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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二次革命”后，所谓“共和不适于国情”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让前清遗老们颇为兴奋，劳乃宣撰文，称袁世凯只是帮小皇帝摄政，未来一定还要还政大清。对此种“复辟谬说”，袁世凯在查禁的同时，宣称：“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明洪武后人，如寻不找，朱总长（指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这当然是袁世凯的一句玩笑话，但他说恢复帝制，皇帝须是汉人，而不能是满人，可以看做一种有意无意的“放风”。
两年后，遗老们如愿以偿，看到了帝制复辟，只是皇帝不是宣统，而是大清朝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民国现任的大总统——袁世凯。
在他的账单上，除1000万犒军费外，剩下的部分，给“筹安会”活动经费300万——收买报馆，控制舆论；整修三大殿用去270万——新朝尚红，屋顶黄瓦一律改为红瓦，殿内圆柱改漆红色；袁世凯全部的登极行头，更是花去多至数百万元。
袁世凯赶制了两身龙袍，祭天时用的20万元、登极时用的40万元，全部金丝织成，镶满珠宝不说，上面还有从清宫淘来的“东珠”（鸽卵大）；两顶冕旒冠，前后檐上各12旒，每旒上有珍珠、宝石12颗，价值10万；宝座40万；1颗白玉玉玺（上书“诞膺天命，历祚无疆”）、5颗金印，共花去72万……象牙朝笏、外交礼服、办公案等御用品，有的不仅给袁世凯，“妃嫔”与“皇子”都有份。
东西备齐了，仪式也不能省略。按照计划，袁世凯登极大典时，要派官员去告祭孔子、清朝太庙、关羽、岳飞，要演奏丹陛大乐、中华韶乐、导迎乐，安排好了文武官员的班位，以及进玺、颁诏等一系列程序。为了庆祝大典，要求“登极前一日起，京外各公署、学校暨商民各户，均悬旗结彩三日”，真是个普天同庆。
然而，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充分，袁世凯却不敢正大光明地上演一场“登极大典”。
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突然命亲信段芝贵通知文武官员，他要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内部朝贺”。官员们措手不及，顾不上换衣服，就急急忙忙地“入宫”朝贺新君。当日9点左右，袁世凯出现在众人面前，既没有穿龙袍，也没坐在龙椅上，只是身着大元帅服，站在宝座前。袁世凯为了显示新朝的“开明”，表示官员们行三鞠躬礼即可，谁知朝贺时，大家还是一起跪拜。
袁世凯左手搭在龙椅上，右手掌心向上，频频向行礼者点头致意，偶尔假装弯腰扶一下年长或位高的官员。现场没有司仪，这些或着军服，或着袍褂的老爷们，行礼时散乱无章，场面颇为混乱。
当时代理参谋总长的唐在礼回忆，“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另外，在京的重要人物黎元洪、段祺瑞都没有参加大典。
1916年元旦，按计划改元“洪宪”，原定的登极大典却流产了。民初在农商部任职的张新善回忆，这一天“并未举行登极仪式，仍是文武百官照例庆贺新年而已”。
按照担任过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的许宝蘅的记录，怀仁堂中，“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佳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许宝蘅日记里将这年标为“洪宪元年”，也称袁世凯为“今上”，但由于各国反对帝制，在给外国使节的公文中，袁世凯只能沿用“中华民国总统”的称谓，尴尬无比。
让袁世凯心虚的原因，无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云南。上一年的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首举义旗，宣誓护国。在誓词中，蔡锷说，“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而袁世凯给这些“叛乱分子”定的罪名，有一条是“违背国民公意”——恢复帝制顺应全国民意，你们也敢反对？
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称王、称帝都需要合法性，一是血统，袁世凯不是皇族出身，也不姓朱；二是事功，袁世凯不过镇压了“二次革命”，没有对外战争的胜绩，那么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投票来实现了。
于是，各省区一共“选举”产生了1993名“国民代表”，决定国体——最终，没有一张反对票，也没有一张废票。山西乡绅刘大鹏是“代表”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观察，全省120名代表到将军行署，“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者也，人皆茫然，予亦昏昧”。刘大鹏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帝制支持者。
