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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这是一大进步，说明我们从物质层面转向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同时也说明这一轮城镇化建立在理性的思考基础上，减少了冲动的成分，至少是有了遏制运动化的意识。
城镇化化什么
城镇化化什么？主要是化人。人又是什么？是文化、是文明、是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30年来农民工进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人进入城市，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生产方式，这一步好实现。最早涌入城市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本身就已经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但是生活方式可能终其一生也变不了。究其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包括思维方式和习惯，更多的是社会的原因：制度安排、城市原住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程度、城市规划等方方面面。
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文明是与农村文明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农村文明是个体的分散的、家族式的、自成体系的，城市文明则是一群没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人自发地实行区域共享共建共治。就拿房子来说，在农业文明当中，房子是生产资料，肩负着养殖（家畜家禽）、存储（粮食物资、生产工具）、加工的功能，而城市文明当中，房子仅仅是生活资料，而且越是近现代，越是发达城市，房子对于家庭来说功能就越纯粹，单位面积也就越小，像香港600坪（相当于套内建筑面积56平方米）就算豪宅。20世纪80年代《北京日报》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北京市民人均住房面积是7平米，其中干部平均住房是9平米，而郊区农民名义上人均住房19平米，实际上远远超过。究其原因，对市民来说是住房，对农民来说是生产资料——居住之外，还要用它储存粮食、农具，用它养猪养鸡。此外，在农村，酒馆、茶馆、戏园、饭店这些公共服务场所几乎没有，农民婚丧嫁娶、宴请宾朋、聊天儿聚会、放松小酌都不得不在家里操办——这是数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形成的风俗。
当然，城市文明的发育也不充分，比如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私搭乱建还比比皆是，对公用设施、公共土地的破坏和侵占表明有些人还没有培育出对公有、共享理念的认同、理解、接纳和自觉维护的意识。相对于建筑在希腊罗马城邦自治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农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以上是从个体的人的角度来谈的，而人的城镇化更需要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从城市的规划与管理角度思考，我们是否做好了让2-4亿的农民城镇化的准备？
城镇化的路径方法
城镇化需要大笔的公共投入。20年前我还在《北京日报》的时候就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工进城至少需要社会投入5万块钱，包括一张床那么大的地方、一盏灯的耗电量、一年的水耗、上下班必需的交通等等，现在如果再算这笔账，一个农民进城远远不止这些科目的费用了，再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特别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因素，这个数字可能要翻几番才行。那么4亿农民等着城镇化，社会就要多筹措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亿的庞大资金！而且，这笔钱只要农民进城就得支付，省不了也省不出来。
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30年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实际上社会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许多问题不能解决，产生许多矛盾。如果用一百年，成本会比较低，难度也没那么大；但是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又等不起，而且会有更严重的矛盾。城镇化搞得越晚，积累的社会欠账就越多越大，推动起来就越困难。换句话说，城镇化是必然趋势，退无可退，避无可避。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来，从哪儿来？
从农民工这个称呼至今仍在使用可以看出，城市没有做好人的城镇化的心理准备，城市管理者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怎么可能做好了制度安排？医院、学校、公交系统、公租房廉租房怎么可能考虑了进城的农民带来的需求扩容？保险、养老的设计怎么可能把进城农民计入进来？
这样的城市管理思路，没有给农民留下人的城镇化的路径，所以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只是来就业，没有考虑到安居——你没打算留我，我也没打算留下。还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观点，人的城镇化的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化，有农民个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社会的原因。但是，这种不完整的残缺的城镇化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回不去了，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回不去了。融入困难，又失去了跟乡村的联系纽带，怎么办？
人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
进城是简单的，但是真正融入城市却十分艰难。半个多世纪以前，父亲把我们一家子接到了上海，因为经济拮据，我比起同校的同学自卑、羞涩，虽然享受到了城市文明带来的好处，比如廉价出租的图书以及书店里开架售书带来的免费读书机会，并且也交了朋友，能够跟同学有正常的往来，但是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是上海人，直到后来跟随高年级的学长筹办夜校，为比我更拮据更贫穷的孩子授课，能够回馈社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才真正感受到融入了这个城市，感觉到自己是这城市的一分子。
