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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百色起义90周年。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
很多到左右江老区参观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当年起义的部队后来去哪儿了？
仔细梳理历史发现，无论是艰苦转战7000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主力，还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20年的留守部队，都生动诠释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历史的巧合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1949年12月11日，在百色起义2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起义部队后续血脉的参与下，解放军将鲜艳的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成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生动注脚。
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征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渐渐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同时制定了兵运策略。
→ 百色起义纪念馆外景
当时中央的一份文件指出，“须知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与扩大。”
百色起义，正是践行这一新策略的有效探索。
1929年的夏天，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率一批共产党人到南宁，对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并取得其信任，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安排到广西军政部门任职。
张云逸等我党干部在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掌握了领导权，对反动的旧军官加以调整，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军，对士兵群众开展革命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右江农民武装斗争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上世纪20年代初，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开始在右江地区组织开展农运，并开办了讲习所。
广西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山腰上，高40多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甚是壮观。
记者从列宁岩内的历史展板看到，当时农讲所不但教授政治理论，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学员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讲习所共办了3届，培养了600名农运骨干，他们成了百色起义的农运星火。
在党的领导和武装下，右江地区工农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百色起義前夕，右江地区农军力量已超过1.2万人，长短枪炮近万支。工会、赤卫队等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工会会员3000多人，工人赤卫队有1000多人。
俞作柏、李明瑞突然起兵倒蒋使得广西局势大变。我党未雨绸缪，决定选择地理位置特殊、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右江地区作为下一步武装斗争的中心。
在俞、李反蒋失败和新桂系重回广西前夕，邓小平、张云逸等棋先一着，分别率领部队水陆并进挺进百色。
如今，在百色市田东县，一条“红军船”时常搭载着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溯右江而上，止于平马镇二芽码头。当年，邓小平率领部队从南宁出发，指挥着满载军械物资的船队，就是在这里登岸，并与经陆路先行抵达的张云逸部队顺利会师。
由于是借用俞、李的旗号进军百色，且巧借右江督办的名义行使公务，我党率领的部队迅速实现了对右江的控制，随后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我党主张，废除苛捐杂税，受到群众热烈拥护。
对于尾随进驻右江的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我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属田东县的平马安凝街、北帝庙、百谷村等地发动袭击并成功将其击溃。
随后，根据广西前委会议的部署，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为班底和骨干，以韦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队为主体，革命武装力量被组编成3个纵队，兵力共4000余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左右。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9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广西前委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雷经天任政府主席。
张云逸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当天参加完在田东（当年称恩隆）举办的庆祝大会后乘船返回百色时的感人情景：
“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人也不断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全军分两个纵队，2000多人。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万，鼎立于祖国西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一次经过改编以后的正规部队与工农武装相结合而发动的起义，在改造旧军队和领导工农武装中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红七军、红八军也建立了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体系的领导结构。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庾新顺强调，这一举措使得起义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部队后来完成北上远征、确保“左右江红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那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这是和韦拔群一起领导农运的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黄治峰改写的一首诗。
