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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中国经济外交全面发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面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革命”这两起“黑天鹅事件”，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理念，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方向引导下，在多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经济外交，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引导全球经济秩序转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外交引领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几十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带路”外交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首脑出席，130多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会。在此次峰会上，中国与各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达成270余项成果。
“带路”外交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融资平台的进一步完善。在“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宣布将为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截至12月，丝路基金已签约17个项目，承诺投资约70亿美元。亚投行持续扩容，2017年共增加27个成员，成员数量增至84个。截至目前，亚投行已实施24个项目，撬动185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新成立的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等机构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积极促成项目落地也是2017年中国“带路”外交最出彩的表现之一。中巴经济走廊在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中取得突破，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已投入运营。中蒙俄经济走廊快速推进，阿穆尔气体处理厂项目第二标段正式启动，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也进入全面施工建设阶段。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下，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建设取得实质进展；中老经济走廊、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建设也跨出重要一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稳步推进，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3000列，数量创历史新高。
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热点地带，“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也面临着地缘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等多重风险。倡议提出四年来，墨西哥高铁、比雷埃夫斯港口等多个项目遭遇停工、取消以及匈塞高铁项目遭到欧委会调查等挫折，给中国带来巨额经济损失。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将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标志着自贸区外交在中国经济外交中重要性的提升。随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在着力构建一个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过程中正愈发呈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
在区域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在2017年进行了第17?20轮，各方细化领域，加紧推进货物、服务、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市场准入问题和各领域案文磋商。11月，RCEP谈判首次领导人会议顺利举办，表明相关各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热切愿望。中国积极参与RCEP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既希望通过RCEP的制度平台在经济上加强与地区伙伴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同时也期待借此掌握未来的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此外，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2017年也进行了第11、12轮。中日韩三方都致力于尽早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具有独特价值的自贸协定，但三方在贸易自由化框架方面的分歧比较大，目前难以有效地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如何促使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达成一些實质性成果，是2018年中国在地区自由贸易建设方面面临的难题。
在双边层面，2017年中国分别和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并且和智利顺利达成了升级版的自贸协议，至此中国已签署16个自贸区协定。中国还开展与斯里兰卡、以色列、挪威、巴基斯坦、新加坡（升级版）、新西兰（升级版）的自贸协议或升级版谈判，启动与毛里求斯、蒙古国、瑞士（升级版）、巴勒斯坦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版谈判的可行性联合研究等。另一方面，中国与挪威、巴基斯坦和加拿大等国的自贸区谈判进程由于价值观或意见分歧而有所受挫。
2017年，中国在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全球层面上，习近平主席7月出席了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并就贸易、金融、能源等议题阐释中国理念，大力推动国际合作，并借助此次峰会大力推介了“一带一路”。9月，中国主办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提出“金砖 ”模式，旨在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金砖治理的框架和议程之下，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助力。12月，在世贸组织（WTO）部长会议上，中方明确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增强了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
在区域层面上，东亚是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最核心区域。中国先后参加了第20届10 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第20次10 3领导人会议等东亚各部长级会议及系列峰会，与东亚各国就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沟通，对于促进共识的形成和推动务实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也通过上述平台展示出中国在区域治理中承担责任的意愿和决心。此外，澜湄合作机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截至12月，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确定的45个早收项目大多已经完成或取得实质进展；在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外长会还达成《澜湄合作五年行动（2018-2022）》，未来该机制在推动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合作上将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在更广范围的亚太地区，第23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通过了《第23届贸易部长会议共同行动》，在第24届APEC财长会和第29届外交和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及创新和包容增长等议题交换意见，增进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和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提出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等建议。
此外，中国在欧亚区域经济治理上也表现出较大积极性。国家领导人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17次元首理事会、第16次政府首脑理事会，积极参与欧亚合作顶层制度建设。上半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先后举行第二、第三轮经贸合作协议谈判，就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等9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就部分条款达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7年，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双边经济外交，其中较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外交。
