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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安是华人电影之光，在李安所构造的多元文化交错杂糅的影像世界中，他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参悟与对西方文化的兼容并蓄。与李安的前一部作品《推手》时常传递出一种隐隐的悲悯之情不同，《喜宴》则是以轻喜剧的手法铺陈，对东西方文化冲撞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更深一步，更关注深层观念上的差异，选取一个颇具宽容度的叙述视角，将西方式的同性恋故事与东方式的人伦大义错综对接，层层展开，揭示出丰厚的人文内涵。
[关键词] 李安 电影 东西方文化 冲突与和解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8.010
李安电影一直以其独特的东西方两种文化观念及其冲突的展示吸引着广大观众，他的影片不仅表达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更试图从中寻找文化之间的平衡点。其早期作品“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便是很好的例证。李安作为一个台湾导演,在自身文化认识上有其独到之处,这种认识也表现在他的电影中。本文以“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喜宴》为切入点，分析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中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撞击和交融。
李安在1993年推出了《喜宴》，这是一部关于认同的问题喜剧。与导演的前一部作品《推手》时常传递出一种隐隐的悲悯之情不同，《喜宴》则是以轻喜剧的手法铺陈，对东西方文化冲撞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更深一步，更关注深层观念上的差异，选取一个颇具宽容度的叙述视角，将西方式的同性恋故事与东方式的人伦大义错综对接，层层展开，揭示出丰厚的人文内涵。影片中出现了两个鲜明对立的个体：父亲和儿子。父亲的形象不仅代表了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而且作为一个符号承担起更加沉重的文化内涵，象征传统的东方文明中强大的父权力量，《喜宴》中的父亲尽管他一直处于叙事后景,但又切实主控整个叙事进程,代表一种潜在的、不可抗拒的东方伦理传统的压抑,在从台北到纽约的叙事空间里,他精神的影子无所不在。台北的“越洋电话”、母亲的录音带“信函”、美国的相亲……都镌刻着父亲权威的阴影。与其对应的自然是“儿子”的形象。这里也包括《喜宴》中儿子的同性恋伙伴。如果说父亲的形象指代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传统的东方文化,那么儿子的形象必定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渲染，体现了一种更轻快、更自由的生活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影响下的行为方式。既然两代人的形象均被冠以深层内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个体关系:两代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影响下形成价值体系的差异并产生种种摩擦，这些摩擦又无一例外源自两代人各自所属的不同文化背景。这样，在故事表层上我们所看到的家庭成员的矛盾正对应了他们背后强大的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虽然影片是以一个家庭为视角，但是导演试图通过电影向我们传达的决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对两种观念较量的态度。
影片中的儿子伟同是家里的独子，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儿子担负着延续家族香火的重大责任。所以伟同的父母在他的身上寄托了一种延续“根”的希望。然而，伟同的同性恋取向，是一种在西方文明极度开化的环境下，人们思想解放之后对于性自由的一种追求，而它显然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相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强调着“种”的重要地位,可同性恋取向意味着就“种”的丧失。于是,两种文化观念又产生巨大的冲突:前者重视传统,后者注重个体存在的自由;前者为了种的繁衍可以牺牲个人的情感和幸福,甚至以权利的运作方式对个人生活实行全面统辖;后者宣扬个体解放,尊重并以法律保护个人私生活的一切领域[1]。影片在此基础上展开，展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碰撞。
父母的出现，就带有极其明显的东方文化的标示：书法、旗袍、喜宴。尤其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主线：喜宴。对于伟同来说，和威威的假结婚不过是逃避父母压力的掩饰。所以他遵循着一切从简的方式——登记宣誓。从另一方面说，已经被西化了的伟同，即便是真的结婚，或许也不会拘于某一种固定的习俗和仪式。但是对于伟同的父母来说，结婚办喜宴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它象征着世俗对这桩婚姻的认可，代表着众人的祝福，预示着婚姻的美满结果。在导演李安的安排下，伟同和威威还是补办了隆重而热闹的喜宴。这场典礼在一个装饰极度民族化的大厅内进行，但讽刺的是，这个大厅却是位于曼哈顿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里；尽管婚礼的主角以及宾客大部分都是东方人，但镜头中却时时闪出一两个西方人的影子提醒我们，这样一个充满民俗味道的喜宴的演员虽是东方人，但外在的观众却是西方人，他们以西方的眼光审视着这群“疯狂”的东方人。围绕着这一场婚宴，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与西方现代的反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巨大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安电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止步于表现东西方文化差异，观众可以从他的镜头中读出他的思考：如何化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危机，为文化的交融做一个恰如其分的注释。《喜宴》中，父亲深谙真相却选择沉默。他把原本送给威威的礼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塞门,以非正式形式接受了儿子的恋人,又为了维持传统的家庭模式不敢公开。父亲对现实的妥协,既是无奈的选择,又是他以退为进,力求摆脱危机而求得新的平衡的一种老到的处世态度,他好像一只有力的大手,在幕后操纵事态的发展,又像是个局外人,冷眼旁观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当与塞门一同坐在风中,看着河面上的微澜时,他显得那么无助,昔日里叱咤风云的风光和藐视一切的自信都无从寻觅,身上威严的光环已经褪去,只是作为平等的个体存在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大势力之下。
