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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时代不堪回首，因为在“文革”中煎熬度过，想读书而难得书读。
满打满算，我总共读书十年：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中师一年，教育学院进修两年。教育学院进修，已经是当老师六年之后的事了，算不得一般意义上的学生时代。因此，我从教之初的实际学历只有八年，充其量只是半个小学生，小半个初中生，小半个中师生。
我之所以还算半个小学生，是因为读完三年级才遭遇“文革”。三年级前就读的那所乡村点校，只有一个民办老师并实行“复式教学”（三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但有语数课本，教学秩序正常。四五年级到大队完小就读。“文革”开始了，四年级虽有课本，但印好的好些课文被涂抹覆盖不让学习。五年级没有课本，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学校越来越乱，基本上不能正常上课，即便小学生也经常被叫去参加批斗会，有的同学还因说错话被批斗。这时每天上学，父母千叮万嘱提心吊胆，自己规规矩矩沉默寡言：怕言行失当被批斗。这样，自然学不到什么，我只能算半个小学生。
后来在公社的“戴帽”初中“毕业”，但也只能算小半个初中生。初中两年只有三本书：《语文》《数学》《农基》。《语文》《农基》学过什么不记得啦，只记得《数学》学到一元一次方程与平行线，还没有现在初一上学期的内容多。每学期要放两星期农忙假，在校期间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校有土地）；自然，所有学生还经常被叫去参加群众大会。这样，初中“毕业”也只能算小半个初中生。
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升学，不到十五岁的我只能回家务农；一干就六年半，直到恢复招生考试。
在繁重的劳动中，我瘦弱的身体和疲惫的身心无时不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摧残与煎熬，但求知的欲望始终不曾熄灭。我多想读书啊！然而，家里除了生产队发的“毛选”别无读物。于是，“毛选”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一年，五舅送我一本《毛泽东诗词》和一本《鲁迅诗》，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以至其中很多诗篇至今还能背诵。后来，“戴帽”初中有课本了，我借来数理化自学。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居然能看到夜深人静。有两年，我为生产队烤烟，虽然晚上要添煤加火，影响睡觉，但白天可添一灶煤，看一会儿书，无异于得了个读书学习的好机会。有一段时间学校评《水浒传》批宋江，我到学校借来了《水浒传》，也看了些评《水浒传》批宋江的文章；还借阅了《金光大道》《敌后武工队》《鲁迅杂文选》《鲁迅小说书信选》。总之，能借阅的都借阅了，虽然似懂非懂。当时十七八岁，正是学习的最佳时间，记忆力好，理解力强，看过的小说大都记得情节，连深奥难懂的鲁迅杂文也有所理解。可惜在当时的最佳学习时间里，无法借到更多的书，正所谓“好（h3o）读书而不好（h2o）读书”。当时读书兴趣浓，时间利用可谓见缝插针。晚上读书点煤油灯，父母无钱买煤油，也怕影响我的身体，经常叮咛我不要看得太晚。当初读书，仅仅因为想读，并不因为读书有什么好处。“文革”中，谁又看得到读书的“光明前途”呢？然而，或许就因为那时读了点书，我居然能在恢复招生考试的当年考进一所两年制中师。
虽然考上的是一所中师，但我只能算小半个“速成”的中师生。恢复招生考试的当年，考试时间是在冬季，入学时间是第二年三月。推迟了一个学期入学，又由于师资紧缺提前一个学期下去顶课，实际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再加上当时百废待兴，中师没有课本，所学并不系统（所学的几篇古文还是老师抄写在黑板上的）。因此，我只能算小半个“速成”的中师生。
就凭这点学历，我走上了教育岗位，走上了公社“戴帽”初中的讲台。由于师资紧缺，我在公社“戴帽”初中先后教过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浅薄底子与教学要求的矛盾可想而知，教学的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因此，我那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能有机会进修多好！
终于，当地教育学院招生，我考进了教育学院进修中文大专。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中，面对老师开出的要求自读的长长书目，我简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有所涉猎；走进教育学院的图书馆，面对馆藏的壁壁图书，我犹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自知功底十分浅薄，因而时时提醒自己：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由于尽到了努力，各科成绩还算优异，毕业时被学院评为优秀学员；独立撰写的作为结业作业的古汉语论文深获古汉语老师赞赏，他鼓励我充实内容后投稿，力争发表。我当时功力不够，没能做到；但牢记嘱托，在教了一轮的高中语文教材后，终于写成《高中〈语文〉通假字术语运用分析及建议》，投寄《中学语文教学》，被汪大昌老师看中，发表在该刊2007年第2期上。
当时进修，读书的大好时光已被耽误，记忆力大不如前，何况仅凭在校两年的学习，又能学到多少？对自己的浅薄始终有自知之明，这使我对自学成才者十分敬佩和羡慕。于是，我又下定决心：参加自考，在自考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继续充实，继续圆梦。于是，我1995年10月走进自考考场；两年后考完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所有课程（由于信息不通，还多考了两门），获得毕业证。然而我深知：学海无涯，我并非已经“毕业”。
我的学生时代不堪回首，因为在“文革”中煎熬度过，想读书而难得书读。但在那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我总是出于本能尽量借点书读。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诚哉，斯言！我在非常艰难的岁月里尽量借点书读，或许是走好了人生之路的重要几步？回首过去，我想，如果不是那时尽量读了点书，我肯定不能在恢复招生考试的当年考上中师，肯定不能走上教育岗位，肯定是另外的人生轨迹。现在，我任教于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忝为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特级教师、贵州省教育名师；而这，应该说，得益于那时读了点书，当然，也离不开之后的继续读书。
