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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从自己浸淫会计教学多年的实际感受出发，对社会上对高校教育所持异议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企业管理的争论及加息减税政策的作用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高等教育； 会计准则； 企业管理； 加息减税
一、大力搞好高等教育
据2007年3月3日《北京青年报》刊载，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创的2007年《教育蓝皮书》于3月2日发布。其中的调查数据显示，70.91％的公众不满意高校的教育质量。《蓝皮书》发布了“2006年度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这项调查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与搜狐教育频道于2006年11月通过网友调查问卷完成。
调查显示，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满意度仍然较低，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低满意度群体比例平均为63.07％。但网友对教育公平的评价有所提高，高满意度的群体比例超过50％。
“择校热”仍是网友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71.96％的公众对此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对于“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成效”，近七成公众不满意，八成公众不认可现有的收取学费标准，认为太贵。
《教育蓝皮书》的主要起草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用了三句话总结2006年的中国教育：“一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笔者认为，《教育蓝皮书》所披露的问题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着，不可轻视，应该大力治理、改进、完善，但它毕竟是浮在面上显而易见的一些问题。前一时期，从陈丹青拒招研究生并宣布从清华美术学院辞职开始，不断有教授借助网络向自己所在学校“开炮”——先有人大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上公开批评高校的行政化、衙门化，后有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通过网络发布了《告考生》，呼吁请考生别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实际上则曲折地表达对浙江大学刚刚宣布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不满意和批评。三位教授公开表明观点、揭露问题，大约缘于以下考虑，其一，认为这些问题积弊太久，单纯依靠内部力量已经无力改变，将问题公开挑明，不无“以外促内的目的”；其二，这些教授认为，这些问题并非自己所在学校所独有，而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将问题付诸公开讨论，有助于提请社会的共同关注，促进从根本上寻求中国高校正确的发展之道。三位教授公开表明的观点和所揭露的问题，是否也可看作从某个侧面说明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培养目标、体制建设、机构设置、招生工作、人事任命、教师评聘、管理实效等等。
三位教授借助公共信息平台披露高校存在的问题，虽然或显操之过急，可以从自身的理念、思想、观点、言词、方式、激情等方面作些自省，如何更好地做到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不至给其所在学校及形象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的举动无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更高准则。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领导应主动吸纳公众意见，哪怕是从反面的意见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并且应对这些意见有所回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积极改进办学实效，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又据2007年3月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的校长、教授委员，纷纷道出当下高等教育的三个“怪现象”。第一怪：争建世纪一流，忙于“大师”、“大楼”；第二怪：过分注重科研，教授无心上课；第三怪：高校教学评估，临时机构大量涌现。
关于第一怪，据报道，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过，在国际上，大家有共识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首先是要追求卓越”；其次是“要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再次是“学术自由，学者自律”。这一说法很有见地。关于“大师”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名副其实的大师是急切需要的，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协委员们讲的是“抢大师”（意指挖墙脚）的问题，而当下高等教育领域却有掀起“造师”运动的苗头，有的是册封“大师”，有的是自诩 “大师”，有的相互吹捧为“大师”，长此下去定会有“大师”过滥的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文史哲、经济、政法等学科），大师的学术思想应是具有超时间的生命力，他们的作品可能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是伟大的东西，马克思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大师的人物；大师应在学术理论上有真正的创新东西，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的科学史上第一次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真正的大师必须具备某种特立独创的“反潮流”精神，而不是只想着追逐当下世俗荣光的“赶潮流”的什么学家。谈到大师，不得不提到被誉为“当代中国尚在人世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的季羡林老先生，他堪称当代德学双罄的问世无愧的大师。在一次记者采访他时，他说：大家都很抬爱我，给我戴上了大师的桂冠，我不能接受，我是一名教师，以后还是叫我老师的好。季老先生真是虚怀若谷，谦逊不已，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现在要的就是像季羡林老先生这样的大师。
