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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伯父号召到基层锻炼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红光西巷，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周恩来兄弟三人，周恩溥比周恩来小1岁。周恩寿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溥生有一子，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
周恩溥字博宇，乳名“和尚”。长大后，跟随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事。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6岁。周恩寿出生后因皮肤稍黑，家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在北京去世。
周家是个大家族，在“恩”字辈里，周恩来排行第七，按照江南风俗，晚辈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周恩来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儿子周荣庆长大成人。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北京生活。
周恩来的伯伯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就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政策，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锻炼，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第二年，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参加到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工作中，周荣庆和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每月拿出50元让弟媳治病
出生在焦作农村的晋菊清的经历和周荣庆相似，她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拉着她和大哥到处乞讨才活了下来。大炼钢铁开始后，晋菊清等12位姑娘成立了“三八”炼钢炉。晋菊清由于踏实肯干，受到领导的表扬，被大家称为“炉花”。
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告诉晋菊清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吃惊之余，晋菊清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要求严，不让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王兰芳就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双方母亲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给大伯和七妈(邓颖超)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总理立即给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随信给一对新人寄来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婚后第二年，周荣庆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调到焦作布鞋厂。以后，尽管周荣庆又调换了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当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不能用。
周总理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新中国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太忙，邓颖超就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1／3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总理夫妇为孩子改名
1968年5月3日，在晋菊清的陪同下，王兰芳从新乡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
这天早上，周荣庆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妻儿送到新乡火车站。因没买到座票，上车后，晋菊清找了一片硬纸板让婆母坐在车厢接口处，她怀抱2岁的小儿子，手拉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站在婆母身边，一直熬到北京。
5月6日上午，当晋菊清带着孩子随婆母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时，邓颖超早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攀谈中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都是河南老乡。原来，邓颖超是河南光山县人。晋菊清成了周氏家族中的第二位河南媳妇。
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听后，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中午在饭桌上，周总理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总理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走时，周恩来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带儿子进京参加七妈葬礼
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另一件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1976年1月8日晚上，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报：“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外地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68岁的王兰芳去世了。当天，周荣庆就打电话给伯父。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邓颖超接到电话后，立即回电告诉周荣庆夫妇：葬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由于当时没有火葬场，晋菊清和丈夫含泪把母亲土葬在焦作烈士陵园里。不久，焦作市有关部门指示：只要不是烈士和老红军，原先土葬的，一律改为火葬。晋菊清一家立即行动，带了个好头。
伯父去世后，晋菊清心里时常挂念邓颖超的健康，总想去北京看望她。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说想去北京看她时，邓颖超总是回信说：“你们都很忙，来回又要花钱，还是不来好。”
这次，晋菊清一个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晋菊清先见到大妹周秉德，秉德告诉她：“七妈病重得很，工作人员不让外人见她。”晋菊清哭着找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她从河南来北京不容易，不见七妈她心里难受。赵炜破例让她见了邓颖超一面。
看到七妈瘦弱的脸上挂满了病态的疲倦，晋菊清哭了。看到侄媳妇哭，邓颖超说“菊清，好孩子，不许哭。记住，今后无论怎样，你们都要坚强。荣庆和孩子们都好吧?”晋菊清含泪点了点头。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就病了。病中的周荣庆后悔没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带着这个遗憾，1992年1月15日，63岁的周荣庆去世了。临终前，周荣庆告诉妻子和儿女们，他死后，不要大操大办。晋菊清悄悄料理了他的后事。
周荣庆去世不久，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了。晋菊清当时没得到中央的通知，她是从广播中得知七妈逝世消息的。当晋菊清领着三个儿女到了北京后，才知道邓颖超嘱咐，不让通知外地亲属。邓颖超的葬礼结束后，赵炜把邓颖超的部分衣物分给了周家、邓家的亲属们留作纪念。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红光西巷，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周恩来兄弟三人，周恩溥比周恩来小1岁。周恩寿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溥生有一子，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
周恩溥字博宇，乳名“和尚”。长大后，跟随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事。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6岁。周恩寿出生后因皮肤稍黑，家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在北京去世。
周家是个大家族，在“恩”字辈里，周恩来排行第七，按照江南风俗，晚辈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周恩来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儿子周荣庆长大成人。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北京生活。
周恩来的伯伯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就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政策，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锻炼，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第二年，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参加到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工作中，周荣庆和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每月拿出50元让弟媳治病
出生在焦作农村的晋菊清的经历和周荣庆相似，她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拉着她和大哥到处乞讨才活了下来。大炼钢铁开始后，晋菊清等12位姑娘成立了“三八”炼钢炉。晋菊清由于踏实肯干，受到领导的表扬，被大家称为“炉花”。
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告诉晋菊清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吃惊之余，晋菊清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要求严，不让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王兰芳就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双方母亲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给大伯和七妈(邓颖超)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总理立即给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随信给一对新人寄来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婚后第二年，周荣庆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调到焦作布鞋厂。以后，尽管周荣庆又调换了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当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不能用。
周总理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新中国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太忙，邓颖超就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1／3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总理夫妇为孩子改名
1968年5月3日，在晋菊清的陪同下，王兰芳从新乡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
这天早上，周荣庆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妻儿送到新乡火车站。因没买到座票，上车后，晋菊清找了一片硬纸板让婆母坐在车厢接口处，她怀抱2岁的小儿子，手拉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站在婆母身边，一直熬到北京。
5月6日上午，当晋菊清带着孩子随婆母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时，邓颖超早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攀谈中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都是河南老乡。原来，邓颖超是河南光山县人。晋菊清成了周氏家族中的第二位河南媳妇。
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听后，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中午在饭桌上，周总理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总理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走时，周恩来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带儿子进京参加七妈葬礼
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另一件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1976年1月8日晚上，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报：“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外地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68岁的王兰芳去世了。当天，周荣庆就打电话给伯父。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邓颖超接到电话后，立即回电告诉周荣庆夫妇：葬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由于当时没有火葬场，晋菊清和丈夫含泪把母亲土葬在焦作烈士陵园里。不久，焦作市有关部门指示：只要不是烈士和老红军，原先土葬的，一律改为火葬。晋菊清一家立即行动，带了个好头。
伯父去世后，晋菊清心里时常挂念邓颖超的健康，总想去北京看望她。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说想去北京看她时，邓颖超总是回信说：“你们都很忙，来回又要花钱，还是不来好。”
这次，晋菊清一个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晋菊清先见到大妹周秉德，秉德告诉她：“七妈病重得很，工作人员不让外人见她。”晋菊清哭着找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她从河南来北京不容易，不见七妈她心里难受。赵炜破例让她见了邓颖超一面。
看到七妈瘦弱的脸上挂满了病态的疲倦，晋菊清哭了。看到侄媳妇哭，邓颖超说“菊清，好孩子，不许哭。记住，今后无论怎样，你们都要坚强。荣庆和孩子们都好吧?”晋菊清含泪点了点头。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就病了。病中的周荣庆后悔没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带着这个遗憾，1992年1月15日，63岁的周荣庆去世了。临终前，周荣庆告诉妻子和儿女们，他死后，不要大操大办。晋菊清悄悄料理了他的后事。
周荣庆去世不久，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了。晋菊清当时没得到中央的通知，她是从广播中得知七妈逝世消息的。当晋菊清领着三个儿女到了北京后，才知道邓颖超嘱咐，不让通知外地亲属。邓颖超的葬礼结束后，赵炜把邓颖超的部分衣物分给了周家、邓家的亲属们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