这首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颇广的诗，正是起义部队此后英勇战斗、艰苦远征的精神写照。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很快引来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民团的反扑。在左江地区，桂系派出大量兵力突袭龙州，红八军将士浴血奋战，数百将士壮烈牺牲。
军长俞作豫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途中被捕，坚贞不屈至死不降，在广州就义前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篇。
70岁的梁炳聪至今记得父亲梁玉汉给他讲述的亲历故事。龙州失守后，为掩护大部队撤离，红八军第二纵队一营政治指导员林景云带领数十名战士与敌人激战，最后只剩下他和梁玉汉两人。
→ 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的路线示意图
林景云不幸中弹，眼看无法突围，从口袋里掏出5块银元塞给梁玉汉，“他对我爸说，如果你跑出去了，这3块作为你的路费，剩下的两块替我交党费”。受伤的林景云终被敌人抓获杀害，年仅 28岁。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八军第一纵队苦战七千里，辗转中越边和滇黔桂边到达今百色市乐业县与红七军会师，这支还剩400多人的部队被编入红七军。
在右江地区，红七军先是抵御和清剿了地方反动武装，随后在隆安、平马、亭泗与桂军发生了3场遭遇战，又在游击战中与黔军、滇军激战。
如今百色市田东县、平果县等地，还保留着红七军当年在深山之中所建的兵工厂、战地医疗站、战壕等遗址。红七军在这些战斗中虽然重创敌人，但也面临人员折损、供给紧缺等严重困难。
为整顿部队、提升战斗力，1930年7月，红七军在平马、田州、东兰整训3个月。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总结：“一般士兵政治觉悟也相应提高，党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基础，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党内政治水平也提高了。”
彼时红七军数量有7000多人，达到鼎盛阶段。
1930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踏上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漫漫长路。
其间，红七军游击桂黔湘边、转战桂湘粤边、驰骋湘赣边区，与桂、黔、湘、粤、赣等国民党正规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战斗100余次，遭受重大损失，但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锤炼出百折不挠的红色军魂。
红七军主力出征之时，作为此前农军领袖的韦拔群无私地输送了自己率领的精兵强将，无怨无悔地接受留守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在整编大会上，韦拔群对即将出征的东凤籍红军将士们说，“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
即将踏上千难万险征程的雷经天在与妻子道别时说：“我的一生都是党的，党叫我到哪里，就去哪里，绝不能讨价还价。”
黄治峰在回家提取红七军经费时，对提出“留下一些钱养家糊口”要求的堂兄弟严肃地说：“这是红七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远征前期，红七军在融江上游的长安激战5日，又在武冈攻坚战中遭遇湘军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但在全州举行的前委会议确立了游击战略、缩编部队、发动群众等行动方针，成为此次远征的转折点。
在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外，红七军官兵还要面临恶劣天气、供给不足等各种考验。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官兵们多数是右江地区的壮瑶子弟，很少遇到过大雪，且衣衫单薄，有的战士还赤着脚或穿着草鞋，数十名指战员因此被冻死在风雪路上。
在贺县桂岭缩编部队过程中，红七军指战员们以大局为重就地降职，“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使得各岗位人员素质相对提升，指挥更为灵活与畅通。
转战粤北，红七军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影响力逐步扩大，但在乳源县梅花村战斗中再遭重创，李谦、章健等将领牺牲，全军干部伤亡过半。
在挺进湘赣边区抢渡乐昌河时，部队又遭强敌截击被一分为二。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分率两个团各自突围。1931年4月，两支部队在湘赣苏区永新县会合，此时红七军只剩下2000人左右。
在有力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安福大捷之后，1931年7月，历时9个月跨越5省转战7000里的红七军，终于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尽管红七军远征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为革命保存了基本力量，丰富了部队的作战经验、锤炼了部队的精神意志，获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战千里”的赞誉。
此后，红七军隶属红三军团建制和指揮，并在1933年的部队改编中被取消番号，和其他部队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
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红五师及后续部队在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了不少硬仗，在芹山遭遇战、血战高虎脑、新圩阻击战、攻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平型关大捷等重要战役中均担当重要角色，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从1933年7月至今，80多年的时间里，红七军的后续部队在基本建制和归属方面发生了10余次大的变化，但其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气质，在各个血脉部队中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敌人围困千万重，阵前令下即冲锋；待到杀尽豺狼时，再唱支歌颂英雄。”
