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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生相约,是在他居住的迪阳公寓,记忆中应该是2005年的秋天,我印象很深,本来约好上午10点的,因那天天气很好,王老去理发,耽误了大概5分钟。这本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可王老双手作揖,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令我这个晚辈羞悔难当。一生为了祖国的文化事业,在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游艺、饮食等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王老,在世界享誉盛名的王老,留给我许多难忘的回忆。
引起激动的珍稿复印件
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先生200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时,偶然发现王世襄先生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抗战胜利后在平津地区清理文物时起草的有关文稿原件(先生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后在“三反”运动中因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成了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因此又被错划成“右派”),复印了一份回国后请我转送给先生。我绝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见到这些文稿,很是激动,本以为会令他感到愉快的事情,竟然给先生带来无情的无奈——个中原因已成为历史,尽管我早已听到一些传闻,但终究给先生的伤害不是我等晚辈所能解决之事,这些痛苦的记忆显然陪伴了先生很久很久。历史已经走过,但是历史千万不能重演。而今,所有的恩怨,所有的不公正,所有的无奈都随风而去吧。“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可惜的是我当时复印的先生的一份手札,因书斋杂乱,找了半天竟然毫无影踪。如果哪天能有幸寻到,也算是对先生的一个追忆,起码也是一个交代。
捐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王世襄先生表示他获得的10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温家宝总理和当时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都作了重要批示,先生还亲自题写了“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校名。受王老的委托,2006年的儿童节,我陪有关领导前往福建的武夷山五夫镇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竣工仪式。回来后,我把小学的照片还有几个小学生给王爷爷的复信带给了先生,先生很是高兴!我记忆中先生还按照福建的传统把“武夷山”的“夷”字中的“人”写成了“入”,荷兰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参赞很是惊讶,我就逗她,说“先生是大师,只有大师才能写出中国的文化”。尽管是细微的一个笔划,却折射出先生对福建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当今社会,需要先生这样的大师,需要为了一种精神而献身的大师!
像孩子般地呵护书籍
2008年的9月16号上午,陪同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领导去看望先生。先生出来迎接,双手作揖,“欢迎欢迎”,还把椅子上堆得满满的书挪开,连声说“您请坐!您请坐!”先生满屋子的书籍,连床底下都是书,让我们一行充满敬意!领导转达了总理的问候,先生连忙说:“总理那么忙,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朽,不敢当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先生最惦记的就是中国的观赏鸽,因为这种鸽子快要绝种了,并且多次呼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先生把他编著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拿出来给我们讲解,其中的插图十分精美,看了他的书我才知道中国美丽的观赏鸽竟有那么多种类。闲谈话语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先生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两本书上签了名字,送给我们,并幽默地说“现在是出书不如报纸,报纸不如网络啊”,惊叹现在的传播速度之快。当时还有先生编著的明代家具等书,先生像个孩子一样把那些书呵护起来,说:“这几本不能给你们,我这里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想起来,禁不住感慨万千,先生之于书,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那是生命的尊严,生命的高贵。
当着小谢面托问“谢姐”好
先生住院期间,敦煌大哥告诉我“先生喜欢吃一些软软的面食”,我马上请食堂专门做了一些小馒头和小馅饼,去协和医院探望。先生躺在病床上,连声说谢谢谢谢。同去的中央文史馆的一位女同志也让先生多休息,多保重。先生握住这位女同志的手,说“您是文史馆的吧?代我向谢姐同志问好!”其实,那位女同志就是老人家惦记的“谢姐”。“谢姐”其实年龄并不大,文史馆的老先生为了感谢小谢对他们的关照,都尊称她为“谢姐”。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先生还惦记着文史馆,惦记着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使我禁不住感动万分,潸然泪下。
听先生还说过,他有个哥哥比先生更聪明,更酷爱读书,但过早离世了。先生小时侯顽皮贪“玩”,先生的妈妈就生气地说“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虽是气话,但先生却“玩”成了公认的“大家”。而今,先生已去,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独有的京腔时时刻刻萦绕在我脑海,令我禁不住回忆起和先生交往的许许多多的往事,令我想念先生,先生的确是我非常敬重的大家、老人。
