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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话语研究带来批判向度的批评话语分析(CDA）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常常受到批评,还因此引发了激烈争论。深入思考这些批评及其争议,对话语分析和相关研究来说很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明CDA招致批评的根源,还可以更好地认识话语分析在任务、方法、目的等方面的问题及其错综复杂的发展格局和趋向。随着研究重心逐渐从“作为文本的语言”转移到“使用中的语言”,话语分析的任务越来越多地从描写推进到阐释,这为包括CDA在内各类目的不同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还向在文本分析基础上进行充分有效的语境分析提出了更大挑战,对相应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了更高要求,话语分析也日益成为多视角、多维度、不同范式共存并相互混杂与冲突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
［关键词］ 话语； 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
短短二三十年间,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已经发展成为话语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批评之声也一直伴随着CDA。在众多新兴的语言研究中,CDA也许是招致批评最多的,而且还因此引发了不小的争论。Toolan(1997)有篇模仿当年Fish(1980)评论文体学的论文，标题为：“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1］83从中不难看出对CDA的批评达到了何种激烈的程度。
近年来,有关CDA的争论似乎沉寂了许多。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CDA受到如此多的批评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对话语分析和相关研究来说,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需要将这些批评和争论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审视,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明CDA招致批评的根源,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话语分析在任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问题,看清其错综复杂的格局和发展趋向。
一、 话语分析的任务
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似乎不该成为问题。无论采取什么研究路径,话语分析的工作当然都是分析话语。但CDA的主要批评者之一Widdowson却认为,CDA做的不是对话语的分析,而只是以批判的态度对话语进行阐释(interpretation)［2］103。在一些批评者眼里,CDA没有做话语分析该做的事。
从话语分析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学界对话语分析主要任务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研究“作为文本的语言”(language as text)转到了研究“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上［3］1。尽管对“使用”(use)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但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是,话语分析就是要把语言文本放到其使用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并联系其实用功能来进行分析。因此,话语分析也从最初仅对语言文本形式特征和组织结构进行描写,推进到了还要对文本可能或实际产生的意义进行解读阐释,并试图在意义阐释、文本形式特征及组织结构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作为给话语分析带来批判向度的CDA,其代表人物Fairclough和Wodak都明确宣称他们的话语分析是阐释性的(interpretive)［4］278。在CDA看来,传统的话语分析多为非阐释性的,或者只是部分阐释性的。如此划分是否恰当姑且不论,这至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不同话语分析之间的差异。也许应该说,绝大多数话语分析都具有一定的阐释性,只是和描写相比,阐释所占分量、阐释的内容以及阐释的程度不同而已。早期的话语分析脱胎于句子分析,基本上只关注文本本身,以描写为主,几乎没有什么阐释，即使有,所占比重也很低。
现代语言学开创之初聚焦于“语言”上而排斥“言语”,其基本取向无疑是“反话语”的［5］xvi。从那时起,语言学一直追求成为标准的实证科学,所以一向以描写为主要任务,主要对语言形式结构进行描写,自然不会把阐释当做“分内”的事。从描写转向阐释,也即从分析“文本”转向分析“使用”,对语言研究来说是意义深远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
当然,最早迈出这一步的并非话语分析。早在20世纪中叶,文学文体学研究就曾试图通过对文本结构模式、形式特征的细致描写与分析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以他们声称从文本中发现的“文学性”来说明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而区别于非文学,试图揭示语言使用和艺术功能之间的关系。文体学力求把原本属于文学批评的解释变得在语言上更加精确明晰,期望能以此对文学欣赏做出贡献。但也正是这些有语言学背景的文体学家们的“越界”行为,招致了诸多质疑和批评,他们当年遭受的抨击和指责大概不少于CDA后来所受到的批评。
需要注意的是,从关注文本形式走向关注话语意义,从语言特征描述进入到意义阐释,话语分析的重心在发生转移,研究涉及的变量大幅度增加,且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因而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对文本形式结构的描写是相对封闭的,有穷尽的可能,那么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则是开放的,甚至是“没完没了”的。任何文本都有不同阐释的潜在可能,其意义主要取决于语境条件和解读者的动机与目的。相比文本而言,诸多语境因素是话语分析时最难以确定和控制的变量，这也是语言学研究曾长期在“意义”范畴之外徘徊的一个原因。
CDA把阐释作为其中心任务,因为没有阐释,批评也就无从说起。可与描写不同,阐释常常是见仁见智的,难以达成相对一致的判断和看法,也就更容易引起争议、招致批评。和描写相比,阐释的确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以往的语言研究大多对其采取规避态度。而且,凡是阐释似乎都难逃“先入为主”的魔咒,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在文本中找到自己希望看见的东西。鲁迅曾用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描述不同的人读《红楼梦》的观感：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依照哲学家蒯因(Quine)对不确定性论题的有关阐述,解读者总是带着预先的假设进行阐释的,在解读过程中加给文本的东西差不多和从文本中发现的东西一样多［6］263。 CDA的阐释被一些批评者指责为片面的、有偏向的,因为CDA分析者实际上并不处在文本目标读者的情境之中,其阐释不能简单等同于文本目标读者的阐释［2］150,而CDA分析者经常把自己就直接当成了现实中的“读者”［7］120。不过,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并非CDA才有的问题。研究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客位(局外人)视角和被研究者的主位(局内人)视角之间有差距,但在很多时候,自己“代替”文本目标读者不仅是最简单、方便的办法,也可能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虽然有学者提出过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但迄今为止基本上还都只是“理想”,尚不具备可操作性。