这首山歌由滇黔桂边游击区主要领导者黄松坚创作，反映了红七军留守右江的部队在严酷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20年的革命精神。 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前部队被改编为3个师，其中十九师、二十师远征，韦拔群带着二十一师的番号和几十个老弱战士，留在右江地区继续扩建部队、建设根据地。
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的有效组织发动下，二十一师很快组建起3000多人的队伍。1931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二十一师改番号为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
当时，有着“钢军”称号的新桂系军队和民团不停地“清乡”“围剿”，长年累月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留守部队顽强地开展了3次反“围剿”，战斗非常惨烈。
在凤山恒里岩据点，1个连的红军、赤卫军为保护县苏维埃政府和千余名在此避难的群众，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攻战斗，最终因弹尽粮绝岩洞失守，300多名战士和群众壮烈牺牲。
为保存党的骨干力量，黄松坚、黄举平、黄大权等数十名干部奉命分两路到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开辟游击新战场，韦拔群、陈洪涛则坚守西山。
为消灭革命力量，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缩网收鱼”策略，除了繼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铲光的“血洗政策”外，还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韦拔群和陈洪涛带领队伍转战在错杂的丛林中，以野菜充饥，以岩洞栖身。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将士们仍然坚持与敌人周旋，韦拔群创作《革命到底歌》鼓舞斗志，“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他还把3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革命决心。
敌军在西山搜不到红军领导人，又增加悬赏收买叛徒，不少革命者因此被捕遇害。
1932年10月，重病昏睡中的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杀害，时年38岁。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全家先后有17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好几位都是被敌围困死于西山。如今，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韦拔群故居旁，韦拔群家人的墓碑一字排开，到此瞻仰祭奠的人无不动容。
师政委陈洪涛的母亲被困山上饿死，妻子被捕，不到半岁的小孩被活活摔死，妹妹纵身跳崖牺牲，父亲在掩护陈洪涛时跳崖被捕遇害。不久，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在狱中，敌人先是妄图巧言收买，随后又对其严刑拷打，陈洪涛始终不为所动，视死如归，并作了“为民为社稷流血，重值泰山。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受众彰”的慷慨陈词。12月下旬，陈洪涛在百色英勇就义。
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覃道平和弟弟、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山密林中隐蔽，在弄统岩被捕遇害。百色起义纪念馆内展示了覃道平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寄语孩子的《示儿诗》：“西山大熔炉，铸我金刚骨，饥渴淬肝胆，风雨磨肌肤。我儿记肺腑，革命曲折路，冰崖高万仞，鹰小学飞突。”
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之际，奉命突围的黄松坚、黄举平等人开辟了右江下游游击区，打开了黔桂边革命新局面，并成功拓展了滇黔桂边游击区。
这一游击区以云南富州县（今富宁县）七村九弄为中心，活动区域范围覆盖桂西、滇东、黔西南地区20多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近百万人口。
游击区内，恢复和建立基层支部以上党组织、县级以上革命委员会，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和地方武装共8000人，他们继承百色起义精神浴血奋战，力保革命红旗不倒。
1949年9月，右江地区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镇边、靖西、天保、敬德等县游击队编入边纵左江支队。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军广西，桂西区指挥部发出《布告》，宣布接收右江地区各级政权。12月5日，解放军解放田东县城，随后，滇黔桂边纵队与解放军四野部队成功在百色会师。
在滇黔桂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1949年12月11日，解放军将士占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并将红旗插上关楼。至此，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巧合的是，当年参加过百色起义并随红七军主力北上的莫文骅，20年之后，作为四野十三兵团政委，率领部队从湘西沿着红七军走过的老路向广西进军，参加了解放广西的战役。
→ 1949年12月11日，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
当年红七军北上出征时，韦拔群曾寄语广西子弟兵：“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你们就会胜利地返回家乡！”
莫文骅等人的经历，正是对先烈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最好告慰！
百色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麻高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有20位原红七军、红八军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4名、少将13名，并最终走出22位省部级干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红七军、红八军悲壮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史，铭刻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荣光与梦想，必将在我党、我军的史册上永远闪耀光芒，激励着后来者继续高举理想信念的伟大旗帜，前进不止、奋斗不息！