至于“大楼”问题，2007年7月7日《北京青年报》重点关注文章《高校负债国家埋单是饮鸠止渴》一文评述：众多高校屡屡步入债务泥潭，“理财无方”的根源，在于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场化之累上，就像有人所说，大学本身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而大学校长则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委任的。大学领导如何更有效地彰显自己的业绩呢？“于是，很多校长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追求短期数量的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官员们热衷的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2月16日《南风窗》）而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一哄而上的“大学城，”网友自发提供信息评出“中国名校大门造价排行榜”中的天价豪华大门等就是“形象工程”的证明。笔者认为，文章提到的大兴土木、一哄而上“大学城”、“天价豪华大学校门”等事例确实存在，但应该分别不同情况作具体分析，否则容易产生以偏概全、混淆视听的情况。以笔者所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而言，目前使用的教学楼馆等建筑物，分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造的，已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教学需要。这些年来，学校领导想方设法（据说也因建校负有一些债务）先后建了十多所楼馆，无疑有利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即使如此，尚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人们戏称人民大学的校门太寒酸了，这不是在作校门之秀，而是贯彻勤俭办校的方针。笔者在人大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对其励行节约的做法是深知的。因此，不能把教育工作发展得快，教育经费财政拨款不够，学校领导为了满足教学需要而借了一些贷款盖了一些教学楼馆一概归为校长“理财无方”，更不能言出目前我国的大学校长都不是优秀的“经营者”。要知道，西方老大帝国主义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大学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他们的校友大多为企业主、资本家；而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大学的历史以北京大学而言也只是百年的历史，我国大学以人民大学而言培养了不少高级公务员，而他们又能有多少钱来赞助我们的大学呢？总之，凡事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以理服人，以利于发奋改进教学工作。国家任命的校长好多都是德学兼备的专家、学者、教授、院士，不能一概指其是行政化的官员。
关于第二怪，过分注重科研，教授无心上课问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得好；“要教学、科研相辅相成”。笔者认为，一般的高等院校不是纯粹的科研单位，它是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单位，这是它的主要任务，在大学里应该把教学工作放到重要的地位，应该重视教师的教学工作成绩。这一点可以先从教学工作的特点来看，大学教师是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语言家，表演家。教师通过教学工作尤其是讲课的重要环节，将其深思熟虑的传道、授业的内容精湛地、面对面地、出神入化地讲授给学生，讲授的内容直接反映了教师的心声，感染力极强，使学生亲耳聆听后能入耳攻心，永志不忘。不同的教师讲授同样的课程，学生反映其效果不一样，问题就在于教师讲课的水平不一样。人们都说，要教学相长，学生的疑问、质问及跟老师的互动，是使老师产生灵感的源泉，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成就，往往都是产生于处在学生阶段的这些年轻人中间。面对面的讲授互动往往能撞击出极为珍贵的火花，而这一火花又有助于推动教师把教学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层次。生活中有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又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多位老表演艺术家的精彩舞台演出，才能使《茶馆》一剧经久不衰，走遍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我国京剧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先生潜心研究斯坦夫尼斯基的文艺戏剧理论，也极为重视舞台演出，对唱腔的运用，对一抬手一投足的技法都经过一丝不苟的设计，故而他的演唱能使世人倾倒，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去。一般的大学要把教学放在重要的地位，不能过分注重科研，把教学放到不恰当的地位。
王岳川教授在其《大学教育的瓶颈与机遇》一文中讲到：“人文科学（笔者认为也可说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人文科学学术风格是弹性的、可扩大空间的、柔性的，如果用刚性的标准——诸如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才可以合格地叫作大学的教授的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当时考清华大学就不合格，他的数学很糟糕。但是为什么严格工科型的清华大学反而录取了他？这就在于当时用人文科学逻辑把握全局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当下的大学改革，可看作是在现代性的强烈扩张中，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帝国的统治中，使人文科学的思维、精神，合法逻辑遭到进一步削弱与打击的反映。……在教学体制、教师聘用、发表论文、设定项目等方面，人文科学应有其特殊的逻辑……这一逻辑对于生态社会、生态美学、生态文化、东方思维和东方智慧都必不可少。”笔者拜读了王岳川教授的讲话很受启发，故而想到，对笔者曾就读的原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老先生而言，固然其巨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其留下的著作不多，人们知道的只是其匡世巨著《修辞学发凡》一书，为什么他这么德高望重呢？又如解放后国内会计界仍然流传着南潘（潘序伦）北赵（赵锡禹）之说。赵老先生留下的文字也不多，但他为什么如此有名望呢？也是与他的师德教学分不开。这些事例是否也是用人文科学逻辑的共识来把握的呢？
总之，一般的大学与纯粹的科学研究单位不同，搞社会科学的大学与搞自然科学的大学也不一样，要重视大学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大学的教学工作，改变过分重视科研的情况。
