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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后真相”时代来临，其特征为不顾真相、片面真相和主观真相，使得社会文化的建设面临挑战。“后真相”时代的成因源于非理性的沉疴浮現，其影响导致社会文化缺失、真相的信任危机以及文化失范。针对“后真相”时代的应对策略是：（一）把握文化宣传策略，通过对文化、事件进行正确的宣传描写，让群众够获取到客观的信息;（二）重视道德教育策略，帮助大学生形成对事件的正确认识与理性判断能力，筛选正确的“真相”碎片;（三）改变高等教育策略，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甄别能力，并作为一名信息传播者，努力发出正确的声音。
关键词：后真相;社会文化;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8-0028-03
一、“后真相”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一）“后真相”时代的内涵
“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定位为“年度词汇”，《牛津词典》给该词汇的定义是“关于或指代这样的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容易塑造公众舆论。”也有学者认为“后真相”的原义应该是指“当真相被披露之后”，但是它的准确含义应该被理解为“真相靠后”，也就是说代表了事实的“真相”在事件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人们往往以“事实”为最终的检验标准[1]。也有学者称：“后真相则是在这种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第三种现实，即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情绪化的现实。”[2]而笔者则认为“后真相”时代是存续于后现代之中的，人人都拥有塑造真相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有对于真相的认识和理解。
（二）“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1.不顾真相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过： 人类其实一
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被蒙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大众也许对于事实的真相并没有那么渴求，总是对自己不喜欢、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不顾真相并非是否认真理和事实的存在，而是将事实屈从于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观点。在后真相时代，面对爆炸式增长的“真理”数量，结合自身立场、所处情境、社会背景，某些“真相”比其他的显得更重要，偏爱一个“真相”而胜于其他。“真相”越来越多地被一层层信息所覆盖，我们择取符合个人价值的信息去获取、传播，不顾真相也顾不得真相。
2.片面真相
理查德·伯顿说：“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片是完整的真相”。互联网的诞生赋予了信息化时代的技术支持，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爆炸与碎片化信息，随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算法与推荐机制越来越成熟，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智能终端、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迅猛发展，用户获取信息来源、工具及维度日益丰富，信息处理量、认知负荷猛增，导致结果同质化等固有问题愈发严峻[3]。当今，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各种社交网络、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平台，尽管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在不断地拓宽，在“主动关注”“被动推荐”的过程中，获取信息的多样性却在减少。人们愿意阅读且记住的，只有那些与原来个人认知相容、感兴趣的信息。久而久之，人们对于自己所持的观点越“自信”，不同的人群皆被情绪和偏见裹挟，理性对话越来越困难，判断能力越来越弱。此外，受到刻板印象、认知域的影响，人们只坚持自己的主观认知。
3.主观真相
与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相比，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兴网络媒体平台赋予了每一个个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新的身份与职能，从信息的接收者，迅速转变为文字、视频、语音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及评论者。官方传统媒介不再代表着“科学”与“权威”，群众娱乐导向在大数据时代的作用愈演愈烈。以近期“成都某中学学生坠楼事件”为例，某一学生因为个人原因而在校内轻生，其母亲在微博等平台散播不实的信息，博得了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对于中学老师、某中学、公安等都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在传播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谣言。后经警方调查，客观证据显示其为学生个人心理问题所致。每当遇到此类事件时，公众总会同情心泛滥，着眼于自身的主观真相，选择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所谓的“施害方”。
二、“后真相”时代的成因及影响
（一）“后真相”时代的成因——非理性的沉疴浮现
随着微信平台的出现，人们开启了“快餐式阅读”的时代，近两年不断出现的短视频APP也在潜移默化着人们接受知识的习惯和方式，随着短视频、碎片化阅读的不断发展，现代人似乎已经承受不起静下心花时间考量思辨哲学之美和深邃思考之重，当面对曾经熟悉的纸质书籍，更多的人不会再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曾经门庭若市的新华书店如今也略显冷清。“‘后真相时代’思潮的背后，无非是人们面对悬浮多变的社会生活所诱发的精神世界中的直觉、情感、相对主义乃至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过分冲动的结果，可以从特殊的角度看作是人们并不陌生的非理性思潮的沉渣泛起。”[4]人们对于真相的认识随着情绪不断地变化，而情绪是动态的、基于一定情境的、行为化的，这将会导致非理性的产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会因为之前长久以来的理性主义的束缚而得到短时间的释放。我们所追求的类似于科学真理的事物就是理性主义的主导，但是在追求并获得真理时的信仰又是非理性主义的。所以其实在人类的生活之中，理性和非理性是密不可分，同时二者不是处于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通常是在不断调和的，因而当理性缺失，非理性的沉疴就会逐渐浮现。