（摘自2019年1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该报记者）
很多到左右江老区参观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当年起义的部队后来去哪儿了？
仔细梳理历史发现，无论是艰苦转战7000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主力，还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20年的留守部队，都生动诠释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历史的巧合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1949年12月11日，在百色起义2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起义部队后续血脉的参与下，解放军将鲜艳的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成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生动注脚。
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百色起义
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征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渐渐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同时制定了兵运策略。
当时中央的一份文件指出，“须知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与扩大。”
百色起义，正是践行这一新策略的有效探索。
1929年的夏天，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率一批共产党人到南宁，对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并取得其信任，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安排到广西军政部门任职。
张云逸等我党干部在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掌握了领导权，对反动的旧军官加以调整，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军，对士兵群众开展革命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右江农民武装斗争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上世纪20年代初，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开始在右江地区组织开展农运，并开办了讲习所。
广西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山腰上，高40多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甚是壮观。
记者从列宁岩内的历史展板看到，当时农讲所不但教授政治理论，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学员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讲习所共办了3届，培养了600名农运骨干，他们成了百色起义的农运星火。
在党的领导和武装下，右江地区工农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百色起義前夕，右江地区农军力量已超过1.2万人，长短枪炮近万支。工会、赤卫队等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工会会员3000多人，工人赤卫队有1000多人。
俞作柏、李明瑞突然起兵倒蒋使得广西局势大变。我党未雨绸缪，决定选择地理位置特殊、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右江地区作为下一步武装斗争的中心。
在俞、李反蒋失败和新桂系重回广西前夕，邓小平、张云逸等棋先一着，分别率领部队水陆并进挺进百色。
如今，在百色市田东县，一条“红军船”时常搭载着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溯右江而上，止于平马镇二芽码头。当年，邓小平率领部队从南宁出发，指挥着满载军械物资的船队，就是在这里登岸，并与经陆路先行抵达的张云逸部队顺利会师。
由于是借用俞、李的旗号进军百色，且巧借右江督办的名义行使公务，我党率领的部队迅速实现了对右江的控制，随后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我党主张，废除苛捐杂税，受到群众热烈拥护。
对于尾随进驻右江的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我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属田东县的平马安凝街、北帝庙、百谷村等地发动袭击并成功将其击溃。
随后，根据广西前委会议的部署，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为班底和骨干，以韦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队为主体，革命武装力量被组编成3个纵队，兵力共4000余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左右。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9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广西前委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雷经天任政府主席。
张云逸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当天参加完在田东（当年称恩隆）举办的庆祝大会后乘船返回百色时的感人情景：
“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人也不断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全军分两个纵队，2000多人。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万，鼎立于祖国西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一次经过改编以后的正规部队与工农武装相结合而发动的起义，在改造旧军队和领导工农武装中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红七军、红八军也建立了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体系的领导结构。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庾新顺强调，这一举措使得起义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部队后来完成北上远征、确保“左右江红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红七军主力远征7000里，7000人只剩2000人