至于第三怪，高校教学评估，临时机构大量涌现的问题，笔者认为，临时设置机构是为了粉饰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应付评估、以图博得好评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对全国几千所大学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做得好的。以笔者所在的人大而言，由于平时狠抓教学工作，采取相应的措施督促教师改进、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多年来设置教学督导岗位，聘请离退休老教授做教学督导，每位督导要听教务部门安排的听课计划，注意讲课老师的遵纪守时、授课内容、教学表达、紧扣课程大纲要求、更新教学内容、教与学有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和创新观点、与学生交流互动、参考资料和作业的布置、对学生的考核考试等方面的做法，期末督导员要向主管教学的领导汇报听课情况，作出讲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说到底，弄虚作假实际上是个工作作风、学风、社会风气、党风问题。大学的教学工作也要讲究质量，讲究诚信，在作风问题上也应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学校的一切工作，学生也是心知肚明的。2006年，教育部派人到人大对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评价很好获得充分肯定，列全国133所高校之首。
二、不断完善会计准则
自1993年7月1日以来，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转换与改革至今已走过近14年的历程，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可喜的、巨大的、有实效的成就。
财政部在总结财务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财务会计工作的新要求，借鉴国际财务报告要求，全面推动了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建成了于2006年2月颁布的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构成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立足我国国情，趋同国际惯例。这一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为实现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会计准则等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须推动我国财务会计工作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向更高点迈进。笔者认为，为了使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改革能更上一层楼，应进一步全面总结十余年来的实践经验，瞻前顾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体细节，使之更臻完善。
这里笔者就抓新不放旧之意，仅举两例言之。
（一）关于改完成成本为制造成本
企业在产品生产中的各项生产耗费都需要通过货币形式来计算，表现为企业占用在各种形态上的资金耗费。产品成本是由企业的资金耗费而形成的，反映着企业在产品生产中的资金耗费的数量，也就是企业在产品生产中所耗费的资金的总和。
根据产品成本的概念，产品成本包括以下内容：1.材料费用，属于劳动对象消耗的费用，表现产品生产中已耗费的各种材料物资的价值；2.折旧费用，属于劳动手段消耗的费用，表现产品生产中已耗费的劳动手段的价值；3.工资费用，属于由企业支付的活劳动消耗的费用，表现生产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4.管理费用等。属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中发生的物质消耗和活劳动消耗。
基于产品成本的概念及其所包括的基本内容，产品成本是反映和监督劳动耗费的工具；产品成本是补偿劳动耗费的尺度；产品成本可以综合反映企业工作质量，是推动企业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杠杆；产品成本是制订产品价格的一项重要依据。
1993年7月1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前，企业在计算产品车间成本的基础上计算产品的工厂成本，进而计算应销产品的销售成本（即完全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直观掌握企业从产品生产至销售发生的全部费用；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直接根据产品的销售成本制订产品的价格，充分反映产品成本的内容和体现产品成本的作用。
1993年7月1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后，改变以往计算产品的完全成本为制造成本（即生产成本），也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计入产品制造成本。至于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企业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另设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项目，总称为期间费用。期间费用不再像1993年7月1日以前一样，要直接分配到各个产品上，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这样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与国际上一般的成本核算方法一致；二是可以与国外的产品成本进行对比；三是可以简化成本核算；四是可以为进一步采用变动成本法创造一定的条件。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与产品的理论成本不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具体包括三个部分：（1）已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C）；（2）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Ｖ）；（3）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M）。上述的前两部分，即（C＋V），是产品价值中的补偿部分，从理论上讲，它构成产品价值的理论成本。从实际上讲，（C＋V）是产品成本包括的基本内容，故而产品的制造成本未能包括产品成本的全部内容，与其理论成本不符。再者，改完全成本为制造成本有一种说法，认为期间费用与产品生产没有直接的联系，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全面的。制造费用和期间费用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包括的范围不同而已，如果没有企业各管理部门职能效应的发挥，企业的产品是无法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生产再到销售至客户手中的。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都受益于 企业各管理部门的功能效益，也就应该分摊企业各管理部门发生的期间费用，体现费用与效益匹配的原则。事实上，每个企业最终都要核算各种产品的实际全额成本。
2.不便于产品定价。企业任何产品定价时，无论是用成本加成定价法，或用反方向定价法，都要在制造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应该分摊的期间费用，分配这些期间费用，符合（C＋V）是理论成本的概念，在（C＋V）的基础上加上M，是产品的价值。产品价格是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C＋V）是制订产品价格的基础。否则会形成错觉，似乎产品成本不高，使产品的定价偏低。