先生走好,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文史业务司副司长)
责任编辑秦明章
引起激动的珍稿复印件
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先生200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时,偶然发现王世襄先生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抗战胜利后在平津地区清理文物时起草的有关文稿原件(先生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后在“三反”运动中因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成了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因此又被错划成“右派”),复印了一份回国后请我转送给先生。我绝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见到这些文稿,很是激动,本以为会令他感到愉快的事情,竟然给先生带来无情的无奈——个中原因已成为历史,尽管我早已听到一些传闻,但终究给先生的伤害不是我等晚辈所能解决之事,这些痛苦的记忆显然陪伴了先生很久很久。历史已经走过,但是历史千万不能重演。而今,所有的恩怨,所有的不公正,所有的无奈都随风而去吧。“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可惜的是我当时复印的先生的一份手札,因书斋杂乱,找了半天竟然毫无影踪。如果哪天能有幸寻到,也算是对先生的一个追忆,起码也是一个交代。
捐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王世襄先生表示他获得的10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温家宝总理和当时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都作了重要批示,先生还亲自题写了“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校名。受王老的委托,2006年的儿童节,我陪有关领导前往福建的武夷山五夫镇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竣工仪式。回来后,我把小学的照片还有几个小学生给王爷爷的复信带给了先生,先生很是高兴!我记忆中先生还按照福建的传统把“武夷山”的“夷”字中的“人”写成了“入”,荷兰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参赞很是惊讶,我就逗她,说“先生是大师,只有大师才能写出中国的文化”。尽管是细微的一个笔划,却折射出先生对福建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当今社会,需要先生这样的大师,需要为了一种精神而献身的大师!
像孩子般地呵护书籍
2008年的9月16号上午,陪同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领导去看望先生。先生出来迎接,双手作揖,“欢迎欢迎”,还把椅子上堆得满满的书挪开,连声说“您请坐!您请坐!”先生满屋子的书籍,连床底下都是书,让我们一行充满敬意!领导转达了总理的问候,先生连忙说:“总理那么忙,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朽,不敢当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先生最惦记的就是中国的观赏鸽,因为这种鸽子快要绝种了,并且多次呼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先生把他编著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拿出来给我们讲解,其中的插图十分精美,看了他的书我才知道中国美丽的观赏鸽竟有那么多种类。闲谈话语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先生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两本书上签了名字,送给我们,并幽默地说“现在是出书不如报纸,报纸不如网络啊”,惊叹现在的传播速度之快。当时还有先生编著的明代家具等书,先生像个孩子一样把那些书呵护起来,说:“这几本不能给你们,我这里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想起来,禁不住感慨万千,先生之于书,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那是生命的尊严,生命的高贵。
当着小谢面托问“谢姐”好
先生住院期间,敦煌大哥告诉我“先生喜欢吃一些软软的面食”,我马上请食堂专门做了一些小馒头和小馅饼,去协和医院探望。先生躺在病床上,连声说谢谢谢谢。同去的中央文史馆的一位女同志也让先生多休息,多保重。先生握住这位女同志的手,说“您是文史馆的吧?代我向谢姐同志问好!”其实,那位女同志就是老人家惦记的“谢姐”。“谢姐”其实年龄并不大,文史馆的老先生为了感谢小谢对他们的关照,都尊称她为“谢姐”。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先生还惦记着文史馆,惦记着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使我禁不住感动万分,潸然泪下。
听先生还说过,他有个哥哥比先生更聪明,更酷爱读书,但过早离世了。先生小时侯顽皮贪“玩”,先生的妈妈就生气地说“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虽是气话,但先生却“玩”成了公认的“大家”。而今,先生已去,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独有的京腔时时刻刻萦绕在我脑海,令我禁不住回忆起和先生交往的许许多多的往事,令我想念先生,先生的确是我非常敬重的大家、老人。
先生走好,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文史业务司副司长)
责任编辑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