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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勰的作家论继承了曹丕的理论传统，从“文才”“个性”及二者的关系立论，从而展开他独特观点的阐述。刘勰的《体性》篇对作家创作个性的论述对后来的文论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许多人都是在刘勰的基础上来探讨作家的创作个性的。
【关键词】刘勰；《体性》篇；创作个性
自曹丕“文气”说以来，魏晋的作家论以“才性”为中心范畴，而且才性之“性”主要不是指道德品性而是指气质个性。刘勰的作家论继承了曹丕的理论传统，从“文才”“个性”及二者的关系立论，从而展开他独特观点的阐述。
“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其中的“血气”“性情”应该是指气质、个性了。《体性》篇开头即以“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逸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几句话概括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个性一定会表现出来，形成作品的风格。
刘勰认为，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不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先天的禀赋——才与气，二是后天的陶染——学与习。所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所以“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正，鲜有反其习。”之后刘勰一口气举出十二个例子，说明不同气质个性的作家，其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不大一样的，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才性异区，文辞繁诡”。因此，作家要“因性以练才”，要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来培养文才，从而形成作品的藝术风格。
贾谊性情俊发，以致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情傲诞，致使风格浮侈；扬雄性格沉静，因而风格深隐；刘向为人简易，故而风格明博……“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在这一点上刘勰说得很对。“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年轻时就以“五柳先生”自居，对委相不就、百金不纳的高士风度十分倾慕，早就种下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根芽，最终促成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印归田的壮举。正因为此，所以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看似平淡浅近，实则情高韵远，可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还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的“诗仙”李白，一生任情放荡、潇洒风流、豪迈之极、放任不羁，所以才有了《将进酒》的随意排揎、开阔汪洋和《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驰骋想象、挥洒自如。
又想到朗基弩斯（姑且这么认为）的《论崇高》中，庄严伟大的思想被看作是崇高的首要条件。而庄严伟大的思想，来自高尚的心灵，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是心胸旷达志怀高远的伟大心灵的自然显现。这里也讲了作家内在的才气的重要作用。所以，作家在培养文才时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个性气质的方法。正如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假如你选择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自然就会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而赵树理与老舍的创作题材交换一下，能否写出同样好的作品来呢？他们本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老舍甚至说：“那，我们俩全毁啦！”所谓“文如其人”，或者是布丰的“风格即人”，作品中的格调一定与作家的个性气质是一致的，格调是作者性格的自然流露，而并非有意为之。但是，这里所说，绝对区别于元好问在其《论诗》中所说“心话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此处只讲风格，而并不指人格。
刘勰的《体性》篇对作家创作个性的论述对后来的文论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许多人都是在刘勰的基础上来探讨作家的创作个性的。钟嵘的 “吟咏性情”说中显示出的是论者对创作个性的重视。还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也极为重视，此外宋代苏轼的“空静观”，严羽的“妙悟说”，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以及清人王骥德的本色论等对作家主体性和创作个性的张扬，都是沿着刘勰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其“诗境风格论”特别重视诗人人格气质对诗境风格的影响，气质不同则诗境风格不同，这里不得不提的当属清人叶燮在其《原诗》中提出的关于创作主体的“才、胆、识、力”的理论。叶燮认为，客观世界的“理、事、情”必须经由诗人的“才、胆、识、力”才能产生诗。此四者是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且此四者辩证统一、相互作用又以“识”为最。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因素很多，除了上述之外，客观社会条件也是其中之一。契诃夫曾经说过：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任何创作个性，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的制约，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饱经战乱之苦的“诗圣”杜甫，由于亲见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亲历“床头屋漏无干处”的凄苦和“亲朋无一字”的孤寂，所以忧国忧民的情怀由衷而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从心而出，其沉郁顿挫的风格自然而成。当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则“漫卷诗书喜欲狂”，表达的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急切愿望。而当陈子昂以复古为号召，呼吁再现汉魏风骨时，齐梁轻靡奢华、纤微雕刻的诗风充斥文坛，宫体诗的流弊已暴露至极。他的力拨文风，给初唐诗文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流，显示了不随流俗、刚健宏博的个性特征。
同时，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对作家的个性也有影响。《礼记·乐记》中写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同。建安时代的诗人们，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有比较一致的题材和主题，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表现了悲愤慷慨的情调。故虽各自的文学表现的个性各异，如曹操雄浑，曹植俊爽，曹丕华丽，但却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借金圣叹先生的一句话，“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我们的作家也不例外，也正因为此，文学的大花园才如此生气勃勃、绚丽多姿。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浅释》，向长清，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文心十论》，涂光社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高教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刘勰；《体性》篇；创作个性