满打满算，我总共读书十年：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中师一年，教育学院进修两年。教育学院进修，已经是当老师六年之后的事了，算不得一般意义上的学生时代。因此，我从教之初的实际学历只有八年，充其量只是半个小学生，小半个初中生，小半个中师生。
我之所以还算半个小学生，是因为读完三年级才遭遇“文革”。三年级前就读的那所乡村点校，只有一个民办老师并实行“复式教学”（三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但有语数课本，教学秩序正常。四五年级到大队完小就读。“文革”开始了，四年级虽有课本，但印好的好些课文被涂抹覆盖不让学习。五年级没有课本，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学校越来越乱，基本上不能正常上课，即便小学生也经常被叫去参加批斗会，有的同学还因说错话被批斗。这时每天上学，父母千叮万嘱提心吊胆，自己规规矩矩沉默寡言：怕言行失当被批斗。这样，自然学不到什么，我只能算半个小学生。
后来在公社的“戴帽”初中“毕业”，但也只能算小半个初中生。初中两年只有三本书：《语文》《数学》《农基》。《语文》《农基》学过什么不记得啦，只记得《数学》学到一元一次方程与平行线，还没有现在初一上学期的内容多。每学期要放两星期农忙假，在校期间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校有土地）；自然，所有学生还经常被叫去参加群众大会。这样，初中“毕业”也只能算小半个初中生。
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升学，不到十五岁的我只能回家务农；一干就六年半，直到恢复招生考试。
在繁重的劳动中，我瘦弱的身体和疲惫的身心无时不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摧残与煎熬，但求知的欲望始终不曾熄灭。我多想读书啊！然而，家里除了生产队发的“毛选”别无读物。于是，“毛选”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一年，五舅送我一本《毛泽东诗词》和一本《鲁迅诗》，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以至其中很多诗篇至今还能背诵。后来，“戴帽”初中有课本了，我借来数理化自学。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居然能看到夜深人静。有两年，我为生产队烤烟，虽然晚上要添煤加火，影响睡觉，但白天可添一灶煤，看一会儿书，无异于得了个读书学习的好机会。有一段时间学校评《水浒传》批宋江，我到学校借来了《水浒传》，也看了些评《水浒传》批宋江的文章；还借阅了《金光大道》《敌后武工队》《鲁迅杂文选》《鲁迅小说书信选》。总之，能借阅的都借阅了，虽然似懂非懂。当时十七八岁，正是学习的最佳时间，记忆力好，理解力强，看过的小说大都记得情节，连深奥难懂的鲁迅杂文也有所理解。可惜在当时的最佳学习时间里，无法借到更多的书，正所谓“好（h3o）读书而不好（h2o）读书”。当时读书兴趣浓，时间利用可谓见缝插针。晚上读书点煤油灯，父母无钱买煤油，也怕影响我的身体，经常叮咛我不要看得太晚。当初读书，仅仅因为想读，并不因为读书有什么好处。“文革”中，谁又看得到读书的“光明前途”呢？然而，或许就因为那时读了点书，我居然能在恢复招生考试的当年考进一所两年制中师。
虽然考上的是一所中师，但我只能算小半个“速成”的中师生。恢复招生考试的当年，考试时间是在冬季，入学时间是第二年三月。推迟了一个学期入学，又由于师资紧缺提前一个学期下去顶课，实际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再加上当时百废待兴，中师没有课本，所学并不系统（所学的几篇古文还是老师抄写在黑板上的）。因此，我只能算小半个“速成”的中师生。
就凭这点学历，我走上了教育岗位，走上了公社“戴帽”初中的讲台。由于师资紧缺，我在公社“戴帽”初中先后教过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浅薄底子与教学要求的矛盾可想而知，教学的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因此，我那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能有机会进修多好！
终于，当地教育学院招生，我考进了教育学院进修中文大专。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中，面对老师开出的要求自读的长长书目，我简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有所涉猎；走进教育学院的图书馆，面对馆藏的壁壁图书，我犹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自知功底十分浅薄，因而时时提醒自己：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由于尽到了努力，各科成绩还算优异，毕业时被学院评为优秀学员；独立撰写的作为结业作业的古汉语论文深获古汉语老师赞赏，他鼓励我充实内容后投稿，力争发表。我当时功力不够，没能做到；但牢记嘱托，在教了一轮的高中语文教材后，终于写成《高中〈语文〉通假字术语运用分析及建议》，投寄《中学语文教学》，被汪大昌老师看中，发表在该刊2007年第2期上。
当时进修，读书的大好时光已被耽误，记忆力大不如前，何况仅凭在校两年的学习，又能学到多少？对自己的浅薄始终有自知之明，这使我对自学成才者十分敬佩和羡慕。于是，我又下定决心：参加自考，在自考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继续充实，继续圆梦。于是，我1995年10月走进自考考场；两年后考完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所有课程（由于信息不通，还多考了两门），获得毕业证。然而我深知：学海无涯，我并非已经“毕业”。
我的学生时代不堪回首，因为在“文革”中煎熬度过，想读书而难得书读。但在那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我总是出于本能尽量借点书读。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诚哉，斯言！我在非常艰难的岁月里尽量借点书读，或许是走好了人生之路的重要几步？回首过去，我想，如果不是那时尽量读了点书，我肯定不能在恢复招生考试的当年考上中师，肯定不能走上教育岗位，肯定是另外的人生轨迹。现在，我任教于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忝为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特级教师、贵州省教育名师；而这，应该说，得益于那时读了点书，当然，也离不开之后的继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