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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岭原是北方一脉普通的山系，居黄土高原腹地，占地三万多平方公里，因与本初子午线方向一致而得名。它北起甘肃东部的华池、合水、正宁等县，向南、东南延伸400多公里至陕西黄陵、耀州、旬邑等县区，其主峰又称桥山，支脉有香山、马栏山、石门山等。山间松柏密布，杂木相陈，灌乔兼备，郁郁青青，还有一些原始森林，人迹罕至，珍禽异兽出没，颇显神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子午岭燃起了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座子午岭，为单调的黄土高原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发展埋下了生生不息的根脉。
悠悠的照金
子午岭中段往南延伸至香山便是照金镇。照金河由北向南缓缓流过，阳光照耀下的河水，闪着金波，照金镇或许由此得名。
上世纪30年代初，照金一夜之间变得热闹起来。
刘志丹等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一路南下，攻城拔寨，开进照金。打土豪，分田地，照金成了为数不多的早期红色革命根据地。
此时18岁的习仲勋，在发动“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家乡富平继续革命。之后奉组织安排乔装打扮，跋山涉水来到了照金，出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指挥部政委。这支部队一方面深入农户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壮大红军力量，开展军事斗争。
他们将红军指挥所等机构建立在镇东侧的薛家寨，此地雄踞山中腰，上有天然形成的四五个洞穴，洞中分别建成了红军医院、兵工厂、服装厂、指挥所和仓库，前后均有山门、索道，依此天险开展革命。
照金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震惊了国民党，遂调集重兵进行“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党组织决定将红军主力转入外围作战。习仲勋等领导率领部分干部群众，坚守根据地与敌周旋。
一次外出筹集粮草时，习仲勋和数名干部被几股敌军团团包围，在突围之中，他腰部中枪滚下山坡。一位名叫郑老四的农民救了他，在家里给习仲勋擀面条，做荷包蛋，并以土法为他止痛，最后送到队伍上。
1933年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离开照金，南下渭华。
南下队伍抵达华县一带便被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一度被打散，百余名红军战士饮恨渭华，仅有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同志转入秦岭打游击。四个月后，刘志丹等收拢失散受伤的战士不足百余人，回到照金。
照金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将这些受伤的孩子轻轻地揽在怀中，抚慰着伤口。
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用生命书写着一个政党和民族奋进的历程。
红红的南梁
子午岭北端有座山叫大梁山，其南麓延伸出几道山梁，分别有南梁堡、荔园堡、豹子川、二将川等村落，中心是位于华池县的南梁堡，这一地区故称南梁。
照金失守以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努力寻找建立新的根据地，后经多方讨论选择在南梁，建立红色政权与敌人长期斗争。
1934年初，病体初愈的习仲勋来到了南梁一个叫荔园堡的小村堡。此地没有一棵荔枝树，但它就叫荔园堡。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一座大庙中举行。历时七天，代表们热烈讨论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主要问题，形成决议，并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被老百姓称作“娃娃主席”。
就是这个“娃娃主席”，带领着年轻的部队组织乡亲们巩固红色政权，开展民主选举，发展生产，与敌斗争。
面对许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想出了一个很有用的选举办法：在每一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旁边放一袋黄豆，选民排成队往前走，同意谁当选就去谁的碗里放一颗黄豆。最后数黄豆报票数，当场宣布结果。翻身农民第一次尝到当家作主的味道。
他们将农村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集中起来，组织学习教育，集体劳动。改造“二流子”活动，让群众看到了新政权的希望。
他们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和列宁小学，积极培训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还让村上的孩子们一个个背起书包走进学堂。
他们兴办集市贸易，让群众的物资交易活起来，同时集市又成为听取民声民意的很好场所。
那时候，南梁的天是红彤彤的天。
时隔60余年之后，已经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习仲勋住在深圳，依然惦记着南梁、荔园堡，甚至能说出谁家有几个孩子、谁的婚姻状况如何，并一直想回南梁等地走走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前往。他专门安排夫人齐心和几个儿女带着南国的荔枝等，看望南梁、照金等地的乡亲。