影片的结尾更耐人寻味,全家人翻看婚礼相册,好像是父亲把昨天的辉煌重新温习,他脸上自然的露出笑容,当相册翻到最后一页塞门、伟同和威威三人的合影时,父亲当即回到现实中,收敛笑容起身道别,当初见面给威威的那句“谢谢你照顾伟同”自然的还给了塞门,而对威威报以“高家会谢谢你”,其中蕴涵了多少话语。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父亲站在安检入口,面对十足的西方人的质疑,夸张的将双臂高举过头顶,从剪影似的画面中,我们终于领悟,尽管父亲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他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终于还是有所妥协。而与此同时，儿子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驱使,不得不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家庭模式，父母与子女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是两种文化的平衡点。
李安被称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把中人和西人都能拍地道的电影导演”。[2]作为游刃于东西文化间并能巧妙地缝合东方和西方的导演，他的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元文化交错杂糅的影像世界：对东方文化精神的参悟和坚守，与对西方文化精华的汲取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实现着交流，从“文明的冲突”到“在冲突中对话”，再到“在对话中协商”，最后“在协商中共进”，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在不断展开的画卷上，中华文明都必将参与以“文化”为核心词的话语博弈，参与新一轮的国际文化大融合。在跨文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们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于我们自己。也许正如李安所说：无论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只要懂得利用自己文化的特长，人们就会获得成功。
注释
[1]李晨 李安电影的东西文化观——解析“父亲三部曲”。
[2]郑洞天：《主持人导语》，《当代电影》 200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张梦雅，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 李安 电影 东西方文化 冲突与和解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8.010
李安电影一直以其独特的东西方两种文化观念及其冲突的展示吸引着广大观众，他的影片不仅表达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更试图从中寻找文化之间的平衡点。其早期作品“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便是很好的例证。李安作为一个台湾导演,在自身文化认识上有其独到之处,这种认识也表现在他的电影中。本文以“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喜宴》为切入点，分析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中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撞击和交融。
李安在1993年推出了《喜宴》，这是一部关于认同的问题喜剧。与导演的前一部作品《推手》时常传递出一种隐隐的悲悯之情不同，《喜宴》则是以轻喜剧的手法铺陈，对东西方文化冲撞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更深一步，更关注深层观念上的差异，选取一个颇具宽容度的叙述视角，将西方式的同性恋故事与东方式的人伦大义错综对接，层层展开，揭示出丰厚的人文内涵。影片中出现了两个鲜明对立的个体：父亲和儿子。父亲的形象不仅代表了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而且作为一个符号承担起更加沉重的文化内涵，象征传统的东方文明中强大的父权力量，《喜宴》中的父亲尽管他一直处于叙事后景,但又切实主控整个叙事进程,代表一种潜在的、不可抗拒的东方伦理传统的压抑,在从台北到纽约的叙事空间里,他精神的影子无所不在。台北的“越洋电话”、母亲的录音带“信函”、美国的相亲……都镌刻着父亲权威的阴影。与其对应的自然是“儿子”的形象。这里也包括《喜宴》中儿子的同性恋伙伴。如果说父亲的形象指代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传统的东方文化,那么儿子的形象必定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渲染，体现了一种更轻快、更自由的生活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影响下的行为方式。既然两代人的形象均被冠以深层内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个体关系:两代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影响下形成价值体系的差异并产生种种摩擦，这些摩擦又无一例外源自两代人各自所属的不同文化背景。这样，在故事表层上我们所看到的家庭成员的矛盾正对应了他们背后强大的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虽然影片是以一个家庭为视角，但是导演试图通过电影向我们传达的决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对两种观念较量的态度。