批评别人的阐释偏颇比较容易,难的是接下来回避不了的问题： 什么样的阐释才是全面的、没有偏向的呢？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我们谁也无法超越自身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我们的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可能不带有自己的“成见”、“偏见”。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全面的、没有偏向的阐释。有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有偏见,或者拒绝其他一切偏见。
CDA的阐释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偏好,但CDA的真正价值不是为我们提供唯一正确的阐释,而是开辟了文本阐释的又一种可能性,由此揭示了话语中可能隐含的尤其是已经 “自然化”(naturalized)了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意义。很明显,这样的阐释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现实意义。
但CDA也确有问题,即倾向于认为其文本阐释即便不是唯一正确，也是唯一重要的,仿佛其他任何阐释都没有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同时,CDA也很少提到存在其他阐释的可能性,似乎对文本事实的分析仅仅支持他们这一种解释。这就等于关闭了通向不同阐释可能性的大门,在批评别人“话语霸权”的同时自己无形中成为另一种“话语霸权”［8］93。CDA的实践者们不应该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阐释的潜在多种可能性给包括CDA在内的各类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空间,才造就了今天的多维度、多视角、多路径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格局。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阐释也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任务。
二、 话语分析的方法
话语分析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比较合适,学界似乎尚未有高度统一的认识。确切地说,CDA之所以受到批评和质疑,主要还不在其所作的阐释本身,而在其进行阐释的依据和获取依据的方法上。
首先,CDA被批评其分析语料的选择及其代表性有问题,让人怀疑CDA只找适合自己目的的文本来进行分析,其先入为主的阐释不是产生于他们的语言分析,而是来源于他们的政治信念［9］125。
严格地说,选择语料时丝毫不带先入之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选择通常取决于研究者想要验证的某个假设［10］43。但是,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在语料的选取上有自认为能保证足够客观性的方法和程序,以求把研究者先入之见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但这样的语料选择方法和程序对CDA可能不适用,因为拿什么语料作为分析对象,对于CDA这样有明确政治倾向和目的的研究来说,不可能是任意的、随机的。选择了什么样的语料来进行分析,至少在政治上就是一种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示了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种情况和同样以阐释为主要任务的文学研究颇有些类似。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哪些应该成为分析的对象,传统文学研究选择的标准多为“文学价值”或“美学价值”,当代文学批评则似乎更看重“社会政治意义”。无论依据什么标准,都必定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倾向性,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争议,很难有统一客观的遴选程序和方法。
其次,CDA常被指责其分析方法不严谨,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与一些文学评论相似,CDA假定普通读者对文本特征的关注有很大选择性和随意性,不大能注意到文本中隐含的某些意义,而CDA自认为能够通过语言分析将其揭示出来。但事实上，CDA分析者也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动机和目的有选择地挑出某些文本特征来分析,对其中意识形态的解读往往缺少足够的语言证据来支撑［2］150；而且,许多都是匆匆略去应有的详尽分析，直奔尚不成熟甚至预先设定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9］123
尽管CDA代表人物都声称与福柯的话语分析不同,CDA是基于语言文本的话语分析,其解读是建立在对文本所有语言层面尽可能精确的描述分析之上［11］152,可Widdowson和Stubbs等则认为CDA言行不一,在其分析实践中没有做到细致详尽,尽管CDA文献中常有许多对分析模式和方法的论述,但却很少清楚而系统地展示其具体运用［2］147［9］107。这些批评好像不无道理,却经不起推敲。试问，谁在文本阅读过程中会毫无选择地关注所有文本特征？谁又能不附带任何动机和目的地去阅读文本？任何阅读都是有条件和前提的,普通读者也好,专业分析者也好,都不可能不加选择地去关注所有文本特征。解读是有选择的,描写和分析也必然是有选择的,详尽而全面的语言分析对任何一种阐释似乎都没有必要。对特定的阐释来说,并非所有文本形式结构特征全都与之有关。无论语言分析多么详尽,都不可能自动生成对文本的意义阐释。
然而,有些批评CDA的人却认为,阐释是需要通过可重复、可验证的程序和方法来发现的。在他们看来,正因为关注一定是有选择的,所以需要有一套明晰的分析方法和程序；否则就无法验证CDA的阐释,因为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道哪些文本特征需要给予关注,语境的哪些方面与哪些文本特征有关联［2］161
162。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可重复、可验证的程序和方法来发现,阐释就不是阐释了。对此,van Noppen曾这样问到： 拿一篇文本给十位学者,他们能给出同样的分析和解读来吗？ 如果不一样,即分析不能重复、不能被验证,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就不科学呢？假如他们的分析解读一模一样,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阐释不可能像验血、验尿一样可以按照严格的程序步骤来机械地实施［7］119。文本的语言形式描写和分析或许可以有某种标准程序,但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却不大可能有。
时至今日,话语分析对文本层面的语言形式结构及其组织模式的描写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程度,但这似乎对文本阐释没有太大作用。如Widdowson所指出的，在话语分析兴起之初,Harris等学者曾乐观地以为,阐释会紧跟着文本语言描写的方向而去,但此后几十年的话语分析好像并没有证实这种预期［2］165。这表明,试图在意义解读与文本形式组织结构特征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至今还不是十分成功。用语言学方法所进行的文本分析不一定符合人们理解话语的思维和心理过程,对解读文本意义及读者效应的贡献可能十分有限。当年文学文体学研究也曾高估语言学分析方法在阐释文学风格效应上的作用,却因为其分析与人们通常的审美习惯相距甚远而遭到强烈质疑。如果说文本语言描写和阐释之间有联系,那这种联系往往也是间接的、复杂的、难以捉摸的。 按照现象学理论,观察者在决定意义上起中心作用,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观察者的思维结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什么才算是客观事实。在人类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文本(语言)确定性和读者已有经验的作用各占多大比重，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解读,都一定要求读者加入自己的经验和相关语境。任何阐释都不是从文本中直接“提取”意义的,而是读者积极作用于文本材料进行“建构”的结果。
CDA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其方法是否真的严谨、客观,而是明知阐释不可能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好,却仍摆出一副分析严谨、方法科学的姿态,并且认定文本就是会沿着他们解读的路径操控普通读者［12］31。尽管CDA从一开始就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客观主义［13］67,可同时又力图显示他们的阐释有文本实证研究提供支撑,还强调其语言分析很严谨，能清楚地显示出阐释所依赖的语言事实基础,似乎是想以此来为自己争取足够的学术合法性和正当性。
