地当个上班族要强百倍？
只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最让武月月打怵的就是婆婆。
在武月月眼里。婆婆并不是一个恶人，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她讲体面，通礼数，喜欢说“我们祖上是旗人”，并引以为傲。她热心热肠，在路上遇到个外地问路的人，她会不厌其烦，恨不得把人家送到目的地去。走在大街上，她总是扬着脸，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用厌恶的目光去批评那些陌生的乡下人。对于任何事情，她都有自己的标准，有一个别人不好把握的分寸。即便是坐在杨浦的车上，她也会用她的“分寸”去调整车速。车慢，她说杨浦开车太肉了；快了，她又告诉杨浦：“别像个奔丧的好不好？”她善于说讽刺话，挖苦话，即使骂人都不带一个脏字儿。同时她还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精神矍铄，常常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
武月月还记得，她结婚没几天，婆婆把腰扭了，据说是学跳探戈舞的时候扭的。为此杨浦还批评了老太太：“您都多大岁数了，还玩儿鹰啊！”可不管是玩啥，扭了腰也得看。那天武月月连班都没上，陪着婆婆去医院。她本想打个出租车，可婆婆不同意，嫌太贵，非要坐公交。车刚到，她就烦了：“哎哟喂，这什么破车，咋这么多的人啊！”上了车，便立马来了一句：“小伙子，劳驾，给我让个座儿！”下车的时候，也是理直气壮：“姑娘，让开点儿，别耽误了别人下车！”对方有点儿不太高兴地回了一句：“我也是下车的，咋这么说话啊？”“我就这么说话怎么啦？倒是你，说话的样子一点儿没教养！”对方不吱声了，事情还没完。这时，乘务员开始不断提醒下车的乘客请出示车票。婆婆可能是觉得在提醒她呢。她转身从武月月手里拿过车票，冲着乘务员晃了晃：
“您看好啦？”
乘务员说：“好的，您下车。”
她又晃了晃车票：“您看仔细啦？”
乘务员笑了笑：“谢谢，您慢点。”
她还是盯着乘务员：“您看清楚啦？”
乘务员没再吭声。
老太太这才下了车，一边下车，还愤愤地嘟哝了一句：“一点儿眼力见儿没有，什么人哪！”
武月月觉得，婆婆身上就是有这么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劲儿。当初她曾极力反对她和杨浦的婚事，结婚之后，她又直截了当地敲打过武月月：“要说我们家杨浦，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没有啊！他倒好，王八瞅绿豆，偏偏跟你对上眼儿啦，你可真算是有福气。说句实在话，你别不乐意听，要不是看在杨浦孝顺的份上，我是不会同意他找个乡下姑娘做媳妇的。在家里怎么都好说，跟外人可是好说不好听，你说是不是？”武月月唰的红了脸，嗓子里有一种硬硬的感觉，像是被堵上了什么东西。
有这样的婆婆，武月月便学得像公公一样，在家里很少说话。甚至她都比不了公公。公公不说话，却经常响亮地咳嗽。有时候，他咳嗽的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儿夸张，有点儿假，似乎是别一种虚张声势。因此，婆婆也会经常来上一句：“有屁就放，甭给我装咳嗽，像是吃着鱼刺卡住了似的！”婆婆是个敏感的人，什么事都瞒不过她的眼睛。打个比方：看一眼鸡蛋，她都能听到里面有小鸡的叫声！武月月则顺应着婆婆的讲究与规矩，咳嗽的时候，她总是握着空拳，放在嘴上，轻轻地咳。至于说话，更是慎之又慎，唯恐哪句话说得不妥，一旦露了怯，就会惹得婆婆皱眉头。有一回，说起在单位又爬了多少层楼，她一不小心冒出一句家乡话：“不老盖疼。”当时婆婆就皱着眉头看了她好半天，问她说的是哪国话：“是英语、俄语，还是西班牙语？”她知道的语种还挺多！可不论哪种话，婆婆都觉得不好听，不受听，不愿意听。也就是那一次，她郑重地告诉武月月，既然做了北京人的媳妇，就得学说北京话，不然街坊邻居都笑话！ 婆婆是个要面子的人。自从武月月进了这个家，老太太就一直想从各个方面改造她，或者说提升她，完善她，至少要在言谈举止上，把她变成一个“不是也像”的北京人。她告诉武月月，怎么穿衣才不会像个土老帽，怎么打扮才像个城里人。甚至连怎么吃饭都拿老北京人的规矩暗示她，说要一只手扶饭碗，不能扒拉菜，不能吧唧嘴……在婆婆的规矩下，武月月吃饭一声不响，眼睛瞧着自己的碗，那种小心拘谨的样子，就像在一户陌生人的家里做客。
结婚不久，婆婆就教她学习北京话。比如“花”这个字，不能说花，得把舌头稍稍卷起来说：“花儿。”说的时候口型稍扁，儿化音不能太重，要轻轻一带。除此之外，一些老北京话，即使不会说，也必须得懂。比如“硌硬”是什么意思，什么叫“（nāo）丫子”，什么叫“起哄架秧子”……听得武月月直想笑。她觉得有些土语比老家的“不老盖”之类还难听。可再难听也是北京话，得学！