在湖南，“国民代表”们得到极好的款待，不仅住酒楼，还有名妓相陪。投票时则没有这么轻松了，“代表”要填写真实姓名，“有人在旁紧紧地监视着——谨防错误或交头接耳。选举人写毕后亲自投入票匦里，然后循着指定的道路，由西辕门鱼贯而出，不得胡乱行走。
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填‘否认’二字，或误写姓名”。事后，财政总长周自齐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为了装装样子，我们曾想让某些人投反对票，但他们未这样做。”
随后，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所有地方用的都是这同样的45个字。 此外还有著名的“乞丐请愿团”，按照许指严《新华秘记》中的说法，杨度一天外出，看到两个乞丐吵架，他听其中一个乞丐说：“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祷祈老天，复生一皇帝也。”杨度一看乞丐中也有人支持帝制，大受启发，当即找来北京的丐帮首领，让他召集乞丐，“提会中经费施用，每名给以蕃饼一元，管丐首领则给百元，一律签名签押”。很快即征集到上万名乞丐要求恢复帝制。
支持帝制的人，多是被要挟、被收买的；反对的人，则都出于自觉。副总统黎元洪被袁世凯封为“武义亲王”，他拒不受命，声明：“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尤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后来袁世凯命亲信阮忠枢等以道贺为名，去试探黎元洪。阮忠枢一见黎，就大呼为“王爷”，同时转达袁要册封他做“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的“旨意”。黎元洪厉声回答：“你们不要骂我！”
袁世凯的管家袁乃宽，是“洪宪帝制”的大功臣，但他二儿子袁英则激烈反袁。袁世凯称帝前，袁英对老革命党程潜说：“一班走狗，不顾百姓死活，疯狂地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唱大登殿。我情急万分，希望有人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袁英后来果然在新华宫（原来的总统府）安了一枚炸弹，意图炸死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前，曾和部下冯国璋有一个著名的对话。
袁信誓旦旦地说：“我绝对无做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假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事实上，我们后来人都知道，袁世凯称帝，很大一个原因是受了他长子袁克定的唆使。
袁克定早年在彰德骑马时，摔坏了一条腿，左手也留下伤口，所以袁世凯真做了皇帝，他这个“嫡长子”也不是十拿九稳地能当“皇太子”。袁世凯曾说，袁克定“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君临万民”？
袁世凯甚至曾有意在次子袁克文、五子袁克权中选一位“储君”，于是这两个人的“皇子服”都和别人不同。袁克定当然很紧张，声称：“如果大爷（指袁世凯）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吓得三小姐袁静雪向父亲哭诉：“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袁世凯倒是淡定，只回了一句“胡说”。
袁世凯的五姨太杨氏是家中最受宠的女人，她想未来当“皇太后”，也极力为自己的长子——老六袁克桓说好话。
袁世凯对女儿的要求也不少，袁静雪回忆，称帝以前，袁世凯有时就会对她和二姐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后来“大典筹备处”果然请了两个师大的女学生，来教她们“皇家礼仪”。袁静雪说，“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计进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真是有几分“皇家”规矩了。
新朝的“皇后”钦定是于夫人的，姨太太们没得争——其实于氏根本不理会，她公开说：“叫我领头磕头，我不能磕。我给他生儿养女，还要给他磕头，他弄了多少小老婆来，又给谁磕过头，我活白了头发，又出皇上啦。”
但其他姨太太还为“妃”“嫔”的名分大动肝火。除已死的，原定给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封“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封“嫔”。后面三个姨太太当然不开心，就在元宵节当晚，对袁世凯说，如不加封她们，就带着孩子回彰德。五姨太只好打圆场，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其实这时护国之役已经打响，“洪宪王朝”岌岌可危了。
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还总结前朝教训，给自己的“皇家”设计了一套“典范”。其主要内容为：“（一）嗣子虽幼稚，母后不得垂帘听政，须择大臣中有才德位望者为辅政冢宰；（二）废除立储成例，亦不制定嫡长，但择诸子中有才德者，预定大统之归；（三）诸子不得封王及参预政治，惟厚给资产，享毕生安闲之福；（四）椒房之亲，不得身列要津”，这“四大纲”下还分出数十条细则。