此外,CDA还被批评在其分析过程中对语境(包括读者在内)的情况缺少明确的说明和足够的考虑。虽然CDA代表人物都承认语境对话语有决定性作用,但大多没有落实到自己的分析实践中,没有做到将文本“语境化”、“历史化”［2］138
139。CDA要揭示话语中隐含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意义,自然知道语境之重要。分析话语必须搞清楚具体的语境,因为只有将文本与特定语境联系在一起,文本被特定语境关联所激活,话语才得以实现。简言之,话语分析可视为结合语境的文本分析。而决定意义阐释的前提假定和许多语境因素都不大可能从文本语料中直接推导出来，CDA之所以在分析中未能对相关语境作出明确说明,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语境分析比文本分析困难很多。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是静态的、稳定不变的,而语境是动态的、难以控制的。语言学研究中对语境的探索和认识依然是一块“短板”,描述语言及其特征对语言学家们来说大多是“轻车熟路”,而描写语境却常常让人有“力不从心”之感。当然,有些语境因素可能已被语言符号化了，换句话说,某些语言形式也许已经成为一些特定语境因素的“结晶”。CDA常用的功能语法就可以看做是试图扩展语法的意义控制范围,增大语言分析的覆盖面,以减少对语言之外语境因素的依赖。然而,对任何阐释而言,毫不涉及语言之外的语境因素都是不可能的。
阐释是从文本获取话语的过程,是文本、语境、阅读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同一文本,语境和动机不同,阐释也就不同。在解读过程中被激活的文本特征只是那些被视为与语境和动机相关联的文本特征。CDA的阐释不过是加入了分析者自己认为相关的语境和动机进行文本分析的产物,但却常常假定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文本中,等待他们这样的专家来揭示［14］142
143。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显示其文本分析有足够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权威性；另一方面似乎是有意无意地要回避难度更大的语境分析。
对话语分析来说,要在阐释的路上走得更远,无疑需要给予语境更多的关注。文本分析已经有了很大成绩,但文本分析再详尽,对阐释的贡献毕竟有限。如何更充分、更有效地分析语境,如何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话语分析面临的更大挑战和机遇。分析文本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语言学方法和工具,可这些不能满足、也不一定都适合分析语境,还需要借用语言学之外的方法与工具,并不断探索和开发新的方法和工具。
三、 话语分析的目的
话语分析目的何在？就CDA而言,从其名称中的“批评”二字可略见一斑。Fowler曾引用Connerton的话说,批评是旨在改变甚至消除被认为是导致不真实的或歪曲的意识的条件,使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进而开启个人或群体的反省过程,从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获得解放［15］483。CDA是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中获取思想资源的,同时也自信其研究成果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现实。此外,他们还希望能用比较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来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语言使用上的实证支撑［11］152。概括地说,这些学者不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试图“改变世界”,以社会变革作为其研究的主要目的。
索绪尔创立现代语言学之初提出“为语言、就语言研究语言”［16］317,对语言研究的学术目的作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设定。早期的话语研究虽然已经将其关注点从语言移到了言语,但在研究目的上似乎还没有太大改变。到了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随着研究的重心越来越多地放到了“使用中的语言”上，更加关注语言和语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话语分析更多地面对语言使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实,研究目的也很难再局限于语言和语言使用本身。不过,出于学术界一贯强调客观性、科学性以及维护学术纯洁性的需要,研究者们通常不大会像CDA一样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自己的倾向和立场。
所以,当CDA高调地声称要以自己的研究来改变现实的时候,尽管许多学术同行对其政治倾向与立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仍不免担心如此强烈的正义激情和“批判精神”会有损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破坏基本的学术规范,模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也正因为如此,CDA被质疑倾向性过于明显,分析缺乏足够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政治责任感太强,几乎成了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实施的政治介入和参与行为。
然而,按照 CDA所采用的批判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归根结底不可能不关涉价值,即便所谓的“纯学术”也不能与政治和价值毫无瓜葛。所谓的“价值中立”、“不偏不倚”实质上就是对现存不合理、不平等、不公正社会政治结构的默许和认可,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造。面对社会现实,研究者不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应该主动发挥作用,在政治上更有担当。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正义和非正义,公理和强权,平等和不平等之间”,CDA不能不做出选择,不能不旗帜鲜明［17］198。而“CDA的意义正在于采取一种立场”［18］357。
其实,研究者谁都不可能没有倾向和立场。不同的是,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会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或减少自己的倾向和立场对研究的影响,而 CDA不仅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和立场,还大张旗鼓地把这种倾向和立场贯彻到研究之中。包括CDA的批评者们在内的许多人都会担心,一旦这样的做法流行开去,研究如何还能保持足够的学术公信力和权威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划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是不是更需要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是不是更应该让学术依然还是学术而不等同于政治或其他？换句话说,学术研究除了可以有其政治目的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其学术目的？就像文学除了有社会政治意义之外,还必须有其美学价值一样。 Van Hoppen认为,CDA要获得足够的学术可信度和权威性,就应该发展出不受制于自身意识形态的理论模式以及相匹配的方法［7］113。还有学者指出,CDA应该避免偏颇,使批评做到合情合理,以保证批评者不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左右［8］93。可无论是谁,要做到“不受制于自身意识形态”、“不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恐怕都很难,世上也不大会有“不偏不倚”、人人都承认“合情合理”的批评。研究中有偏向和立场不一定不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乏鲜明强烈的价值偏好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情况。
