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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之初只有134人，发展到2016年6月底，会员总数已达169449人。其中，经济界会员136145人，占会员总数的80.3%；企业界会员106189人，占会员总数的62.6%。
与经济界的密切联系，是民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特点和界别特色，也是民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一个优势。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
为了推动国共谈判，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飞赴延安访问。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来延安所见所闻的感受时，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郑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次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经过紧张的筹备，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宣告了民主建国会的诞生。
宪法中增加的那句话
1993年修宪时，序言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这一修改，离不开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的贡献。
198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14号文件”），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对宪法部分内容作出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力主抓住时机，动员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宪法时把相关内容加进去。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93年1月，孙起孟邀请了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举行座谈，并在随后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
2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有8条建议，并没有涉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
2月22日，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李崇淮受民建中央委托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月1日，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建议提出，在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发布后，民建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同时郑重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
3月6日，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会议上，孙起孟再次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
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代表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改宪法的建议。
成思危与“风投”提案
1997年9月，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时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
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不到100人，但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了。研讨会的意见最后成为民建中央的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然后提交给了1998年3月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1998年3月，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邀请民建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和研究提案的落实问题。4月，民建中央又邀请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讨。1999年4月，民建中央、全国政协联合举办“进一步推动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研讨会”，并联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建议》。
“一号提案”提出以后，风险投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据科技部当时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万项科研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只有20%，而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只有5%。与此同时，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需要新产品，银行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资工具，学者对新的理念感兴趣。
以民建中央的“一號提案”为契机，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仅仅十余年，中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风险投资第二大目标国。由于成思危对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热心推动和努力，使他在中国科技产业界备受尊崇，并有了“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号。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之初只有134人，发展到2016年6月底，会员总数已达169449人。其中，经济界会员136145人，占会员总数的80.3%；企业界会员106189人，占会员总数的62.6%。
与经济界的密切联系，是民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特点和界别特色，也是民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一个优势。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
为了推动国共谈判，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飞赴延安访问。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来延安所见所闻的感受时，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郑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次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经过紧张的筹备，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宣告了民主建国会的诞生。
宪法中增加的那句话
1993年修宪时，序言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这一修改，离不开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的贡献。
198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14号文件”），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对宪法部分内容作出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力主抓住时机，动员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宪法时把相关内容加进去。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93年1月，孙起孟邀请了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举行座谈，并在随后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
2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有8条建议，并没有涉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
2月22日，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李崇淮受民建中央委托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月1日，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建议提出，在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发布后，民建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同时郑重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
3月6日，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会议上，孙起孟再次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
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代表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改宪法的建议。
成思危与“风投”提案
1997年9月，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时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
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不到100人，但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了。研讨会的意见最后成为民建中央的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然后提交给了1998年3月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1998年3月，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邀请民建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和研究提案的落实问题。4月，民建中央又邀请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讨。1999年4月，民建中央、全国政协联合举办“进一步推动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研讨会”，并联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建议》。
“一号提案”提出以后，风险投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据科技部当时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万项科研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只有20%，而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只有5%。与此同时，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需要新产品，银行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资工具，学者对新的理念感兴趣。
以民建中央的“一號提案”为契机，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仅仅十余年，中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风险投资第二大目标国。由于成思危对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热心推动和努力，使他在中国科技产业界备受尊崇，并有了“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