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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资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的通知》。通知称，8月15日至10月31日期间，将开展2013年国企、央企职工薪酬调查工作。据了解，此次调查的内容包括企业人工成本、企业职工薪酬信息、工资外收入情况、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决策所需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内容将首次包括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
从单一工资管理向全面薪酬管控转变，到新增“隐性福利收入”调查，直面国企薪酬领域症结，有专家认为，这轮调查不仅是对国企自身制度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改革有积极意义。
直面隐性收入
国企高管和职工每年收入多少？到底有多高？这在很多人眼中，一直是个谜。
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资委就要求调查2004年到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情况、与所在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对比分析等有关情况。此后，国资委基本保持每年一次调查国有企业薪酬情况。
尽管以往全国范围的多次调查结果几乎都未曾对外公布，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4.67万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87万元。由此来看，央企的职工平均薪酬较私营企业要高出不少。而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国航、中国国旅、宝钢、招商银行、一汽轿车、大唐和华侨城为首的十家上市央企去年薪酬水平来看，也印证上述结论。根据初略统计，上述十家上市央企去年的平均职工薪酬是16.6万元，高管平均薪酬高达66.7万元。
而在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公布的针对多家国有企业的2011年度审计报告中，一批隐性福利被曝光：中移动购买2400万元健身卡当做职工福利，一些央企违规给职工盖楼发卡；此前的审计中，包括中国核工业集团、南方电网等多家国企违规发奖金、补贴、旅游费的行为被“大起底”。
正因为国企与当地社会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差距、国企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之间的差距、不同国企之间薪酬水平的差距的“失衡”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国企挤破头、民企人难留”、“薪酬与岗位挂钩，与能力脱节”的怪象。
收入的“失衡”，不但影响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国企健康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加强国有企业监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要求央企用改革的办法和调结构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设“阳光央企”，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发挥骨干作用。而这一切，应该首先做到监管信息的公开、透明。
因此，此次国企薪酬的调查是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新增“工资外收入情况”一项。这意味着，调查内容将涵盖职工隐性福利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内容。
“此次最大的突破是直面隐性收入。”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说，真正导致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的是某些阶层隐性收入的增加，绝大多数的隐性收入被少数人占有。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部部长许保利则指出，此次调查首次要求国企填报这部分收入内容，体现了国资委对国企薪酬加强精确管控的决心，也有助于摸清长期存在于国企的第三产业等“体外循环”的额外收入情况，以及行业效益、企业效益与职工薪酬之间的关系。
其实收入差距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合法化。老百姓不满意的不是不能容忍高收入，而是利用垄断与独裁甚至是权力寻租获得的非法收入。正如俄罗斯哲学教授利奥尼德·V·尼科诺夫所说，“世界上有关财富不平等的最大丑闻，不是自由经济社会中富人与穷人间的不平等，而是自由经济社会的人民与非自由经济社会的人民在财富上的巨大差距。”
因此，让“隐性”收入“显形”，不仅应当成为规范国企职工收入的重要内容，而且应当成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摸清家底”才能推进改革
在全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国资委启动这项调查具有积极和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加摸底的透明度，增强公平、公正性。
“摸清家底”最重要的意义便是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参考，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迟福林说，近年来，通过多方面措施，我国行业薪酬差距由4.88倍缩小到4.48倍，企业高管薪酬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也有所缩小，但电力、电信、油气等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薪酬差距仍然很大，与百姓的期盼仍有较大落差。“应当破除垄断因素，提升分配规则的透明度。”
并且，由于我国分配模式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导致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补贴和福利没有标准，合理性难以明确判断，由此滋生了腐败和隐性收入。
新华社报道援引多位专家观点称，此轮调查不仅是对国企自身制度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改革有积极意义。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国资委此番调查是积极响应国务院收入分配改革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先后多次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次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并表示“这反映出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但是由于统计困难，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远远大于统计显示的差距，主要是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统计不到，特别是涉及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止对社会公平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不良影响。高收入居民的储蓄倾向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居民，导致了过高的储蓄率。另一重要原因是医疗、教育负担过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引起强制储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了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等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也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有观点认为，改革期间，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带来收入差距扩大。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际上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对于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通过正当途径获得高收入，是普遍持理解态度的，我们的政策需要保护正当收入。