“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那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这是和韦拔群一起领导农运的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黄治峰改写的一首诗。
这首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颇广的诗，正是起义部队此后英勇战斗、艰苦远征的精神写照。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很快引来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民团的反扑。在左江地区，桂系派出大量兵力突袭龙州，红八军将士浴血奋战，数百将士壮烈牺牲。
军长俞作豫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途中被捕，坚贞不屈至死不降，在广州就义前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篇。
70岁的梁炳聪至今记得父亲梁玉汉给他讲述的亲历故事。龙州失守后，为掩护大部队撤离，红八军第二纵队一营政治指导员林景云带领数十名战士与敌人激战，最后只剩下他和梁玉汉两人。
林景云不幸中弹，眼看无法突围，从口袋里掏出5块银元塞给梁玉汉，“他对我爸说，如果你跑出去了，这3块作为你的路费，剩下的两块替我交党费”。受伤的林景云终被敌人抓获杀害，年仅 28岁。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八军第一纵队苦战七千里，辗转中越边和滇黔桂边到达今百色市乐业县与红七军会师，这支还剩400多人的部队被编入红七军。
在右江地区，红七军先是抵御和清剿了地方反动武装，随后在隆安、平马、亭泗与桂军发生了3场遭遇战，又在游击战中与黔军、滇军激战。
如今百色市田东县、平果县等地，还保留着红七军当年在深山之中所建的兵工厂、战地医疗站、战壕等遗址。红七军在这些战斗中虽然重创敌人，但也面临人员折损、供给紧缺等严重困难。
为整顿部队、提升战斗力，1930年7月，红七军在平马、田州、东兰整训3个月。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总结：“一般士兵政治觉悟也相应提高，党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基础，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党内政治水平也提高了。”
彼时红七军数量有7000多人，达到鼎盛阶段。
1930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踏上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漫漫长路。
其间，红七军游击桂黔湘边、转战桂湘粤边、驰骋湘赣边区，与桂、黔、湘、粤、赣等国民党正规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战斗100余次，遭受重大损失，但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锤炼出百折不挠的红色军魂。
红七军主力出征之时，作为此前农军领袖的韦拔群无私地输送了自己率领的精兵强将，无怨无悔地接受留守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在整编大会上，韦拔群对即将出征的东凤籍红军将士们说，“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
即将踏上千难万险征程的雷经天在与妻子道别时说：“我的一生都是党的，党叫我到哪里，就去哪里，绝不能讨价还价。”
黄治峰在回家提取红七军经费时，对提出“留下一些钱养家糊口”要求的堂兄弟严肃地说：“这是红七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远征前期，红七军在融江上游的长安激战5日，又在武冈攻坚战中遭遇湘军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但在全州举行的前委会议确立了游击战略、缩编部队、发动群众等行动方针，成为此次远征的转折点。
在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外，红七军官兵还要面临恶劣天气、供给不足等各种考验。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官兵们多数是右江地区的壮瑶子弟，很少遇到过大雪，且衣衫单薄，有的战士还赤着脚或穿着草鞋，数十名指战员因此被冻死在风雪路上。
在贺县桂岭缩编部队过程中，红七军指战员们以大局为重就地降职，“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使得各岗位人员素质相对提升，指挥更为灵活与畅通。
转战粤北，红七军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影响力逐步扩大，但在乳源县梅花村战斗中再遭重创，李谦、章健等将领牺牲，全军干部伤亡过半。
在挺进湘赣边区抢渡乐昌河时，部队又遭强敌截击被一分为二。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分率两个团各自突围。1931年4月，两支部队在湘赣苏区永新县会合，此时红七军只剩下2000人左右。
在有力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安福大捷之后，1931年7月，历时9个月跨越5省转战7000里的红七军，终于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尽管红七军远征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为革命保存了基本力量，丰富了部队的作战经验、锤炼了部队的精神意志，获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战千里”的赞誉。
此后，红七军隶属红三军团建制和指揮，并在1933年的部队改编中被取消番号，和其他部队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
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红五师及后续部队在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了不少硬仗，在芹山遭遇战、血战高虎脑、新圩阻击战、攻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平型关大捷等重要战役中均担当重要角色，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从1933年7月至今，80多年的时间里，红七军的后续部队在基本建制和归属方面发生了10余次大的变化，但其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气质，在各个血脉部队中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坚持游击20年，铸就“左右江红旗不倒”历史丰碑