（二）“后真相”时代的影响
1.社会文化的缺失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改变人们认知的同时，可能会导致社会传统文化的改变。这对未来社会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为社会文化的传承过程更像是一个社会事件的“精加工”的过程，如果一个事件发生，人们可以将它以例如符号语言的方式进行记录，随着时代的发展，去除掉对于社会发展或者文化发展无益的事物，然后将在社会发展中有益的内容再加工，最后随着不断地加工和整合，变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后真相”时代，人们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失去了对于一个事件的一般价值概念，这必然会导致之后的文化筛选和文化建设的危机。如果说“后真相”是将真相作为后者进行体现，真相不再重要了，人们只愿意选择自己偏好相信的信息，理性思考的缺失则会导致文化的缺失。 2.真相的信任危机
“真相”会隐于人们关注的其他事件之下，其实不管国内外，近年来很多的事件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一次次反转着结局和“真相”，人们对于什么是“真相”产生了怀疑，人们愿意相信“我见即为真相”，强调“物自体”。人们便会产生对于真相信任的危机，维纳在《控制论》中指出：“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5]在国外表现为英国脱欧的公投事件、美国总统大选等，而在中国则是更多的自媒体利用新闻热点博人眼球，散播虚假消息和谣言，致使人们开始了伪民意的泛滥。人们很难考量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会被反转，一切都有可能出现变化，因此依托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人们对于信息的不信任、对于民主的焦虑。在虚拟的世界中，网络环境一方面为人们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但同时这种在三维空间之外的领域也在无形中放大了人们获取信任和给予信任的风险。也有很多学者提到社交网络会带来“信任异化”（trust alienation）。那么对于真相而言，亦然如是，真相不再是恒定持久的，那么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将不再是恒定持久的，由此而来会产生杜宇“真相”的逆反心理，呈现出对于“真相”的叛离，产生对于真相的信任危机。
3.普适化的文化失范
原本普遍适用的文化因为“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与个别个体产生矛盾，当矛盾激化，个体对于文化产生质疑，在“后真相”时代这种崇尚自我体验、自我表达，有各类自媒体平台可以自由发声，权威的传播平台不被大众，传统纸媒也逐渐走向了衰落。人人可以注册、人人可以发表言论的平台因其多样化和简短、传播量大的特点为大众所接受，但这也极易导致个体信任表现形式的变异，也会产生最大程度的文化负面效应。文化会随着这种如同快时尚的传播方式的改变，进而失去传统文化的积淀，没有时间进行沉淀，社会愈加浮躁，人们对于文化也失去信心和信任，再谈及文化这一概念时，人们不再认为其是权威，是古人的智慧的结晶。文化失范将会成为“后真相”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6]同时他也谈道：“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7]
三、“后真相”时代的应对策略
（一）文化宣传策略
新媒体时代，信息载体多元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大幅提高，无论是传统的宣传渠道，抑或是新兴网络媒体的宣传都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播、评价信息的来源，唯有对文化、事件进行正确的宣传描写，才能让群众能够获取到客观的信息。“后真相”时代的“真相”不仅有事实那一个，要让“真相”碎片中最真实的部分让人们看到，让“真相”不被操作利用，就要让文化宣传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流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宣传舆论阵地，也是国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国家网络安全的硬实力基础，同时还是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7]。利用好主流媒体宣传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各方信息接收者的喜好差异，在各大民间平台第一时间传递出最真实的声音。
（二）道德教育策略
道德教育在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生个人成长的基础，也是形成正确自我认知的重要手段，正确的道德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对事件的正确认识与理性判断能力，筛选正确的“真相”碎片。道德不仅是一种文化存在，也需要后天教育与培养形成的内在修养，道德教育都是扮演着引导的重要角色，稍有不当就会使道德陷入二元对立中，形成所谓的道德制高点来批判他人。个体的道德发展与学校的道德教育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熏染、滋养与检验。缺少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吸收、批判，脱离社会文化资源的支持，囿于学校场域而自我设计，是学校德育变革成效不彰的重要社会学因素[8]。创新传统德育教学模式与方法，健全完善德育教学内容，以提高德育教学效果，育到实处，在评价信息时能有自己的认知，不在“真相”迷宫中失去方向。
（三）高等教育策略