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制度缺陷造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扭曲。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除了需要关注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还必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谁来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权负责
早在今年4月份，有媒体报道称，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2012年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十多位。更有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
这些数字相对西方同等企业的高管薪酬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这毫无疑问属于天价。若拿国企高管的收入和同级别政府官员的薪酬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几年前，卫留成从中海油高管转任海南省省长，他就坦言两者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
这种年报上的薪酬数字极容易引起公众不满的情绪，尤其是不少亏损央企的高管薪酬仍然大幅上升。数据显示，从2008至2011年，上石化董事长戎光道领取的薪酬分别为48万元、56万元、61.6万元、66万元，副总经理李鸿根的薪酬则分别为40.8万元、46.8万元、53万元、57.1万元。
可供对比的是，上石化的在职员工数量2012年为14894人，薪酬支出共17亿4016万元，人均11.6万元，而在2008年，员工平均薪酬不到6.6万元。
不过，年报上公布的高管年薪，主要是名义上的收入，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工资。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此前曾以年薪774.3万元成为内地年薪最高的房企高管，但他实际收入并非如此，任志强在博客中也称，“我实际的工资大约低于公布年薪的1/10”。
所以，国企高管们的尴尬就在于此：一方面是，各级政府、各行业监管机构不断颁发各类“限薪令”，将高管薪酬作为政府层面的调控监管事项。连续几年的“两会”均将“调整分配收入，缩小阶层收入的差距”作为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质疑国企高管薪酬的不合理性，不断曝出的各类媒体报道与新闻事件，伴随着部分不恰当的解读，更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群情激愤，将国企高管薪酬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到底应该是谁来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权负责？
有评论认为，要想设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首先就必须坚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垄断性公司，前者可以参照市场标准并且略低市场，后者就应该参照公务员体系的薪酬标准；二是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法国是同级别官员收入的两三倍，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
其次，加快建立与业绩考核紧密挂钩的薪酬机制。今年1月1日，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实施，它采取了一些更为精确的考核措施，更为强调业绩与贡献。国务院今年2月5日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还提出，要加强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企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2012年10月，入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曾建议，要规范高管人员薪酬，重点是问题比较突出的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同时，要以大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探索工资总量决策机制，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趋势。
究竟国企内部收入分配目前的差距是多少？合理的差额又该是多少？在2013年度国企薪酬调查已经启动之时，人们不仅希望今年的国企薪酬调查结果，国资委能够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更期待国资委能够倾听民意，针对国企薪酬过高的现状，尽快形成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市场经济相接轨的整改措施。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从单一工资管理向全面薪酬管控转变，到新增“隐性福利收入”调查，直面国企薪酬领域症结，有专家认为，这轮调查不仅是对国企自身制度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改革有积极意义。
直面隐性收入
国企高管和职工每年收入多少？到底有多高？这在很多人眼中，一直是个谜。
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资委就要求调查2004年到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情况、与所在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对比分析等有关情况。此后，国资委基本保持每年一次调查国有企业薪酬情况。
尽管以往全国范围的多次调查结果几乎都未曾对外公布，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4.67万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87万元。由此来看，央企的职工平均薪酬较私营企业要高出不少。而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国航、中国国旅、宝钢、招商银行、一汽轿车、大唐和华侨城为首的十家上市央企去年薪酬水平来看，也印证上述结论。根据初略统计，上述十家上市央企去年的平均职工薪酬是16.6万元，高管平均薪酬高达66.7万元。
而在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公布的针对多家国有企业的2011年度审计报告中，一批隐性福利被曝光：中移动购买2400万元健身卡当做职工福利，一些央企违规给职工盖楼发卡；此前的审计中，包括中国核工业集团、南方电网等多家国企违规发奖金、补贴、旅游费的行为被“大起底”。
正因为国企与当地社会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差距、国企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之间的差距、不同国企之间薪酬水平的差距的“失衡”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国企挤破头、民企人难留”、“薪酬与岗位挂钩，与能力脱节”的怪象。
收入的“失衡”，不但影响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国企健康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加强国有企业监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要求央企用改革的办法和调结构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设“阳光央企”，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发挥骨干作用。而这一切，应该首先做到监管信息的公开、透明。
因此，此次国企薪酬的调查是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新增“工资外收入情况”一项。这意味着，调查内容将涵盖职工隐性福利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内容。
“此次最大的突破是直面隐性收入。”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说，真正导致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的是某些阶层隐性收入的增加，绝大多数的隐性收入被少数人占有。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部部长许保利则指出，此次调查首次要求国企填报这部分收入内容，体现了国资委对国企薪酬加强精确管控的决心，也有助于摸清长期存在于国企的第三产业等“体外循环”的额外收入情况，以及行业效益、企业效益与职工薪酬之间的关系。
其实收入差距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合法化。老百姓不满意的不是不能容忍高收入，而是利用垄断与独裁甚至是权力寻租获得的非法收入。正如俄罗斯哲学教授利奥尼德·V·尼科诺夫所说，“世界上有关财富不平等的最大丑闻，不是自由经济社会中富人与穷人间的不平等，而是自由经济社会的人民与非自由经济社会的人民在财富上的巨大差距。”