不过,如Widdowson所指出,揭露社会不公正固然重要,但学者做研究需要遵循学界共同认可的、相对客观的规范和标准,否则同样的手法也可以服务于完全相反的邪恶目的,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2］163
164。有人就运用Fairclough的方式分析了一个文本,证明有选择的语言分析可以为任何目的与动机提供支撑,也就能被任何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所利用［19］149
151。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在难以免除价值偏好和政治倾向的情况下尽力做到客观,就成了研究能否为人类社会提供真正有效知识增量的一个关键。
既然偏好和倾向难以完全避免,那么就需要容许不同的偏好和倾向存在,通过相互补充和制约,在普遍认可并遵循的学术规范下共同促进有效知识增量的生产。话语分析要健康发展,就应该包容不同目的的研究。不能仅仅以目的来判断研究的学术价值高低和社会文化意义的大小,不可轻易断定对文学文本的美感阐释就一定比对政治讲演的批评性解读更有学术含量,也不可简单地认为后者就一定能比前者对社会现实产生更有效的影响。话语分析应该多元化,允许有多视角的、多路径的、出于多种目的和动机的研究。
对于越来越多采取批评性态度的话语分析和相关语言研究(如批评体裁分析、批评修辞学、批评应用语言学、批评社会语言学,以及虽没用“批评”冠名但同样带有批评取向的中介话语分析、女性主义文体学等等),在肯定其积极意义和实际贡献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对自己也保持一种“批判态度”,在批评别人的“话语霸权”时如何避免自己成为另一种“话语霸权”［8］93。而且,这样的批评性研究到底会有多大的社会政治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从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还不太乐观。学者们的批判研究如果连对自己身居其中的学术或教育机构都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就遑论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生活了。此外,学术介入政治也可以有多种途径,不是非采取批评性态度不可。那些看似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纯学术研究有时也可能对社会政治现实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和作用。
四、 结 语
对于围绕CDA的批评和争议,以及话语分析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变化,都需要放在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学科知识发生转移、哲学基础开始改变、语言学者的工作日益政治化的大背景中来认识［20］246。话语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当福柯等把许多东西都看成是话语时,原本只是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话语分析就被推向了一个空前广大的领域，从边缘走到了中心。CDA所引发的批评和争议实质上就是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观念碰撞和冲突。
范式变更的趋势或许不可逆转,但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突变式的“改朝换代”,而是渐进的、复杂的、不均衡的。实际上,在话语分析和相关语言研究领域,各种范式共存、混杂并相互冲突、竞争的情况并不鲜见,实证主义范式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后实证主义范式所取代,但其影响依然普遍存在。批判理论及建构主义的范式近年来声势较大,但似乎远未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
CDA试图将一向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典范、力求成为标准经验科学、追求价值中立和客观性的语言学，与饱含价值关怀并以批判社会、影响社会甚至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文化批判理论结合在一起,而正因为如此,其自身内部充满了矛盾：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虽然已经抛弃实证主义传统,在方法论上却依旧带有比较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时常在不同范式之间摇摆。而另一方面,对已经以阐释为中心任务、批评为主要目的的CDA,学界还习惯性地用科学客观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比如,Stubbs就曾质问CDA在潜在假设的明晰性和可验证性、分析方法的可重复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语料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等方面如何经得起标准的评估［21］103。这样的批评及争论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应该看到,话语分析早已不只是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的园地,社会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法律、商务、传媒、信息技术、组织研究、文学评论等许多方面的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话语分析的任务、方法和目的也因此越来越多样化,其格局和发展状况也愈加错综复杂。继续以单一学科和传统范式的理念与标准来看待、评判话语分析的情势和问题,可以说是不合时宜了。
［参 考 文 献］［1］ M.Toolan，″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6,No.2(1997),pp.83
103.［2］ H.Widdowson，Text，Context，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3］ V.K.Bhatia,J.Flowerdew ＆ R.H.Jones(eds.)，Advances in Discourse Studies,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8.［4］ N.Fairclough ＆ R.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A.van Dijk(ed.)，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Vol.2，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7,pp.258 284.［5］ S.Sarangi ＆ M.Coulthard(eds.), Discourse and Social Life,London: Pearson Education，2000.［6］ 陈嘉映: 《语言哲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Chen Jiaying，Philosophy of Language，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7］ J.van Noppen,″CDA: A Discipline Come of Age？″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Vol.8，No.1（2004）,pp.107
126.［8］ 毛浩然、徐赳赳： 《话语、权力及其操纵——〈话语与权力〉评述》，《外国语》2009年第5期，第91
95页。［Mao Haoran ＆ Xu Jiujiu,″Discourse,Power and Manipulation: Review of Discourse and Power，″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No.5（2009），pp.91
95.］［9］ M.Stubbs，″Human and Inhuman Geograph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Long Texts and a Corpus，″ in M.Toolan(ed.)，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Vol.III: Concurrent Analyses and Critiques)， London: Routledge，1993,pp.98
