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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蓬莱人孙运璿出身于普通家庭，品学兼优，21岁就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毕业论文拿到满分，无论留学还是就业，前途都一片光明。不过孙运璿不愧是齐鲁子弟，生下来就带着热衷考公务员的基因，最大的梦想是做山东省建设厅的厅长。
毕业后孙运璿先下了几年基层，“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先后辗转连云港电厂、湘潭电厂、西宁电厂，中间还发明了一种配电网的新算法，得到领导的赏识，被派去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进修了3年，回国后便一路平步青云，54岁的时候终于把官做到了省厅级。
孙运璿出生的年份是1913年，毕业的时间是1934年，去美国进修的时间是1942年。1945年从美国进修回国之后，孙运璿马上就被国民政府派去了台湾，委以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的职务，负责修复当时被美军炸得千疮百孔的电力系统。
在台湾电力公司任职近20年的时间里，孙运璿在日本人留下的“遗产”上重新搭建了全台湾的电力基础设施，使得台湾电气普及率高达99.7%，超越当时经济表现强劲的日韩，成为台电最辉煌的成绩。1967年，表现优异的孙运璿被任命为台湾“交通部长”一职，圆了做官的梦。
孙运璿继续发挥山东人喜欢修路的优良传统，马上推动了“村村有道路”政策，一举奠定了台湾今日地区道路基础的全貌。两年后，孙运璿又接棒“经济部长”一职，那会儿台湾经济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陷入低谷—1974年的经济增速跌至0.6%的冰点—孙运璿可以说是接了一个烂摊子。
为了应对经济下滑的冲击，全岛决定推行“十大建设”，孙运璿便是开路先锋，桃园机场、台中港、南北高速公路等都是在此时期布局的。彼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将深受石油危机影响的台湾经济增速从0.6%的冰点提升至1976年的11.5%，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政府一面依靠基建托底，另一面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出路。此时，在东亚一股“技术自立”的浪潮下，孙运璿站出来提议效仿韩国建立“科技研究院”。
在当时的设立方案讨论中，政府资金引入与政府权力配比之争使谈判陷入僵局。孙运璿倡导政府投入主要资金，但管理权不需要由政府手握。在反对派眼中，这无异于“国有资产”流失，后患无穷。最后，在孙运璿的各方斡旋劝说下，赞成派才以微小的优势勉强获胜。
如今，工研院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的关键支柱，从中走出了众多支撑台湾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工程师，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便担任过工研院院长。孙运璿也在日后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工研院有了，但方向又该如何确定？
1974年2月，孙运璿与一位台湾政界高层以及时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三人相聚于台北一家豆浆店。经过短短一小时的交流讨论，孙运璿就作出决定：把半导体产业当作台湾此后发展的重心。就这样，整个台湾的产业升级被这一场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对话彻底改变。
半导体前期起步投入巨大，资金匮乏是最大的问题，泼冷水的声音层出不穷，孙运璿凭借一己之力团结各方力量，又筹资金又给地，终于在1980年建立了台湾第一座技术园区—新竹科学工业园。
当时可能谁也不曾想到，从竹科工业园（新竹产业园的简称）会诞生台积电、联电、联发科等多家在台湾地区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都举足轻重的企业。尤其是台积电，已经完全与台湾经济深度绑定，市值占到台湾股市大盘的20%，2017年对台湾地区GDP的贡献就高达4.46%。
1990年台湾股市曾发生雪崩，继而引发楼市的大幅度下跌。这两大资本市场泡沫的破裂，也结束了台湾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不过，由于彼时台湾地产中投机需求没那么大，金融机构在股市中的参与程度也并不高，这使台湾并没有出现日本泡沫破灭后那种“资产负债表衰退”。
相反，在经济中枢切换以后，台湾把电子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1991年发布的《十大新兴工业发展策略及措施》把通信、半导体、消费电子、精密机械与自动化等十大新兴工业列为发展目标，2002年又推出《高附加值产业推动方案》，指明发展强化半导体、影像显示这“两兆产业”。
电子产业的全面崛起，带动台湾经济呈现出走强的姿态，人均GDP持续保持增长，并在1992年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并在电子等领域拥有全球级的话语权。
所以，总结孙运璿推动台湾经济起飞的两个核心秘诀，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一个是政府“引导”的大规模产业政策扶持。这两个“核心秘诀”，也是“东亚模式”的共同剧本，借助这两种武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相继崛起。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四个地区的现状：日本产业尽管被其他三家掏空不少，但在汽车、材料等领域的“老本”仍然十分深厚;韩国仍然沿着“东亚模式”高歌猛进，电子、半导体、造船具有全球级别的竞争力;中国大陆虽然遭遇围堵，但顶着压力正试图全面赶超。