婆婆让她专门准备一个笔记本，哪句话怎么说，有些字发什么音，都要标注上。比如“这 zhèi”这个字，在北京话里，不能说“这”，你得说“这zhèi”。“那”这个字，就更讲究，有时候说“那nà”，有时候你得说“那nèi”。连成一句话就是：“这zhèi人怎么那nèi样啊！”
武月月不是一个笨人。来到北京之后，她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当服务员时，因为常有外国人到餐馆里吃饭，她还学会了一些英语、日语之类的简单用语。对比起来，她发现，学说北京话其实比学习外语还要难！光是那种儿化音就有太多的讲究，不好掌握。比如同样是个“门”字，你可以说“东便门儿”“西便门儿”，但你不能说“天安门儿”“地安门儿”，“老家”这个词的意思是故乡，加上一个儿化音，意思就变成了家里的长辈。总之没有一点儿规律可循。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那些方言土话和儿化音，是从你喉咙发出的音色得像个真正的北京人。可武月月不行。她知道话是那么说，可发出来的音色不靠谱儿，出不来那个味儿！整个感觉就好比唱歌，心里明明想着是那个调子，那么唱，可一旦唱出声音来却跑了调儿啦！婆婆一听就泄了气，说：“这哪儿是北京话啊，整个一南腔北调儿！”
没办法。黄鹂叫不出乌鸦声，笛子奏不出二胡曲。武月月学不来那种地道的京腔京韵，在婆婆面前便多了一个短处，多了一份惭愧，也多了一份小心。婆婆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微笑地听着，间或点点头，只要能不说话，就尽可能不吭声。她不愿意给婆婆添堵。
以前还好，武月月有个工作，在时间和视线上还能多少与婆婆拉开一点儿距离。现在辞掉了工作，她就得天天面对婆婆，服侍婆婆。
一想到这些，武月月就从心里打怵。
还算好，辞职后武月月并没有整天待在家里。没过多久，她就到钟鸣的餐馆学厨艺去了。怎么说呢，自从辞去工作，家里的每日三餐都由武月月做。武月月不怕做饭，怕的是婆婆吃得不顺口。在吃饭问题上，婆婆以前就很仔细，有钱之后就更讲究。最让武月月头痛的是，不顺口的时候，她还不直说。
“哎，月月，那超市里的盐是不是降价了？”
这种拐弯抹角的话，问得武月月—愣—愣的。
或者：“我就爱吃杨浦做的鱼！”
爱吃你就让杨浦做呗。可惜杨浦整天不着家，他几乎就不在家吃饭。儿子不在家吃饭，也成了儿媳妇的错。“人不说了嘛，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得满足男人的胃。你不是在餐馆里干过吗？明儿你赶紧去学学做菜吧！”
婆婆让学就得学。
“学学也好。”桂萍不知道武月月心里的苦，还以为这是武月月的福呢，她笑着说，“家里那么有钱，不会吃哪行啊！学吧，想学啥就学啥，我跟厨师说一声。”
厨师还是陈五湖，也就是那个曾追求过武月月的小伙子。说起来，武月月还有点儿难为情，就因为陈五湖追求她，在店里的时候，她还捉弄过他。有天晚上，陈五湖约她一起吃个饭，她答应了他。下班后，陈五湖提前去了约定的餐馆，点了店里最好的菜，正等她。武月月没有爽约，却带了店里所有的伙计！原本想请武月月吃顿饭，表达一下他的爱慕之心，没承想，让一帮伙计搅了局不说，还被狠狠地宰了一刀。当时陈五湖面子上强打精神，心里却憋着一种说不出的郁闷。散场时，刚走出餐馆，便一个趔趄栽到了地上。开始伙计们还笑，说他是假摔！见他半天不动弹，拉都拉不起来，才知道陈五湖是真醉了。当时她真是挺后悔，觉得对陈五湖有点儿不公平。不过，事后陈五湖倒也没说啥，直到她和杨浦确立了恋爱关系，陈五湖才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叽歪，直到她离开餐馆，陈五湖再也没有理过她。
现在，武月月要学做菜，担心陈师傅不教她。陈师傅没拒绝。怎么说呢，此时的陈五湖，正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女朋友是武月月离开店里之后来的一个服务员，叫王月巧，安徽人，长得不难看，比不上武月月能说会道，但比武月月温柔、体贴。只有体贴才是爱啊！说白了，他曾幻想在武月月身上得到的东西没得到，王月巧则全都给了他。而且两个人已经说好：好好干，攒够了钱就立刻回家盖房、结婚、生孩子——这样的前景，不用说出来，只要想想都幸福！总之，陈五湖正处在一种最快乐、最富有诗意的情境中。
山不转那水在转
水不转那云在转
云不转那风在转
风不转那心也转
……
没有憋死的牛
只有愚死的汉
蜘蛛吐丝画它自己圆
那太阳掏洞也要织它那条线
再深的巷子也能走出那个天
陈五湖整天把这首流行歌曲挂在嘴上，一边炒菜还一边唱。他还哪有闲心再生武月月的气呢！
他告诉武月月，学厨艺得先从刀工开始。
“三分烹调，七分刀工，知道吧？”
他让武月月从切土豆丝练起。武月月明知道这是陈五湖在捉弄她，可细想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她开始切土豆丝，一盆一盆地切！直到把土豆丝切得又匀又细了，陈五湖才告诉她，横切牛羊（肉）竖切猪（肉），肉怎么浆，花刀怎么打……最后才是煎炒烹炸文火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