130.［10］ J.Ly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1］ L.Chouliaraki ＆ N.Fairclough，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12］ K.OHalloran，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gnition，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2003.［13］ 辛斌： 《批评语篇分析: 问题与讨论》，《外国语》2004年第5期，第64
69页。［Xin Bi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ism and Discussion，″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No.5（2004），pp.64
69.］［14］ G.Kress，″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M.Toolan(ed.)，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Vol.II: Leading Advocates)，London: Routledge，2002，pp.142
165.［15］ R.Fowler,″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Steele ＆ T.Threadgold(eds.)，Language Topics: 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Halliday,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987，pp.481
506.［16］ F.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Ltd.,1972.［17］R. de Beaugrande,″Discourse Studies and Ideology: On ′Liberalism′ and ′Liberalisation′ in Three Large Corpora of English,″ in M.Toolan(ed.)，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Vol.VI: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London: Routledge,2002，pp.162
201.［18］ T.A.van Dij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Schiffrin,D.Tannen ＆ H.E.Hamilton(eds.),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Oxford: Blackwell,2001,pp.352
371.［19］ B.Poole，″Commitment and Criticality: Fairclough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valuate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Vol.20(2010),pp.137
155.［20］ S.Harve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s),″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Vol.7，No.2(2003),pp.246
259.［21］ M.Stubbs，″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Wray ＆ A.Ryan(eds.)，Evolving Models of Language，Clevedon: Mutilingual,1997,pp.100
［关键词］ 话语； 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
短短二三十年间,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已经发展成为话语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批评之声也一直伴随着CDA。在众多新兴的语言研究中,CDA也许是招致批评最多的,而且还因此引发了不小的争论。Toolan(1997)有篇模仿当年Fish(1980)评论文体学的论文，标题为：“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1］83从中不难看出对CDA的批评达到了何种激烈的程度。
近年来,有关CDA的争论似乎沉寂了许多。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CDA受到如此多的批评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对话语分析和相关研究来说,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需要将这些批评和争论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审视,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明CDA招致批评的根源,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话语分析在任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问题,看清其错综复杂的格局和发展趋向。
一、 话语分析的任务
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似乎不该成为问题。无论采取什么研究路径,话语分析的工作当然都是分析话语。但CDA的主要批评者之一Widdowson却认为,CDA做的不是对话语的分析,而只是以批判的态度对话语进行阐释(interpretation)［2］103。在一些批评者眼里,CDA没有做话语分析该做的事。
从话语分析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学界对话语分析主要任务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研究“作为文本的语言”(language as text)转到了研究“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上［3］1。尽管对“使用”(use)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但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是,话语分析就是要把语言文本放到其使用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并联系其实用功能来进行分析。因此,话语分析也从最初仅对语言文本形式特征和组织结构进行描写,推进到了还要对文本可能或实际产生的意义进行解读阐释,并试图在意义阐释、文本形式特征及组织结构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作为给话语分析带来批判向度的CDA,其代表人物Fairclough和Wodak都明确宣称他们的话语分析是阐释性的(interpretive)［4］278。在CDA看来,传统的话语分析多为非阐释性的,或者只是部分阐释性的。如此划分是否恰当姑且不论,这至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不同话语分析之间的差异。也许应该说,绝大多数话语分析都具有一定的阐释性,只是和描写相比,阐释所占分量、阐释的内容以及阐释的程度不同而已。早期的话语分析脱胎于句子分析,基本上只关注文本本身,以描写为主,几乎没有什么阐释，即使有,所占比重也很低。
现代语言学开创之初聚焦于“语言”上而排斥“言语”,其基本取向无疑是“反话语”的［5］xvi。从那时起,语言学一直追求成为标准的实证科学,所以一向以描写为主要任务,主要对语言形式结构进行描写,自然不会把阐释当做“分内”的事。从描写转向阐释,也即从分析“文本”转向分析“使用”,对语言研究来说是意义深远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
当然,最早迈出这一步的并非话语分析。早在20世纪中叶,文学文体学研究就曾试图通过对文本结构模式、形式特征的细致描写与分析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以他们声称从文本中发现的“文学性”来说明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而区别于非文学,试图揭示语言使用和艺术功能之间的关系。文体学力求把原本属于文学批评的解释变得在语言上更加精确明晰,期望能以此对文学欣赏做出贡献。但也正是这些有语言学背景的文体学家们的“越界”行为,招致了诸多质疑和批评,他们当年遭受的抨击和指责大概不少于CDA后来所受到的批评。