【关键词】 高等教育； 会计准则； 企业管理； 加息减税
一、大力搞好高等教育
据2007年3月3日《北京青年报》刊载，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创的2007年《教育蓝皮书》于3月2日发布。其中的调查数据显示，70.91％的公众不满意高校的教育质量。《蓝皮书》发布了“2006年度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这项调查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与搜狐教育频道于2006年11月通过网友调查问卷完成。
调查显示，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满意度仍然较低，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低满意度群体比例平均为63.07％。但网友对教育公平的评价有所提高，高满意度的群体比例超过50％。
“择校热”仍是网友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71.96％的公众对此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对于“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成效”，近七成公众不满意，八成公众不认可现有的收取学费标准，认为太贵。
《教育蓝皮书》的主要起草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用了三句话总结2006年的中国教育：“一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笔者认为，《教育蓝皮书》所披露的问题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着，不可轻视，应该大力治理、改进、完善，但它毕竟是浮在面上显而易见的一些问题。前一时期，从陈丹青拒招研究生并宣布从清华美术学院辞职开始，不断有教授借助网络向自己所在学校“开炮”——先有人大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上公开批评高校的行政化、衙门化，后有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通过网络发布了《告考生》，呼吁请考生别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实际上则曲折地表达对浙江大学刚刚宣布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不满意和批评。三位教授公开表明观点、揭露问题，大约缘于以下考虑，其一，认为这些问题积弊太久，单纯依靠内部力量已经无力改变，将问题公开挑明，不无“以外促内的目的”；其二，这些教授认为，这些问题并非自己所在学校所独有，而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将问题付诸公开讨论，有助于提请社会的共同关注，促进从根本上寻求中国高校正确的发展之道。三位教授公开表明的观点和所揭露的问题，是否也可看作从某个侧面说明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培养目标、体制建设、机构设置、招生工作、人事任命、教师评聘、管理实效等等。
三位教授借助公共信息平台披露高校存在的问题，虽然或显操之过急，可以从自身的理念、思想、观点、言词、方式、激情等方面作些自省，如何更好地做到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不至给其所在学校及形象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的举动无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更高准则。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领导应主动吸纳公众意见，哪怕是从反面的意见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并且应对这些意见有所回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积极改进办学实效，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又据2007年3月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的校长、教授委员，纷纷道出当下高等教育的三个“怪现象”。第一怪：争建世纪一流，忙于“大师”、“大楼”；第二怪：过分注重科研，教授无心上课；第三怪：高校教学评估，临时机构大量涌现。
关于第一怪，据报道，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过，在国际上，大家有共识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首先是要追求卓越”；其次是“要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再次是“学术自由，学者自律”。这一说法很有见地。关于“大师”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名副其实的大师是急切需要的，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协委员们讲的是“抢大师”（意指挖墙脚）的问题，而当下高等教育领域却有掀起“造师”运动的苗头，有的是册封“大师”，有的是自诩 “大师”，有的相互吹捧为“大师”，长此下去定会有“大师”过滥的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文史哲、经济、政法等学科），大师的学术思想应是具有超时间的生命力，他们的作品可能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是伟大的东西，马克思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大师的人物；大师应在学术理论上有真正的创新东西，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的科学史上第一次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真正的大师必须具备某种特立独创的“反潮流”精神，而不是只想着追逐当下世俗荣光的“赶潮流”的什么学家。谈到大师，不得不提到被誉为“当代中国尚在人世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的季羡林老先生，他堪称当代德学双罄的问世无愧的大师。在一次记者采访他时，他说：大家都很抬爱我，给我戴上了大师的桂冠，我不能接受，我是一名教师，以后还是叫我老师的好。季老先生真是虚怀若谷，谦逊不已，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现在要的就是像季羡林老先生这样的大师。