自曹丕“文气”说以来，魏晋的作家论以“才性”为中心范畴，而且才性之“性”主要不是指道德品性而是指气质个性。刘勰的作家论继承了曹丕的理论传统，从“文才”“个性”及二者的关系立论，从而展开他独特观点的阐述。
“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其中的“血气”“性情”应该是指气质、个性了。《体性》篇开头即以“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逸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几句话概括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个性一定会表现出来，形成作品的风格。
刘勰认为，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不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先天的禀赋——才与气，二是后天的陶染——学与习。所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所以“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正，鲜有反其习。”之后刘勰一口气举出十二个例子，说明不同气质个性的作家，其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不大一样的，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才性异区，文辞繁诡”。因此，作家要“因性以练才”，要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来培养文才，从而形成作品的藝术风格。
贾谊性情俊发，以致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情傲诞，致使风格浮侈；扬雄性格沉静，因而风格深隐；刘向为人简易，故而风格明博……“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在这一点上刘勰说得很对。“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年轻时就以“五柳先生”自居，对委相不就、百金不纳的高士风度十分倾慕，早就种下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根芽，最终促成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印归田的壮举。正因为此，所以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看似平淡浅近，实则情高韵远，可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还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的“诗仙”李白，一生任情放荡、潇洒风流、豪迈之极、放任不羁，所以才有了《将进酒》的随意排揎、开阔汪洋和《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驰骋想象、挥洒自如。
又想到朗基弩斯（姑且这么认为）的《论崇高》中，庄严伟大的思想被看作是崇高的首要条件。而庄严伟大的思想，来自高尚的心灵，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是心胸旷达志怀高远的伟大心灵的自然显现。这里也讲了作家内在的才气的重要作用。所以，作家在培养文才时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个性气质的方法。正如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假如你选择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自然就会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而赵树理与老舍的创作题材交换一下，能否写出同样好的作品来呢？他们本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老舍甚至说：“那，我们俩全毁啦！”所谓“文如其人”，或者是布丰的“风格即人”，作品中的格调一定与作家的个性气质是一致的，格调是作者性格的自然流露，而并非有意为之。但是，这里所说，绝对区别于元好问在其《论诗》中所说“心话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此处只讲风格，而并不指人格。
刘勰的《体性》篇对作家创作个性的论述对后来的文论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许多人都是在刘勰的基础上来探讨作家的创作个性的。钟嵘的 “吟咏性情”说中显示出的是论者对创作个性的重视。还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也极为重视，此外宋代苏轼的“空静观”，严羽的“妙悟说”，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以及清人王骥德的本色论等对作家主体性和创作个性的张扬，都是沿着刘勰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其“诗境风格论”特别重视诗人人格气质对诗境风格的影响，气质不同则诗境风格不同，这里不得不提的当属清人叶燮在其《原诗》中提出的关于创作主体的“才、胆、识、力”的理论。叶燮认为，客观世界的“理、事、情”必须经由诗人的“才、胆、识、力”才能产生诗。此四者是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且此四者辩证统一、相互作用又以“识”为最。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因素很多，除了上述之外，客观社会条件也是其中之一。契诃夫曾经说过：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任何创作个性，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的制约，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饱经战乱之苦的“诗圣”杜甫，由于亲见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亲历“床头屋漏无干处”的凄苦和“亲朋无一字”的孤寂，所以忧国忧民的情怀由衷而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从心而出，其沉郁顿挫的风格自然而成。当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则“漫卷诗书喜欲狂”，表达的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急切愿望。而当陈子昂以复古为号召，呼吁再现汉魏风骨时，齐梁轻靡奢华、纤微雕刻的诗风充斥文坛，宫体诗的流弊已暴露至极。他的力拨文风，给初唐诗文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流，显示了不随流俗、刚健宏博的个性特征。
同时，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对作家的个性也有影响。《礼记·乐记》中写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同。建安时代的诗人们，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有比较一致的题材和主题，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表现了悲愤慷慨的情调。故虽各自的文学表现的个性各异，如曹操雄浑，曹植俊爽，曹丕华丽，但却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借金圣叹先生的一句话，“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我们的作家也不例外，也正因为此，文学的大花园才如此生气勃勃、绚丽多姿。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浅释》，向长清，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文心十论》，涂光社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高教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