需要注意的是,从关注文本形式走向关注话语意义,从语言特征描述进入到意义阐释,话语分析的重心在发生转移,研究涉及的变量大幅度增加,且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因而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对文本形式结构的描写是相对封闭的,有穷尽的可能,那么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则是开放的,甚至是“没完没了”的。任何文本都有不同阐释的潜在可能,其意义主要取决于语境条件和解读者的动机与目的。相比文本而言,诸多语境因素是话语分析时最难以确定和控制的变量，这也是语言学研究曾长期在“意义”范畴之外徘徊的一个原因。
CDA把阐释作为其中心任务,因为没有阐释,批评也就无从说起。可与描写不同,阐释常常是见仁见智的,难以达成相对一致的判断和看法,也就更容易引起争议、招致批评。和描写相比,阐释的确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以往的语言研究大多对其采取规避态度。而且,凡是阐释似乎都难逃“先入为主”的魔咒,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在文本中找到自己希望看见的东西。鲁迅曾用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描述不同的人读《红楼梦》的观感：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依照哲学家蒯因(Quine)对不确定性论题的有关阐述,解读者总是带着预先的假设进行阐释的,在解读过程中加给文本的东西差不多和从文本中发现的东西一样多［6］263。 CDA的阐释被一些批评者指责为片面的、有偏向的,因为CDA分析者实际上并不处在文本目标读者的情境之中,其阐释不能简单等同于文本目标读者的阐释［2］150,而CDA分析者经常把自己就直接当成了现实中的“读者”［7］120。不过,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并非CDA才有的问题。研究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客位(局外人)视角和被研究者的主位(局内人)视角之间有差距,但在很多时候,自己“代替”文本目标读者不仅是最简单、方便的办法,也可能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虽然有学者提出过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但迄今为止基本上还都只是“理想”,尚不具备可操作性。
批评别人的阐释偏颇比较容易,难的是接下来回避不了的问题： 什么样的阐释才是全面的、没有偏向的呢？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我们谁也无法超越自身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我们的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可能不带有自己的“成见”、“偏见”。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全面的、没有偏向的阐释。有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有偏见,或者拒绝其他一切偏见。
CDA的阐释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偏好,但CDA的真正价值不是为我们提供唯一正确的阐释,而是开辟了文本阐释的又一种可能性,由此揭示了话语中可能隐含的尤其是已经 “自然化”(naturalized)了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意义。很明显,这样的阐释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现实意义。
但CDA也确有问题,即倾向于认为其文本阐释即便不是唯一正确，也是唯一重要的,仿佛其他任何阐释都没有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同时,CDA也很少提到存在其他阐释的可能性,似乎对文本事实的分析仅仅支持他们这一种解释。这就等于关闭了通向不同阐释可能性的大门,在批评别人“话语霸权”的同时自己无形中成为另一种“话语霸权”［8］93。CDA的实践者们不应该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阐释的潜在多种可能性给包括CDA在内的各类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空间,才造就了今天的多维度、多视角、多路径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格局。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阐释也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任务。
二、 话语分析的方法
话语分析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比较合适,学界似乎尚未有高度统一的认识。确切地说,CDA之所以受到批评和质疑,主要还不在其所作的阐释本身,而在其进行阐释的依据和获取依据的方法上。
首先,CDA被批评其分析语料的选择及其代表性有问题,让人怀疑CDA只找适合自己目的的文本来进行分析,其先入为主的阐释不是产生于他们的语言分析,而是来源于他们的政治信念［9］125。
严格地说,选择语料时丝毫不带先入之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选择通常取决于研究者想要验证的某个假设［10］43。但是,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在语料的选取上有自认为能保证足够客观性的方法和程序,以求把研究者先入之见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但这样的语料选择方法和程序对CDA可能不适用,因为拿什么语料作为分析对象,对于CDA这样有明确政治倾向和目的的研究来说,不可能是任意的、随机的。选择了什么样的语料来进行分析,至少在政治上就是一种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示了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种情况和同样以阐释为主要任务的文学研究颇有些类似。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哪些应该成为分析的对象,传统文学研究选择的标准多为“文学价值”或“美学价值”,当代文学批评则似乎更看重“社会政治意义”。无论依据什么标准,都必定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倾向性,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争议,很难有统一客观的遴选程序和方法。
其次,CDA常被指责其分析方法不严谨,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与一些文学评论相似,CDA假定普通读者对文本特征的关注有很大选择性和随意性,不大能注意到文本中隐含的某些意义,而CDA自认为能够通过语言分析将其揭示出来。但事实上，CDA分析者也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动机和目的有选择地挑出某些文本特征来分析,对其中意识形态的解读往往缺少足够的语言证据来支撑［2］150；而且,许多都是匆匆略去应有的详尽分析，直奔尚不成熟甚至预先设定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9］123
尽管CDA代表人物都声称与福柯的话语分析不同,CDA是基于语言文本的话语分析,其解读是建立在对文本所有语言层面尽可能精确的描述分析之上［11］152,可Widdowson和Stubbs等则认为CDA言行不一,在其分析实践中没有做到细致详尽,尽管CDA文献中常有许多对分析模式和方法的论述,但却很少清楚而系统地展示其具体运用［2］147［9］107。这些批评好像不无道理,却经不起推敲。试问，谁在文本阅读过程中会毫无选择地关注所有文本特征？谁又能不附带任何动机和目的地去阅读文本？任何阅读都是有条件和前提的,普通读者也好,专业分析者也好,都不可能不加选择地去关注所有文本特征。解读是有选择的,描写和分析也必然是有选择的,详尽而全面的语言分析对任何一种阐释似乎都没有必要。对特定的阐释来说,并非所有文本形式结构特征全都与之有关。无论语言分析多么详尽,都不可能自动生成对文本的意义阐释。
然而,有些批评CDA的人却认为,阐释是需要通过可重复、可验证的程序和方法来发现的。在他们看来,正因为关注一定是有选择的,所以需要有一套明晰的分析方法和程序；否则就无法验证CDA的阐释,因为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道哪些文本特征需要给予关注,语境的哪些方面与哪些文本特征有关联［2］161