因此，让“隐性”收入“显形”，不仅应当成为规范国企职工收入的重要内容，而且应当成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摸清家底”才能推进改革
在全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国资委启动这项调查具有积极和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加摸底的透明度，增强公平、公正性。
“摸清家底”最重要的意义便是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参考，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迟福林说，近年来，通过多方面措施，我国行业薪酬差距由4.88倍缩小到4.48倍，企业高管薪酬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也有所缩小，但电力、电信、油气等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薪酬差距仍然很大，与百姓的期盼仍有较大落差。“应当破除垄断因素，提升分配规则的透明度。”
并且，由于我国分配模式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导致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补贴和福利没有标准，合理性难以明确判断，由此滋生了腐败和隐性收入。
新华社报道援引多位专家观点称，此轮调查不仅是对国企自身制度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改革有积极意义。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国资委此番调查是积极响应国务院收入分配改革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先后多次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次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并表示“这反映出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但是由于统计困难，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远远大于统计显示的差距，主要是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统计不到，特别是涉及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止对社会公平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不良影响。高收入居民的储蓄倾向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居民，导致了过高的储蓄率。另一重要原因是医疗、教育负担过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引起强制储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了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等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也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有观点认为，改革期间，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带来收入差距扩大。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际上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对于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通过正当途径获得高收入，是普遍持理解态度的，我们的政策需要保护正当收入。
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制度缺陷造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扭曲。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除了需要关注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还必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谁来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权负责
早在今年4月份，有媒体报道称，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2012年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十多位。更有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
这些数字相对西方同等企业的高管薪酬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这毫无疑问属于天价。若拿国企高管的收入和同级别政府官员的薪酬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几年前，卫留成从中海油高管转任海南省省长，他就坦言两者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
这种年报上的薪酬数字极容易引起公众不满的情绪，尤其是不少亏损央企的高管薪酬仍然大幅上升。数据显示，从2008至2011年，上石化董事长戎光道领取的薪酬分别为48万元、56万元、61.6万元、66万元，副总经理李鸿根的薪酬则分别为40.8万元、46.8万元、53万元、57.1万元。
可供对比的是，上石化的在职员工数量2012年为14894人，薪酬支出共17亿4016万元，人均11.6万元，而在2008年，员工平均薪酬不到6.6万元。
不过，年报上公布的高管年薪，主要是名义上的收入，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工资。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此前曾以年薪774.3万元成为内地年薪最高的房企高管，但他实际收入并非如此，任志强在博客中也称，“我实际的工资大约低于公布年薪的1/10”。
所以，国企高管们的尴尬就在于此：一方面是，各级政府、各行业监管机构不断颁发各类“限薪令”，将高管薪酬作为政府层面的调控监管事项。连续几年的“两会”均将“调整分配收入，缩小阶层收入的差距”作为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质疑国企高管薪酬的不合理性，不断曝出的各类媒体报道与新闻事件，伴随着部分不恰当的解读，更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群情激愤，将国企高管薪酬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到底应该是谁来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权负责？
有评论认为，要想设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首先就必须坚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垄断性公司，前者可以参照市场标准并且略低市场，后者就应该参照公务员体系的薪酬标准；二是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法国是同级别官员收入的两三倍，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
其次，加快建立与业绩考核紧密挂钩的薪酬机制。今年1月1日，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实施，它采取了一些更为精确的考核措施，更为强调业绩与贡献。国务院今年2月5日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还提出，要加强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企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2012年10月，入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曾建议，要规范高管人员薪酬，重点是问题比较突出的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同时，要以大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探索工资总量决策机制，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趋势。
究竟国企内部收入分配目前的差距是多少？合理的差额又该是多少？在2013年度国企薪酬调查已经启动之时，人们不仅希望今年的国企薪酬调查结果，国资委能够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更期待国资委能够倾听民意，针对国企薪酬过高的现状，尽快形成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市场经济相接轨的整改措施。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