而中国台湾，除了半导体在中美贸易摩擦舞台上“大放异彩”，面板、手机等传统优势行业陸续被其他东亚对手击败。更关键的是，台湾并没有开辟出新的产业赛道，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新能源汽车，几乎都没有存在感。
更重要的是，前一代积累的红利也在慢慢耗尽。2017年8月15日，台湾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全岛大停电，超过600万人受其影响，光是电梯受困案例就高达近千件，台北101大楼、西门町等大小商家无法运营自不用说，更有老人因断电造成呼吸机无法运作，被消防队紧急送医。
事后调查结果也颇荒诞。因为一条天然气供应管线意外停止运作，台电大潭发电厂6部机组全部跳停，触发了这场全岛大停电，而台湾地区的备载电能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本应配备的水平，导致备用电力丝毫没有发挥用处—这种错误，即使是在中国内地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极为罕见。
至于其他的基建项目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物流网络等，台湾昔日搞“十大建设”时的那种速度也没能传承。比如从台北到桃园的一条51公里机场捷运（类似于地铁）建设了足足20年，而全球最长的地铁线路—长达82.4公里的上海地铁11号线—从开工到正式投入运营只用了8年。
所以尽管台积电如日中天，台湾产业归根结底还是在享受孙运璿时代“基建投资”和“产业扶持”的红利。这份红利还能享受多久，需要打一个问号。
不过，尽管红利在消退，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围堵华为和芯片—却让台湾半导体行业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而随着特朗普政府愈发肆无忌惮地挥舞“制裁”的大棒，中美两国企业家都对“脱钩”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尤其是那些“设计在美国，制造在中国”的产业巨头。
在这些企业里，消费电子巨头最有代表性。它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明里暗里在寻找中国内地电子产业链的“备胎”，防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放眼望去，目前有能力组织起“去大陆化”产业链的，反而只剩下中国台湾：面板、组装、手机、芯片设计、半导体代工全部都有，尽管有短板，但基本建制都在。
所以，在华为海思被“锁死”后，联发科的股价已经创了10年来的新高;台积电在停止向华为供货后，订单不增反涨，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富士康跟苹果密切配合，正在印度大规模投资代工厂并逐渐转单过去;而台湾“刚刚上调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至2.35%，远高于上半年0.78%。
换句话说，全球电子产业的巨头们正在“重新武装”台湾，只是肯定比过去更需要基建投资，需要产业政策，需要有强大意志力的政府亲自下场推动，而要想实现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孙运璿。只不过，今天能够诞生孙运璿这种“产业大推手”的土壤，已经在海峡的另外一边了。
毕业后孙运璿先下了几年基层，“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先后辗转连云港电厂、湘潭电厂、西宁电厂，中间还发明了一种配电网的新算法，得到领导的赏识，被派去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进修了3年，回国后便一路平步青云，54岁的时候终于把官做到了省厅级。
孙运璿出生的年份是1913年，毕业的时间是1934年，去美国进修的时间是1942年。1945年从美国进修回国之后，孙运璿马上就被国民政府派去了台湾，委以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的职务，负责修复当时被美军炸得千疮百孔的电力系统。
在台湾电力公司任职近20年的时间里，孙运璿在日本人留下的“遗产”上重新搭建了全台湾的电力基础设施，使得台湾电气普及率高达99.7%，超越当时经济表现强劲的日韩，成为台电最辉煌的成绩。1967年，表现优异的孙运璿被任命为台湾“交通部长”一职，圆了做官的梦。
孙运璿继续发挥山东人喜欢修路的优良传统，马上推动了“村村有道路”政策，一举奠定了台湾今日地区道路基础的全貌。两年后，孙运璿又接棒“经济部长”一职，那会儿台湾经济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陷入低谷—1974年的经济增速跌至0.6%的冰点—孙运璿可以说是接了一个烂摊子。
尽管台积电如日中天，台湾产业归根结底还是在享受孙运璿时代“基建投资”和“产业扶持”的红利。这份红利还能享受多久，需要打一个问号。
为了应对经济下滑的冲击，全岛决定推行“十大建设”，孙运璿便是开路先锋，桃园机场、台中港、南北高速公路等都是在此时期布局的。彼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将深受石油危机影响的台湾经济增速从0.6%的冰点提升至1976年的11.5%，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政府一面依靠基建托底，另一面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出路。此时，在东亚一股“技术自立”的浪潮下，孙运璿站出来提议效仿韩国建立“科技研究院”。
在当时的设立方案讨论中，政府资金引入与政府权力配比之争使谈判陷入僵局。孙运璿倡导政府投入主要资金，但管理权不需要由政府手握。在反对派眼中，这无异于“国有资产”流失，后患无穷。最后，在孙运璿的各方斡旋劝说下，赞成派才以微小的优势勉强获胜。
如今，工研院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的关键支柱，从中走出了众多支撑台湾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工程师，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便担任过工研院院长。孙运璿也在日后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工研院有了，但方向又该如何确定？