162。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可重复、可验证的程序和方法来发现,阐释就不是阐释了。对此,van Noppen曾这样问到： 拿一篇文本给十位学者,他们能给出同样的分析和解读来吗？ 如果不一样,即分析不能重复、不能被验证,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就不科学呢？假如他们的分析解读一模一样,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阐释不可能像验血、验尿一样可以按照严格的程序步骤来机械地实施［7］119。文本的语言形式描写和分析或许可以有某种标准程序,但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却不大可能有。
时至今日,话语分析对文本层面的语言形式结构及其组织模式的描写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程度,但这似乎对文本阐释没有太大作用。如Widdowson所指出的，在话语分析兴起之初,Harris等学者曾乐观地以为,阐释会紧跟着文本语言描写的方向而去,但此后几十年的话语分析好像并没有证实这种预期［2］165。这表明,试图在意义解读与文本形式组织结构特征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至今还不是十分成功。用语言学方法所进行的文本分析不一定符合人们理解话语的思维和心理过程,对解读文本意义及读者效应的贡献可能十分有限。当年文学文体学研究也曾高估语言学分析方法在阐释文学风格效应上的作用,却因为其分析与人们通常的审美习惯相距甚远而遭到强烈质疑。如果说文本语言描写和阐释之间有联系,那这种联系往往也是间接的、复杂的、难以捉摸的。 按照现象学理论,观察者在决定意义上起中心作用,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观察者的思维结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什么才算是客观事实。在人类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文本(语言)确定性和读者已有经验的作用各占多大比重，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解读,都一定要求读者加入自己的经验和相关语境。任何阐释都不是从文本中直接“提取”意义的,而是读者积极作用于文本材料进行“建构”的结果。
CDA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其方法是否真的严谨、客观,而是明知阐释不可能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好,却仍摆出一副分析严谨、方法科学的姿态,并且认定文本就是会沿着他们解读的路径操控普通读者［12］31。尽管CDA从一开始就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客观主义［13］67,可同时又力图显示他们的阐释有文本实证研究提供支撑,还强调其语言分析很严谨，能清楚地显示出阐释所依赖的语言事实基础,似乎是想以此来为自己争取足够的学术合法性和正当性。
此外,CDA还被批评在其分析过程中对语境(包括读者在内)的情况缺少明确的说明和足够的考虑。虽然CDA代表人物都承认语境对话语有决定性作用,但大多没有落实到自己的分析实践中,没有做到将文本“语境化”、“历史化”［2］138
139。CDA要揭示话语中隐含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意义,自然知道语境之重要。分析话语必须搞清楚具体的语境,因为只有将文本与特定语境联系在一起,文本被特定语境关联所激活,话语才得以实现。简言之,话语分析可视为结合语境的文本分析。而决定意义阐释的前提假定和许多语境因素都不大可能从文本语料中直接推导出来，CDA之所以在分析中未能对相关语境作出明确说明,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语境分析比文本分析困难很多。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是静态的、稳定不变的,而语境是动态的、难以控制的。语言学研究中对语境的探索和认识依然是一块“短板”,描述语言及其特征对语言学家们来说大多是“轻车熟路”,而描写语境却常常让人有“力不从心”之感。当然,有些语境因素可能已被语言符号化了，换句话说,某些语言形式也许已经成为一些特定语境因素的“结晶”。CDA常用的功能语法就可以看做是试图扩展语法的意义控制范围,增大语言分析的覆盖面,以减少对语言之外语境因素的依赖。然而,对任何阐释而言,毫不涉及语言之外的语境因素都是不可能的。
阐释是从文本获取话语的过程,是文本、语境、阅读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同一文本,语境和动机不同,阐释也就不同。在解读过程中被激活的文本特征只是那些被视为与语境和动机相关联的文本特征。CDA的阐释不过是加入了分析者自己认为相关的语境和动机进行文本分析的产物,但却常常假定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文本中,等待他们这样的专家来揭示［14］142
143。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显示其文本分析有足够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权威性；另一方面似乎是有意无意地要回避难度更大的语境分析。
对话语分析来说,要在阐释的路上走得更远,无疑需要给予语境更多的关注。文本分析已经有了很大成绩,但文本分析再详尽,对阐释的贡献毕竟有限。如何更充分、更有效地分析语境,如何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话语分析面临的更大挑战和机遇。分析文本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语言学方法和工具,可这些不能满足、也不一定都适合分析语境,还需要借用语言学之外的方法与工具,并不断探索和开发新的方法和工具。
三、 话语分析的目的
话语分析目的何在？就CDA而言,从其名称中的“批评”二字可略见一斑。Fowler曾引用Connerton的话说,批评是旨在改变甚至消除被认为是导致不真实的或歪曲的意识的条件,使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进而开启个人或群体的反省过程,从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获得解放［15］483。CDA是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中获取思想资源的,同时也自信其研究成果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现实。此外,他们还希望能用比较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来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语言使用上的实证支撑［11］152。概括地说,这些学者不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试图“改变世界”,以社会变革作为其研究的主要目的。
索绪尔创立现代语言学之初提出“为语言、就语言研究语言”［16］317,对语言研究的学术目的作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设定。早期的话语研究虽然已经将其关注点从语言移到了言语,但在研究目的上似乎还没有太大改变。到了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随着研究的重心越来越多地放到了“使用中的语言”上，更加关注语言和语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话语分析更多地面对语言使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实,研究目的也很难再局限于语言和语言使用本身。不过,出于学术界一贯强调客观性、科学性以及维护学术纯洁性的需要,研究者们通常不大会像CDA一样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自己的倾向和立场。
所以,当CDA高调地声称要以自己的研究来改变现实的时候,尽管许多学术同行对其政治倾向与立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仍不免担心如此强烈的正义激情和“批判精神”会有损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破坏基本的学术规范,模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也正因为如此,CDA被质疑倾向性过于明显,分析缺乏足够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政治责任感太强,几乎成了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实施的政治介入和参与行为。