“敌人围困千万重，阵前令下即冲锋；待到杀尽豺狼时，再唱支歌颂英雄。”
这首山歌由滇黔桂边游击区主要领导者黄松坚创作，反映了红七军留守右江的部队在严酷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20年的革命精神。 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前部队被改编为3个师，其中十九师、二十师远征，韦拔群带着二十一师的番号和几十个老弱战士，留在右江地区继续扩建部队、建设根据地。
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的有效组织发动下，二十一师很快组建起3000多人的队伍。1931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二十一师改番号为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
当时，有着“钢军”称号的新桂系军队和民团不停地“清乡”“围剿”，长年累月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留守部队顽强地开展了3次反“围剿”，战斗非常惨烈。
在凤山恒里岩据点，1个连的红军、赤卫军为保护县苏维埃政府和千余名在此避难的群众，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攻战斗，最终因弹尽粮绝岩洞失守，300多名战士和群众壮烈牺牲。
为保存党的骨干力量，黄松坚、黄举平、黄大权等数十名干部奉命分两路到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开辟游击新战场，韦拔群、陈洪涛则坚守西山。
为消灭革命力量，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缩网收鱼”策略，除了繼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铲光的“血洗政策”外，还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韦拔群和陈洪涛带领队伍转战在错杂的丛林中，以野菜充饥，以岩洞栖身。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将士们仍然坚持与敌人周旋，韦拔群创作《革命到底歌》鼓舞斗志，“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他还把3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革命决心。
敌军在西山搜不到红军领导人，又增加悬赏收买叛徒，不少革命者因此被捕遇害。
1932年10月，重病昏睡中的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杀害，时年38岁。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全家先后有17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好几位都是被敌围困死于西山。如今，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韦拔群故居旁，韦拔群家人的墓碑一字排开，到此瞻仰祭奠的人无不动容。
师政委陈洪涛的母亲被困山上饿死，妻子被捕，不到半岁的小孩被活活摔死，妹妹纵身跳崖牺牲，父亲在掩护陈洪涛时跳崖被捕遇害。不久，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在狱中，敌人先是妄图巧言收买，随后又对其严刑拷打，陈洪涛始终不为所动，视死如归，并作了“为民为社稷流血，重值泰山。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受众彰”的慷慨陈词。12月下旬，陈洪涛在百色英勇就义。
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覃道平和弟弟、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山密林中隐蔽，在弄统岩被捕遇害。百色起义纪念馆内展示了覃道平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寄语孩子的《示儿诗》：“西山大熔炉，铸我金刚骨，饥渴淬肝胆，风雨磨肌肤。我儿记肺腑，革命曲折路，冰崖高万仞，鹰小学飞突。”
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之际，奉命突围的黄松坚、黄举平等人开辟了右江下游游击区，打开了黔桂边革命新局面，并成功拓展了滇黔桂边游击区。
这一游击区以云南富州县（今富宁县）七村九弄为中心，活动区域范围覆盖桂西、滇东、黔西南地区20多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近百万人口。
游击区内，恢复和建立基层支部以上党组织、县级以上革命委员会，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和地方武装共8000人，他们继承百色起义精神浴血奋战，力保革命红旗不倒。
1949年9月，右江地区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镇边、靖西、天保、敬德等县游击队编入边纵左江支队。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军广西，桂西区指挥部发出《布告》，宣布接收右江地区各级政权。12月5日，解放军解放田东县城，随后，滇黔桂边纵队与解放军四野部队成功在百色会师。
在滇黔桂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1949年12月11日，解放军将士占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并将红旗插上关楼。至此，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巧合的是，当年参加过百色起义并随红七军主力北上的莫文骅，20年之后，作为四野十三兵团政委，率领部队从湘西沿着红七军走过的老路向广西进军，参加了解放广西的战役。
当年红七军北上出征时，韦拔群曾寄语广西子弟兵：“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你们就会胜利地返回家乡！”
莫文骅等人的经历，正是对先烈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最好告慰！
百色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麻高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有20位原红七军、红八军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4名、少将13名，并最终走出22位省部级干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红七军、红八军悲壮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史，铭刻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荣光与梦想，必将在我党、我军的史册上永远闪耀光芒，激励着后来者继续高举理想信念的伟大旗帜，前进不止、奋斗不息！
（摘自2019年1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