1974年2月，孙运璿与一位台湾政界高层以及时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三人相聚于台北一家豆浆店。经过短短一小时的交流讨论，孙运璿就作出决定：把半导体产业当作台湾此后发展的重心。就这样，整个台湾的产业升级被这一场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对话彻底改变。
半导体前期起步投入巨大，资金匮乏是最大的问题，泼冷水的声音层出不穷，孙运璿凭借一己之力团结各方力量，又筹资金又给地，终于在1980年建立了台湾第一座技术园区—新竹科学工业园。
当时可能谁也不曾想到，从竹科工业园（新竹产业园的简称）会诞生台积电、联电、联发科等多家在台湾地区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都举足轻重的企业。尤其是台积电，已经完全与台湾经济深度绑定，市值占到台湾股市大盘的20%，2017年对台湾地区GDP的贡献就高达4.46%。
1990年台湾股市曾发生雪崩，继而引发楼市的大幅度下跌。这两大资本市场泡沫的破裂，也结束了台湾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不过，由于彼时台湾地产中投机需求没那么大，金融机构在股市中的参与程度也并不高，这使台湾并没有出现日本泡沫破灭后那种“资产负债表衰退”。
相反，在经济中枢切换以后，台湾把电子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1991年发布的《十大新兴工业发展策略及措施》把通信、半导体、消费电子、精密机械与自动化等十大新兴工业列为发展目标，2002年又推出《高附加值产业推动方案》，指明发展强化半导体、影像显示这“两兆产业”。
电子产业的全面崛起，带动台湾经济呈现出走强的姿态，人均GDP持续保持增长，并在1992年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并在电子等领域拥有全球级的话语权。
所以，总结孙运璿推动台湾经济起飞的两个核心秘诀，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一个是政府“引导”的大规模产业政策扶持。这两个“核心秘诀”，也是“东亚模式”的共同剧本，借助这两种武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相继崛起。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四个地区的现状：日本产业尽管被其他三家掏空不少，但在汽车、材料等领域的“老本”仍然十分深厚;韩国仍然沿着“东亚模式”高歌猛进，电子、半导体、造船具有全球级别的竞争力;中国大陆虽然遭遇围堵，但顶着压力正试图全面赶超。
而中国台湾，除了半导体在中美贸易摩擦舞台上“大放异彩”，面板、手机等传统优势行业陸续被其他东亚对手击败。更关键的是，台湾并没有开辟出新的产业赛道，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新能源汽车，几乎都没有存在感。
更重要的是，前一代积累的红利也在慢慢耗尽。2017年8月15日，台湾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全岛大停电，超过600万人受其影响，光是电梯受困案例就高达近千件，台北101大楼、西门町等大小商家无法运营自不用说，更有老人因断电造成呼吸机无法运作，被消防队紧急送医。
事后调查结果也颇荒诞。因为一条天然气供应管线意外停止运作，台电大潭发电厂6部机组全部跳停，触发了这场全岛大停电，而台湾地区的备载电能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本应配备的水平，导致备用电力丝毫没有发挥用处—这种错误，即使是在中国内地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极为罕见。
至于其他的基建项目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物流网络等，台湾昔日搞“十大建设”时的那种速度也没能传承。比如从台北到桃园的一条51公里机场捷运（类似于地铁）建设了足足20年，而全球最长的地铁线路—长达82.4公里的上海地铁11号线—从开工到正式投入运营只用了8年。
所以尽管台积电如日中天，台湾产业归根结底还是在享受孙运璿时代“基建投资”和“产业扶持”的红利。这份红利还能享受多久，需要打一个问号。
不过，尽管红利在消退，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围堵华为和芯片—却让台湾半导体行业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而随着特朗普政府愈发肆无忌惮地挥舞“制裁”的大棒，中美两国企业家都对“脱钩”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尤其是那些“设计在美国，制造在中国”的产业巨头。
在这些企业里，消费电子巨头最有代表性。它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明里暗里在寻找中国内地电子产业链的“备胎”，防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放眼望去，目前有能力组织起“去大陆化”产业链的，反而只剩下中国台湾：面板、组装、手机、芯片设计、半导体代工全部都有，尽管有短板，但基本建制都在。
所以，在华为海思被“锁死”后，联发科的股价已经创了10年来的新高;台积电在停止向华为供货后，订单不增反涨，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富士康跟苹果密切配合，正在印度大规模投资代工厂并逐渐转单过去;而台湾“刚刚上调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至2.35%，远高于上半年0.78%。
换句话说，全球电子产业的巨头们正在“重新武装”台湾，只是肯定比过去更需要基建投资，需要产业政策，需要有强大意志力的政府亲自下场推动，而要想实现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孙运璿。只不过，今天能够诞生孙运璿这种“产业大推手”的土壤，已经在海峡的另外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