然而,按照 CDA所采用的批判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归根结底不可能不关涉价值,即便所谓的“纯学术”也不能与政治和价值毫无瓜葛。所谓的“价值中立”、“不偏不倚”实质上就是对现存不合理、不平等、不公正社会政治结构的默许和认可,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造。面对社会现实,研究者不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应该主动发挥作用,在政治上更有担当。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正义和非正义,公理和强权,平等和不平等之间”,CDA不能不做出选择,不能不旗帜鲜明［17］198。而“CDA的意义正在于采取一种立场”［18］357。
其实,研究者谁都不可能没有倾向和立场。不同的是,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会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或减少自己的倾向和立场对研究的影响,而 CDA不仅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和立场,还大张旗鼓地把这种倾向和立场贯彻到研究之中。包括CDA的批评者们在内的许多人都会担心,一旦这样的做法流行开去,研究如何还能保持足够的学术公信力和权威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划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是不是更需要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是不是更应该让学术依然还是学术而不等同于政治或其他？换句话说,学术研究除了可以有其政治目的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其学术目的？就像文学除了有社会政治意义之外,还必须有其美学价值一样。 Van Hoppen认为,CDA要获得足够的学术可信度和权威性,就应该发展出不受制于自身意识形态的理论模式以及相匹配的方法［7］113。还有学者指出,CDA应该避免偏颇,使批评做到合情合理,以保证批评者不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左右［8］93。可无论是谁,要做到“不受制于自身意识形态”、“不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恐怕都很难,世上也不大会有“不偏不倚”、人人都承认“合情合理”的批评。研究中有偏向和立场不一定不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乏鲜明强烈的价值偏好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情况。
不过,如Widdowson所指出,揭露社会不公正固然重要,但学者做研究需要遵循学界共同认可的、相对客观的规范和标准,否则同样的手法也可以服务于完全相反的邪恶目的,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2］163
164。有人就运用Fairclough的方式分析了一个文本,证明有选择的语言分析可以为任何目的与动机提供支撑,也就能被任何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所利用［19］149
151。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在难以免除价值偏好和政治倾向的情况下尽力做到客观,就成了研究能否为人类社会提供真正有效知识增量的一个关键。
既然偏好和倾向难以完全避免,那么就需要容许不同的偏好和倾向存在,通过相互补充和制约,在普遍认可并遵循的学术规范下共同促进有效知识增量的生产。话语分析要健康发展,就应该包容不同目的的研究。不能仅仅以目的来判断研究的学术价值高低和社会文化意义的大小,不可轻易断定对文学文本的美感阐释就一定比对政治讲演的批评性解读更有学术含量,也不可简单地认为后者就一定能比前者对社会现实产生更有效的影响。话语分析应该多元化,允许有多视角的、多路径的、出于多种目的和动机的研究。
对于越来越多采取批评性态度的话语分析和相关语言研究(如批评体裁分析、批评修辞学、批评应用语言学、批评社会语言学,以及虽没用“批评”冠名但同样带有批评取向的中介话语分析、女性主义文体学等等),在肯定其积极意义和实际贡献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对自己也保持一种“批判态度”,在批评别人的“话语霸权”时如何避免自己成为另一种“话语霸权”［8］93。而且,这样的批评性研究到底会有多大的社会政治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从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还不太乐观。学者们的批判研究如果连对自己身居其中的学术或教育机构都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就遑论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生活了。此外,学术介入政治也可以有多种途径,不是非采取批评性态度不可。那些看似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纯学术研究有时也可能对社会政治现实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和作用。
四、 结 语
对于围绕CDA的批评和争议,以及话语分析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变化,都需要放在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学科知识发生转移、哲学基础开始改变、语言学者的工作日益政治化的大背景中来认识［20］246。话语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当福柯等把许多东西都看成是话语时,原本只是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话语分析就被推向了一个空前广大的领域，从边缘走到了中心。CDA所引发的批评和争议实质上就是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观念碰撞和冲突。
范式变更的趋势或许不可逆转,但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突变式的“改朝换代”,而是渐进的、复杂的、不均衡的。实际上,在话语分析和相关语言研究领域,各种范式共存、混杂并相互冲突、竞争的情况并不鲜见,实证主义范式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后实证主义范式所取代,但其影响依然普遍存在。批判理论及建构主义的范式近年来声势较大,但似乎远未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
CDA试图将一向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典范、力求成为标准经验科学、追求价值中立和客观性的语言学，与饱含价值关怀并以批判社会、影响社会甚至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文化批判理论结合在一起,而正因为如此,其自身内部充满了矛盾：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虽然已经抛弃实证主义传统,在方法论上却依旧带有比较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时常在不同范式之间摇摆。而另一方面,对已经以阐释为中心任务、批评为主要目的的CDA,学界还习惯性地用科学客观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比如,Stubbs就曾质问CDA在潜在假设的明晰性和可验证性、分析方法的可重复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语料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等方面如何经得起标准的评估［21］103。这样的批评及争论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应该看到,话语分析早已不只是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的园地,社会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法律、商务、传媒、信息技术、组织研究、文学评论等许多方面的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话语分析的任务、方法和目的也因此越来越多样化,其格局和发展状况也愈加错综复杂。继续以单一学科和传统范式的理念与标准来看待、评判话语分析的情势和问题,可以说是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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