纷繁复杂的网络，给象牙塔中的大学生架起了一座连接社会和外部世界的桥梁。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00”后已逐步成为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他们身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点，他们追求个性释放，但希望获得群体的认同;他们兼具文化理性与青春激情，他们深入融入全球化，也是深受“后真相”影响的一代[9]。但由于在校大学生群体心智尚未成熟，面对网络舆论难以保持基本的理性思考，多追逐大流。高等教育在教授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也需要让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信息甄别能力，作为一名信息传播者，努力发出正确的声音。
结语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持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不应怕其危机而阻碍社会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而是应该学会使用这些媒介，把握舆论导向。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无法避免“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要解决“后真相时代”问题，关键点之一在于培养寻真的意识和存真的能力。这也是对于未来社会文化建设的挑战。而对于教育而言，设定适宜的教育目标，关注于学生的非理性和理性思维结合的培养;与时俱进地调整教育内容，选择最优的教育工具;开展全息评价，多方位的评价学生;结合信息时代3.0的到来，为人们建立个人数据库，让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对于“后真相”时代进行求真和存真。
注释：
①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的讲话
参考文献：
[1] 陶晓雯.“后真相”时代的用户生产与反馈——基于梨视频拍客对涉老事件的呈现[D].合肥：安徽大学，2018.
[2] 江作苏，黄欣欣.第三种现实：“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悖论[J].当代传播，2017（4）.
[3] 孙雨生，朱金宏，李亚奇.国内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推荐研究进展：核心内容[J].现代情报，2020（8）.
[4] 荆学民.走向传播深处：“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哲学检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9（4）.
[5] N.维纳.控制论：一般系统论[M].郝季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6]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學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1（1）.
[7] 朱迪.试析后真相时代下视听新闻作品的叙事策略——以《新闻调查》为例[J].北方传媒研究，2021（2）.
[8] 唐爱民.学校德育变革的文化生态：内在逻辑、社会基础与实践路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9] 陶元，胡晓敏.“后真相时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高教学刊，2021（2）.
作者简介：刘志铭（1999—），男，汉族，浙江杭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英语专业。
张馨月（1995—），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温合博（1999—），男，汉族，浙江温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后真相;社会文化;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8-0028-03
一、“后真相”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一）“后真相”时代的内涵
“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定位为“年度词汇”，《牛津词典》给该词汇的定义是“关于或指代这样的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容易塑造公众舆论。”也有学者认为“后真相”的原义应该是指“当真相被披露之后”，但是它的准确含义应该被理解为“真相靠后”，也就是说代表了事实的“真相”在事件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人们往往以“事实”为最终的检验标准[1]。也有学者称：“后真相则是在这种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第三种现实，即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情绪化的现实。”[2]而笔者则认为“后真相”时代是存续于后现代之中的，人人都拥有塑造真相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有对于真相的认识和理解。
（二）“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1.不顾真相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过： 人类其实一
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被蒙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大众也许对于事实的真相并没有那么渴求，总是对自己不喜欢、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不顾真相并非是否认真理和事实的存在，而是将事实屈从于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观点。在后真相时代，面对爆炸式增长的“真理”数量，结合自身立场、所处情境、社会背景，某些“真相”比其他的显得更重要，偏爱一个“真相”而胜于其他。“真相”越来越多地被一层层信息所覆盖，我们择取符合个人价值的信息去获取、传播，不顾真相也顾不得真相。
2.片面真相
