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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第16期刊登了刘福垣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刘福垣先生认为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任何国家都要经历中等收入的阶段。但是，当我们谈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如果回顾一下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少。
根据对87个数据齐全的发展中国家的统计，1980年属于低收入（人均收入低于371美元）的国家有16个，属于中低收入的国家有46个，属于中高收入的国家有25个。到2009年，低收入国家当中有11个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如果以1980~2009年这29年间停留在同一收入组别或降级到下一收入组别为标准，则1980年属于中等收入的71个国家（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总和）当中，61个、即87%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刘福垣先生虽然否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也分析了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后收入增长减缓的原因。笔者基本同意刘福垣先生的分析，此处对刘先生的分析做一个补充，探讨一下民主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
多数跨国研究表明，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取得经济成功的威权体制（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可以找到取得经济成功的民主体制（如毛里求斯和当下的印度）。但是，更细致的分析表明，民主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比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摆脱陷阱的国家在1980年的民主水平，就可以看出端倪。在1980年的中低收入国家当中，到2000年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组的国家1980年的Polity民主平均得分为-1.87（Polity民主量表的取值为-10至10，数值越高表示民主程度越高）；相比之下，退至低收入组的国家的平均得分只有-3.82，而升至中高收入组的国家的平均得分为4.75。
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飞跃，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民主有利于一个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能是，民主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再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联想到中国2.4亿进城务工人员当中80%只有初中或更低的教育水平，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路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
根据对87个数据齐全的发展中国家的统计，1980年属于低收入（人均收入低于371美元）的国家有16个，属于中低收入的国家有46个，属于中高收入的国家有25个。到2009年，低收入国家当中有11个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如果以1980~2009年这29年间停留在同一收入组别或降级到下一收入组别为标准，则1980年属于中等收入的71个国家（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总和）当中，61个、即87%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刘福垣先生虽然否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也分析了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后收入增长减缓的原因。笔者基本同意刘福垣先生的分析，此处对刘先生的分析做一个补充，探讨一下民主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
多数跨国研究表明，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取得经济成功的威权体制（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可以找到取得经济成功的民主体制（如毛里求斯和当下的印度）。但是，更细致的分析表明，民主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比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摆脱陷阱的国家在1980年的民主水平，就可以看出端倪。在1980年的中低收入国家当中，到2000年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组的国家1980年的Polity民主平均得分为-1.87（Polity民主量表的取值为-10至10，数值越高表示民主程度越高）；相比之下，退至低收入组的国家的平均得分只有-3.82，而升至中高收入组的国家的平均得分为4.75。
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飞跃，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民主有利于一个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能是，民主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再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联想到中国2.4亿进城务工人员当中80%只有初中或更低的教育水平，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路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