袁克定看了之后，觉得是针对他，以为袁世凯要废长立幼，跑到居仁堂大闹一场。袁世凯怒道：“吾之订此条例，岂专为汝侪而言，乃欲谋子孙万世安全之道耳”，颇有秦始皇预备万世称帝的气魄。
于是，一旦帝制取消，最伤心的也是袁克定。他听到消息后，愤愤不平，对人说：“吾父太畏葸，胡乃不禁一吓。设吾当此时，惟有宁死不肯取消耳。”
袁世凯含恨而死，他的妻妾儿女们流离四方，五姨太还不忘抱怨：“说起老爷称帝，都怨大爷（指袁克定），他把老爷害苦了。”
一场称帝闹剧，至此了结。
两年后，遗老们如愿以偿，看到了帝制复辟，只是皇帝不是宣统，而是大清朝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民国现任的大总统——袁世凯。
在他的账单上，除1000万犒军费外，剩下的部分，给“筹安会”活动经费300万——收买报馆，控制舆论；整修三大殿用去270万——新朝尚红，屋顶黄瓦一律改为红瓦，殿内圆柱改漆红色；袁世凯全部的登极行头，更是花去多至数百万元。
袁世凯赶制了两身龙袍，祭天时用的20万元、登极时用的40万元，全部金丝织成，镶满珠宝不说，上面还有从清宫淘来的“东珠”（鸽卵大）；两顶冕旒冠，前后檐上各12旒，每旒上有珍珠、宝石12颗，价值10万；宝座40万；1颗白玉玉玺（上书“诞膺天命，历祚无疆”）、5颗金印，共花去72万……象牙朝笏、外交礼服、办公案等御用品，有的不仅给袁世凯，“妃嫔”与“皇子”都有份。
东西备齐了，仪式也不能省略。按照计划，袁世凯登极大典时，要派官员去告祭孔子、清朝太庙、关羽、岳飞，要演奏丹陛大乐、中华韶乐、导迎乐，安排好了文武官员的班位，以及进玺、颁诏等一系列程序。为了庆祝大典，要求“登极前一日起，京外各公署、学校暨商民各户，均悬旗结彩三日”，真是个普天同庆。
然而，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充分，袁世凯却不敢正大光明地上演一场“登极大典”。
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突然命亲信段芝贵通知文武官员，他要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内部朝贺”。官员们措手不及，顾不上换衣服，就急急忙忙地“入宫”朝贺新君。当日9点左右，袁世凯出现在众人面前，既没有穿龙袍，也没坐在龙椅上，只是身着大元帅服，站在宝座前。袁世凯为了显示新朝的“开明”，表示官员们行三鞠躬礼即可，谁知朝贺时，大家还是一起跪拜。
袁世凯左手搭在龙椅上，右手掌心向上，频频向行礼者点头致意，偶尔假装弯腰扶一下年长或位高的官员。现场没有司仪，这些或着军服，或着袍褂的老爷们，行礼时散乱无章，场面颇为混乱。
当时代理参谋总长的唐在礼回忆，“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另外，在京的重要人物黎元洪、段祺瑞都没有参加大典。
1916年元旦，按计划改元“洪宪”，原定的登极大典却流产了。民初在农商部任职的张新善回忆，这一天“并未举行登极仪式，仍是文武百官照例庆贺新年而已”。
按照担任过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的许宝蘅的记录，怀仁堂中，“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佳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许宝蘅日记里将这年标为“洪宪元年”，也称袁世凯为“今上”，但由于各国反对帝制，在给外国使节的公文中，袁世凯只能沿用“中华民国总统”的称谓，尴尬无比。
让袁世凯心虚的原因，无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云南。上一年的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首举义旗，宣誓护国。在誓词中，蔡锷说，“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而袁世凯给这些“叛乱分子”定的罪名，有一条是“违背国民公意”——恢复帝制顺应全国民意，你们也敢反对？
人为打造的“全国拥护”
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称王、称帝都需要合法性，一是血统，袁世凯不是皇族出身，也不姓朱；二是事功，袁世凯不过镇压了“二次革命”，没有对外战争的胜绩，那么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投票来实现了。
于是，各省区一共“选举”产生了1993名“国民代表”，决定国体——最终，没有一张反对票，也没有一张废票。山西乡绅刘大鹏是“代表”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观察，全省120名代表到将军行署，“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者也，人皆茫然，予亦昏昧”。刘大鹏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帝制支持者。
在湖南，“国民代表”们得到极好的款待，不仅住酒楼，还有名妓相陪。投票时则没有这么轻松了，“代表”要填写真实姓名，“有人在旁紧紧地监视着——谨防错误或交头接耳。选举人写毕后亲自投入票匦里，然后循着指定的道路，由西辕门鱼贯而出，不得胡乱行走。
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填‘否认’二字，或误写姓名”。事后，财政总长周自齐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为了装装样子，我们曾想让某些人投反对票，但他们未这样做。”