理查德·伯顿说：“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片是完整的真相”。互联网的诞生赋予了信息化时代的技术支持，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爆炸与碎片化信息，随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算法与推荐机制越来越成熟，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智能终端、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迅猛发展，用户获取信息来源、工具及维度日益丰富，信息处理量、认知负荷猛增，导致结果同质化等固有问题愈发严峻[3]。当今，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各种社交网络、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平台，尽管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在不断地拓宽，在“主动关注”“被动推荐”的过程中，获取信息的多样性却在减少。人们愿意阅读且记住的，只有那些与原来个人认知相容、感兴趣的信息。久而久之，人们对于自己所持的观点越“自信”，不同的人群皆被情绪和偏见裹挟，理性对话越来越困难，判断能力越来越弱。此外，受到刻板印象、认知域的影响，人们只坚持自己的主观认知。
3.主观真相
与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相比，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兴网络媒体平台赋予了每一个个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新的身份与职能，从信息的接收者，迅速转变为文字、视频、语音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及评论者。官方传统媒介不再代表着“科学”与“权威”，群众娱乐导向在大数据时代的作用愈演愈烈。以近期“成都某中学学生坠楼事件”为例，某一学生因为个人原因而在校内轻生，其母亲在微博等平台散播不实的信息，博得了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对于中学老师、某中学、公安等都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在传播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谣言。后经警方调查，客观证据显示其为学生个人心理问题所致。每当遇到此类事件时，公众总会同情心泛滥，着眼于自身的主观真相，选择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所谓的“施害方”。
二、“后真相”时代的成因及影响
（一）“后真相”时代的成因——非理性的沉疴浮现
随着微信平台的出现，人们开启了“快餐式阅读”的时代，近两年不断出现的短视频APP也在潜移默化着人们接受知识的习惯和方式，随着短视频、碎片化阅读的不断发展，现代人似乎已经承受不起静下心花时间考量思辨哲学之美和深邃思考之重，当面对曾经熟悉的纸质书籍，更多的人不会再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曾经门庭若市的新华书店如今也略显冷清。“‘后真相时代’思潮的背后，无非是人们面对悬浮多变的社会生活所诱发的精神世界中的直觉、情感、相对主义乃至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过分冲动的结果，可以从特殊的角度看作是人们并不陌生的非理性思潮的沉渣泛起。”[4]人们对于真相的认识随着情绪不断地变化，而情绪是动态的、基于一定情境的、行为化的，这将会导致非理性的产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会因为之前长久以来的理性主义的束缚而得到短时间的释放。我们所追求的类似于科学真理的事物就是理性主义的主导，但是在追求并获得真理时的信仰又是非理性主义的。所以其实在人类的生活之中，理性和非理性是密不可分，同时二者不是处于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通常是在不断调和的，因而当理性缺失，非理性的沉疴就会逐渐浮现。
（二）“后真相”时代的影响
1.社会文化的缺失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改变人们认知的同时，可能会导致社会传统文化的改变。这对未来社会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为社会文化的传承过程更像是一个社会事件的“精加工”的过程，如果一个事件发生，人们可以将它以例如符号语言的方式进行记录，随着时代的发展，去除掉对于社会发展或者文化发展无益的事物，然后将在社会发展中有益的内容再加工，最后随着不断地加工和整合，变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后真相”时代，人们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失去了对于一个事件的一般价值概念，这必然会导致之后的文化筛选和文化建设的危机。如果说“后真相”是将真相作为后者进行体现，真相不再重要了，人们只愿意选择自己偏好相信的信息，理性思考的缺失则会导致文化的缺失。 2.真相的信任危机
“真相”会隐于人们关注的其他事件之下，其实不管国内外，近年来很多的事件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一次次反转着结局和“真相”，人们对于什么是“真相”产生了怀疑，人们愿意相信“我见即为真相”，强调“物自体”。人们便会产生对于真相信任的危机，维纳在《控制论》中指出：“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5]在国外表现为英国脱欧的公投事件、美国总统大选等，而在中国则是更多的自媒体利用新闻热点博人眼球，散播虚假消息和谣言，致使人们开始了伪民意的泛滥。人们很难考量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会被反转，一切都有可能出现变化，因此依托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人们对于信息的不信任、对于民主的焦虑。在虚拟的世界中，网络环境一方面为人们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但同时这种在三维空间之外的领域也在无形中放大了人们获取信任和给予信任的风险。也有很多学者提到社交网络会带来“信任异化”（trust alienation）。那么对于真相而言，亦然如是，真相不再是恒定持久的，那么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将不再是恒定持久的，由此而来会产生杜宇“真相”的逆反心理，呈现出对于“真相”的叛离，产生对于真相的信任危机。
3.普适化的文化失范
原本普遍适用的文化因为“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与个别个体产生矛盾，当矛盾激化，个体对于文化产生质疑，在“后真相”时代这种崇尚自我体验、自我表达，有各类自媒体平台可以自由发声，权威的传播平台不被大众，传统纸媒也逐渐走向了衰落。人人可以注册、人人可以发表言论的平台因其多样化和简短、传播量大的特点为大众所接受，但这也极易导致个体信任表现形式的变异，也会产生最大程度的文化负面效应。文化会随着这种如同快时尚的传播方式的改变，进而失去传统文化的积淀，没有时间进行沉淀，社会愈加浮躁，人们对于文化也失去信心和信任，再谈及文化这一概念时，人们不再认为其是权威，是古人的智慧的结晶。文化失范将会成为“后真相”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6]同时他也谈道：“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7]