当乡亲们见到齐心，吃着荔枝，眼睛里泪光闪闪，嘴里喃喃地说：“仲勋真好，这么多年了，还记着咱们。咱们荔园堡里真有荔枝了！”
火火的马栏
旬邑县马栏镇是子午岭北段马栏山下的一座小镇，一条清浅的马栏河穿村而过。
1941年秋，随着关中分区的迁入，静谧的马栏火了起来。
时任关中分区区委书记的习仲勋已经是两下关中。这次他率领关中分区机关和部队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反摩擦斗争，从旬邑县马家堡到长舌头、刘家店、阳坡头村，转移至马栏镇。
在这里，他们挖窑洞、修桥梁、办学校、建剧团、出报纸、练队伍、抓经济、兴商贸，一派兴旺景象。
过去，马栏河上一座桥也没有，村民在河面窄处隔一步摆一块较大的石头（俗称列石），靠此过河。为了方便百姓生产生活和分区、队伍运输物资，习仲勋找技术人员设计，组织大家运来沙子、石条等材料，数月时间就建起了一座“七孔石桥”。
70多年过去了，这座桥岿然不动，稳固如初，造福着这里的百姓。
从1941年迁入直到1949年解放，马栏镇一直是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习仲勋离任后，先后有张德生、高锦纯、赵伯平等同志出任书记。其间，此地也成为陕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驻地，小镇人口最多时有好几万。一批又一批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途经马栏到达陕北。
那时候，马栏之夜常常是沸腾的。八一剧团的演员们在一支支火把或汽灯下演出《小放牛》《做军鞋》等自编剧目，还常常演出传统的秦腔戏《三滴血》《逼上梁山》等。
马栏的清晨是激昂的。自1943年關中第二师范学校（习仲勋曾任校长）迁至马栏，每天清晨师生们都迎着朝阳，唱着嘹亮的关师校歌等抗日歌曲出操上课。
马栏的日子是鲜亮的。沟坡山梁河川间常常传来劳动的号子和歌声。大生产运动期间，分区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开荒种田、纺线织布。分区院子的工字房成为大生产成果的展室，里面摆满了粮食、农具。蜡版石印的《关中报》在干部军民间广为传阅。
1945年六七月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又公然挑起摩擦，侵占我关中分区子午岭南端的爷台山附近的40多个村庄。中央决定组织战斗予以反击，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指挥部设在马栏。
习仲勋又一次来到马栏。他同张宗逊等同志一起，运筹帷幄，调集八个团兵力及万余名群众投入战斗，一举歼灭来犯之敌，全面收复被占区域。
1949年四五月间，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南下，在马栏居数日，召开了扶眉战役部署动员会。第一野战军几个纵队在子午岭间穿梭，而后挥师南下，解放西安、咸阳，最后将胡宗南主力包围于扶风、眉县一线，一举歼灭。
从北端的大梁山，中段的小桥山至南端香山、马栏山、爷台山，子午岭的山山岭岭、沟沟川川，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他们的精神将与黄陵同在，与民族永随
（胡世民荐自《学习时报》）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子午岭燃起了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座子午岭，为单调的黄土高原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发展埋下了生生不息的根脉。
悠悠的照金
子午岭中段往南延伸至香山便是照金镇。照金河由北向南缓缓流过，阳光照耀下的河水，闪着金波，照金镇或许由此得名。
上世纪30年代初，照金一夜之间变得热闹起来。
刘志丹等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一路南下，攻城拔寨，开进照金。打土豪，分田地，照金成了为数不多的早期红色革命根据地。
此时18岁的习仲勋，在发动“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家乡富平继续革命。之后奉组织安排乔装打扮，跋山涉水来到了照金，出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指挥部政委。这支部队一方面深入农户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壮大红军力量，开展军事斗争。
他们将红军指挥所等机构建立在镇东侧的薛家寨，此地雄踞山中腰，上有天然形成的四五个洞穴，洞中分别建成了红军医院、兵工厂、服装厂、指挥所和仓库，前后均有山门、索道，依此天险开展革命。
照金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震惊了国民党，遂调集重兵进行“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党组织决定将红军主力转入外围作战。习仲勋等领导率领部分干部群众，坚守根据地与敌周旋。
一次外出筹集粮草时，习仲勋和数名干部被几股敌军团团包围，在突围之中，他腰部中枪滚下山坡。一位名叫郑老四的农民救了他，在家里给习仲勋擀面条，做荷包蛋，并以土法为他止痛，最后送到队伍上。
1933年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离开照金，南下渭华。
南下队伍抵达华县一带便被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一度被打散，百余名红军战士饮恨渭华，仅有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同志转入秦岭打游击。四个月后，刘志丹等收拢失散受伤的战士不足百余人，回到照金。
照金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将这些受伤的孩子轻轻地揽在怀中，抚慰着伤口。