第一，中美经贸合作在元首互访、高层经济对话的推动下迈上新台阶，但贸易摩擦升级压力犹存。在4月的“庄园会晤”上，中美决定成立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为中美经贸对话创建新平台；随后中美启动“百日计划”谈判，旨在通过谈判扩大中美经贸规模、缩小贸易不平衡。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达成价值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其中能源合作是重点，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新突破。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施加对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对冷拔钢管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行为损害了中国的合法利益，也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
第二，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外交也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一方面，在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等诸多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的推动下，中欧就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议题增进相互理解，达成合作协议，还提出了建设中欧陆海快线等多个重大倡议。此外，“中国制造2025”与瑞典“智慧工业”、德国“工业4.0”等战略形成对接，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中欧经济关系也面临着与中美经济外交相似的摩擦与阻碍。
第三，中日经济外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态势。在第18次中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副部级定期磋商会议、G20汉堡峰会和APEC越南会议上，日本先后多次向中国释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号，表明日本对该倡议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此外，通过中日财长对话等多个平台，2017年中日两国在金融货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标志着近年来相对冷淡的中日关系逐渐转暖。
第四，中俄经济外交稳中有进。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各部长级对话平台的推动下，中俄在能源、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成果。中俄远东石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项目等多个合作项目在2017年都得到稳步推进。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的契机下，中俄还提出“冰上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将为双方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创造更深厚的共识基础和机制保障。
经济制裁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对另一个破坏国际规则、安全与秩序的国际行为体实施的惩罚性措施，也是经济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2017年中国制裁外交的两个典型案例是对韩国乐天的制裁和对朝鲜的制裁。
自2016年7月韩美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韩不仅政治与经贸关系遇冷，双方合作的民意基础也遭到严重损害。乐天集团卷入“萨德”换地风波后，便开始遭遇中国民众的抵制，其在华门店陆续关停，陷入经营困境。此外，赴韩中国游客减少，赴韩旅游产品下架，韩国免税店收入出现下滑，影视娱乐产业在中国的扩展也受到限制，中韩经贸关系（尤其是韩方经济）在过去一年间严重受挫。
2017年朝鲜进行的多次核试威胁地区和平，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中国也先后发布全面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铁等产品，禁止朝鲜企业增资扩大规模，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等多项制裁朝鲜的声明。中国的制裁措施旨在警告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而非将其逼到绝境，中方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
2017年中国一系列经济外交活动及其成果为中国和相关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福利，也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乃至强国的担当。在美欧等国全球战略收缩、全球化倒退的低迷背景下，中国适时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前向稳发展的责任，逐渐由全球经济及其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外交仍将继续全面推进，预计会在自贸区战略布局、“带路”外交、能源合作、参与并引领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等多个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18——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外交引领者》总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带路”外交全面发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几十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带路”外交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首脑出席，130多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会。在此次峰会上，中国与各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达成270余项成果。
“带路”外交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融资平台的进一步完善。在“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宣布将为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截至12月，丝路基金已签约17个项目，承诺投资约70亿美元。亚投行持续扩容，2017年共增加27个成员，成员数量增至84个。截至目前，亚投行已实施24个项目，撬动185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新成立的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等机构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积极促成项目落地也是2017年中国“带路”外交最出彩的表现之一。中巴经济走廊在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中取得突破，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已投入运营。中蒙俄经济走廊快速推进，阿穆尔气体处理厂项目第二标段正式启动，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也进入全面施工建设阶段。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下，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建设取得实质进展；中老经济走廊、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建设也跨出重要一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稳步推进，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3000列，数量创历史新高。
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热点地带，“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也面临着地缘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等多重风险。倡议提出四年来，墨西哥高铁、比雷埃夫斯港口等多个项目遭遇停工、取消以及匈塞高铁项目遭到欧委会调查等挫折，给中国带来巨额经济损失。
自贸区外交稳中有进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将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标志着自贸区外交在中国经济外交中重要性的提升。随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在着力构建一个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过程中正愈发呈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
在区域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在2017年进行了第17?20轮，各方细化领域，加紧推进货物、服务、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市场准入问题和各领域案文磋商。11月，RCEP谈判首次领导人会议顺利举办，表明相关各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热切愿望。中国积极参与RCEP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既希望通过RCEP的制度平台在经济上加强与地区伙伴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同时也期待借此掌握未来的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此外，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2017年也进行了第11、12轮。中日韩三方都致力于尽早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具有独特价值的自贸协定，但三方在贸易自由化框架方面的分歧比较大，目前难以有效地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如何促使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达成一些實质性成果，是2018年中国在地区自由贸易建设方面面临的难题。