三、“后真相”时代的应对策略
（一）文化宣传策略
新媒体时代，信息载体多元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大幅提高，无论是传统的宣传渠道，抑或是新兴网络媒体的宣传都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播、评价信息的来源，唯有对文化、事件进行正确的宣传描写，才能让群众能够获取到客观的信息。“后真相”时代的“真相”不仅有事实那一个，要让“真相”碎片中最真实的部分让人们看到，让“真相”不被操作利用，就要让文化宣传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流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宣传舆论阵地，也是国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国家网络安全的硬实力基础，同时还是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7]。利用好主流媒体宣传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各方信息接收者的喜好差异，在各大民间平台第一时间传递出最真实的声音。
（二）道德教育策略
道德教育在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生个人成长的基础，也是形成正确自我认知的重要手段，正确的道德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对事件的正确认识与理性判断能力，筛选正确的“真相”碎片。道德不仅是一种文化存在，也需要后天教育与培养形成的内在修养，道德教育都是扮演着引导的重要角色，稍有不当就会使道德陷入二元对立中，形成所谓的道德制高点来批判他人。个体的道德发展与学校的道德教育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熏染、滋养与检验。缺少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吸收、批判，脱离社会文化资源的支持，囿于学校场域而自我设计，是学校德育变革成效不彰的重要社会学因素[8]。创新传统德育教学模式与方法，健全完善德育教学内容，以提高德育教学效果，育到实处，在评价信息时能有自己的认知，不在“真相”迷宫中失去方向。
（三）高等教育策略
纷繁复杂的网络，给象牙塔中的大学生架起了一座连接社会和外部世界的桥梁。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00”后已逐步成为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他们身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点，他们追求个性释放，但希望获得群体的认同;他们兼具文化理性与青春激情，他们深入融入全球化，也是深受“后真相”影响的一代[9]。但由于在校大学生群体心智尚未成熟，面对网络舆论难以保持基本的理性思考，多追逐大流。高等教育在教授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也需要让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信息甄别能力，作为一名信息传播者，努力发出正确的声音。
结语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持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不应怕其危机而阻碍社会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而是应该学会使用这些媒介，把握舆论导向。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无法避免“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要解决“后真相时代”问题，关键点之一在于培养寻真的意识和存真的能力。这也是对于未来社会文化建设的挑战。而对于教育而言，设定适宜的教育目标，关注于学生的非理性和理性思维结合的培养;与时俱进地调整教育内容，选择最优的教育工具;开展全息评价，多方位的评价学生;结合信息时代3.0的到来，为人们建立个人数据库，让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对于“后真相”时代进行求真和存真。
注释：
①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的讲话
参考文献：
[1] 陶晓雯.“后真相”时代的用户生产与反馈——基于梨视频拍客对涉老事件的呈现[D].合肥：安徽大学，2018.
[2] 江作苏，黄欣欣.第三种现实：“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悖论[J].当代传播，2017（4）.
[3] 孙雨生，朱金宏，李亚奇.国内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推荐研究进展：核心内容[J].现代情报，2020（8）.
[4] 荆学民.走向传播深处：“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哲学检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9（4）.
[5] N.维纳.控制论：一般系统论[M].郝季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6]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學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1（1）.
[7] 朱迪.试析后真相时代下视听新闻作品的叙事策略——以《新闻调查》为例[J].北方传媒研究，2021（2）.
[8] 唐爱民.学校德育变革的文化生态：内在逻辑、社会基础与实践路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9] 陶元，胡晓敏.“后真相时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高教学刊，2021（2）.
作者简介：刘志铭（1999—），男，汉族，浙江杭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英语专业。
张馨月（1995—），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温合博（1999—），男，汉族，浙江温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