至于“大楼”问题，2007年7月7日《北京青年报》重点关注文章《高校负债国家埋单是饮鸠止渴》一文评述：众多高校屡屡步入债务泥潭，“理财无方”的根源，在于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场化之累上，就像有人所说，大学本身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而大学校长则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委任的。大学领导如何更有效地彰显自己的业绩呢？“于是，很多校长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追求短期数量的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官员们热衷的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2月16日《南风窗》）而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一哄而上的“大学城，”网友自发提供信息评出“中国名校大门造价排行榜”中的天价豪华大门等就是“形象工程”的证明。笔者认为，文章提到的大兴土木、一哄而上“大学城”、“天价豪华大学校门”等事例确实存在，但应该分别不同情况作具体分析，否则容易产生以偏概全、混淆视听的情况。以笔者所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而言，目前使用的教学楼馆等建筑物，分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造的，已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教学需要。这些年来，学校领导想方设法（据说也因建校负有一些债务）先后建了十多所楼馆，无疑有利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即使如此，尚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人们戏称人民大学的校门太寒酸了，这不是在作校门之秀，而是贯彻勤俭办校的方针。笔者在人大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对其励行节约的做法是深知的。因此，不能把教育工作发展得快，教育经费财政拨款不够，学校领导为了满足教学需要而借了一些贷款盖了一些教学楼馆一概归为校长“理财无方”，更不能言出目前我国的大学校长都不是优秀的“经营者”。要知道，西方老大帝国主义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大学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他们的校友大多为企业主、资本家；而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大学的历史以北京大学而言也只是百年的历史，我国大学以人民大学而言培养了不少高级公务员，而他们又能有多少钱来赞助我们的大学呢？总之，凡事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以理服人，以利于发奋改进教学工作。国家任命的校长好多都是德学兼备的专家、学者、教授、院士，不能一概指其是行政化的官员。
关于第二怪，过分注重科研，教授无心上课问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得好；“要教学、科研相辅相成”。笔者认为，一般的高等院校不是纯粹的科研单位，它是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单位，这是它的主要任务，在大学里应该把教学工作放到重要的地位，应该重视教师的教学工作成绩。这一点可以先从教学工作的特点来看，大学教师是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语言家，表演家。教师通过教学工作尤其是讲课的重要环节，将其深思熟虑的传道、授业的内容精湛地、面对面地、出神入化地讲授给学生，讲授的内容直接反映了教师的心声，感染力极强，使学生亲耳聆听后能入耳攻心，永志不忘。不同的教师讲授同样的课程，学生反映其效果不一样，问题就在于教师讲课的水平不一样。人们都说，要教学相长，学生的疑问、质问及跟老师的互动，是使老师产生灵感的源泉，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成就，往往都是产生于处在学生阶段的这些年轻人中间。面对面的讲授互动往往能撞击出极为珍贵的火花，而这一火花又有助于推动教师把教学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层次。生活中有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又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多位老表演艺术家的精彩舞台演出，才能使《茶馆》一剧经久不衰，走遍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我国京剧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先生潜心研究斯坦夫尼斯基的文艺戏剧理论，也极为重视舞台演出，对唱腔的运用，对一抬手一投足的技法都经过一丝不苟的设计，故而他的演唱能使世人倾倒，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去。一般的大学要把教学放在重要的地位，不能过分注重科研，把教学放到不恰当的地位。
王岳川教授在其《大学教育的瓶颈与机遇》一文中讲到：“人文科学（笔者认为也可说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人文科学学术风格是弹性的、可扩大空间的、柔性的，如果用刚性的标准——诸如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才可以合格地叫作大学的教授的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当时考清华大学就不合格，他的数学很糟糕。但是为什么严格工科型的清华大学反而录取了他？这就在于当时用人文科学逻辑把握全局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当下的大学改革，可看作是在现代性的强烈扩张中，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帝国的统治中，使人文科学的思维、精神，合法逻辑遭到进一步削弱与打击的反映。……在教学体制、教师聘用、发表论文、设定项目等方面，人文科学应有其特殊的逻辑……这一逻辑对于生态社会、生态美学、生态文化、东方思维和东方智慧都必不可少。”笔者拜读了王岳川教授的讲话很受启发，故而想到，对笔者曾就读的原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老先生而言，固然其巨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其留下的著作不多，人们知道的只是其匡世巨著《修辞学发凡》一书，为什么他这么德高望重呢？又如解放后国内会计界仍然流传着南潘（潘序伦）北赵（赵锡禹）之说。赵老先生留下的文字也不多，但他为什么如此有名望呢？也是与他的师德教学分不开。这些事例是否也是用人文科学逻辑的共识来把握的呢？
总之，一般的大学与纯粹的科学研究单位不同，搞社会科学的大学与搞自然科学的大学也不一样，要重视大学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大学的教学工作，改变过分重视科研的情况。