随后，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所有地方用的都是这同样的45个字。 此外还有著名的“乞丐请愿团”，按照许指严《新华秘记》中的说法，杨度一天外出，看到两个乞丐吵架，他听其中一个乞丐说：“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祷祈老天，复生一皇帝也。”杨度一看乞丐中也有人支持帝制，大受启发，当即找来北京的丐帮首领，让他召集乞丐，“提会中经费施用，每名给以蕃饼一元，管丐首领则给百元，一律签名签押”。很快即征集到上万名乞丐要求恢复帝制。
支持帝制的人，多是被要挟、被收买的；反对的人，则都出于自觉。副总统黎元洪被袁世凯封为“武义亲王”，他拒不受命，声明：“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尤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后来袁世凯命亲信阮忠枢等以道贺为名，去试探黎元洪。阮忠枢一见黎，就大呼为“王爷”，同时转达袁要册封他做“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的“旨意”。黎元洪厉声回答：“你们不要骂我！”
袁世凯的管家袁乃宽，是“洪宪帝制”的大功臣，但他二儿子袁英则激烈反袁。袁世凯称帝前，袁英对老革命党程潜说：“一班走狗，不顾百姓死活，疯狂地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唱大登殿。我情急万分，希望有人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袁英后来果然在新华宫（原来的总统府）安了一枚炸弹，意图炸死袁世凯。
只有家人把袁世凯当皇帝
袁世凯称帝前，曾和部下冯国璋有一个著名的对话。
袁信誓旦旦地说：“我绝对无做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假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事实上，我们后来人都知道，袁世凯称帝，很大一个原因是受了他长子袁克定的唆使。
袁克定早年在彰德骑马时，摔坏了一条腿，左手也留下伤口，所以袁世凯真做了皇帝，他这个“嫡长子”也不是十拿九稳地能当“皇太子”。袁世凯曾说，袁克定“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君临万民”？
袁世凯甚至曾有意在次子袁克文、五子袁克权中选一位“储君”，于是这两个人的“皇子服”都和别人不同。袁克定当然很紧张，声称：“如果大爷（指袁世凯）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吓得三小姐袁静雪向父亲哭诉：“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袁世凯倒是淡定，只回了一句“胡说”。
袁世凯的五姨太杨氏是家中最受宠的女人，她想未来当“皇太后”，也极力为自己的长子——老六袁克桓说好话。
袁世凯对女儿的要求也不少，袁静雪回忆，称帝以前，袁世凯有时就会对她和二姐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后来“大典筹备处”果然请了两个师大的女学生，来教她们“皇家礼仪”。袁静雪说，“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计进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真是有几分“皇家”规矩了。
新朝的“皇后”钦定是于夫人的，姨太太们没得争——其实于氏根本不理会，她公开说：“叫我领头磕头，我不能磕。我给他生儿养女，还要给他磕头，他弄了多少小老婆来，又给谁磕过头，我活白了头发，又出皇上啦。”
但其他姨太太还为“妃”“嫔”的名分大动肝火。除已死的，原定给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封“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封“嫔”。后面三个姨太太当然不开心，就在元宵节当晚，对袁世凯说，如不加封她们，就带着孩子回彰德。五姨太只好打圆场，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其实这时护国之役已经打响，“洪宪王朝”岌岌可危了。
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还总结前朝教训，给自己的“皇家”设计了一套“典范”。其主要内容为：“（一）嗣子虽幼稚，母后不得垂帘听政，须择大臣中有才德位望者为辅政冢宰；（二）废除立储成例，亦不制定嫡长，但择诸子中有才德者，预定大统之归；（三）诸子不得封王及参预政治，惟厚给资产，享毕生安闲之福；（四）椒房之亲，不得身列要津”，这“四大纲”下还分出数十条细则。
袁克定看了之后，觉得是针对他，以为袁世凯要废长立幼，跑到居仁堂大闹一场。袁世凯怒道：“吾之订此条例，岂专为汝侪而言，乃欲谋子孙万世安全之道耳”，颇有秦始皇预备万世称帝的气魄。
于是，一旦帝制取消，最伤心的也是袁克定。他听到消息后，愤愤不平，对人说：“吾父太畏葸，胡乃不禁一吓。设吾当此时，惟有宁死不肯取消耳。”
袁世凯含恨而死，他的妻妾儿女们流离四方，五姨太还不忘抱怨：“说起老爷称帝，都怨大爷（指袁克定），他把老爷害苦了。”
一场称帝闹剧，至此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