城市管理者需要组织进城的农民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创造机会让进城的农民为城市做贡献，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让他们意识到这城市是他建成的。
城镇化首先要发展产业，搞好产业布局。所谓产业布局，除了产业选择、产业链营造和掌控、更加重要的是产业生态链要完整。需要注意的是，打造产业生态链的尺度，不要滑落到计划经济、政府包办一切的老路上去。株洲南车在当地是第一大企业，对株洲经济拉动效益明显，株洲市先见性地打造完善的职业技术培训，为南车提供了适用的可持续供应的高中低端技术人才，让南车安心，也就锁定了南车。
城镇化要做好规划。新加坡城市化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不少波折，从极端贫困到快速富裕，其间规划起到关键作用：新加坡营建公有住房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市民居住，这些公房的共同特点是一层全部用于商业、服务业，供居民喝茶、吃饭、娱乐、消遣。城市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公共服务业的发达、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备和均等化，包括相近水平的医院、学校等。
城镇化要推进平等。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区别在于，共治和共享。共的前提是平等，农民工要能够享受到没有歧视、没有差别，也没有特别照顾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而政府部门需要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支出。农民工获得与市民一样的社会身份和权利，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的过程。如果城市没有做好接纳农民的准备，是不可能平等的；共的前提还有一个对等，即责任权利义务对等，享受城市文明的好处，也要为城市做出相应的奉献。无论是共享还是共治，要共的话必须走到一起，要让农民参与。城市管理者需要创造机会让这些彼此陌生的人——无论是市民还是进城的农民互相认识，让大家从生人变成熟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城镇化也是推进民主进程的有益尝试和有效手段。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一下，作为城市基本单位的社区，都有个自己组织起来的业委会，业委会如果能够实现对自己的社区的自治共管，就意味着对市民可以藉此实现共治共享的训练。
（责任编辑：笛音）
链接：不同版本的农民工城镇化成本测算
■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不含运行和管理成本）。
——摘自建设部调研组报告（2006）《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人。
——摘自中国科学院报告（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
——摘自张国胜报告（2009）《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
■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
——摘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
城镇化化什么
城镇化化什么？主要是化人。人又是什么？是文化、是文明、是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30年来农民工进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人进入城市，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生产方式，这一步好实现。最早涌入城市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本身就已经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但是生活方式可能终其一生也变不了。究其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包括思维方式和习惯，更多的是社会的原因：制度安排、城市原住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程度、城市规划等方方面面。
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文明是与农村文明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农村文明是个体的分散的、家族式的、自成体系的，城市文明则是一群没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人自发地实行区域共享共建共治。就拿房子来说，在农业文明当中，房子是生产资料，肩负着养殖（家畜家禽）、存储（粮食物资、生产工具）、加工的功能，而城市文明当中，房子仅仅是生活资料，而且越是近现代，越是发达城市，房子对于家庭来说功能就越纯粹，单位面积也就越小，像香港600坪（相当于套内建筑面积56平方米）就算豪宅。20世纪80年代《北京日报》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北京市民人均住房面积是7平米，其中干部平均住房是9平米，而郊区农民名义上人均住房19平米，实际上远远超过。究其原因，对市民来说是住房，对农民来说是生产资料——居住之外，还要用它储存粮食、农具，用它养猪养鸡。此外，在农村，酒馆、茶馆、戏园、饭店这些公共服务场所几乎没有，农民婚丧嫁娶、宴请宾朋、聊天儿聚会、放松小酌都不得不在家里操办——这是数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形成的风俗。
当然，城市文明的发育也不充分，比如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私搭乱建还比比皆是，对公用设施、公共土地的破坏和侵占表明有些人还没有培育出对公有、共享理念的认同、理解、接纳和自觉维护的意识。相对于建筑在希腊罗马城邦自治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农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以上是从个体的人的角度来谈的，而人的城镇化更需要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从城市的规划与管理角度思考，我们是否做好了让2-4亿的农民城镇化的准备？
城镇化的路径方法