在双边层面，2017年中国分别和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并且和智利顺利达成了升级版的自贸协议，至此中国已签署16个自贸区协定。中国还开展与斯里兰卡、以色列、挪威、巴基斯坦、新加坡（升级版）、新西兰（升级版）的自贸协议或升级版谈判，启动与毛里求斯、蒙古国、瑞士（升级版）、巴勒斯坦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版谈判的可行性联合研究等。另一方面，中国与挪威、巴基斯坦和加拿大等国的自贸区谈判进程由于价值观或意见分歧而有所受挫。
积极推进全球与区域治理
2017年，中国在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全球层面上，习近平主席7月出席了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并就贸易、金融、能源等议题阐释中国理念，大力推动国际合作，并借助此次峰会大力推介了“一带一路”。9月，中国主办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提出“金砖 ”模式，旨在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金砖治理的框架和议程之下，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助力。12月，在世贸组织（WTO）部长会议上，中方明确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增强了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
在区域层面上，东亚是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最核心区域。中国先后参加了第20届10 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第20次10 3领导人会议等东亚各部长级会议及系列峰会，与东亚各国就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沟通，对于促进共识的形成和推动务实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也通过上述平台展示出中国在区域治理中承担责任的意愿和决心。此外，澜湄合作机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截至12月，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确定的45个早收项目大多已经完成或取得实质进展；在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外长会还达成《澜湄合作五年行动（2018-2022）》，未来该机制在推动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合作上将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在更广范围的亚太地区，第23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通过了《第23届贸易部长会议共同行动》，在第24届APEC财长会和第29届外交和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及创新和包容增长等议题交换意见，增进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和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提出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等建议。
此外，中国在欧亚区域经济治理上也表现出较大积极性。国家领导人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17次元首理事会、第16次政府首脑理事会，积极参与欧亚合作顶层制度建设。上半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先后举行第二、第三轮经贸合作协议谈判，就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等9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就部分条款达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成果。
深入开展双边经济外交
2017年，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双边经济外交，其中较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外交。
第一，中美经贸合作在元首互访、高层经济对话的推动下迈上新台阶，但贸易摩擦升级压力犹存。在4月的“庄园会晤”上，中美决定成立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为中美经贸对话创建新平台；随后中美启动“百日计划”谈判，旨在通过谈判扩大中美经贸规模、缩小贸易不平衡。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达成价值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其中能源合作是重点，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新突破。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施加对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对冷拔钢管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行为损害了中国的合法利益，也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
第二，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外交也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一方面，在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等诸多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的推动下，中欧就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议题增进相互理解，达成合作协议，还提出了建设中欧陆海快线等多个重大倡议。此外，“中国制造2025”与瑞典“智慧工业”、德国“工业4.0”等战略形成对接，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中欧经济关系也面临着与中美经济外交相似的摩擦与阻碍。
第三，中日经济外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态势。在第18次中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副部级定期磋商会议、G20汉堡峰会和APEC越南会议上，日本先后多次向中国释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号，表明日本对该倡议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此外，通过中日财长对话等多个平台，2017年中日两国在金融货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标志着近年来相对冷淡的中日关系逐渐转暖。
第四，中俄经济外交稳中有进。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各部长级对话平台的推动下，中俄在能源、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成果。中俄远东石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项目等多个合作项目在2017年都得到稳步推进。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的契机下，中俄还提出“冰上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将为双方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创造更深厚的共识基础和机制保障。
為促进地区安全而参与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对另一个破坏国际规则、安全与秩序的国际行为体实施的惩罚性措施，也是经济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2017年中国制裁外交的两个典型案例是对韩国乐天的制裁和对朝鲜的制裁。
自2016年7月韩美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韩不仅政治与经贸关系遇冷，双方合作的民意基础也遭到严重损害。乐天集团卷入“萨德”换地风波后，便开始遭遇中国民众的抵制，其在华门店陆续关停，陷入经营困境。此外，赴韩中国游客减少，赴韩旅游产品下架，韩国免税店收入出现下滑，影视娱乐产业在中国的扩展也受到限制，中韩经贸关系（尤其是韩方经济）在过去一年间严重受挫。
2017年朝鲜进行的多次核试威胁地区和平，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中国也先后发布全面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铁等产品，禁止朝鲜企业增资扩大规模，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等多项制裁朝鲜的声明。中国的制裁措施旨在警告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而非将其逼到绝境，中方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
2017年中国一系列经济外交活动及其成果为中国和相关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福利，也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乃至强国的担当。在美欧等国全球战略收缩、全球化倒退的低迷背景下，中国适时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前向稳发展的责任，逐渐由全球经济及其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外交仍将继续全面推进，预计会在自贸区战略布局、“带路”外交、能源合作、参与并引领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等多个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18——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外交引领者》总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