至于第三怪，高校教学评估，临时机构大量涌现的问题，笔者认为，临时设置机构是为了粉饰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应付评估、以图博得好评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对全国几千所大学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做得好的。以笔者所在的人大而言，由于平时狠抓教学工作，采取相应的措施督促教师改进、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多年来设置教学督导岗位，聘请离退休老教授做教学督导，每位督导要听教务部门安排的听课计划，注意讲课老师的遵纪守时、授课内容、教学表达、紧扣课程大纲要求、更新教学内容、教与学有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和创新观点、与学生交流互动、参考资料和作业的布置、对学生的考核考试等方面的做法，期末督导员要向主管教学的领导汇报听课情况，作出讲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说到底，弄虚作假实际上是个工作作风、学风、社会风气、党风问题。大学的教学工作也要讲究质量，讲究诚信，在作风问题上也应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学校的一切工作，学生也是心知肚明的。2006年，教育部派人到人大对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评价很好获得充分肯定，列全国133所高校之首。
二、不断完善会计准则
自1993年7月1日以来，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转换与改革至今已走过近14年的历程，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可喜的、巨大的、有实效的成就。
财政部在总结财务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财务会计工作的新要求，借鉴国际财务报告要求，全面推动了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建成了于2006年2月颁布的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构成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立足我国国情，趋同国际惯例。这一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为实现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会计准则等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须推动我国财务会计工作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向更高点迈进。笔者认为，为了使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改革能更上一层楼，应进一步全面总结十余年来的实践经验，瞻前顾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体细节，使之更臻完善。
这里笔者就抓新不放旧之意，仅举两例言之。
（一）关于改完成成本为制造成本
企业在产品生产中的各项生产耗费都需要通过货币形式来计算，表现为企业占用在各种形态上的资金耗费。产品成本是由企业的资金耗费而形成的，反映着企业在产品生产中的资金耗费的数量，也就是企业在产品生产中所耗费的资金的总和。
根据产品成本的概念，产品成本包括以下内容：1.材料费用，属于劳动对象消耗的费用，表现产品生产中已耗费的各种材料物资的价值；2.折旧费用，属于劳动手段消耗的费用，表现产品生产中已耗费的劳动手段的价值；3.工资费用，属于由企业支付的活劳动消耗的费用，表现生产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4.管理费用等。属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中发生的物质消耗和活劳动消耗。
基于产品成本的概念及其所包括的基本内容，产品成本是反映和监督劳动耗费的工具；产品成本是补偿劳动耗费的尺度；产品成本可以综合反映企业工作质量，是推动企业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杠杆；产品成本是制订产品价格的一项重要依据。
1993年7月1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前，企业在计算产品车间成本的基础上计算产品的工厂成本，进而计算应销产品的销售成本（即完全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直观掌握企业从产品生产至销售发生的全部费用；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直接根据产品的销售成本制订产品的价格，充分反映产品成本的内容和体现产品成本的作用。
1993年7月1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后，改变以往计算产品的完全成本为制造成本（即生产成本），也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计入产品制造成本。至于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企业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另设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项目，总称为期间费用。期间费用不再像1993年7月1日以前一样，要直接分配到各个产品上，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这样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与国际上一般的成本核算方法一致；二是可以与国外的产品成本进行对比；三是可以简化成本核算；四是可以为进一步采用变动成本法创造一定的条件。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与产品的理论成本不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具体包括三个部分：（1）已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C）；（2）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Ｖ）；（3）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M）。上述的前两部分，即（C＋V），是产品价值中的补偿部分，从理论上讲，它构成产品价值的理论成本。从实际上讲，（C＋V）是产品成本包括的基本内容，故而产品的制造成本未能包括产品成本的全部内容，与其理论成本不符。再者，改完全成本为制造成本有一种说法，认为期间费用与产品生产没有直接的联系，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全面的。制造费用和期间费用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包括的范围不同而已，如果没有企业各管理部门职能效应的发挥，企业的产品是无法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生产再到销售至客户手中的。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都受益于 企业各管理部门的功能效益，也就应该分摊企业各管理部门发生的期间费用，体现费用与效益匹配的原则。事实上，每个企业最终都要核算各种产品的实际全额成本。
2.不便于产品定价。企业任何产品定价时，无论是用成本加成定价法，或用反方向定价法，都要在制造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应该分摊的期间费用，分配这些期间费用，符合（C＋V）是理论成本的概念，在（C＋V）的基础上加上M，是产品的价值。产品价格是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C＋V）是制订产品价格的基础。否则会形成错觉，似乎产品成本不高，使产品的定价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