影片中的儿子伟同是家里的独子，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儿子担负着延续家族香火的重大责任。所以伟同的父母在他的身上寄托了一种延续“根”的希望。然而，伟同的同性恋取向，是一种在西方文明极度开化的环境下，人们思想解放之后对于性自由的一种追求，而它显然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相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强调着“种”的重要地位,可同性恋取向意味着就“种”的丧失。于是,两种文化观念又产生巨大的冲突:前者重视传统,后者注重个体存在的自由;前者为了种的繁衍可以牺牲个人的情感和幸福,甚至以权利的运作方式对个人生活实行全面统辖;后者宣扬个体解放,尊重并以法律保护个人私生活的一切领域[1]。影片在此基础上展开，展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碰撞。
父母的出现，就带有极其明显的东方文化的标示：书法、旗袍、喜宴。尤其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主线：喜宴。对于伟同来说，和威威的假结婚不过是逃避父母压力的掩饰。所以他遵循着一切从简的方式——登记宣誓。从另一方面说，已经被西化了的伟同，即便是真的结婚，或许也不会拘于某一种固定的习俗和仪式。但是对于伟同的父母来说，结婚办喜宴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它象征着世俗对这桩婚姻的认可，代表着众人的祝福，预示着婚姻的美满结果。在导演李安的安排下，伟同和威威还是补办了隆重而热闹的喜宴。这场典礼在一个装饰极度民族化的大厅内进行，但讽刺的是，这个大厅却是位于曼哈顿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里；尽管婚礼的主角以及宾客大部分都是东方人，但镜头中却时时闪出一两个西方人的影子提醒我们，这样一个充满民俗味道的喜宴的演员虽是东方人，但外在的观众却是西方人，他们以西方的眼光审视着这群“疯狂”的东方人。围绕着这一场婚宴，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与西方现代的反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巨大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安电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止步于表现东西方文化差异，观众可以从他的镜头中读出他的思考：如何化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危机，为文化的交融做一个恰如其分的注释。《喜宴》中，父亲深谙真相却选择沉默。他把原本送给威威的礼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塞门,以非正式形式接受了儿子的恋人,又为了维持传统的家庭模式不敢公开。父亲对现实的妥协,既是无奈的选择,又是他以退为进,力求摆脱危机而求得新的平衡的一种老到的处世态度,他好像一只有力的大手,在幕后操纵事态的发展,又像是个局外人,冷眼旁观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当与塞门一同坐在风中,看着河面上的微澜时,他显得那么无助,昔日里叱咤风云的风光和藐视一切的自信都无从寻觅,身上威严的光环已经褪去,只是作为平等的个体存在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大势力之下。
影片的结尾更耐人寻味,全家人翻看婚礼相册,好像是父亲把昨天的辉煌重新温习,他脸上自然的露出笑容,当相册翻到最后一页塞门、伟同和威威三人的合影时,父亲当即回到现实中,收敛笑容起身道别,当初见面给威威的那句“谢谢你照顾伟同”自然的还给了塞门,而对威威报以“高家会谢谢你”,其中蕴涵了多少话语。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父亲站在安检入口,面对十足的西方人的质疑,夸张的将双臂高举过头顶,从剪影似的画面中,我们终于领悟,尽管父亲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他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终于还是有所妥协。而与此同时，儿子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驱使,不得不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家庭模式，父母与子女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是两种文化的平衡点。
李安被称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把中人和西人都能拍地道的电影导演”。[2]作为游刃于东西文化间并能巧妙地缝合东方和西方的导演，他的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元文化交错杂糅的影像世界：对东方文化精神的参悟和坚守，与对西方文化精华的汲取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实现着交流，从“文明的冲突”到“在冲突中对话”，再到“在对话中协商”，最后“在协商中共进”，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在不断展开的画卷上，中华文明都必将参与以“文化”为核心词的话语博弈，参与新一轮的国际文化大融合。在跨文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们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于我们自己。也许正如李安所说：无论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只要懂得利用自己文化的特长，人们就会获得成功。
注释
[1]李晨 李安电影的东西文化观——解析“父亲三部曲”。
[2]郑洞天：《主持人导语》，《当代电影》 200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张梦雅，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