城镇化需要大笔的公共投入。20年前我还在《北京日报》的时候就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工进城至少需要社会投入5万块钱，包括一张床那么大的地方、一盏灯的耗电量、一年的水耗、上下班必需的交通等等，现在如果再算这笔账，一个农民进城远远不止这些科目的费用了，再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特别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因素，这个数字可能要翻几番才行。那么4亿农民等着城镇化，社会就要多筹措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亿的庞大资金！而且，这笔钱只要农民进城就得支付，省不了也省不出来。
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30年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实际上社会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许多问题不能解决，产生许多矛盾。如果用一百年，成本会比较低，难度也没那么大；但是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又等不起，而且会有更严重的矛盾。城镇化搞得越晚，积累的社会欠账就越多越大，推动起来就越困难。换句话说，城镇化是必然趋势，退无可退，避无可避。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来，从哪儿来？
从农民工这个称呼至今仍在使用可以看出，城市没有做好人的城镇化的心理准备，城市管理者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怎么可能做好了制度安排？医院、学校、公交系统、公租房廉租房怎么可能考虑了进城的农民带来的需求扩容？保险、养老的设计怎么可能把进城农民计入进来？
这样的城市管理思路，没有给农民留下人的城镇化的路径，所以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只是来就业，没有考虑到安居——你没打算留我，我也没打算留下。还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观点，人的城镇化的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化，有农民个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社会的原因。但是，这种不完整的残缺的城镇化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回不去了，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回不去了。融入困难，又失去了跟乡村的联系纽带，怎么办？
人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
进城是简单的，但是真正融入城市却十分艰难。半个多世纪以前，父亲把我们一家子接到了上海，因为经济拮据，我比起同校的同学自卑、羞涩，虽然享受到了城市文明带来的好处，比如廉价出租的图书以及书店里开架售书带来的免费读书机会，并且也交了朋友，能够跟同学有正常的往来，但是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是上海人，直到后来跟随高年级的学长筹办夜校，为比我更拮据更贫穷的孩子授课，能够回馈社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才真正感受到融入了这个城市，感觉到自己是这城市的一分子。
城市管理者需要组织进城的农民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创造机会让进城的农民为城市做贡献，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让他们意识到这城市是他建成的。
城镇化首先要发展产业，搞好产业布局。所谓产业布局，除了产业选择、产业链营造和掌控、更加重要的是产业生态链要完整。需要注意的是，打造产业生态链的尺度，不要滑落到计划经济、政府包办一切的老路上去。株洲南车在当地是第一大企业，对株洲经济拉动效益明显，株洲市先见性地打造完善的职业技术培训，为南车提供了适用的可持续供应的高中低端技术人才，让南车安心，也就锁定了南车。
城镇化要做好规划。新加坡城市化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不少波折，从极端贫困到快速富裕，其间规划起到关键作用：新加坡营建公有住房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市民居住，这些公房的共同特点是一层全部用于商业、服务业，供居民喝茶、吃饭、娱乐、消遣。城市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公共服务业的发达、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备和均等化，包括相近水平的医院、学校等。
城镇化要推进平等。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区别在于，共治和共享。共的前提是平等，农民工要能够享受到没有歧视、没有差别，也没有特别照顾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而政府部门需要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支出。农民工获得与市民一样的社会身份和权利，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的过程。如果城市没有做好接纳农民的准备，是不可能平等的；共的前提还有一个对等，即责任权利义务对等，享受城市文明的好处，也要为城市做出相应的奉献。无论是共享还是共治，要共的话必须走到一起，要让农民参与。城市管理者需要创造机会让这些彼此陌生的人——无论是市民还是进城的农民互相认识，让大家从生人变成熟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城镇化也是推进民主进程的有益尝试和有效手段。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一下，作为城市基本单位的社区，都有个自己组织起来的业委会，业委会如果能够实现对自己的社区的自治共管，就意味着对市民可以藉此实现共治共享的训练。
（责任编辑：笛音）
链接：不同版本的农民工城镇化成本测算
■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不含运行和管理成本）。
——摘自建设部调研组报告（2006）《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人。
——摘自中国科学院报告（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
——摘自张国胜报告（2009）《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
■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
——摘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