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用生命书写着一个政党和民族奋进的历程。
红红的南梁
子午岭北端有座山叫大梁山，其南麓延伸出几道山梁，分别有南梁堡、荔园堡、豹子川、二将川等村落，中心是位于华池县的南梁堡，这一地区故称南梁。
照金失守以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努力寻找建立新的根据地，后经多方讨论选择在南梁，建立红色政权与敌人长期斗争。
1934年初，病体初愈的习仲勋来到了南梁一个叫荔园堡的小村堡。此地没有一棵荔枝树，但它就叫荔园堡。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一座大庙中举行。历时七天，代表们热烈讨论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主要问题，形成决议，并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被老百姓称作“娃娃主席”。
就是这个“娃娃主席”，带领着年轻的部队组织乡亲们巩固红色政权，开展民主选举，发展生产，与敌斗争。
面对许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想出了一个很有用的选举办法：在每一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旁边放一袋黄豆，选民排成队往前走，同意谁当选就去谁的碗里放一颗黄豆。最后数黄豆报票数，当场宣布结果。翻身农民第一次尝到当家作主的味道。
他们将农村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集中起来，组织学习教育，集体劳动。改造“二流子”活动，让群众看到了新政权的希望。
他们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和列宁小学，积极培训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还让村上的孩子们一个个背起书包走进学堂。
他们兴办集市贸易，让群众的物资交易活起来，同时集市又成为听取民声民意的很好场所。
那时候，南梁的天是红彤彤的天。
时隔60余年之后，已经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习仲勋住在深圳，依然惦记着南梁、荔园堡，甚至能说出谁家有几个孩子、谁的婚姻状况如何，并一直想回南梁等地走走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前往。他专门安排夫人齐心和几个儿女带着南国的荔枝等，看望南梁、照金等地的乡亲。
当乡亲们见到齐心，吃着荔枝，眼睛里泪光闪闪，嘴里喃喃地说：“仲勋真好，这么多年了，还记着咱们。咱们荔园堡里真有荔枝了！”
火火的马栏
旬邑县马栏镇是子午岭北段马栏山下的一座小镇，一条清浅的马栏河穿村而过。
1941年秋，随着关中分区的迁入，静谧的马栏火了起来。
时任关中分区区委书记的习仲勋已经是两下关中。这次他率领关中分区机关和部队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反摩擦斗争，从旬邑县马家堡到长舌头、刘家店、阳坡头村，转移至马栏镇。
在这里，他们挖窑洞、修桥梁、办学校、建剧团、出报纸、练队伍、抓经济、兴商贸，一派兴旺景象。
过去，马栏河上一座桥也没有，村民在河面窄处隔一步摆一块较大的石头（俗称列石），靠此过河。为了方便百姓生产生活和分区、队伍运输物资，习仲勋找技术人员设计，组织大家运来沙子、石条等材料，数月时间就建起了一座“七孔石桥”。
70多年过去了，这座桥岿然不动，稳固如初，造福着这里的百姓。
从1941年迁入直到1949年解放，马栏镇一直是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习仲勋离任后，先后有张德生、高锦纯、赵伯平等同志出任书记。其间，此地也成为陕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驻地，小镇人口最多时有好几万。一批又一批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途经马栏到达陕北。
那时候，马栏之夜常常是沸腾的。八一剧团的演员们在一支支火把或汽灯下演出《小放牛》《做军鞋》等自编剧目，还常常演出传统的秦腔戏《三滴血》《逼上梁山》等。
马栏的清晨是激昂的。自1943年關中第二师范学校（习仲勋曾任校长）迁至马栏，每天清晨师生们都迎着朝阳，唱着嘹亮的关师校歌等抗日歌曲出操上课。
马栏的日子是鲜亮的。沟坡山梁河川间常常传来劳动的号子和歌声。大生产运动期间，分区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开荒种田、纺线织布。分区院子的工字房成为大生产成果的展室，里面摆满了粮食、农具。蜡版石印的《关中报》在干部军民间广为传阅。
1945年六七月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又公然挑起摩擦，侵占我关中分区子午岭南端的爷台山附近的40多个村庄。中央决定组织战斗予以反击，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指挥部设在马栏。
习仲勋又一次来到马栏。他同张宗逊等同志一起，运筹帷幄，调集八个团兵力及万余名群众投入战斗，一举歼灭来犯之敌，全面收复被占区域。
1949年四五月间，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南下，在马栏居数日，召开了扶眉战役部署动员会。第一野战军几个纵队在子午岭间穿梭，而后挥师南下，解放西安、咸阳，最后将胡宗南主力包围于扶风、眉县一线，一举歼灭。
从北端的大梁山，中段的小桥山至南端香山、马栏山、爷台山，子午岭的山山岭岭、沟沟川川，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他们的精神将与黄陵同在，与民族永随
（胡世民荐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